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第二章）

六、南山文祸：重启文字狱

尽管康熙对太子的教育如此煞费苦心，但皇太子最终还是没有教育好，至少是肯定没有达到康熙的期望。

到了 1708 年，康熙四十七年，这个时候三藩之乱也平定了、台湾也收复了，连葛尔丹也死了十年了，政权稳固、天下太平，康熙对汉人的嫡法这类东西也就不太上心了。这年九月，在带领诸皇子外出巡视和围猎的过程中，他突然宣布废掉太子胤礽，而且也没有随即册立新太子。这就恢复了清朝不立太子的老传统。

废太子后三年，1711 年，康熙又把消失多年的“文字狱”也捡了起来，围绕戴名世《南山集》兴起大狱，撕下了最后一张对待汉族知识分子的温柔面纱。

所谓“文字狱”，就是从文人们写的文章里边挑毛病，如果发现有怀念明朝、同情抗清斗争或者讽刺清政府的文字，那就是大逆不道的罪状，抓起来轻则流放充军，重则杀头甚至灭族，非常残酷。是满清统治者控制人民思想，维护专制统治的一大法宝。

清军入关以后，顺治年间，就搞了好多文字狱，像什么函可《变纪》案、毛崇悼刻坊制艺序案、黄毓祺诗词狱案、冯舒《怀旧集》案、张晋彦诗序案等等，案犯也基本都被流放或者杀掉。

顺治皇帝非常看重当年那些反对多尔衮继位、坚持必须立皇太极的儿子当皇帝的索尼、鳌拜等人，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忠臣，死前就让他们当了顾命大臣。康熙继位时才六岁，朝廷决策都由顾命大臣决定。索尼年老，不太管事，朝政大权落入鳌拜之手。鳌拜是武将，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功名，在收拾知识分子方面下手尤其狠毒。康熙刚一继位，就闹出来一个庄廷鑨的《明史》大案。浙江富商庄廷鑨在他主持修编的《明史》中，把南明的历史也当成明朝历史讲，还用的是南明年号，没用清朝的年号，还讲了不少满清大屠杀的黑历史，结果被人告发。清廷一口气杀了七十多个参与此书编纂的文人，连带着刻板的、校对的、贩售的也一块儿杀了，数百人被株连流放。

登基八年后，十四岁的康熙擒拿顾命大臣鳌拜，夺回实权，开始亲政。四年后，三藩之乱爆发，康熙立太子、设南书房、开博学鸿儒科、颁《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竭力拉拢汉族士绅，“文字狱”自然也就跟着放松，言论出版自由的尺度搞得相当大。顾炎武在诗文集中记了庄廷鑨《明史》案，又记录了自己如何以死相拒参与官修《明史》。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华夏”和“夷狄”是“天下之大防”。“夷狄”乃“异类”，“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这简直在公然号召汉族人民起来造满洲的反。而顾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都在这段时期结集出版了。

还有在政治上极为敏感的、记述明清换代历史的著作，如季六奇的《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成书于康熙十年(1671 年)，温睿临的《南疆逸史》成书于康熙四十年(1701 年)。这些书也都顺利出版，没有遭到“文字狱”迫害。

宽松的政策一直持续了数十年，是清朝中前期思想文化最为宽松的时期。康熙皇帝也因此在文人中间赢得了“圣天子”的美誉。大家觉得坏事都是大奸臣鳌拜干的，皇帝绝对好皇帝。

不过，等到三藩平定、葛尔丹败亡之后，康熙对汉族文人的态度就没那么和蔼可亲了，戴名世《南山集》的案子一报上来，立刻就下令严查，而且亲自调阅戴名世的《南山集》，给案子定了性。

《南山集》里边有一些怀念明朝的内容，放在之前的宽松时期，完全不会有问题，但皇帝翻脸要严查，那就没有道理可讲，刑部立刻开始抓人拷问，数百人因此下狱。

审查的结果，自然是写这种文章的人罪大恶极、丧尽天良、死有余辜。作者戴名世被判凌迟处死，其他相关人员如给文集作序的、印刷的、推广的等等，或斩首、或流放东北为奴，妻女也一并为奴，总共牵连了三百多人。

康熙同意审查结论，但为了表示皇帝的仁慈，所有案犯降一级从宽发落：戴名世凌迟改斩首；其它从犯原来判处斩首的，改为跟妻子儿女一起流放东北，给披甲人为奴；原来判处流放的，改为就近给旗人为奴。

“南山案”标志着清廷开始重启文字狱工具来对待汉族士人，思想文化专制政策再次加强。从康熙晚年到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再到乾隆皇帝，文字狱之风将越刮越烈。康熙只是开了个头，真正大规模的文字狱，还要再等几十年。等到清军彻底消灭准格尔汗国、解除了来自西北方的威胁之后，才由康熙的孙子乾隆来放手发动，那时候的中国文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腥风血雨、斯文扫地。

摆在老年康熙面前最大的难题，仍然是太子的废立和继承人的安排问题。这将耗尽他晚年几乎全部的精力。对付不满满清廷统治的文人，可以简单杀掉了事；但对付那些想当皇帝的亲儿子们，却要麻烦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