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择贤而立 胤禛被选为接班人，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胤禛比胤禵年长且身份尊贵，轮序当立。皇长子被圈禁、二子被废、三子沉迷文学历法，接下来具备掌握帝国中枢能力和最有资格的就是老四了。胤禛由皇后抚育，身份尊贵，可以算是嫡次子。嫡长子被废，就该轮到他（康熙除胤礽外没有其他皇后所生的儿子）。老三胤祉是普通嫔妃所生所养，地位低于胤禛。康熙虽然可以不受嫡法约束，但汉族士绅毕竟势力很大，“以儒治汉”是基本国策，嫡法尊卑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十四子胤禵跟胤禛是同一个生母，由于没有皇后亲自抚育，地位也就差的很远。胤禛早早的就被封为亲王。而胤禵一直就是个贝子，连贝勒都不是。“大将军王”并非正式的王爵。一字王是亲王，二字王是郡王，“大将军王”是不伦不类的三字王，相当于郡王和贝勒之间的临时性爵位，出征的时候用一下，仗打完了，可以进爵二字郡王，也可能就撤销了。康熙就算不把汉人的嫡法太当回事，对满洲自己的宗室爵位制度肯定是上心的。如果要胤禵继位，至少早早的就该给个王爵或者贝勒才行。胤禛受封为贝勒是二十一岁，而胤禵三十二岁了还是个贝子，这个差异就很明显了。 第二，康熙跟胤禛的感情好。 胤禵很受宠爱，但胤禛也不差。康熙三十七年，废太子之前十年，分封诸皇子的时候，康熙点评过几个成年皇子，说： “大阿哥养于内务府总管噶禄处,三阿哥养于内大臣绰尔济处。惟四阿哥朕亲抚育，幼年时微觉喜怒不定。至其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五阿哥养于皇太后宫中，心性甚善，为人淳厚。七阿哥心好，举止蔼然可亲。乃若八阿哥之为人，诸臣奏称其贤。” 这里没有提已经当了太子的老二。除老二外，只有老四是他和皇后亲自带大的，亲情自然与其他儿子不同。点评的话最长，用的词汇最好——“能体朕意、可谓诚孝”。 细看这一段评语，已经微微露出对老八的不满——“诸臣奏称其贤”——大臣们都说你贤明。这就有一点“我的看法现在不讲，我可未必这么看”的意思藏在里边。老五和老七，主要就是心好、人品不错，其它方面也没啥可说的。对老大和老三就没有评语，看起来不大上心。 整个评语，康熙显然最喜欢老四，其他皇子都差的有点远。就这样，胤禛还不太满意，上书说：父皇您说我小时候喜怒不定，可我现在都长大成年，已经学会稳重了。您这可是给我封爵的时候的正式评语，这个点评对我影响很大，请求把“喜怒不定”的说法删掉。 这就有点侍宠撒娇的味道了。康熙也立刻同意，在正式文件中删掉了这一句，只在《起居注》里边还记录着原话。 第三，胤禛既不是太子党，也不是八爷党。康熙两废太子、厌恶胤禩，对皇子们与二人结党的行为十分警惕。胤祉算半个太子党；胤禵、胤禟则是众所周知的“八爷党”。这三个人中其中一个当了皇帝，康熙对胤礽和胤禩的政治决定就可能会被推翻。特别是立胤禵，几乎可以肯定胤禩会得到重用，这显然是康熙不愿意看到的。胤禛跟两边的关系都不错，但不属于任何一党，最符合康熙的期许。 第四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胤禛的行事风格符合康熙对下一任皇帝的定位，符合帝国下一阶段的战略需求。 胤禛的作风跟康熙最讨厌的胤礽和胤禩正好相反。胤礽贪财暴虐，胤禛作风正派，没有劣迹。胤禩喜欢卖弄恩惠，博取宽仁的名声，胤禛处理政务的时候比较严厉，能够秉公办理，不怕得罪人。 一次，有个常在（低级嫔妃）去世，太监曹之璜在出殡过程中向官员勒索银两，没有得逞，就殴打抬夫，致使棺木落地。康熙让胤禛审理。胤禛给定了一个大不敬的罪名，把太监杀了。对此，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太监不法勒索钱财的事情很多，所以要用重刑，以儆效尤。 对待大臣，也是一样。康熙四十八年，他陪同皇帝出巡。途中康熙责备鄂伦岱等人结党。鄂伦岱是个纨绔子弟，仗着自己是国舅爷佟国纲（佟国维的哥哥）的儿子，世代贵族，对皇帝的警告不以为然。康熙特别生气，胤禛就在旁边说：“乱臣贼子，自有国法。若交与臣，便可即行诛戮！[1]”一开口就要杀皇亲国戚。这跟胤禩喜欢在皇帝面前替大臣们求情说好话形成鲜明对比。 康熙五十二年，顺治皇帝的惠淑妃去世，葬礼规格出了问题，被康熙发现，又让胤禛查办。胤禛很快就出了调查结论，说葬礼由工部和光禄寺负责，内务府也有参与，就把三个部门的一二把手全部牵连进来议处，让工部尚书、侍郎、光禄寺卿、内务府总管、署总管事等几个高级官员都挨了处分。这种出了问题就直接追究一把手责任的做法很能得罪人，但正是康熙认为皇帝应该具有的品质。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亲政五十四年，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战争上。先是镇压三藩之乱，然后收复台湾、平定葛尔丹、打击准格尔，中间还在东北雅克萨跟俄罗斯打了好几次小规模的胜仗，签订《尼布楚条约》，割让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承认俄罗斯占领西伯利亚的合法性、允许俄罗斯对华贸易，以此换取俄罗斯放弃对葛尔丹的支持。经过这几番收拾，国内国际的局势基本平定，国家的战略中心必然要从大规模战争走向内部治理。但不幸又发生废太子事件，此后也再没有多少心思能放到内政上。这就需要他的继承人来完成从征战到治理的战略转折。 胤禛年长稳重，有丰富的政务经验，一向主张以严刑峻法来整治贵族和官僚，显然是推动这一战略转型的最佳人选。 五十一年(1712 年)以后，康熙对胤禛越来越信任，差使也越派越多。在登基六十年大庆时，他就派胤禛代替自己到盛京（沈阳）三大陵祭祀。盛京三陵，即爱新觉罗家族远祖的永陵、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和太宗皇太极的昭陵，是大清王室的祖坟。康熙去世前，他又代父于冬至日到南郊祭天。这两次都是极其重要的国家大典，主持人一般来说只能是皇帝。可以奉派恭代的皇子，差不多已被暗示为储君了。 胤禛没有带兵经历，这对清帝国而言已不是一个问题。胤禵倒是一把打仗的好手。但到了大一统时期，并不需要让一位优秀的大将军来当皇帝。康熙将胤禵先后派往西藏和甘肃，是看中了他的的军事才能，但同时又派胤禛的“藩邸旧人”、铁杆心腹、小舅子年羹尧当四川总督和甘肃总督负责大军后勤，显然带有力量制衡的意思。胤禛继位后，胤禵想要造反也会被扼住咽喉，成功的希望渺茫。这种均衡的局面应该是康熙故意设计的，并明显的指向他有意让胤禛继位。 康熙受立储问题冲击很大。太子倾注了他不少精力和感情，十五岁出阁读书以前都是亲自教诲，“三藩之乱”期间还因为太子病重而七天不处理政务，亲自照料。太子被黜令其心血尽废，内心十分痛苦，为此还生了一场重病。晚年自述一生经历，他把四十七年废太子作为自己人生精力的最大转择点：“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后，过伤心神，渐不及往时。”[2] 皇帝是官僚贵族们的最后监督者。皇帝的弦一松，权贵们的腐化堕落就会无法遏制。康熙晚年的内政问题，比较突出的表现有三个。 一个是“火耗”等陋规加重。所谓“火耗”，就是一种附加费，借口碎银子收上来以后要重新融化、铸成大银锭，中间会有些损耗，所以原本交十两银子的税，要多收一定比例（比如百分之五）银子，用来弥补损失。真实的火耗微乎其微，基本都成了地方官员的“小金库”，一部分落入私囊，一部分用来给上级送礼。刚开始火耗比例只有百分之五左右，随着官员们的胃口越来越大，火耗比例就持续上升。康熙后期，火耗平均达到了正税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最高的是河南地区，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八十。这还是可以公开说的，真实执行的比例更高，有“（正税）一两有派至三两、四两、五两、六两以至十四（两）[3]”，加派比正税能多出好几倍甚至十几倍。更搞笑的是，征收火耗比征收正税钱粮还严厉，正税可以拖欠，因为是国家的；火耗不能拖欠，因为征上来都是官员自己的。 第二就是各地财政亏空严重。火耗收了很多，人民负担很重，国家的钱粮却总是被拖欠，或者被官员们以救灾等名义贪污挪用，因此账面上应该有的钱粮和实际有的钱粮就出现了巨大差距。财政危机也是一个王朝开始走下坡路的普遍表现，一般会带来剧烈的财税体制改革。唐朝的两税制、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刘瑾变法和张居正变法，都是财政亏空压力下出现的。清查亏空成了康熙晚年最重要的内政活动，但大部分不了了之。在去世前的最后一年，康熙只能感叹道：“近见天下钱粮，各省皆有亏空。”普遍在几十万两的水平，最高的陕西则超过了百万两。省下面还有州县，也大部分亏空。此外还有税关亏空、盐课亏空等等，其中两广盐课亏空达到了一百八十万两。[4] 第三就是士绅利用特权转嫁税负问题突出。满清征服江南以后，对江南士绅征税是比较严厉的，比明末厉害多了。但三藩之乱爆发后，康熙开始以“宽仁”缓和满汉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政策就开始放松了。官员们在老家的亲属可以列入“宦户”、“儒户”，享有一定的优免钱粮和劳役的特权，但从法律上讲一般只限于直系亲属。实际执行过程中，他们往往不断扩大这种特权，把少交搞成不交，把七大姑八大姨统统纳入优免范围等等。这样，地方钱粮和劳役的负担就全部转嫁到了无权无势的平民头上。 以上这些问题，在汉朝、唐朝、明朝中后期全部出现过，都是一个王朝官僚体系腐化带来的必然现象。总的结果就是：政府没钱、人民穷困、官僚贪腐、权贵钱多地多不交税。 康熙中期，随着三藩之乱被镇压，“反清复明”的大本营台湾被收复，抗清斗争在高压下逐渐转入地下。此外，康熙也废除了一些带有强烈殖民性质的野蛮法令，主要是停止圈地和追捕逃人。这样，民间的反清起义就比较少了，国家进入一个相当和平稳定的时期——毕竟四亿人杀的还剩一个亿，有点骨气的基本都杀光了，剩下的都是有口饭吃就绝不会造反的“良民”。明末留下来的荒地多得很，可以养活四亿人的土地让一亿人来耕种，吃饭需求不难满足。 到康熙晚年，在官僚体系的压迫下，因为阶级问题而非民族问题导致的底层暴动开始不断出现了。 康熙五十年，江西永新县陈显五领导暴动，次年浙江沿海“海盗”不断杀死清军。五十六年，河南兰宜县、阌乡县发生暴动，湖广地区也有官员报告一次大规模的暴动在准备初期被发觉。五十九年，山东盐贩和农民联合暴动。同年，朱一贵在台湾发动农民起义并杀死总兵，称帝，有众数万。[5]汪景祺在《西征随笔》中记录，康熙年间，陕西“万泉令瞿某……私派扰民，聚数千人围城，斩关而入，焚其公堂”。 这些暴动都被很快扑灭，规模也不算大，距离帝国末期那种遍地造反的局面还差的很远，属于大一统王朝中期的问题苗头。 此时距离清军入关已经过去七十多年，创业者群体已经全部去世，连创业者们亲自调教出来的第二代也基本老去，第三代成为统治阶级的主体。中国古代一直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第三代人的进取精神和能力水平比创业者都要差很多，到这个时候，贪污腐化的问题就会变得比较严重，王朝出现中期危机。但精英集团的腐化还不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健康力量仍然很强大，一般会出现铁腕人物来推动改革。跟立国一百多年甚至两百年以后的大变法比起来，这种改革比较容易取得成功，并推动国力进一步往上走。 汉朝在立国六十年后，汉武帝继位，然后就开始大搞酷吏政治，为打击匈奴和“昭宣盛世”奠定了基础。武则天制造告密箱“铜匦”鼓励人民上访的时间是公元 686 年，距离唐朝建立正好七十年，此后便开始大用酷吏整治门阀权贵，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明英宗朱祁镇任用太监王振整顿官僚体系，距离明朝建国过去了也差不多七十年。由于“土木堡之变”，这场反腐风暴中断，三十年后再由朱祁镇的儿子明宪宗朱见深来任用太监汪直继续整顿，成效显著。新中国在十八大（2012）后掀起反腐风暴，距离建国也就过去了六十三年。基本上都是这个时间点。 对当时内政的积弊，康熙大体是知道的。但他老了，在政治决策上越来越趋于保守，精力也越来越差。“安静”、“宽仁”下的“不生事”，成为其晚年的基本执政方针，任何大规模的内政改革都被搁置不议。腐败、亏空、造反等奏章他都看到了，也批复了，但只追求把事情从表面上快速解决，眼不见心不烦就行，不想去探究背后的深层次矛盾，给自己找事儿。对高级官员的腐败行为，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在闹大了，一般都是罚俸或者降级，最多也就革职了事，并不会有更严厉的处罚。 康熙五十年三月，他就说：“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职此意也。”又说：“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到了五十六年，他又说：“为君之道，要在安静。”体现出比较典型的老年人心态。 但康熙毕竟在青少年时期就经历过鳌拜专权和三藩之乱的艰难时光，对政治军事斗争的残酷性心知肚明，知道这些话都是自欺欺人之言。五十七年的时候他颁下了一道圣旨，自述平生，算是一个正式的政治遗嘱。他说：儒家学者总把尧舜禹汤当成“无为而治”的圣君，但舜和禹都死在出征或巡视的路上，可见他们其实也很操劳，那种认为帝王应该“崇尚无为、清静自持”的说法根本就是立不住脚的。还有人认为，帝王应该总览大纲，不必管的太细。但朕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贻千百世之患。” [6] 晚年的康熙，一方面理性的认识到国家问题繁多，帝王有责任下大力气去解决；另一方面又忍不住想从“清静无为”的论调中给自己的精力倦怠找借口。 最终，他把“清静无为”留给了自己，把整顿和改革的责任交给了四十四岁的儿子胤禛。 公元 1722 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胤禛在其父死后受遗命登基称帝，他把自己雍亲王的封号和名字中的“禛”合起来，定年号为“雍正”。胤禛，也就是雍正皇帝。 雍正继位，首先要好好的感谢一下隆科多，不仅任命他为总理事务大臣、吏部尚书，还用下圣旨的方式封他为“舅舅”。此后，雍正各种正式文件里边提到隆科多，都是“舅舅隆科多”。 这是在模仿康熙管佟国维叫“舅舅”的先例——康熙是佟国维的姐姐佟皇后所生，他的皇后又是佟国维的女儿，所以佟国维既是康熙的舅舅又是康熙的岳父。雍正以此来提醒大家：自己跟康熙一样，是佟皇后（佟国维女儿）抚育的嫡子，继位合法性不容置疑。 胤禵返回北京后，拒绝向新皇帝下跪，雍正也就以此为借口给了他个处分，让他到遵化去 给康熙守陵。西北地区的兵权被移交给了年羹尧。 根据康熙生前的决策，雍正和策妄阿拉布坦达成了和议，大规模的西北战事结束。但曾随清军入藏的青海和硕特部右翼首领罗卜藏丹津不满朝廷的战后封赏，认为给左翼部落领袖的封赏太重，明显是在打压他在和硕特部的地位，就趁着西北地区撤军的空档，在青海叛乱。雍正把胤禵的“抚远大将军”头衔加到年羹尧头上，命他和参赞大臣岳钟琪一起带兵平叛。年羹尧和岳钟琪很好的完成了任务，只用七个月就彻底镇压了这场波及整个青海的叛乱。 这一仗如同一场及时雨，证明了胤禵在西北的军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新皇帝只需派一个总督出马，照样解决问题。雍正在批示报捷的奏章中把年羹尧夸上了天：“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内有禁军首领隆科多，外有抚远大将军年羹尧，雍正把核心兵权掌握好，皇帝的位置算是坐稳了。 [1]《雍正朝起居注》，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条。 [2]《清圣祖实录》，五十六年辛未。 [3]《李中丞遗集》卷三，《请澄清吏治疏》。转引自冯尔康《雍正传》。 [4]刘凤云，《康熙朝的督抚与地方钱粮亏空》，《清史研究》2009 年第三期。 [5]冯尔康，《雍正专》，78 页，人民出版社。 [6]《清圣祖实录》，五十七年辛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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