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第二章）

十一、模范督抚

雍正改革能够取得成功，还有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新兴的满清统治集团具有积极向上的活力，同时，清末农民起义对腐朽的明末统治精英集团给予了猛烈的冲击。这一兴一亡之间，在雍正任人唯贤的人才路线下，八旗精英和汉族中下层中一大批优秀人物脱颖而出，为改革提供了新鲜的血液。

文明的先进程度和健康程度是两个不同维度的概念。明末的中原文明比满洲先进，但同时又比满洲腐朽，统治阶层结党营私、腐化堕落、不思进取，活该灭亡。若农民起义军可以取而代之，则新的王朝文明就可以既先进又健康。满清入主，那就只能是落后但相对健康了。

雍正年间，最受重用的大臣是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是血统纯正的满洲镶黄旗人。他在康熙三十八年，二十岁的时候通过科举获得了做官资格。这在文化水平总体落后且依赖特权的满人中间十分罕见，照理该一路飞黄腾达才是。但此后二十二年，一直没有得到什么要职。康熙六十年，已经四十二岁的鄂尔泰，在内务府员外郎（副厅级）的位置上停顿六年未有进步。他作诗感叹道：“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看到四十尤如此，便道百年已可知”。

殊不知，在这感慨落魄的时刻，早有一位亲王看中了他，也就是雍亲王胤禛。

之前，胤禛找他帮忙办点人情事。这在普通人看来，正是攀龙附凤的好时机，不料鄂尔泰却直言拒绝，说：“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结交外臣”。如此耿直的得罪亲王，鄂尔泰仕途不顺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因为这个事儿，雍正记住了鄂尔泰，刚一登基，就把他找来谈话，说：“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命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1]

就这样，鄂尔泰时来运转，升任江苏布政使，再调任云南巡抚，雍正四年就当上了云贵总督，并且兼管广西，俨然“西南王”。鄂尔泰在任上果然奉公执法、不受请托。他在西南地区最大的功绩就是“改土归流”：把大量土司自治的少数民族区域改成了政府委任的“流官”直接管理的行政区。鄂尔泰以政治手段为主，辅之以坚决的武力镇压，经过多年努力，云南、贵州、广西的土司体制被完全废除，全部纳入州县管辖。相关经验后来陆续推广到四川、湖南、湖北等地。这也是雍正朝名垂青史的一件大事，对推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融合发展有重要意义。

雍正十年，鄂尔泰被召进京，封伯爵，越过张廷玉担任内阁首辅。鄂尔泰哥哥的女儿，由雍正出面做主，嫁给了怡亲王胤祥的儿子。雍正说：你鄂尔泰和胤祥是我最信任的两个人，你们为了避嫌很少有私下交往，如今奉旨联姻，以后就可以多多往来了。

雍正死时，鄂尔泰又被任命为顾命大臣，后来继续被乾隆重用，任总理事务大臣、军机大臣等要职，直到乾隆十年病逝。可谓善始善终。

鄂尔泰始终受到雍正的宠幸，其间秘诀，他对官场同僚说：“（皇上用人行政）无甚神奇，只是一个至诚……我辈身任封疆，只须实心实力为地方兵民计，即所谓酬恩……一切观望揣度念头皆无所用，一并不能用。”雍正得知后，大为感动。

——雍正曾经表示希望跟有几十年交情的年羹尧做千古君臣知遇的典范，可惜年羹尧未能正确理解雍正，恃恩枉法，终于身死名裂。但鄂尔泰与雍正非亲非故，却真正做成了千古君臣知遇的榜样，可知雍正对年羹尧所言非虚了。

另一个深受雍正重用的大臣是田文镜。

田文镜是汉军旗人。他的情况跟鄂尔泰很像，跟雍正非亲非故，没有交集，在康熙年间也一直不得志。他在康熙二十二年从九品县丞做起，在地方上干了几十年，最高当到了知州。四十五的时候调到中央当户部员外郎，跟四十二岁的鄂尔泰一个级别，但职位稍好。

不过，很快他就开始倒霉。康熙五十五年，中央派其巡视江南盐政。田文镜巡视的结论，认为盐商逃税现象严重，应该改革盐政、提高征税。这个奏议得罪了盐商利益集团。朝廷讨论的结果是田文镜的意见很好，但执行起来问题很多，把奏议冷处理，然后把田文镜调任内阁侍读学士——级别不变，从实权职位调到了研究职位。然后田文镜就在这个位置上呆了很多年，一直到康熙去世，他已经六十一岁高龄。这是一个应该等着退休回家养老的年龄。

雍正对田文镜巡视盐政的奏议印象深刻。雍正元年，有人弹劾山西巡抚德音隐匿山西的受灾情况，就又派他去巡视。田文镜回来后如实揭露了德音隐匿灾情的情况，雍正很高兴，罢免德音，让田文镜去当山西布政使，负责救灾。雍正二年，升任河南巡抚。

田文镜刚到河南，就赶上一桩棘手的大案。

当年，因为筑黄河堤防需要动用民工，河南封邱令唐绥祖制定了“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即按照田地数量来出工：每一百亩田出一个人工，凡有田者一律出工，绅衿也不例外。

命令一下，老百姓拍手叫好，因为地主和富户家的土地多，出工的人就多，普通百姓土地少，很多家才出一个民工。

这个政策遭到了当地士绅的反对。他们声称“征收钱粮应分别儒户、宦户”，强烈要求根据人数而不是田亩数来分摊差役。封邱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拦截唐绥祖，要求改变政策。唐绥祖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家里能出秀才以上生员的家庭，一般都是乡绅地主。他们决定以罢考的方式反对士民一体当差政策。五月，河南省举行县试，河南学政张廷璐奉旨到开封监考，封邱众监生在考场上闹事。武生范瑚把少数应试者的试卷抢去，当众撕毁，以此表示对士民一体当差制度的抗议。雍正得知后，派钦差大臣沈近思前往河南，与张廷璐、道台陈时夏会同处理。

张廷璐、陈时夏、沈近思这三个人都是科举出身的汉族士绅，主张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来解决问题，他们在审理此案时不坐堂，反而与诸监生座谈，称他们是年兄，求他们赴考，认为只要考生们去考试，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张廷璐是内阁首辅张廷玉的亲弟弟，背景非常深厚，一般人不敢得罪。但田文镜却力主严惩罢考者，上书弹劾张廷璐等人。雍正同意田文镜的意见，把罢考的主谋范瑚等斩首，将张廷璐和陈时夏撤职处理。这样，田文镜就把张廷玉为代表的科举士人集团彻底得罪了。但打击士绅特权的改革也因此推广了下去。

田文镜基本就是一个“孤臣”——除了对皇帝负责以外，其他概不卖账。山西、河南、山东等地被他参劾下台的贪官、庸官数以百计。年庚尧、隆科多权势正隆的时候，也在他这里碰过钉子，不管是“年选”还是“隆选”的官员到田文镜这里都吃不开，他们也对田文镜不满。有一次，田文镜弹劾地方官员贪污，涉及到户部，就连着户部官员也一起告发。总之就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满洲到汉人、从勋贵到士绅，各种势力全得罪了一遍。各方面弹劾田文镜的奏章像雪片一样的飞到雍正案前。

雍正不为所动，继续重用田文镜，让他从河南巡抚升任河南山东总督——这个职位以前没有，就是专为田文镜设立的，让他兼管两省清查亏空和摊丁入亩的改革。

田文镜后来也终于出了问题，未能像鄂尔泰那样善始善终。他以孤臣自居，行事逐渐走向极端，凡是对他政策的批评都被视为政治攻击，听不进各方面意见。雍正七年，河南发生灾荒，田文镜尚未知情的情况下，周边督抚就向皇帝报告了这件事。田文镜认为这是对他的新一轮政治攻击，同时也可能是士绅拒绝交税的借口，没有查清问题，就片面听取下属报告，一口咬定河南没有发生灾情，拒绝采取任何赈灾措施。

雍正经过调查，发现河南确实灾情严重，就另派户部侍郎王国栋前去赈灾。田文镜受到雍正责备，感到脸上无光，上奏祈求病退。雍正批准他离职休养，一年后又让他回任原职。雍正十年，田文镜再次因病请求退休，得到批准，不久去世。雍正下令把他埋葬在自己的皇陵附近，谥号端肃。

田文镜以揭露别人瞒报灾情起家，以自己瞒报灾情失势结束，颇具讽刺意味。雍正最终还是保全了他，因为这毕竟不是恶意隐瞒，只是失职。他有过于固执和严酷的毛病，但工作认真负责，在帮助雍正清洗贪官污吏、打击士绅特权、推动财税改革等方面冲到了第一线，甚至在抓捕盗贼、维持治安方面也成绩突出，总体贡献比鄂尔泰更大。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虽然也认为田文镜“为政苛细，居心忮刻”、“严酷武健，勤求苛刻”，但还是肯定了其实心任事，吏治整肃的一面，承认在其治下“境无贼寇，道不拾遗。抑富豪而安贱民，禁衿绅苛虐佃户，皆善政也。”

鄂尔泰和田文镜是雍正革新最重要的两大重臣。雍正自己也在朱批中说：“若天下督抚皆能如鄂尔泰、田文镜，则天下允称大治矣。”甚至说：“假如诸臣之中，不得田文镜、鄂尔泰，则朕之罪将何以谢天下也。”把自己的功过是非跟二人紧密的捆绑在了一起。

[清】爱新觉罗·昭梿《啸亭杂录》，卷 10，《宪皇用鄂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