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乾隆十三年 雍正当了十三年皇帝后去世。死的很突然，八月二十号发病卧床，身体尚好，还能正常处理公文，二十二号突然恶化，次日凌晨就驾崩了。其死因很有可能是吃了太多丹药，中毒而死。 雍正一向笃信佛道，喜好炼丹。清朝内务府的《活计档》中记录，从雍正八年到十三年这5 年间，皇帝先后 157 次下旨向圆明园运送炼丹所需物品，包括大量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当时在圆明园内为雍正炼丹的道士有好几个，其中最主要的是张太虚和王定乾。雍正死前的 12 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 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 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十二天后雍正就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很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 为了避免康熙晚年诸子争位的情况重演，雍正很早就确定了“秘密建储制度”：由皇帝亲书立储谕旨一式两份，一份密封在锦匣内，安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另一份皇帝自己保存。待皇帝驾崩时，由御前大臣将两份遗旨取出，共同拆封，对证无误后当众宣布由谁继位。这样，皇子们不知道谁是太子，野心就会得到遏制。但又有明确的遗命可查，可以避免康熙去世后传达遗诏过程不够公开透明、继承人合法性遭疑的情况。 雍正死后，大臣们很快就按规定找到两份圣旨，内容一致，由四皇子弘历继承皇位，也就是乾隆皇帝。整个过程十分平稳有序，没有引起任何争议。 尽管是秘密立储，但弘历就是皇位继承人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弘历年幼时候就特别聪明可爱，被还在当亲王的父亲送进皇宫，由康熙亲自抚育教养。老年康熙对其异常疼爱。雍正把这层关系视为自己被康熙选择为继承人的证据或原因之一，也因此对弘历特别重视。雍正元年，宣布秘密立储不久，就派十三岁的弘历代替自己祭拜景陵，暗示储位已定于弘历。 雍正五年，弘历唯一的哥哥弘时因为放纵不谨的罪名遭到处罚，并被过继给胤禩当儿子，丧失继位的可能，弘历的储君地位更不可动摇。雍正八年，弘历二十岁。他将十四岁以来所写的诗文以及与师傅们研讨经史的论文心得，精心挑选，汇成一辑，取名为《乐善堂文钞》公开出版。雍正朝几乎所有的中央枢机大臣都为这本文集作序，包括鄂尔泰、张廷玉、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禧等，还包括唯一有可能挑战弘历继承权的弟弟弘昼。所有序言都把弘历吹捧为德才兼备的圣贤。这么大的政治动作，显然得到了雍正的支持。 弘历的储君地位如此明显，各方势力都在他身上没少花功夫。官僚权贵们对雍正改革的诸多抱怨源源不断的传进他的耳朵，儒学老师们也猛灌迷魂药，让他相信按照儒家的“仁政”思想治理国家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如此种种，让弘历对乃父的为政措施积累了诸多不满，一上台就快刀斩乱麻一样进行纠偏。雍正改革中的很多措施被废除。 士绅一体纳粮当差的政策首当其冲，“官户”、“宦户”纷纷恢复，雍正十二年以前需要追缴的钱粮全部豁免；新开垦土地的丈量也停止了。胤禵以及胤禩、胤禟的儿女等被囚禁的宗室贵族都放了出来并恢复爵位，蔡珽等很多因为党争腐败等问题被下狱的官员也放了出来。 乾隆下令清查历年的亏空案，只要发现犯罪情形“有一线可宽者”，就豁免其罪，已经被抄家没收的财产，如果还没有变卖的，就一律归还。共有 2100 多名官员因此出狱、复职或者返还家产。唯一从严的纠偏就是把《大义觉迷录》收回并销毁，列为禁书，曾静和张熙被立即处决，因为这本书让很多皇室宗亲以及汉族官僚们感到很丢人。 没有纠偏而是大力推广的是“养廉银”，乾隆把它的覆盖范围扩大到了京官和军队，让军队主官和在京的高级官员也可以像地方政府主官一样享有高新养廉的好处——看起来官僚权贵们并没有在乾隆面前说过养廉银的坏话。 对于乾隆初年的宽松政策，史书中如此记载道，“所颁诏令，善政不绝，四海之内，无不欢呼雀跃。”即便是来进贡的高丽国使者也在一书中写道：“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勋贵、官僚、士绅们对此十分满意，甚至有人认为，新皇帝什么都好，就是性格有点过于软弱。 从乾隆继位之初一直到乾隆十三年，弘历都看起来是个很符合儒家理想的好皇帝，臣子们做错了事能原谅就原谅，尽量宽大处理，受到上下官员们的一致好评。这段时期的乾隆很像晚年康熙，他自己也非常喜欢回忆在皇宫中受康熙教诲的故事，对自己严苛的父亲却几乎绝口不提。 然而从乾隆十三年开始，一切都变了。他变得冷酷残忍，不再宽容。张宏杰在《饥饿的盛世》中说：“从这一年开始，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 实际上，乾隆不仅是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而是比雍正还要严苛甚至残忍。 这种转变并非偶然，它有一个相当长的积累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乾隆极其聪明且非常有责任心，从小熟读中国历史，对各朝各代尤其是明朝覆亡的教训颇为上心。前期的宽仁主要是被儒家圣君理想蒙蔽了眼睛，对现实政治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他很快就发现，官僚集团对不起这份宽仁。 乾隆四年（1739 年），工部奏报，为“粘补”太庙里面的灯笼，申请领银三百两。这件小事夹杂在工部上报的几十件大事当中，谁也想不到会被皇帝注意。孰料乾隆精力过人，虽然每天要阅读上万字的奏折，从头到尾却不会忽略一字。看到这个数字，他就感觉这笔钱用于“粘补”灯具，似乎稍多了些。遂朱批询问，此灯不过是粘补修理，怎会需要这么多银子？ 工部勾结内务府，在皇家工程中滥支滥报，已经成了习惯。工部官员含糊其词地回奏说这是预支银，将来按实用金额再行报销，余下的银两自会交回。乾隆看了勃然大怒，下旨说，工程开销，都是先估后领，查遍工部档案，从来没见过有没花完交回来的记录。“该堂官等竟以朕为不谙事务，任意饰词蒙混，甚属乖谬。” 为太庙一灯几百两银子的小事，乾隆小题大做，整个工部衙门全堂都被降罪。工部满汉尚书、侍郎等官员或遭降级，或被调用，最轻的也受到罚俸处理。[1] 更为严重的是，雍正年间基本刹住了的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了。乾隆六年（1741 年）前后，先后发生了布政使萨哈谅贪污税款、提督鄂善贪赃受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童等贪污案件，让乾隆十分震惊。 乾隆六年三月，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弹劾山西官员贪污不法。他说，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取钱粮税款时，提高税率，平时则擅作威福，纵容家人。并且举报学政贿卖文武生员，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藉，廉耻荡然。 对这份弹劾奏章，乾隆十分气愤。他批示说：朕自登基以来，信任大臣，体恤官员们的辛苦，增加俸禄，厚给养廉。以为天下臣工，自然会感激奋勉，实心尽职，绝不致于贪污腐败以犯国法。不料这些人如此秽迹昭彰，赃私累累，实在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我以至诚待天下，而这些人敢于腐化无耻到这种地步，这不是把我看成“无能而可欺之主乎？”[2] ——这次批复说明，乾隆已经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宽仁政策了。 随着官员腐败程度加深，已被雍正解决的财政亏空的问题也卷土从来。乾隆十二年，他总结说： “朕观近年来亏空渐炽。如奉天府尹霍备任内、则有荣大成等五案。山西则有刘廷诏之案……”[3] 他分析原因说，这是因为大家见我办理政务往往从宽，所以“遂一以纵弛为得体”——都以为管理属下就应该宽容放纵。 乾隆的这些抱怨和警告，并没有引起官僚集团的重视。几乎没有官员注意到：一直和善可亲好说话的皇帝，内心早已憋了一肚子火，在等待一个爆发的时机。 这个时机在乾隆十三年到来了。 除了前面的积累以外，三件大事交叠发生让乾隆十三年成了关键性的转择点。 第一件事是鄂尔泰去世和张廷玉请求退休。 鄂尔泰是乾隆十年病故的，张廷玉在十三年的时候也已经七十六岁。在这一年，张廷玉第一次以老病为由向皇帝请求退休。尽管皇帝予以慰留，但其精力确实已大不如前，无法再承担中央枢机的日常行政工作，只能隔几天来上一次班。一年以后，他又再次乞休，乾隆也发现他真的没法做事，就准了他回家养老。 雍正给乾隆留下来的这满汉两大辅臣既是行政高手、又是官场老手。对乾隆来说，他们是非常能干的帮手；另一方面也是他权力的掣肘、是满汉两大官僚集团的代表。乾隆跟他的父亲和爷爷一样，对臣下结党问题高度警惕，在倚重二人的同时，时刻不忘进行敲打，有时还会处罚几个他们的亲信以示警告威胁，以免满汉官员围绕二人结成朋党。但总的来说，官僚集团透过他们跟乾隆沟通交流，乾隆通过他们让官僚集团执行任务，都比较顺畅，好多矛盾问题可以得以有效的缓冲。 两大重臣一死一病，没有了好帮手的乾隆就能更直观的感觉到官僚系统的衰败无能，也让他可以不受制约的放手整顿官僚队伍。 第二件大事是金川战役的接连失利。 金川地区位于今天四川西部的甘孜阿坝，是藏区和四川平原的过度地带。这个地方很小，“东西长二、三百里，横约数十里”，人口不过数万人，分为大金川和小金川，两地都有自己的土司治理。 乾隆十一年（1746 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劫夺小金川土司泽旺﹐经清朝干预后释还。次年，莎罗奔又攻明正土司（今康定）等地，乾隆命川陕总督庆复派兵前往“弹压”。 没有想到，在金川这个弹丸之地，清军竟然连连失利。庆复耗师糜饷，却未能成功，被调回京城，由张广泗代替。张广泗到了金川，就弹劾庆复有隐瞒军事失败的罪行。 但张广泗的进展也不顺利，乾隆十三年春，乾隆除了不断增兵增饷，还派他最信任的首席军机大臣讷亲前去指挥，协助作战。但讷亲不懂军事，遥坐营帐中指挥，跟张广泗闹矛盾，二人互相弹劾。讷亲乱下命令，张广泗明知其命令违背军事常识，也故意不说，等着看他笑话。清军先胜后败，讷亲只好上书皇帝请求采用久围之计，军事行动的成功变得遥遥无期。 到乾隆十三年的时候，金川之战累计投入兵力二十多万，耗银两千多万两，战局还是没有扭转。乾隆甚至听说，3000 清兵竟然被几十个人就打的抱头鼠窜。 官僚系统的腐化堕落，乾隆尚可以容忍。战争的失利那是赤裸裸的打脸，让皇帝颜面扫地，无法忍受了。经过反思，他正确的认识到：正是因为自己的宽容，才导致官员不正之风盛行，军纪废弛、军心懈怠。 一般认为，金川战役受挫是乾隆执政风格剧变的最关键因素。 第三件大事，就是富察皇后去世。 富察皇后以贤惠著称，跟乾隆感情极好。但她也是个很不幸的人，跟乾隆生下两个儿子，都先后夭折，因此大受打击，变得抑郁寡欢，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去世。乾隆对此极为伤心。 这是一个导火索般的事件，成了一个爆发点。 皇后治丧期间，皇帝查看相关文件，发现里边的满文文本将汉语“皇妣”一词给翻译成了“先太后”。“皇妣”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女性远祖，一个是皇帝已故的母亲。乾隆认为这个词在文件中的意思是前者，翻译者理解错误，给译成了后者（后来证明实际上没错，是乾隆自己理解错了）。此时乾隆的生母皇太后还活的好好的。乾隆刚死了老婆，现在又发现有人咒他死老娘，当然大发雷霆。当即将刑部尚书阿克敦照"大不敬"议罪，判了个斩监侯（死缓）。刑部其他的官员全部被问罪，包括满尚书盛安、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阿群、兆惠、魏定国，均革职留任。 错别字事件刚过，乾隆又抱怨光禄寺筹备的祭品不新鲜。光禄寺卿、少卿全部降级调用。工部因办理皇后册宝"制造甚用粗陋"，侍郎索柱降三级，涂逢震降四级。礼部因为在祭文上，少了王公行礼的阐述。尚书海望、王安国降二级留任，其他堂官也分别受到处分。 接下来就是最倒霉的两大总督——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建和湖广总督塞楞额。这两个封疆大吏，因为违反了国家礼制、在皇后丧礼期间剃发，竟然被皇帝给赐死了。 国丧期间不准剃发是满清祖制，但之前并没有认真执行，连皇帝死了都不管，更别说皇后了。周学建是因为他岳父来访，想剪个头发好看点，被政敌举报下狱。乾隆原本打算判个死缓，但周的政敌又继续落井下石，弹劾他有贪污河道工程款的问题，就改成了赐死。塞楞额更倒霉，连贪污的罪名都没有，纯粹就是因为剃头理发被举报而赐死的。因为乾隆认为丧礼期间不剃头乃满洲礼法，汉人不遵守尚可从宽，满人不遵守就必须从严。 料理完皇后的丧事，再来处理金川战役的三员主将：庆复、张广泗和讷亲。 连剃头都要赐死，打败仗就更不消说，三人全部被判处死刑。庆复是佟国维的六儿子，袭封一等公，刑部按贻误军机律论斩，乾隆改为赐死，给了他一条白练自己上吊。张广泗不是满洲勋贵，没有特权，直接斩首。讷亲是乾隆亲手提拔起来的第一军机大臣，其祖父遏必隆是开国元勋，张广泗被杀的时候他还在金川前线。乾隆派特使带着遏必隆留下来的“遏必隆刀”到金川阵前，令讷亲以此刀自裁。 [1]张宏杰《饥饿的盛世》，31 页，重庆出版社，2016。 [2]《清高宗实录》卷 18，癸酉 [3]《清高宗实录》卷 35，丙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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