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说“集体时代养懒汉”，为什么不说人民公社时期增加了四亿人？ ...

　　刚刚，读了《陋室夜话》（从头再来0522，2023-7-15）一文，作者是有感而发，读了一篇关于小岗村文章，想到了“更好地认识小岗人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文章中这样写道：

　　“关于小岗村和小岗人，你知之多少？我想，你所了解的不外乎就是这些：穷得叮当响、饿肚子的程度超过全国所有的农民、去四方要饭；敢闯敢试、第一个吃螃蟹、十八家农户、偷偷立生死状、按红手印；成为农村改革的样板村、闻名遐迩、镁光灯聚焦、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扶持。

　　但是，你在了解了以上这些信息之余，是否还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国农村，拥有百万、千万个村庄，拥有农民三亿多，他们同戴一片蓝天，共踩一方土地，在共同的制度下耕耘、劳作，却为何，其他农村的农民没去要饭，独独小岗村成了乞丐村？这难道仅仅是土地所有制的原因吗？

　　那些总说新中国前三十年这不好、那不好的人老是把一句话挂在嘴边，那句话就是‘集体时代养懒汉’。而这篇文章的作者似乎得到了启发，便顺着他们的说法提出了关于小岗人的新思路。他把‘养懒汉’引用到了自己的文章里，并给了它一个醒目的位置，从而让人们不能不正视它，并做出如下思考：

　　一，土地集体制是否把小岗人都‘养’成了‘懒汉’，并且是超乎寻常的‘懒’？

　　二，是否正是由于那种超乎寻常的‘懒惰’，驱使小岗人抛下土地，宁愿去要饭？

　　三，这幅图片中已经成了历史文物的这个门洞，是否可以证明小岗人的确‘懒’得可以？

　　都说，‘画龙画虎难画骨’，可我怎么觉得，作者的一句信手拈来的‘养懒汉’就画出了小岗人的‘骨’？当然，如果是，那也只是小岗人以前的‘骨’。”

　　在这里，作者提出了一个既简单又实在的问题：那就是，当时的中国农村，拥有百万、千万个村庄，拥有农民三亿多，他们同戴一片蓝天，共踩一方土地，在共同的制度下耕耘、劳作，却为何，其他农村的农民没去要饭，独独小岗村成了乞丐村？而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从1956年到1982年，我国人口从6亿多增加到了10亿多，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增加了3.88亿人口。但为什么我们的领导关注了18个红手印的事件，并作为正面典型宣扬，而独独没有看到我国在人民公社时期人口大幅增长的基本事实呢？

　　假如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从自己的生活感受出发，一想到生产队时，需要艰苦奋斗，既苦又累，想到现在即使是农民不种地也能过去，而且还自由自在，自然是觉得分户单干好了。中国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小农耕作模式，一般农民具有小农意识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作为具有全局意识的政要和进行专业研究的学者如此也这样认为，那就不是正常的事情了。

　　人民公社到底怎样？

　　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但却未必正确。

　　譬如，从“吃不饱”这一感觉出发，许多人会得出人民公社不行，集体经济搞不好的结论。而事实上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二十多年时间，增加了3.88亿人口（1956-1982）。也就是说，在1956年时10个人，到1982年时已经变成了16个人。人口增加了60%，而粮食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这必然会发生“吃不饱”的现象。但这吃不饱与增加60%的人口，两者相比，这得失如何来计较？

　　在我国历史上，尽管人民公社我国是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但人均粮食占有量也是不断增长的，而且增长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据统计，我国人均粮食拥有量1959年是252公斤，1970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是289公斤，1979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是340公斤。从1959年到1979年，20年间人均粮食占有量增长了88公斤，平均增长速度是4.4公斤/年；而在1970年到1979年这后9年增长了51公斤，年均增长速度为5..66公斤。在这二十年之间，人均占有粮食的增长呈现出一个加速的趋势。

　　如果我们按照二十年的平均速度来预测1983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应该是340+4*4.4=357.6公斤，与1983年统计的人均拥有粮食的数量360公斤相差了2.4公斤；如果按照后9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来测算，1983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应该是340+5.66*4=362.6公斤。比1983年的人均360公斤多了2.6公斤。根据上面的测算，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即使不进行分户经营的改革，到1983年吃饱饭也是肯定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由大数据所得到的事实，与我们的感性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得到的结论是完全相反的。

　　最常见的情形是，我们观察的一时一事，因为具有时空上的局限性，难免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实际上却不是真正的事实。只有当我们把握了全局情况，特别是了解了有说服力的大数据时，我们才能说对实际的有了真正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