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当前重大经济问题，就必须振兴公有制经济

编注：何干强，现为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于1990年至1991年在原苏联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做访问学者。转载时有删节。

　　要消解经济下行现象，就必须振兴公有制经济。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个道理，我们有必要就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做些深入探究。

　　当前，人们普遍关注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失衡（例如工业部门产能过剩）、国内市场相当部分让外资占领等重大问题。应当说，各级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已持续地采取不少对策措施，但是这些问题仍然久拖未决。以下我们就来探讨，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唯有振兴公有制经济。

　　一、从根本上解决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唯有振兴公有制经济

　　1.对不同观点的评析

　　如何解决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目前存在不同主张。归纳起来有三种基本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收入差距拉大属正常现象，可以用公共财政的再分配来解决收入不公问题。这种观点多半以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的“倒U曲线”假说作为理论依据，说贫富差距扩大，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在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过渡的阶段，不公平程度通常要拉大，而到达发达国家水平之后会重新趋于公平。然而，我国早有经济学家指出，“倒U型”假说缺乏统计资料支持。[1]退一步说，这个假说即使有一定道理，也只是概括了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现象，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与这些国家做类比，这有悖于唯物史观方法论。[2]至于能否用公共财政再分配解决问题，下面再评述。

　　第二种观点认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而官员、企业高管的腐败、国家财政收入过高也是重要原因，应当针对这些原因采取纠正对策，同时也可以用公共财政再分配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其实，这类观点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和关键。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吴宣恭教授对这种观点做了深入的专题评析。他根据统计资料证明，中国行业工资最大差距存在于非垄断行业，其中的证券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与木材加工业、纺织业的差距，明显高于典型的垄断行业烟草加工业，因此，那种把行业垄断当成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和根源的说法是对现实的歪曲。他指出，足够大的私人资本才是官场腐败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如果把腐败列为原因之一，那么腐败的根源乃是助长私人贪欲的私营制经济。他认为，中国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到2009年是20%左右（最高时20.4%），这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35.5%，更低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45.3%；而企业所得税率为25%，中等收入居民的个人所得税率为5%和10%，都分别低于外国相同税率，因此，所谓国家财政收入过高造成多数居民收入偏低，并削弱国家再分配功能，加剧贫富差距，这缺乏根据。他还根据有关统计资料，算出2009年全国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4577元和8678元，都高于私营企业雇工的工资加奖金加部分分红的年平均收入8033元；而全部被访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平均收入为雇工收入的25.15倍，如与工资最低的行业相比，这种差距为33.66倍，如按千万级私营企业业主与雇工的收入计算，则是251.87倍；因此，私营企业主与普通劳动者之间收入的惊人差距才是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3]这种分析很有说服力。

　　第三种观点认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私营制经济成分的急剧扩大，只有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不良趋势。这种观点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具有充分的理论和实际根据。

　　2.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指出：“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4]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分配关系进行全面分析之后，得出的适用于人类社会发展各个历史阶段的一般性的科学结论；他在《哥达纲领批判》把这个结论通俗而精辟地表达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5]而“生产条件本身的分配”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它是生产关系的核心。简言之，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决定了人们的收入分配关系，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和结果。

　　弄清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为何不断拉大，必须深入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层面。这是因为，居民的收入来自生产成果的分配，而掌握分配权的，只能是在生产过程中起支配、决定作用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性质决定分配关系的性质及其方式，而不是相反。在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中，雇佣工人通常只能获得被企业主作为成本、由市场规定的一定量的劳动力价格（v），企业主（即资本家）则可以在企业总体工人创造的新价值（v+m）中获得扣除这个成本之后的全部剩余价值（m，当然在现实中还要扣除有关税收）。而在公有制经济中自主劳动者处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地位，可以参与他们自己新创造价值的按劳分配（在做了适当社会扣除的意义上），为了与私营企业对比，收入可以表示为v+x/m，其中，v是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基本工资，x/m是分享m的部分。显然，（v+x/m）>v，就是说，在同等生产条件的情况下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收入，必然大于私营经济中雇佣工人的收入。这就是中国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在岗职工的年平均收入高于私营企业雇工年平均收入的深层原因。不言而喻，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国民经济中公有制经济比重越大，全体居民收入差距就越小，反之，私营制经济比重越大，全体居民收入差距就越大。可见，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这是在所有制结构中私营制比重越来越大这种不良态势的表现和结果。

　　3.在私有制基础上搞公共财政再分配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面对我国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的趋向，一段时间以来，报刊舆论上有不少人主张运用财政手段等再分配办法来解决问题。这其实是搬用民主社会主义的办法。这种办法来自西欧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基本办法可以概括为“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对我国理论界影响颇大的美国学者奥肯提出“效率与公平”的理论与政策。客观地说，那套办法在某些具体操作环节上，例如财政转移支付用于职业培训、对职工实施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等，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但是，把搞公共财政再分配当作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措施，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维护私有制经济的基础上，为了缓和收入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德文：DemokratischerSozialismus），建立所谓福利国家，这固然取得某种程度的效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财政支出逐步膨胀，不堪负重，影响了经济增长，还造成国民对福利制度的依赖，结果难以为继。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借机登台，大力推行私有化改革，结果导致贫富差距明显拉大，社会矛盾激化；于是，90年代中期之后，推行社会的民主主义（德文：SozialeDemmokratie）的政党又上台，试图走介于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如保存社会福利，但削减社会福利开支项目；增加社会保障制度由个人承担费用比例，实施个人享受社会福利与承担义务相统一的经济政策等。但是，“第三条道路”仍然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仍然是一种“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维护资本家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经济制度，可以预见，这种办法是不可持续的。

　　应当看到，用财政再分配的办法来缩小收入差距，要以财政收入的富足为条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依靠历史形成的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有利经济地位，依靠高新技术的优势地位，运用霸权主义，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中赚取高额利润，充实财政收入。如果说，这些国家长期运用财政再分配手段解决收入不公问题，尚且不可持续，那么，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运用财政再分配来缩小收入差距，就更难以为继了。新中国的国家财政收入尽管在不断增长，但是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方面都需要国家增加财政支出，如果财政支出长期过多地用于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再分配，这势必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延缓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我国目前财政收支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的财政负担已经够重的了，再要让国家政府追加财政支出用于解决包括缩小收入差距诸多的社会矛盾，只会助长寅吃卵粮，雪上加霜。

　　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靠加大财政投入这种再分配方法，因政府财力限制，是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拉大态势的。于是，舆论开始转向研究初次分配，这当然是一个进步。然而，这种要求完善初次分配、提高一般工人收入的对策建议，却难以落实到企业中去。

　　4.希望改善初次分配却不鲜明地提出振兴公有制经济，是不能真正解决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

　　这是为什么？原因并不复杂，因为经过若干年来的私营化“改制”，我国非农产业的大部分企业已经是私营制，根据官方数据，我国第二、第三产业80%左右的劳动者都已在性质属于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中劳动和工作。马克思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私营制企业内部的分配权是资本家老板私人控制的，其初次分配原则是，雇佣工人创造的新价值中，扣除国家税收，雇佣工人只能按劳动力市场价格得到工资，其余的剩余价值都以利润形式为老板等私人有产者占有。既然大部分企业已经是私有制，而私人老板的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而他们是不会改变初次分配关系的，他们对人们提出的要求改变收入差距大这样的初次分配关系，必然采取抵制的态度。

　　因此，只要私营经济性质不变，私企老板和工人的收入两极分化就不可能改变；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必然随着企业再生产过程的持续进行，遵循私人资本积累的规律，越拉越大；而且还会不断产生相对过剩人口（顺便指出，把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作为扩大就业的渠道，这从经济长期发展上看是明显的误区）。同时，只要国有企业不坚持全民所有制的本来性质，而参照私营企业资本家老板的收入制定国企老总的收入激励方式，即让国企老总享有数量很大的股权激励，与工人收入的差距也必然越来越大。这样，全社会的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就根本不可能改变。政府出面，可以制定保证工人最低工资水平的政策强制实施，但是这也无法保证工人能够根据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增加应得的收入。所以，即使人们现在开始提出要重视初次分配，但是，只要不改变私营制生产关系，只要仍然停留在分配领域本身做文章，就根本不能改变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的基本态势！

　　5.只有振兴公有制经济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的危险趋势

　　上述分析表明，只在分配领域兜圈子，是不可能触及分配不公的本质原因，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那套办法，是以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的改良主义方法，是一种隔靴搔痒的办法。我们只有振兴公有制经济，纠正现实经济中的私有化“改制”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严重削弱的不良经济态势，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差距拉大的危险趋势。

　　其实，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6]反之，只要这种主体地位受到动摇，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两极分化。但是，现在有一种舆论倾向，似乎忘记了邓小平同志的正确判断，在谈到解决收入不公的对策时，总是回避、淡化振兴公有制经济，往往只讲发展私营经济或民营经济，不讲发展集体经济；只讲做大私营企业，不讲发展大中型国有企业；只讲用法制维护私营经济，不讲用法制维护国有经济。其中原因，恐怕多数人一是把公有制等同于计划产品经济时期的旧体制，认为谁提出振兴公有制经济谁就是要回到旧体制；二是把私营化“改制”导致的公有制被削弱的状况当成了改革的成绩，认为谁要纠正这样的“改制”谁就会否定改革的成绩。其实，这种舆论倾向把新自由主义思潮鼓吹的私有化等同于我们的改革了，忘记了当代中国改革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是要扬弃不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僵化管理体制，而绝不是要用私有制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相反，要通过改革促进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实现有效的结合，更加壮大起来，成为国民经济强大主体，成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唯有如此，才能根治收入差距拉大的不良态势，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

 　二、从根本上治理通货膨胀，唯有振兴公有制经济

... （略）

　　三、科学地调整经济结构，唯有振兴公有制经济

　　1.科学调整经济结构应当扬弃西方经济学的片面观点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这是一个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不良问题。只有理解国民经济结构的科学含义，才能从实际出发，真正实现对经济结构的科学调整。

　　目前人们对于国民经济结构的理解，并不一致。一种主要倾向是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只从三次产业结构，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等角度来谈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概念，撇开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内部的生产关系，有极大的片面性。显然，如果用西方经济学的经济结构概念来指导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就会撇开所有制关系这个重要经济层面，就会看不到社会生产力（包括不同部门、行业结构）与生产关系（包括不同性质的所有制的相互结构）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由此提出的调整对策，就只能治标，而不治本。

　　2.应当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科学理解经济结构

　　如果我们认真地读一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本论》，就会对社会经济结构形成全面、深刻的科学认识。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社会生产过程一般的一个历史地规定的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独特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经济的社会形式的过程。因为，这种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体，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8]可见，马克思主义依据唯物史观，是从“社会生产过程一般”和“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相结合角度、从“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经济结构的它包括：（A）生产承担者与自然的关系，（B）一定历史形式的所有制、分配关系意义上人们相互之间的生产关系，（C）在社会生产中的各部门、行业之间、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分工协作关系等；这些关系的“总体”或者总和构成了社会经济结构。遵循马克思揭示的这种经济结构的科学概念，我们就应当综合地从这些层面及其相互关系，来分析国民经济结构现实状况，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3.调整经济结构必须结合调整所有制结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结构出现失衡，必然会从市场供求关系中反映出来。市场总供给与总需求出现不平衡，这是经济结构不平衡的基本表现。我国经济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产能过剩，意味着市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

　　现在，许多学者通常根据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从出口、投资和消费所谓“三驾马车”与总需求关系，来研究如何解决这种不平衡问题；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我国出口，由于产能过剩不宜再追加投资。因此，目前的主张，主要是扩大消费需求。但是，究竟如何才能真正扩大消费需求呢？有人鼓励人们要提高消费水平，但是问题在于人们购买消费品的钱从哪里来？有人鼓吹“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大力搞借贷消费，但是，借贷消费实际上是借用别人存在银行的暂时不用的存款来消费，这对少数人可以，如果大多数人同时都搞寅吃卯粮，那么银行势必不能持续贷款，毕竟银行贷出的货币要以今天的总存款为限。有人要求政府加大公共财政对穷人的转移支付、增加政府投资项目扩大就业，来增加消费需求，如上所述，由于政府财力有限，这是不可持续的。这样看来，要求扩大消费需求，还只是涉及问题的表层，并未提出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其实，西方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以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为前提，不可能认识到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资本剥削关系是导致消费需求不能扩大的根本原因，所以，运用这种理论是不可能正确回答如何扩大消费需求问题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十分清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简单的买和卖上，只要有商品生产者自身互相对立就行了。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供求还以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为前提，这些阶级和阶层在自己中间分配社会的总收入，把它当作收入来消费，因此形成那种由收入形成的需求；另一方面，为了理解那种由生产者自身互相形成的供求，就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9]这告诉我们，理解市场供求关系，不能停留在简单商品流通买卖关系这个现象形态的层面；而应当从现象深入到本质，弄清商品流通这种一般的交换关系是与何种历史形式的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市场的消费需求只能是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这种需求是由人们的收入决定的；人们的收入主要取决于一定历史形式的生产过程中的分配关系或初次分配关系；而分配关系则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正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状况，形成了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的状况，决定了它们不同的收入状况，从而决定了市场有购买力的需求结构和消费能力。而消费品的需求结构和需求数量，又会影响到生产资料的需求结构和需求数量，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它们还会进一步地影响到商品生产的供给结构和数量，正因为如此，要科学地调节表层的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不平衡的状况，就必须结合调节深层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可见，调整经济结构是不能撤开调整所有制关系的。

　　由此可见，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就不应当就事论事，只从产业结构等社会生产力层面找原因、提对策，而应当综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多层面地进行综合分析，弄清涉及经济结构的“全貌”。

　　4.只有振兴公有制经济才能促进经济结构的科学调整

　　当前我国出现了某些行业的产能过程过剩，这表现为某些高档商品过剩，例如小汽车过剩，高档房空置。初看起来，这是生产力结构或产业结构自身存在的问题，其实这与生产关系层面的不良状况，即与公有制主体地位削弱、所有制结构背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应当看到，由来已久势头未减的私有化“改制”，收入分配领域长期存在的诸如事业单位自我创收、滥发津贴等无序状态，这些事态造成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显著拉大，这种生产关系的不良发展态势决定了，中国社会现阶段还只有少数人买得起小汽车、高档住房这样的消费品，而多数人则买不起。这样，生产关系领域的问题，就势必对生产领域的产业结构发生反作用。大力发展这类高档消费品，短期内似乎促成了经济发展；然而事实却是无情的，少数富裕者对这类消费品的需求毕竟有限，而多数人的有购买力的需求根本不能适应此类高档消费品的供给，这就势必造成小汽车、高档房的过剩，进而轿车产业、房地产业这些所谓“龙头”产业的过剩，由此又引起一系列与它们关联、被它们拉动起来的产业链上的许多产业和配套产业出现生产过剩。因此，要真正解决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指向，就不能只在生产力层面的产业结构上做文章，唯有振兴公有制经济，促进收入差距的缩小，使生产供给结构和数量与市场需求结构和数量相适应，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讲的宏观经济调控，是包括调整生产关系在内的更科学、更全面的宏观经济调控。这种调控不仅对于调控对象的把握是深刻全面的，而且对于调控主体的国家来说，也是具有权威性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10]这种说话算数，令行禁止的权威，也唯有在振兴公有制经济，牢固地确立起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到。

　　四、扭转民族经济被外资控制的趋势，必须尽快振兴国有经济

　　1.这种不良趋势的主要表现

　　目前人们议论较多的一种经济趋势，就是大量原有的中国企业已转成外商独资企业和外资控股企业；在各地的城乡开发区，外资企业更是占相当大的比重，民族经济被外资控制的趋势正在显现。

　　原本，利用外资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国外现代科技和管理经验，创新中国民族产品品牌，发展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增强中国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壮大整个民族经济。可是，这样的目的后来却发生了悄然变化，似乎利用外资的目的变成了增加各地的财政税收。多年来，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的某些“宽松”政策下，外商逐步地以多种手段直接大量投资中国，拓展外资企业，不断扩大对中国市场的占领。外商有的与中国企业先合作、合资，进而收购股权取得企业控股权，有的整体收购中国企业的全部资产，成为外商独资企业，收购之后，迅即废弃原中国企业的品牌、驰名商标，然后用外国品牌、商标占领中国市场；有的专选中国一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实施并购，随即控制行业市场。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它们凭借高新技术、知识产权和雄厚的金融垄断资本，投资中国的战略目标就是侵占、瓜分中国市场，推行新殖民主义。有资料披露，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11]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目前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在21个产业中拥有资本控制权。[12]

　　令人担心的是，这种趋势至今并没有扭转的迹象，并有继续恶化的可能。由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有关研究部门联合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和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的社会》报告，认为中国在未来要进一步发展，就要实现“中国与全球市场的一体化”“向一个更为开放的经济体转型，特别是实现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并主张“通过外国金融机构参与来推动金融行业的发展”[13]。该报告强调中国应更加开放，融入全球化，但是却没有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全球化的本质，也不讲如何维护中华民族的经济利益和民族经济的独立自主性。如果真的按报告的这些主张实施，中国民族经济将发展到更严重的被外商控制的境地，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2.继续扩大私有制经济比重只会导致民族经济的殖民化

　　中国民族经济被外商控制这种不良态势的发展，与经济私有化的扩展是密切联系的。在目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私有制经济在中国民族经济中的比重加大，只能导致整个民族经济国际经济竞争力的减弱。民族经济指的是，经济所有权从而经济控制权属于本国公民（包括本国的阶级整体和个人）而非外国公民的经济。现阶段中国的民族经济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中国的私营经济或私人资本（其人格化即民族资本家）历来具有进步性和软弱性这种两面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中国，他们的这种性质并没有改变。事实表明，在公有制经济强大之时，一般私营经济可以依附于公有制经济；但是在公有制经济被严重削弱的态势下，私营经济就会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开始寻找外国资本做靠山。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出现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牵手外国跨国公司的现象，就是证明。[14]我国私人资本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在2007年发端于美国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它们普遍陷于困境，纷纷要求国有银行提供信贷资金，甚至要求发展私人银行，试图摆脱社会主义国家对金融命脉的统一控制，这就说明，一旦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严重削弱，民族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就会背离社会主义经济方向。我国私营经济的这些天然弱点说明，它们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但是它们决不能成为我国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支柱性经济。如果出现私有制经济替代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不良态势，这必然意味着中国民族经济将成为国际上帝国主义经济的殖民化的附庸经济。

　　3.唯有振兴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才能维护民族经济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独立自主地位

　　在当代中国的各种经济成分中，从生产关系的本质属性看，内部协作能力、创新组织能力、科技攻关能力、资源调动能力、抵御风险能力等方面，最强的是国有经济；从物质基础看，资本实力最强的也是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民经济的核心。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要发展具有战略价值的高新核心技术和民族品牌，提高民族经济整体的国际竞争力，要防止中国战略性产业和支柱性产业（如关系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军事工业、金融、电信、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矿产能源、供水、粮食等产业，对本国国计民生有全局和长远作用的房地产、中医药、文化等产业）被外资控制，要维护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国际环境中维护中国国民经济的长久稳定运行，都不能不发挥国有经济的关键性作用。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最强，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基本上是国有企业。2023年中国共有142家公司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其中只有五分之一是“纯民营”企业[15]。因此，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中国整个民族经济才有可能增强凝聚力，形成较强的参与国际竞争的整体竞争力。

　　五、振兴公有制经济是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根本要求

　　以上分析说明，当前要标本兼治地解决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失衡、国内市场相当部分让外资占领等重大现实经济问题，都要求振兴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尽快纠正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被严重削弱的不良态势，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完全可以说，只有坚定不移地振兴公有制经济，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张，真正把统筹兼顾这个根本方法落到实处，促进国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地发展。

　　初看起来，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似乎离开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距离较远，其实不然。如前所述，唯物史观揭示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任何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因而，现实的经济问题都与所有制的实现过程和实现形式关联着。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形成，真正使广大人民取得国家主人翁所得地位，也为广大人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而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因此，在中国现阶段，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能够克服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切新困难，解决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前无古人的崭新经济形态在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

　　事实告诉我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只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使当代中国发展独立自主工业体系，这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的重要经济原理是绝对不能违背的。如果不下决心采取积极措施，尽快振兴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促进公有制经济恢复到应有的主体地位并得到巩固和发展，而是避开所有制这个基础性的问题，采取其他措施来解决国民经济出现的向下现象或经济问题，那就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如果在目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严重削弱的不良态势下，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还要通过所谓改革“攻坚”，继续缩小国有经济的比重，那么，结果必定会使所有制结构的现存不良态势和以发生的经济问题更加恶化；这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只会带来像前苏联那样的十分有害的、危险的结果！[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