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一位三甲医院的中层医生遭遇降薪 Original 2023-09-26 22:04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9月初，北京同仁医院传出“降薪百分之五十”的消息，多名该院医生向媒体透露，医院电话通知他们，夜班费和绩效奖金分别降50%，比如夜班费，急诊夜班费从单次130元，降到65元。普通夜班费从90元降到45元。我们联系了几位同仁医院的工作人员，起初有人愿意接受采访，但后来这位工作人员告诉我，减半的夜班费又补发了，也有领导找他谈话，他最后决定拒绝接受采访。 不论同仁医院的减薪计划最后会以什么方式告终，医护工作者降薪，不少地方都在发生。我们联系了某二线城市三甲医院的骨科医生H。H医生行医十余年，现在是副高职称，是医院的中坚力量。他告诉我说，今年以来，他的平均月收入由原来的1.5万，缩水到了1万出头。 医生这个身份之外，我也看到一个城市中产，10岁孩子的父亲，通过读研、读博，刻苦上进，成功进入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工作，还在大城市里经营一个小小的三口之家。 医生这几年经历了什么，中层医生怎么看待“医疗反腐”，降薪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以下是H医生的讲述。（为保护采访对象，个别信息进行了模糊处理） 讲述｜Doctor H 记者｜驳静 编辑｜王海燕 1 骨科的患者是推着躺着进来，站着出去，很有成就感，这是我选择骨科的初衷。我的薪资“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奖金”构成，今年整体缩水了近三分之一。 我们作为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是国家财政负担，像我这个副高（副教授）职称，基本工资约4000，剩下两项属于自己做出来的，做多少发多少，如果这个月我一个门诊一台手术都没有，就是零。 Image《黑色止血钳》剧照 我是主刀医生，做一台大手术站台费返给治疗小组一共是200块钱，自己到手可以拿100块钱。手术平均两三个小时，一个下午能做三四台，一个月平均能做30台。做手术的收入，在我们的收入构成里，是归到奖金里的。这个收入水平在我们这个中部省会城市里，同行业看，属于中等水平，我有师兄弟，也是骨科，也是三甲医院，只有六七千块钱，想想他们，会觉得自己不算最差。 我们是每八天值一次24小时夜班，早上8点到第二天8点，实际上在工作日，第二天8点是不可能下班的，因为还要查房，换药，如果第二天有固定专家门诊或者有手术安排，就得上完门诊或者做完手术才能下班。但这个其实不算什么。连续值班54小时也是常事，值完一个24小时，又派你去分院值24小时，再回来写病历排手术。那时候年轻，身体还能扛得住，每天躺在床上担心一觉睡过去再也醒不过来了。幸运的是每次都熬过来了。 当然也想过要改变现状。我现在的心态，一方面是尽力活下去，另一方面，心里也划了一条线，如果收入再下降，比方说，降到一万以下，我很可能会离开体制，去私立医院，或者自己开个小诊所。其实现在就在一万的临界点了，处在观望状态，也很迷茫。 我对找一个收入高一点的私立医院的工作有信心，一方面是因为，像我们这样苦过来的人，经历连续上54个小时的班，经历过被患者投诉威胁等各种情况。我们吃过亏，就不怕再吃亏，离开体制，我觉得肯定没问题的。 我其实特别喜欢杭州。有一回去杭州开会，晚上没事，我骑个单车转悠，在一个丁字路口，前面有辆车要右拐，它在离我三四十米远的地方，就减速，然后还闪灯提醒我，招手让我过。我当时就想这可能是个偶发现象，这个司机素质特别好，然后我发现，每次过马路都这样，都是车让人，这在我所在的城市不太可能。 但我孩子还小，需要人照顾，现在离职，离开这个城市还不太现实。 按理说，我这个学历，我这个职称，我这个职业，上北京最好的医院进修过，也出国学习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能算城市中产吧。过去我用100块一支的洗面奶，用了好多年，今年改用二三十块一支的了。基本不买衣服不买鞋了。跟同学出去聚餐，以前么总会找位置好一点的地方，现在就是随便一个小馆子坐下来就吃了，也想得很开，本来也是为了聊聊天喝喝酒。出去玩也不太想了，比如这个十一，我们打算来个城郊一日游。全面消费降级。 所幸，我们房子买得早，房贷与公积金互抵，这方面没有造成压力，现在主要就是孩子的教育费用。给孩子报学习班，几百块一小时。多报上几个，我会对老师生出羡慕之情，我一个副高，坐门诊，嘴皮子磨破，一个门诊19块5。 我现在是四十岁，正是干劲最足的时候，实际上很想把业务好好钻研一下，能去做一些比较前沿的手术，能在专业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2 其实在今年以前，我能感觉到，整个医疗生态已经在发生缓慢的变化。比如这几年我特别大的一个感受是，骨科病人的住院意愿降低了。医院骨科病人的多少，与城市经济发展程度关系很大。在一线城市，骨科最常见的是运动损伤的病人，但在我们这样城市的骨科，年纪大的病人比较多，因为运动损伤住院的意愿明显降低。 举个例子，你崴个脚，一看拍片，没骨折，大概率会说，医生，我就打个石膏，开点药敷一下，不愿意住院。但是从运动医学角度，骨头没问题，不代表韧带和肌腱没有问题。韧带和肌腱如果出现撕裂和断裂，也是需要手术接上的。不接的话，走路会不稳，而且容易习惯性崴脚或者扭伤，时间长了还可能会把软骨磨坏。现在我遇到的患者，很多都是迫不得已了，没法行走了，再考虑手术。 我前一阵去上海，去我一个师兄的门诊看了一下，发现上海的患者依从性明显更好，医生跟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很尊重。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患者就医，第一句话问多少钱，第二句话问进不进医保？如果这两个问题都满足，价格又便宜实惠，再来谈下面的。 三年疫情加上医改以后，明显感觉病人的住院意愿降低了。收治病人也比以前更加困难。确实，大家都没钱了。 比如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比较有效的一个药是地塞米松，给神经消肿，很多病都能用上。但这个药我们科室已经缺了两个月了，医院一个月也有几千支的配额，肯定得优先心血管科这些动辄有生命之忧的科室，所以碰到轻症的腰尖盘突出患者，我们只能给他打点安慰剂，做保守治疗。 现在医保范围里的药，有的很便宜。比如头孢，它是从头孢菌里提纯，提纯工艺越复杂，那么它的设备越贵，药的成本就越高。我们现在用的头孢，有的2块多一支，很便宜，但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第一种做皮试，阳性，换一种还是阳性，因为纯度相对较差。但如果是没有杂质且安全的头孢，现在是不需要做皮试的。 我再举个例子。之前看过一个报道，说河南有个医生，用一片8分钱的扑尔敏，治好了一个小孩子的过敏性休克，救了孩子的命。但扑尔敏有严重的肝肾副作用，早就应该被淘汰了，现在欧美国家和国内大城市基本都不用了。现在一般用氯雷他定，这种药安全，效果还好，对肝肾功能没有副作用。但这个药现在医院里开不出来，因为属于进口药。 很多患者来我这里看病，我会告诉他哪种药好，效果好，但我们医院没有，要用的话去外面药房买。 还有就是著名的DRGS系统。这个系统主要目的是“控费”。DRGS这个系统怎么运作呢，它抓取近5年的数据，为每种病症的收费区间得出一个平均值，治疗费用按照这个平均值上下百分之几波动，极高或极低都是违规的。 而患者使用医保的那部分费用，是医院先垫付的，年底，医保局按照垫付的资金给医院回款。医保局就会对一些具体的用药做出规定，比如规定一个病患一天只能换一次纱布。假如我们患者做了手术以后渗血比较厉害，我到了晚上再跟他再换一次药，就算违规了。这种“违规”换的药、纱布、绷带，这种费用就要从科室开支里出。但作为我们医生，病人如果需要换药，还是会给他换的，总不能看着他流血。 比如医院垫付了120万，合规费用只有100万，剩余的20万医院要是主动说不要了，那就算了，去要的话就接受审查。现在查得越来越细。所以不是说查得细不应该，而是说，外行在查内行。 这些细节多了，会给我一种感受，就是医生比较重要的事情是，以最小的代价把病人安抚好就行了。 3 再来说一点敏感话题，关于回扣。医疗反腐以来，医药代表这个职业彻底消失了。 有一个事实需要澄清，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医生，是接触不到那种回扣的。我的奖金缩水与医疗反腐多少有点关系，但缩水与否，都不是我能选择的。药品与耗材采购，根本不是我们普通医生说了算，同一款药，今天来了， 明年走了，下一年可能又回来了，我们是有什么药开什么药。 而且我个人，一直最希望的就是作为医生被尊重。不管是在日本还是欧美国家，医生、律师都是高薪人群，我受过高等教育，我的能力与受教育程度，也承担了社会的重要任务，配得上拥有合法的阳光收入，而且应该是高薪。我从来不希望有灰色收入。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总还有一点傲骨，一些人因为回扣这些东西把自己的初心搞丢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但我们一线医生，即使在医院里，往往也是话语权比较低的群体。 比如每个医院都有“物资供应中心”，以我们医院为例，我们每个月领纱布、绷带这些，都要算科室里的开支。科里的钱就是我们每个人每天做出来的收入，扣掉耗材，掉到罚款，剩下的就是发给医护的奖金。为病人多花钱， 就等于为自己少发奖金。 物资供应中心甚至也是要赚我们的钱的，一卷纱布要卖到8块钱（药店零售价约只需一半——记者注）。一台很普通的台式电脑，六七千卖给我们，桌椅坏了，也不能自己在外面买，只能通过他们走报废流程。卖给我们的东西始终不经用，过一段时间就坏了，不停地换，科室的收入就流入物资供应中心，他们的奖金也是从他们的收入来的。这个部门上班的，多数是领导的亲戚，不需要专业的知识背景，他就是赚差价。 一线医护人员很悲催的，像我作为副高副教授，我的奖金只比医院的平均奖金高那么一丢丢。比如说行政部门与我同级别的，奖金有时比我多拿大几千一万，我们心里肯定会失衡。 所以我的小孩，我肯定不会让他学医，绝对不会，苦，累，还不受尊重。但我也不希望他去当公务员，我觉得那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虚度光阴。我希望孩子有一技之长，靠本事吃饭，走到哪里都是踏实的。 我不是来当怨妇的，其实对于收入缩水，我的心态还是蛮好的，大不了就是少穿一点，少用一点。我媳妇儿也是医疗体系的，很了解情况，对此没有怨言。我也不觉得对不起孩子，我有多大能力，就给他多少爱。孩子也懂事，有时他要一个贵点的玩具，我会如实相告，说爸爸最近降薪了，你考个班级前五，才能给你买。我之所以愿意接受采访，是因为还抱有希望，还心存一点热血，还想做点事，还想说几句真话。 排版：佐伊 / 审核：同同 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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