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毛主席的一生波澜壮阔，充满了革命的斗争精神、理论、实践和艺术，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是毛主席斗争精神的集中表现。毛主席一生坚持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并将这种信仰转化为伟大的社会实践，总是以极富宏达的战略眼光，完美地诠释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一个斗争迈向另一个斗争。毛主席自己和他同时代的战友们都评价过他一生最大的贡献，但本文认为，毛主席一生为中国人民做的最伟大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是：1. 坚定地信仰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灵魂的马列主义理论体系，并将其付诸开天辟地式的社会实践；2. 在这种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彻底的思想改造运动，建立并锤炼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的民族领导核心。毛主席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就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中国人民至今都生活在这种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成果的红利之中。

全文共10万余字，分为五篇连载：第一篇，阶级斗争理论；第二篇，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第三篇，两条道路的斗争；第四篇，群众路线与斗争艺术；第五篇，奠定中华民族前进的基础。此为第五篇，就教于广大读者并供研究参考。文中括号内凡仅标时间的，均请参阅《毛泽东年谱》；凡注明文章名称的采用缩写方式，由于篇幅关系不甚规范，谨致歉意。

第五篇： 奠定中华民族前进的基础

一、初心与思想的发展过程

毛主席并非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不是一开始就有他晚年所达到的高度，是一个既曲折蜿蜒又一以贯之的发展过程。年轻时的“所谓革命是糊里糊涂的”(1965.8.5)，尚不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实际，这种情况是通例，和毛主席同时代或者相近时代的人，都差不多有这个经历。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相信过神、康德的唯心论、无政府主义、孔夫子，崇拜过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也曾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就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1959.5.15)。从赞成康梁变法、拥护辛亥革命，到投身新文化运动、组织反军阀统治斗争、在北大接触十月革命思想，才在比较中选择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参加缔造中国共产党，并投身工运、农运，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反抗国民党蒋介石反革命剿杀，走向井冈山，找到了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在艰难曲折的实践中形成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才指导全党、领导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毛主席用他的一生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坚守初心同时又与时俱进的人生。毛主席的思想体系当然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也受中国社会当时的条件所限，也有阶段性策略上的需要，但是，其核心理念早在他年轻时就已经形成，并坚守了一生。毛主席早年建立了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前景的坚定信心，书就了从来没有动摇过的建国后改造中国的基本蓝图(《湖南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一生的坚持需要经历各种复杂历史条件的考验，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在这个历史阶段，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进入后期的时候，敢不敢明确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立场，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1945年，毛主席进行《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过程中，讲述了自己在起草过程中，对于是否提及“共产主义”的反复权衡，最后决定还是“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且，“工农民主专政是新民主主义的本质”。“各国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和斯坦因的谈话》)，共产主义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1957.11.6)，确定了发展社会方向，把握了社会发展规律可以把握，我们就“应该是心安的”(1955.10.29《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如果没有毛主席一生坚定的初心、理想、信念和努力，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实现这一切的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理念。毛主席的思想具有无法比拟的的超前性和预见性，而且正是由于这种超前性和预见性，才引发了他同时代人的诸多误解。毛主席始终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要分为两步走，即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坚信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抗日时期的任务》)，要以“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永远不是改良主义者”的决心，做好上下中国革命的上下“两篇文章”(1939.9.24《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民主主义革命是准备阶段，“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明确得出结论：中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和韦尔斯的谈话》)，这一结论科学而富有远见。

在探索过程中，肯定有弯路，任何人任何团体都不可能一下子走到完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的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1956.3.14)。更何况在建国以后，中国面临着在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生产方式极为落后的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艰巨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要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总的形势肯定是有利的，但要做好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的准备(1958.3.19)。尤其要准备曲折的反复，“正确的路线被称为是机会主义的，而机会主义的路线却被称为是正确的，我们还会受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要能够忍耐，等待群众的觉悟”(1957.11.12)。革命势力在表面上的胜利，尚没有摧毁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所以，必须肃清反动势力的经济基础，以实现彻底的革命，在这场斗争中，“共产党是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政党”(《湖南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但他坚定地相信，这个发展过程“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1956.9.24)。

毛主席能够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框架和基础，当然主要是毛主席富有远见卓识、善于总结创造和带领中国人民集体奋斗的结果，但也离不开苏联先进理论实践的输入和错误理论实践的借鉴(1960.8.19)。谈及毛主席的阶级斗争思想，苏联是绕不开的话题。早年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和信仰来自苏联；遵义会议之前毛主席备受苏联因素的排挤；在中国人民即将解放全中国之际，遇到了来自苏联的分治劝说；建国初期的工业化，苏联的确提供了很大帮助；赫鲁晓夫时期，对中国又拉又打，试图把中国纳入其轨道。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代修正主义者提出的许多观点，在中国颇有市场，毛主席当年带领中国人民反抗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被后来一系列铁的事实不言自明地证明了其正确性和远见性。

在毛主席的语言或文章里，经常出现一些有关时间跨度的预测，然而，具体的时间和时段，“有时估计过高，有时估计不足。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说欧洲的革命要来了，结果革命没有到来，一直等到恩格斯逝世后二十二年才爆发了十月革命”(1957.11.16《革命的发展总是经过迂回道路逐步上升》)。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并不追求具体时间的预测准确度，主要是表明坚定的信仰和坚决的行动，并为之付出全部的努力，与空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主席讲的许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20年”、“100年”之类的涉及时间预估的说法，只是坚定信心、持续努力，争取早日实现战略目标的一种大致的表述(1948.9《政治局会议报告和结论》)。理解毛主席的“相当长的时间内”的具体时间长度，有一个重要的参考。渡江战役的时候，毛主席说过，江南的土改，“需要人民解放军到达和工作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方才谈得到认真地解决土地问题”(1949.4.25《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但之后几个月，一两年的时间内，江南土改很快开始并完成了，也没有见到有人指责毛主席冒进。在建国前夜，毛主席提出过“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七届二中报告》)。而这一“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也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就初步实现了合作化，彻底改变了这种分散和个体状态。结果非议频出，纠其原因，土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课题，当时党内对此比较一致，而社会主义革命是新课题，党内尚未取得一致。提出非议的人们并不理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个阶段，如果不抓紧那个难得的窗口期，农村会迅速贫富分化，工业也无法进行最低限度的积累和发展。这一现象折射了党内一些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课题，存在着不解和本能抵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