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风光在险峰 ——谈毛主席的阶级斗争观

二、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

“文革”是毛主席阶级斗争观实践表现的高峰，也是毛主席一生信念和努力的必然结果，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1976.6.15《和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毛主席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在苏区建立红色地方割据政权、在延安整风、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的时候，以及后来在滴水洞的长考深思，都是基于同一种思维和理念。“我们有不少党员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是为个人服务而不是为群众服务”(1963.4.25)，从那时起，有关阶级立场、打着红旗反红旗、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入侵共产党等诸多问题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这一切的努力都只有一个目的：为了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并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无论是党本身、毛主席本人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文革”所付出的代价肯定是很大的，特别是出现了建国以来没有的内部混乱局面，这种混乱造成的伤害也很大。毛主席究竟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才会冒着巨大的风险和付出巨大的代价发动“文革”，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从“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社教”到“文革”，都是为了牢记初心的一条线，没有建国前的一系列奋斗，没有建国后一连串运动，也就没有“文革”。至于许多具体问题，比如，革命运动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斗争策略与艺术问题，早已在“三反五反”乃至更早，均已成型，区别只是斗争对象在一步步加深。甚至连“文革”所表现出来的问题，都已经在以前的历次运动中出现了明显的苗头和尝试预演。在批判《武训传》的运动中，已经有了群众和地方上，自发的和有组织地清除与武训有关的名称和留存的做法。中国社会经历了百年屈辱和300年落后，也的确有很多文化印迹需要剥离。不能截成两段评价毛主席一生，不能用性格变化、地位变化来解释他后半生，更不应当得出“前半生全对，后半生全错”那种荒唐幼稚的结论。在历史问题上，一切假设都不成立，如果没有毛主席持之以恒的革命意愿和能力，不但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取得1949年的全国胜利，而且中国也不会有今天的国际地位。

在1967-1968年，毛主席多次反对那些对于“文革”的意义“大吹特吹”的做法，同时他多次告诫外国友人，“文革”会天下大乱，这个东西不容易搞。有一种观点认为，“文革”的初衷与目的或许都没有错，但是，毛主席无需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然而，难道在“文革”之前毛主席没有穷尽其它方式吗？毛主席说：“我们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进行整风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了，有一批好的同志变质了，只有发动群众才能整掉，单靠中央和各级党委本身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1963.9.9)。这句话，或许才是理解整个“文革”时代的钥匙。

三、阶级斗争观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毛主席一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这种实践给我们很多启迪，是无产阶级手中的根本武器，也是永葆党的本质的重要思想，这种理论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一旦被全体劳动人民所掌握，就会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根本动力。

A、有效的斗争与团结

阶级斗争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一切，来源于人们的态度和立场，所有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阶级斗争观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他一生的成就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凡是自称敬仰热爱毛主席，但同时又不承认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人，无它，叶公好龙者也。不正视毛主席坚持了一辈子的阶级斗争观，就无从评价毛主席的历史地位与贡献，谈不上继承毛主席的丰富精神遗产，也无法准确理解我们的党以及新中国乃至全人类的由来与未来。

强调阶级斗争观就是要用阶级观点看待一切，不仅仅搞清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还要分清科学社会主义和其它的社会主义的区别，认清中国体制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美国的短板恰恰在于其资本主义制度，人类社会发展目标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在于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终将在全人类范围内取得最后的胜利。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国家命脉之根本，要用阶级斗争理论“使工农分子阶级觉悟提得更高，非工农分子应彻底抛弃自己出身的阶级立场，站到劳动大众一边，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1947.9.28《在辽东三纵队诉苦教育经验报告上加写的一段话》)。根据占有生产资料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阶级利益，唤醒阶级意识，团结各种力量，才能找到改造社会的最大力量。

阶级斗争理论告诉我们，在最终目标清晰的条件下，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时期的具体特点，要分清敌我友及其力量对比，以确定自己的战略方针。首先认清敌人的本质。有人认为敌人内部有无休止的倾轧，“无论如何不会联合对付革命”，还有人认为“敌人的联合对付我们，革命就遇着很大的困难，因而发生悲观”，而毛主席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敌人总会联合起来，为了他们的阶级利益镇压革命，但是，这种基于剥削阶级根本的联合，恰恰是敌人“最后的联合挣扎”，证明“革命已到高潮”，“统治阶级为挽救自己的危亡，岂有不联合之理？”(1930.10.26《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 这话说得多么像是针对今天美国搞的“小院高墙”。

在实际斗争中，仅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奋斗是远远不够的，“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形成统一战线的时候，依然要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当下可以一致行动的“各个资产阶层（大资、民族、小资）与地主阶层（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的立场和态度”，“统一战线教育就是阶级教育”，“只有认为统一战线仅有联合并无斗争，才另有提出专门强调阶级对立或阶级斗争之必要”(1941.2.20)。这一论述同样可以应用在当下国际阶级斗争实践之中，我们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要明确中美之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但仍要区分帝国主义和外国人民，要“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1951.3.27)。

B、党的社会主义性质

毛主席一生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思路，他从马列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宝库中，借鉴的最重要的理念，一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二是党的建设与领导。正是以这两个基本理念为抓手，使二者同时发力，以期达到预想的目的。毛主席罕见地用英文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1966.10.2)，来解释“文革”与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相比其性质、方法和目的之不同，这种区别甚至超越了党内路线斗争的范围，同时指向中国的一些需要变革的文化传统和现存体制。早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发现：“党和阶级没有弄清楚”(1928.10.5《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要改造各级党组织，使之走上真正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这已经包含了毛主席后期理论与实践的所有基因。无怪毛主席要重上井冈山，他是在回顾中国共产党几十年走过的路，在找回当年的初心。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属于整个阶级而不是某个个人或者某个小的利益集团，当赫鲁晓夫攻击毛主席个人独裁的时候，毛主席说：“其实我就不相信我说的都对。我说的都是别人的”，这个别人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就是“工人、农民和工农出身的干部”(1964.9.7)。毛主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努力坚持党代表无产阶级执政这一根本特征，党是无产阶级队伍中“最觉悟的一部分人的组织，党应当而且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起领导作用，党不应当而且不能代替阶级去实行专政”(1938.2.2《论一党专政》)。社资道路之争就是阶级斗争，代表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代表了完全不同的阶级的根本利益。毛主席曾经尖锐地指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会反映在党内的(1949.3.13)。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完成了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中国未来的发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依然严峻。

毛主席曾经试图通过党的现有组织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逐渐发现，问题不仅仅是底下，根子在上面，党内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存在着很多糊涂的思想。更为严重的是，作为执政党，特别是长期执政党，如果党内存在严重的错误思想、糊涂观念，党的干部必然成为敌对势力和资产阶级的围猎对象，对此，必须加以警惕，“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许多党内的领导事实上成为了资本主义势力的代理人(1967.9.30)。毛主席更加明确地说，这“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很多党的干部没有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观，坚持资产阶级的路线，并利用现存的社会基础，“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1966.12.26)。早在1964年，毛主席就曾经质问：“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1964.12.5)，并明确指出，根源主要在“上边的影响”。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确存在着严重地照抄苏联以及道听途说的西方做法的问题，同时也有许多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营管理遗存。更有甚者，许多来自国外的唯利是图、买空卖空、奖金挂帅等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行其道，此外，还存在着按当时标准衡量的很严重贪腐问题。

由于许多干部的思想仍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方式并不了解，特别由于时代的局限，尚未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性与区别，建立起自觉的认识。有关“文革”的目的，毛主席说“搞到底”的标志就是“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1968.10.13)。另一个任务是消灭可能产生的新贵族阶层，使干部子弟真正成为普通人民群众的一员，而不是新的世袭贵族。早在建国初期，他就指示要废除贵族学校，和人民子弟融为一体(1952.6.14日《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他强调，干部子弟如果教育不好，可能会成为“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1967.5.8)。九大之前，毛主席又反复强调他的女儿和侄子均不能当九大代表。对此，不能仅仅从毛主席严格要求家人的角度来解释，毛主席是在铲除滋生新的阶级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