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维稳与抗争的笔记

三、公安主导

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公安机关权力日益膨胀，公安部长、政法委书记、综治委主任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甚至凌驾于检察院和法院之上。公安警察的数量也从1988年的76.9万人上涨到了200万人。

超级警察权力（包括行政拘留、劳动教养、传唤、扣押、搜查、技术侦查）使得政府特别地依赖公安机关。作为强制机关，不管是群体性事件的现场处置，还是犯罪事件的预防，警察的行政处罚权，相较于司法机关的在短期内都能更有效地为政府带来稳定的秩序。通过赋予公安局长副市长或政法委副书记的岗位，地方也强化了公安的政治地位。

2011年，公安机关开展“大走访”，目的是阻止广大民警走千家，进万户，听民声，访民意。

虽然保安公司侧重于私人安全产品，但是，保安公司在维稳工作中的作用不可低估。由于保安公司与公安机关之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分布在各个社区的保安们实际上承担了为公安机关提供信息、维持秩序的功能。

四、泛-行政化

泛-行政化的基础：

1.     议政合一：立法机构和执法机构合二为一，

2.     党国合一：执政党、立法机构和执法机构合三为一。

维稳的泛行政化逻辑关系表明为：

1.     为了维持稳定的政治秩序，执政党动员整个行政系统参与维稳工作，那些在专业分工中并非承担公共安全的机构和部门，不得不部分地放弃自己的行政职能，将维稳工作当作头等大事去执行；

2.     行政官僚机构的职业分工被模糊了，许多机构与部门在同一时间里在做同样一件事；

3.     国家鼓励行政机关插手民间纠纷，即使行政机关不是当事方，政府也要将纠纷的解决纳入行政机制。

例如一道经典的考公题目：作为某单位的接待员，一位老太太因为手续不全无法办理证件，而下跪求情，你该怎么办？答案得分点包括：驱散围观人群，降低政治影响。

所有承担一定社会管理业务、或有社会政治色彩的组织和团体，如工青妇组织、政协、科 协、文联、行业协会和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也要全面参与维稳。总之，不管该机关的行政职能如何，都有必要参与维稳的政治责任：“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办好自己的事”。

“属地管理”和“一票否决制”是推动全员参与维稳主要赏罚激励。“属地管理”将行政纠纷和民事纠纷全部分解到各个单位的主管领导下。使得矛盾地方化，避免上升国家。其原则是只重视后果，不关心原因。其次，维稳的成果对于官员晋升起到“一票否决”的作用，一旦有群体性事件或重大治安问题，负责领导就会被扣分并在晋升赛中失利。注：一票否决机制主要在基层，在省级市级较少；主要是政治惩罚而非经济；主要是欠发达地区，经济贡献大地区较少。

泛行政化的逻辑使得维稳职责从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向执政党转移，有助于执行并协调跨地区的的维稳行动。

五、地方性依赖

中央对地方“放权”。

在维稳的治理阶段，中央对地方的维稳和基层治理方面，放权表现得最为突出。维稳的治理权指的是，基层政府对草根社会实行治安预防、矛盾排查、纠纷调解、重点人员监视等综合治理的基础管理工作。核心目标是解决基层政府政权和维稳能力薄弱的问题。

案例，在白纸运动期间，对微信聊天记录的后台审查权从省级下放到基层派出所。

六、运动式治理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维稳工作期望实现一种与各级、各部门、各单位“无缝对接” 的工作机制。三个主要特征为：以目标驱动为特征的高压或压力型，自上而下的运动式，工作不计社会经济成本与效益。其运行过程一般是：根据上级所定及自我设定的维稳目标，全面分解任务、落实到具体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时刻将弦绷紧”。每临关键时期或一旦“事发”相关责任方、甚至所有相关部门都要立刻行动，放下所有正常的业务，全力应对。

“群防群治”：从政治化走向法制化和经济利益激励，鼓励举报，奖励维稳有功的人，形式包括质保委员会、平安志愿者、维稳信息员。向企业商家收取“群防群治”费用，例如歌厅、夜总会等地收费比例高：“取之于民用之于（维稳）民”。

社会运动的“天时、地利、人和”

草根动员是一种规模较小的集体行动，行动的诉求通常既有个人的遭遇，同时也能够将群体的不幸联系在一起，行动者抗议的目标一般都是基于基层政府。在基层社会，环境污染引起的社会冲突屡见不鲜，而且农村的受害者大多采取对抗方式。

成功案例分析：赤脚医生张长建带领2000民村名对抗排污企业福建榕屏化工厂。斗争始于1994，并于2005取得胜利。胜利之后，村民们继续在当地从事与环保相关的事业。

1994年初，为了招商引资，屏南县从福州市引进了污染化工厂项目。一开始，污染主要针对空气质量和农作物的生产。村民频繁投诉，化工厂与村委会签订了协议，对农作物死亡的损失进行了一定的经济赔偿。1998年化工厂扩建，污染加剧。如果仅仅把不平等的遭遇定义为周围环境和农作物的破坏，受害者还不足以形成强烈的愤恨并采取斗争。强烈愤恨地激发来自于张医生的发现。

通过职业的便利，张长建医生发现来找他看病的村民越来越多，症状包括恶心头晕、腹痛、呕吐、胸闷、干咳、心烦、眼酸流泪、脱发、记忆力衰退等等。张医生利用统计分析，发现1990-1994只有一个村民死于癌症，1995-1998，4人死于癌症，1999-2001，17人死于癌症。同时，村里适龄青年征兵体检连续9年无一人合格。

基于多年行医经验和个人威望，张医生成功为抗议归因，达到了“认知解放”的作用，将化工厂污染和村民健康建立起因果关系，坚定了村民对自我遭遇的认知和对不平等的理解。

成功的社会运动的口号、叙事、宣传可以定义、阐述、重新定义斗争的形势。理论家用框架塑造来解释社会运动的动力。行动者需要表达不平等，寻找不平等的根源，以便说服当事人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去，动员更多的旁观者支持他们的事业。其目标就是把个人遭遇和公共利益的破坏（社会主流价值）结合起来，赢得同情和支持，扩大影响力，迫使政府回应来自行政与社会的压力。

随后，斗争爆发了，村民们专注于个人的遭遇和不幸，诉诸于信访、围堵工厂等手段，要求经济赔偿。然而，化工厂联合县政府重拳出击，维稳压制了初步抗议。张医生调整了斗争策略：

1）跳过县政府和化工厂，通过媒体和非营利组织向更高层和外界扩散消息。

2）将村民的污染遭遇和屏南县的环境破坏联系起来，尤其强调屏南县独有的环境资源。如果不控制污染，那么大量资源（国家地质公园级别的自然环境、濒危鸳鸯、猕猴）将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他成功把一个地方想议题变成为一个全国性议题：2001年环保总局局长+总理朱镕基都进行了回信，表示支持他们的环保行动。2002年全国媒体《方圆》从北京来到屏南县进行了专题报道“还我们青山绿水!”。2006年《华尔街日报》则报道了“赤脚医生打响了环保保卫战”。

在威权主义社会中，“中央政府的鼓励，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是集体斗争的一个重要机遇。从“天时”上看，张医生动员的成功离不开当时全国环保事业的形势背景。自1998年，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将环保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开始在全国抓重点。

斗争的胜利除了“天时地利”，“人和”，即社会团结也极为重要。在世界范围内，媒体都是环保运动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白左环保运动可能是例外）。张医生、村民和各个媒体的合作成功把一个小山城的纠纷塑造成一个全国性事件。在媒体和NGO的跟踪报道和曝光下，张医生获得了行动的合法性，在2005年赢得了“年度十大环保卫士”的称号，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人物。草根动员的带头人会在媒体的报道下，增加自身的英雄气概的认知，从而强化他们对运动的坚持与对参与者的承诺。

媒体的介入不仅加强了内部团结，还引入了更多外部资源，例如《方圆》记者介绍了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给村民，为村民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和环保诉讼提供了全部经费。期间，援助中心还邀请张医生到北京学习污染物质的采集和鉴定技术。2012年后，继续从事环保事业的张医生遭到了地方政府的“维稳铁拳”，法律援护中心和环保组织安排他到北京暂时躲避。随后政法大学的教授王灿发出面说服地方政府停止“秋后算账”。

跨地区的团结带来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倾斜。2004年，厦门大学组织了全国七所大学16名学生到屏南县进行环境考察，尽管遭到了地方政府的阻拦，但是大学生们最终还是完成了一份50多页的报告。该报道被提交给国家环保局，并得到了重视。在厦门大学的帮助下，张医生向全球绿色基金会申请了经费，成立了更系统化和组织化的环保组织——屏南绿色之家。

对于草根运动来说，法律制定只是政治机遇出现的一个信号，而让运动者坚定其对机遇的正面理解则要取决于国家执行法律的决心，因为国家的意志与决心只有通过政策执行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

在2003年之后，通过形式环境评估的权利，对环境评估不合格的企业和基层政府领导实行“一票否决”，国家环保总局将自身的影响力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政府和民众在环保领域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2002年，榕屏化工厂被国家环保局列入黑名单，2003年，县政府从化工厂项目中撤股。2005年，屏南县村民在化工厂诉讼案中取得胜诉之后继续从事环保事业，并借用《环境保护合法》、《环境评估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赢得了多次对抗污染企业的的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抗争过程并非一番风顺，威胁伴随着机遇。包括乡县政府在内的地方势力多次对环保运动进行阻拦和惩戒。首先是对领头人张医生的惩戒：县卫生局取消了张医生的行医资格证，并以“无证行医”对其进行拘留。应对媒体和村民的团结，地方政府指使供电局通过断电阻止村民们来观看环保奖项的颁奖仪式。

谈到为何偏用法律手段维权，张医生指出村委会干部会采取设置陷阱的办法，诱使他们采取激进的方式，从而镇压他们，但理性的策动策略让当地干部没法直接压制村民。

地方政府的维稳逻辑首先来自“稳定压倒一切”的行政压力。在张医生和村民的环保抗议过程中，出现过聚集、上访等地方政府不可接受的情况。2002年3月张医生带领村民集体上街，向社会呼吁捐款，并发放相关杂志报道。当地政府指使警察强行驱散了人群并没收了捐款箱。2011年，张医生举办的规模约为30人的法制培训班因为受到美国领事馆的资助，而被地方政府关注并干预。有组织的、境外势力参与的、涉及政治的集体聚集属于被严厉打击的范畴。

其次维稳的逻辑来自“资本积累”的财政压力。屏南县政府之所以与化工厂共谋，放任污染不管，也是因为化工厂对政府巨大的财政贡献，约1/3。这也是后期张医生的环保事业所面临的主要障碍，即GDP至上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