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维稳与抗争的笔记

Jeff Goodwin对列宁主义与革命的理解

注：Jeff Goodwin是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革命运动和斗争政治。从师Theda Skocpol，《国家与社会革命》经典著作的作者。Goodwin熟通托克维尔、列宁、切格瓦拉等人的革命理论，并对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报以赞赏。下文是Goodwin在几篇著作中对列宁主义等革命理论的理解的摘选。括号内的部分为注释或补充。

摘抄自 革命与政权，2015

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将革命理解为由经济和政治利益与目标相冲突的两极化阶级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系统性变化。事实上，近代主要革命的背后，都是对立阶级的目标和斗争。虽然阶级冲突的概念实际上已经从社会运动理论中消失了，但阶级冲突无疑是推动大多数革命形势和结果的主要因素。然而，在革命形势下，阶级或阶级联盟并不是作为分立的、统一的对手直接对抗的。相反，革命是由国家机器和非国家政治组织以及它们各自部署的思想和资源塑造的。此外，革命冲突从来不是统一的或线性的。革命冲突在关键时刻加剧，这一时刻通过破坏现有的政治安排，从而改变对立团体之间的力量平衡，为集体革命行动创造了机会。最后，阶级冲突的特定政治表现是由国际发展所塑造的，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地缘战略竞争——资本主义不平衡的全球发展加剧了这种竞争——但也受到跨国意识形态和资源流动的影响（“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最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制度构成大大影响并组织了阶级冲突。阶级结构并不直接决定政治统治和行为。正如特定经济发展水平以特定社会结构为特征，并划定了社会阶层的利益和能力一样，社会的经济组织也决定了政治体制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以及其政治制度的规则制定过程。政治体制因此限制了社会群体的行动，促进了一些社会群体的权力，同时有时减少甚至压制了其他社会群体的政治影响。

最重要的是，阶级冲突基本上是由政治体制的制度构成塑造和组织起来的。阶级结构并不直接决定政治统治和行为。正如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以特定的社会结构为特征，并强调了社会阶层的利益和能力，一个社会的经济组织决定了治理机构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及其政治制度的统治过程。因此，政治制度往往限制了社会群体的行动能力：促进了一些群体的权力，同时又减少了另一些群体的政治影响力。

简而言之，政治体制通过调节敌对的统治阶级之间利益，以及划定通常对立的阶级力量之间可能的合作共谋，来平衡和调解阶级利益。各政权通过给予人民群众或多或少获得政治影响和物质福利的制度化途径，将人民群众纳入其中。此外，经济发展水平也为政权提供了不同程度的组织和意识形态资源。他们受雇于国家，也受雇于促进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利益的政治和公民协会。最后，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是，政治精英——往往是国家机关和党派领袖——通常关注资产阶级的需求和要求，但他们很少对人民群众的诉求作出统一的回应。国家和官僚阶层在处理下层要求的效率、灵活性和熟练程度，围绕这些不满的斗争的形式和强度，以及统治者们应对日益加剧的抗议活动的凝聚力和灵活性，都会影响革命局势的出现和涨落。纵观历史，革命冲突通常是在威权主义条件下展开的，当时人民受到压迫，被排除在权力制度之外——但统治阶级同时也严重分裂。

革命形势可以理解为动员的群众力量与政权的暴力机关发生冲突的时刻，也就是说，当国家试图统治和控制的群体的抗争主张挣脱了既定的政治参与和制度渠道。当体制外冲突足够尖锐并有足够的民众支持，从而开启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时，就会出现双重权力（革命与反革命）对抗的情况。列宁认为，革命形势表现出“三大特征”:

（１）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

（２）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

（３）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

革命研究学者对这些核心见解进行了详细阐述。尖锐的“苦难和贫困” - 可能是列宁总结的“特征”中最关键的一点 - 通常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急剧和普遍恶化，这导致一些学者将革命视为因“相对贫困”的加剧而引发的结果。列宁更可能是在提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混乱，鼓励他们反抗经济统治和政治权威。以这种方式理解，像Piven和Cloward（1977）所描述的“制度中固有的监管控制系统”的削弱或崩溃是革命的先决条件。经济危机、战争，甚至自然灾害经常引发这种混乱。在这些情况下，普通人遭受失业或经济危机的冲击，还可能被派往血腥且丧失民心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依赖于日常生存的机构的崩溃或甚至崩溃 - 包括工作、商业、交通以及卫生和教育等其他服务 - 有潜力将通常保持旁观的人们推向激进的抗议活动。总之，革命的一个先决条件包括激烈的混乱，打破了社会稳定和控制的制度化体系。

尽管对于产生破坏性大规模抗议的出现是必要的，但这些混乱本身并不会产生革命情况。列宁确定了革命的第二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冲击必须打开统治阶级之间的“裂缝”，最终破坏政权的根基，从而为下层抗争提供必要的机会。统治阶级凝聚力的危机通常发生在由于战争和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工程导致的财政压力增加，导致在解决相互竞争的精英权利的安排的共识崩溃时（打扮成阶级斗争的派系斗争）。随着对财政和制度改革的分歧增加，一些统治者可能反对现存政权，其制度的一致性因此受到侵蚀（统治阶级不再是铁板一块，内部出现了尖锐的利益冲突）。国家控制和渗透社会的能力开始收缩甚至崩溃。统治阶级的分歧引发的国家和维稳系统的崩溃反过来加大了人民群众动员的效力。

学者们已经确定了从精英分裂和国家崩溃到革命萌芽的两种相关途径。在第一种情况下，冲击释放了来自人民群众力量的压力。因为不再受到社会控制系统的约束，从下面产生的不可控制的动荡使统治阶级之间发生危机和内斗，他们受到不断发展的叛乱和斗争的本身的牵引。一部分统治者可能被迫加倍打压、压榨人民群众，以获得更多资源来弥补财政赤字，限制民主权利；与之相反，其他精英可能主张改革性的整合，旨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稳定恢复和总体统治维护的要求。来自人民群众的诉求的越来越大，阻碍了围绕统一和稳定的统治阶级反应的趋同，而这种分裂反应将导致政权走向崩溃。

第二种更有理论依据的情景是，统治阶级危机驱使人民群众采取革命行动。通常，国际冲突，以战争或地缘政治竞争的形式，引发的财政紧急情况可能会产生不稳定，因为统治者们抵制更自主的国家官员施加的额外负担。随之而来的制度崩溃，包括国家权力和合法性的瓦解，反过来又促进或加剧了享有有效动员能力的无权群体的叛乱。这是Theda Skocpol在《国家与社会革命》(1979)中提出的有影响力的模型，该模型分析了法国、俄罗斯和中国的革命。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警察和武装部队的凝聚力都是防止政权垮台的关键。如果战争、镇压和/或改革的成本分裂或削弱军队，并破坏其以统一和果断的方式对抗民众抗议的能力，那么革命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列宁所列的第二个条件已经被所谓的“政治机会”和“国家中心”理论家强调。无论是精英分裂和制度崩溃是产生革命运动的结果还是导致革命运动的结果，统治精英发现在现有政权下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诉求。随着不满的精英群体的行动削弱了国家的镇压能力，革命危机不断加剧。

总结一下，列宁的前两个条件可能足以产生革命萌芽情况。然而，即使人民群众摆脱了暴力机关的监管能力，统治阶级的分歧破坏了国家的渗透能力，也不能确保革命的胜利。列宁额外添加了第三个条件，他强调，“排除整个危机的环境和‘上层阶级’的人民群众必须表现出“独立的历史性行动”。 列宁所说的“历史性的”似乎是指寻求新社会秩序的群体在集体行动方面具有质量上的优越能力。换句话说，革命运动必须表现出利用制度崩溃的能力，以便将激进的变革置于国家议程上。否则，如果人民群众无法组织成一股能够推翻现政权的政治力量，那么即使是在国家机构遭到削弱的情况下，现政权很可能经受住混乱造成的动荡。

发展这种“历史性”能力至少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革命运动必须对政权的“核心地区”具有影响力（此处的核心地区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也包括生产关系中的、政治体制中的等等）。当他们的支持者在关键制度中扮演必要和有价值的角色，增加了从这些人撤回他们支持的破坏潜力（扎根于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关系中，通过全国性大罢工破坏秩序）。也就是说，当人民群众有植根于不可或缺的制度角色的“结构性权力”时，他们向依赖他们贡献的统治者施加成本的集体能力就会增强（劳动分工日趋复杂，一个部门有着很多生产环节才能生产出产品的某个部分，而产品又是需要多个部分组装起来的，这就意味着只要其中一个或多个重要的关键部门上的工人进行罢工，就会导致整个生产链条的瘫痪）。Michael Schwartz（1976年），在他关于激进抗议运动的重要研究中，详细解释了这一微观层面的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当精英在危机和崩溃时对这种结构性影响力的脆弱性增加。此外，这种形式的人民集体权力在国家层面得到加强，当统治派系为了恢复稳定，通过与群众分享治理责任来正式确立人民的影响力。可以理解的是，如果革命运动不能利用这种制度杠杆，统治者将保持强劲。

在宏观历史层面上，一些人假设经济发展模式在更广泛的结构方面产生了群众能力。在马克思的经典表述中，资本主义竞争的加剧和产业集中度的提高将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聚集在一起，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合作倾向、统一的利益和共同的对手。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危机变得更加明显，工人将利用他们对生产日益连贯和集中的影响来推翻现有秩序。尽管他对不可避免的激进愿望和两极分化的阶级冲突的预测值得怀疑，但他理解人民群众对整个“社会大厦”的影响力变化的框架仍然是重要的。托洛茨基(1961[1932])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变体中认为，俄罗斯不平衡的经济发展给了产业工人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使他们能够将反对专制的斗争转变为争取激进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斗争——这是政治革命发展为社会革命的一个例子。核心观点是，革命者采取“历史性”行动反对统治阶级的能力，是植根于其社会结构地位的“杠杆作用”。

其次，如果人民群众不断增加的抗争和影响力要转化为一场“独立的”和“历史性的”革命运动，他们必须动员组织和意识形态资源。在阐述这一要求时，许多学者强调了组织、策略和思想的重要性（革命者需要提出替代性主张，并对这些主张进行重大承诺）。这些因素包括在革命者及其追随者中收集、处理、生产和部署信息所需的实用工具。革命冲突的这些实际维度绝不是阶级结构和制度配置的附带现象。组织文化和意识形态在革命的起源和结果中起着不可否认的作用。然而，它们并非独立于革命局势展开的更大的政治舞台之外。在大多数现代政权中，激进的意识形态都存在，并享有巨大的吸引力。然而，它们本身从来没有促成过运动，更不用说带来革命对抗的局面了。

附录

Charles Tilly 对革命序列的理想定义：

(1) 革命者开始逐步动员，以对政府统治提出排他性要求和/或既得利益者不能接受的要求；

(2) 接受这些主张的人数迅速增加和(或)联盟迅速扩大，包括不接受的或排他性的革命者;

(3) 政府(在统治阶级的要求下)镇压替代性联盟和/或接受其主张的努力不成功;这很可能包括强迫遣散——没收、贬低或分散竞争者所支配的资源;

(4) 通过对政府的一部分——一个领土分支、一个职能分支、一部分人员——的有效控制的替代联盟建立;

(5) 替代联盟为维持或扩大控制而进行的斗争;

(6) 通过替代联盟的胜利或失败，或通过在替代联盟与部分或全部旧成员之间建立一种权宜之计，重建一个单一政体; 或革命联盟的分裂;

(7) 在所有受控制人口中恢复政府的常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