潞安县中苏友好集体农庄的成长经历

　　一九五二年秋收以后，在山西省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中苏友好集体农庄。

　　农庄开头创建的时候，进展得很顺利。农民一听说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苏联农民那样幸福的生活，许多人就争先恐后地报了名。关村、捉马、南垂和王村就有一千余户农民报了名，周围村子的农民还有要求搬家来参加集体农庄的。农庄筹备委员会的办公室里真是热闹非常。这个要求参加的还没有把话说完，门口又出现了好几个等候接待的农民。

　　由九百一十八户个体农民组成的中苏友好集体农庄，在农民的热烈拥护下，顺利地创建起来了。

　　农民热情入社主要是凭借他们多年组织互助组多打粮食的经验。凭借对党的无限信赖，以及对苏联农民幸福生活的向往，而还不是他们亲身体验到了社会主义大生产的优越性。因此，当集体农庄过第一步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有些人发生了疑虑。他们说：“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还不摸深浅，来不来就把牲口、大车归了庄。”虽然过去赶车吆牲口的人还照样赶车吆牲口，但是心里总觉得不得劲：这些都不是自己的了。大家对于农庄向庄员借马料喂牲口的事情尤其不满意。他们说苏联农民是吃面包喝牛奶。咱们是马料出借，扛锣打圪垃。富农分子看到这种情形，就伸出头来说：“你们走社会主义的路，我们是邯（郸）长（治）公路，胶皮车一转，小鞭子一响，一天就赚几十元。你们是屁股朝天嘴向地，一天赚个劳动日，困难！困难！”还有一些富农分子用高价来收买集休农庄的劳动力。他们雇单干农民干一天活出五角，雇庄员掏一元不说，还给吃好饭喝烧酒，拼命利诱农民离开集体农庄。

　　这样中苏友好集体农庄，这个刚刚证生的社会主义幼苗，一出生就遭到了农民中的自发资本主义的阻碍和富农分子的破坏。

　　党看出了这种危险。党说服了贫农，使他们主动地向富裕中农让步，暂时把作价归庄的牲口和大农具退还给中农，并且按时归还春季借的庄员马料。这样一来，安定了中农的情绪，巩固了农庄，给反动的富农分子一个迎头打击。再加上党的强大的政治工作，使一些本想马上退庄的人也改了口说：“出庄不出庄，秋收看谷仓。”

　　庄员们把希望寄托在庄稼上，要看分下的粮食是不是能装满谷仓，再决定他们对农庄的态度。但是，这年的天气也像故意和集体农庄作对似的，春天冻了小麦，秋季又来了个大旱四十天。威胁着大秋作物的生长。小麦收成很坏，一个劳动日只分到七两小麦。

　　富农分子瞅准了这个空子。他们端了白面条，在饭场上讽刺庄员说：“你们是不吃这些，你们要吃面包喝牛奶。”有一部分庄员的思想动摇了，错误地认为小麦收成坏是由于入庄的过错。

　　但是，不论天气的威胁也好，富农的破坏也好，都不能把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民，拉回到老路上去。虽然，曾经有些庄员发生过动摇，可是，在党的领导下，这一年全庄涌现出三百八十多个坚决相信集体化道路的积极分子。他们不怕困难，向一切困难作了坚决的斗争。再加上拖拉机耕地深，保墒力强，使一万多亩秋田不但没有减产，反而取得了从来没有的大丰收。平均每亩比互助组多打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七的粮食，比个体农民更高出百分之四十三点四。每个劳动日能分到十一斤多粮食。庄员刘发则一家就分了一万多斤，比在互助组多收了一倍多。

　　庄员们正在度祝丰收的时候，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传达下来了，庄员们都一致说：“咱们走对了。”

　　这一年，集体农庄的农民是走得多么远呀！张永先老汉也和一般农民一样，对集体农庄曾经有过误解，打算秋后退庄单干，但是，到了秋收的时候，他又高兴地睡不着觉，因为他今年分到的粮食比往年多了。他半夜里叫醒他的老婆说：“赶快写信把孩子叫回来（他的孩子到外面作工去了），好好干吧。毛主席叫往社会主义走，这就是社会主义呀!”

　　张永先老汉的转变，是许多农民中的一个普通例子。十二月十八日党支部书记刚从农庄办公室出来，就一下被要求入庄的农民围住了。这个问：“行不行？”那个又委托千万给他报上个名。王成德老汉更是气冲冲地说：“这可到时候了，不能再不叫我入吧！”

逐步改进经营管理

　　近一两年来到这里参观访问的人都看到，劳动生产很有秩序。这种秩序，是在克服了混乱之后才建立起来的。

　　中苏友好集体农庄诞生以后，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一致认为没有一套科学的管理方法，就无法保证顺利地完成增产计划。因此，他们学习了苏联集体农庄的经验，开始编制一九五三年的增产计划，制订农业和副业的各种劳动定额。在这个新的工作面前，干部没有经验，庄员不习惯，困难是很多的。增产计划经过三番五次地修改，才算定了案，虽然制订了劳动定额，划分了生产队，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分别固定在各个队，可是，劳动起来仍然是乱哄哄的，有定额也不执行。春天刨岸的时候，有段地岸本来三个人一天就可以刨完，但是队长梁有才派了十六个人，不一会就做完了，半上午就坐下来评分，到吃午饭还没有结束、浪费了许多时间。禾苗早该锄、挽（间）了，三大队还没有拔谷。九大队的二百多亩玉茭，只锄了一次（计划要锄两次）。六大队的三十亩玉茭，从地边看已经定了苗，但是中间的苗子还没有间开，追究责任的时候，谁也不承认。特别是有三十二亩地一直无人负责，到锄苗的时候才发现没有下种。副业生产上也常常出现无人负责的现象。这当然也有它的原因，一来干部缺乏领导经验；二来不少庄员还不相信多劳多得，虽说他们没有依赖土地的想法，却是有平均分配收入的念头。因此，有的人长期不上地劳动，有的人到地里也是磨洋工，熬日头。一九五三年庄内的经营管理相当混乱。但是由于集体生产的优越性，拖拉机耕得深，和高产作物金皇后玉菱的大量种植，产量还是大大地增加了。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分配以后，教育了偷懒脱尖、指望平均分配的庄员。郭破嘴说：“思想不通，误了翻身，若要翻身，挖掉偷懒病这个穷根。”“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经过一年的摸索，学到了不少经验。为了搞好来年的生产。一九五三年冬季将队长、场长、记工员、保管员、技术员、管理委员会委员等三百八十多个干部，利用农闲时期进行了训练，主要是使他们精通业务提高领导水平。又制订了田间作业的技术操作规程和修订了劳动定额。除了机器操作以外，将手工劳动的各种农活，按照活的轻重、技术的繁简分为六级，如刨坑种玉茭、摇耧等农活，既苦重、又需要熟练技术，就列为第一级；间苗、犁地等活，一般全劳动力都能做，就列为第三级。各种活分别规划在六级之内，然后再按一个庄员在普通条件下，忠实劳动一天能达到的数量和质量为标准，依次将所有的农活都制订出定额来。每完成一级活一个定额记一点二个劳动日，二级活一个定额记一点一个劳动日，三级活一个定额记一个劳动日，四级活一个定额记零点九个劳动日，五级活一个定额记零点八个劳动日，六级活一个定额记零点七个劳动日。有了定额，各生产小队分派活计的时候，能以个人计件的活一律按照个人计件去作，不能以个人计件的活，用小组集体计件的办法，每完成一个定额的活，经队长验收认为合乎标准，记工员按照计算劳动日的办法给记入劳动手册。这就克服了“派工乱点兵，做活一窝蜂”的现象，大大地提高了庄员的劳动积极性。制订定额实行按件计酬以后，又冒出了新的问题，有一些庄员做活光图快不图好，忽视耕作质量。经过研究以后，各队用加强检查工作、严格验收制度、教育庄员树立集体主义思想等方法，很快地就把这个偏向纠正了。

　　严格执行按件计酬制以后，从农庄到各队直到每个庄员，分层责任制相当明确，无人负责的现象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因而劳动效率普遍提高，超额增产的生产队越来越多。但是，各队之间又很不平衡，有的超额增产多，有的超额增产少，个别队还有完不成增产计划的现象。这样一律按照实做劳动日分配收益。那些增产多的队就觉得没有增产或者增产少的队沾了他们的光。因而直接形响了庄员的劳动积极性，因此一九五五年一开春，管理委员会就制订了“定产超额奖励办法”，按照各队固定耕作的土地地段、增产指标，确定各队耕作区内各种作物的应增产数，实产量超过增产计划的，从超产部分中抽出一定比例的实物或者现金、奖给超额增产的生产队。经过一年来的实验，证明这个办法能提高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例如，三大队的地内有一个占六亩面积大的旧炮楼，“定产超额奖励办法”宣布以后，他们就把这六亩地刨开种成了庄稼。六大队有十几亩地被河水淹过，盖上了一层碎石，几年来都不能耕种，他们也把它重新变成了好地。从小麦的增产上来看就更明显，三大队三百三十九亩麦地，原计划产五万四千二百五十六斤，实产了九万九千九百三十二斤，共超额增产四万五千六百七十二斤。一九五四年这队每亩只产一百五十九斤，一九五五年每亩产到了二百九十四斤。全集体农庄共超额增产十八万多斤。“定产超额奖励办法”刺激了庄员的增产积极性。集休农庄的经营管理工作，从此走上了轨道。

　　在财务管理方面，严格执行了“勤俭办庄”的方计。集体农庄的管理委员会在生产管理费用的开支上，尽量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和浪费现象。例如，社里原来为了图排场购买的六辆自行车，都转让给了私人所有，并且把其他不必要的财物也做了适当的处理。并且把办公室设在旧庙院的房子里，仓库、作坊、猪场、灰场等所需用的二百四十间房子，大部分也都利用了庙宇房屋。庄员们在认识了勤俭办庄的好处以后，李炉财等六十多户庄员，自动地将自己的闲房借给农庄使用。至于桌椅板凳等用具，庄员们更是尽量借给农庄使用。“勤俭办庄”表现在生产上是找窍门、降低成本。拿下种来说，过去老怕捉不住苗，每亩谷子种三斤多，玉茭种五斤。后来庄员们感到这样太浪费，就用保墒选种和防治虫害等办法来保证全苗。这么一来，每亩谷子只用一斤半种籽，玉菱也由一亩五斤减少到三斤。这两项种籽每年就能节省一万五千斤粮食。第一年买化学肥料太多，成本很大，第二年就组织了长年积肥队，节省了买十万斤饼肥的钱，还保证地里上粪比往年多。在秋收中做到细收细打，大大地提高了收获量，只下地拾穗子就多收了一万多斤粮食。过去割谷留茬很高，一九五五年低割一寸茬，全庄增加了三十万斤草，折合谷子十七万多斤。总之，全庄到处充满了勤俭起家的气象，这对于增产和增加庄员的收入，起了很大的作用。

发展多种经济

　　农庄成立以后，由于农事作业上耕、耙、播的几项主要作业为机械所代替，有两百多个劳动力和畜力剩余出来；另一方面集体农庄的生产每年要求扩大，资金不能光依靠国家贷款，主要还得由自己积累。这样，就有发展多种经济的必要，同时在劳动力和畜力方面也具备发展多种经济的有利条件。但是究竟如何发展，开始的时候大家并不很明确。许多领导干部曾想一下子把各种经济都搞起来。从养马、养羊、养猪到作坊和副业，摊子摆得很大，经验又不足。当然，第一年也搞出了不少成绩，为农庄增加了二万六千多斤的收入。可是终究因为不懂技术、经验不足，从青海买来的五十多头马都得了传染病，死掉了，赔了很多钱。从这一个教训中，使他们懂得了，发展多种经济，必须量力而行，因地制宜，从小到大，有计划有重点地逐步发展。经过讨论研究，决定首先从和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的养猪业开始，把猪场由一个扩大到三个，猎由三百头增加到六百头。但是集体地大量地养猪，也带来了技术上，猪源上、饲料上的许多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农庄一方面派出养猪场长马海奎、饲养员张海鱼到太原畜牧局参观，学习了养猪技术，另外又总结了农民已有的经验，并且把过去养猪有经验的张水保、芦水枝分配到场里工作。这样一来，基本上解决了养猪的技术问题。过去大量养猪依靠外地购买，曾经引起不少的疫病死亡的事情。为了解决猪源问题，农庄专门处立了繁殖场，学会了集中繁殖、分散喂养的管理办法，使小猪的成活率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但是仅仅依靠集体农庄的公有设备和饲料来发展养猪，还是有限制的，不能充分供应农业上需要的肥料，同时庄员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生活需要，也要求在家里养猪；因此又提出“农庄养，庄员养，大家养”的方针。办法是，自养、托养、派养。实行这个办法的结果，使养猪头数由原来公有的六百头增加到公有、私有共一千二百多头。为了解决养猪大量发展以后的饲料问题，从农业和副业产品方面寻找了玉米心，瓜薯蔓、谷物糠皮等十三种代饲料，把不值钱的东西变成了值钱的东西，二千四百亩地缺肥料的问题顺利地得到了解决。庄员养猪也解决了没有零花钱的困难。如庄员卢来枝养了一只母猪。一年收入的两百多元。围绕着农业生产，农庄又建立了榨油厂，加工自产的油料，生产饼肥，光一九五五年就给农业生产供给了三十八万斤饼肥，使农庄所需要的饼肥不必向国家去购买，能够做到自给，每亩地平均上到二十五斤。农庄靠近城市有发展种植蔬菜生产的条件，但是过去各自经营生产的时候，都是自种自吃；虽然他们也知道一亩菜顶十亩田的道理，却都没有力量扩大。农庄派出过去种菜有经验的庄员去太谷农学院等地参观、学习种菜技术。并且从外地运来新的品种，组织了专门的蔬菜生产队三个，使菜田由四十四亩增加到二百六十九亩，同时还修建了温室。这样就发挥了生产的潜在力，又为剩余的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也大量地给城市供应了蔬菜。

　　在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初步发展了多种经济以后，仍然不能满足发展生产的要求，还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做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五五年建立了养牛场。因为购买现成奶牛投资太大，便买了本地母牛九十七头和荷兰公牛一头，使他们交配逐渐繁殖，现在已经繁殖了十一头小牛。最近根据农庄的发展需要、又建立了铁木工程队，农庄的仓库、畜棚、农具和住房方面的一些铁、木活计，都可以由自己的铁木工程队来作了。这一方面发挥了有手艺的庄员的特长，同时还培养了建筑人材，如培养了盘井队的队员学会了打动力水井。和建立铁木工程队的同时，还建立了砖瓦窑、石灰场等生产单位。

　　中苏友好集体农庄朝着多样性经营的方向发展，三年来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生产单位由四个增加到九个，种类由畜收发展到加工建筑。全庄现在经常有四百一十七个劳动力从事养猪、养牛、榨油、园艺、建筑，加工、运输等生产，使用牲口二百五十二头。随着多种经济的不断发展，农庄的收入也不断增加，由一九五三年的二万六千元已经增加到一九五五年的十万零四千元，每户庄员平均可得到百余元的收入，农业生产以外的收入在总收入当中的比例也由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十二点六，增加到一九五五年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七。尤其重要的是，多种经济的发展，能够保证农庄收入的稳步上升。一九五四年农业生产遭了旱灾，周围的农民都因此减少收入，但是农庄的总收入却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八，庄员个人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发展多种经济是表现集体农庄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巩固集体农庄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苏联集体农庄的宝贵经验，中苏友好集体农庄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进行技术改革

　　集体农庄的经济制度为应用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创造了广阔的道路，一九五四年他们在国家拖拉机站的帮助下，采取重点推广、广泛试验、培养力量的方针，开展了群众性的技术学习和试验研究工作。农庄推广了“金皇后”玉菱和大黄谷等优良品种，和合理密植、人工辅助授粉等先进经验；在二十九亩土地上进行了品种、密植、施肥、杂交、播期、耕作第十三种典型试验：在九百六十二亩土地上进行了玉荚、谷子的丰产示范；用三百十四亩土地作“留种地”；把四十多个有经验的庄员组织起来成立了技术委员会，还建立了庄员业余技术学校，使一百九十四个男女青年庄员都学习了一些科学技术。加上在每段农事作业前所进行的广泛的技术传授，使得广大庄员群众都懂得了一些普通的农作技术，这一切，就为大量推广先进农业技术，进行农业技术改革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根据当地“十年九旱”的自然规律，农庄十分注意了保持土壤水分的工作，并且相应地改变了春季耕翻秋耕地的习惯。国家拖拉机站除了适时地进行了深耕以外，为了更好地保墒，还创造了黎带耙的复式作业。以及小麦普耙，播后镇压等，大大地保持了土壤的水分。一九五三年秋季种小麦和一九五五年春季种谷子，周围农民都因为乾旱下不了种，种了也出苗不齐，而农庄的小麦、谷子都能适时下种并且全苗实垅。在推广优良品种方面，“金皇后”的种植面积由建社前的九十八亩扩大到三千六百七十亩，新采用的大黄谷品种扩大到四千多亩，这两个品种多比当地一般品种每亩多收三十斤到五十斤左右。在合理密植方面，玉茭每亩由一千多株增加到一千五百多株，谷子由一万二千多株增加到两万株，小麦每亩播种量由八斤增加到十六斤，高秆作物又在行间间作。并且实行了查苗补苗，基本上消灭了缺苗断垅现象。一九五五年，在已经一般地作到密植的基础上，又实行了分等密植，使密植更加合理。大面积的实行人工辅助授粉，更帮助战胜了旱灾。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两年的玉米都是正当抽雄拔穗的时候遭旱，雄花早抽出来了，雌花旱得出不来，等雌花出来后雄花已经快落完；但是由于实行了人工输助授粉，仍然保证了玉米产量的提高。根据一九五四年的调查，实行人工授粉的一千七百亩玉茭，每亩比不授粉的多收三十多斤，一九五五年授粉面积又扩大到三千五百一十亩。庄员们并且创造了非常简单的授粉工具，用碗糊纸承授花粉，用麻扎刷子散布花粉，既方便又经济。平地缺肥，这是个体农民无力克服的难，但是这个困难，集体农庄是完全能够克服的。农庄除了发展畜牧业培加肥料以外，还组织了专门的常年积肥队，有二十九人，二十七头牲口。常年从城里往地上运肥，并且实行了高温速成沤肥法。同时还在广大庄员中组织了常年积肥投资运动。所以三年来每亩施肥由五十多但增加到七十二担，并且改善了施肥制度，秋天垫地的时候。把底肥撒下去，使肥料发酵沤烂，既适应机械耕作又改良了土壤。随着农庄公有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一九五五年又新建了四眼动力水井，购置了抽水的机械设备，使八百亩旱地变成水田。由于农庄在生产上大量应用了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虽然每年都遭受了病虫和水旱等自然灾害的打击，但是单位面积的产量仍旧在不断上升。推广先进科学技术的过程，就是同庄员保守思想斗争的过程，也是提高庄员科学技术水平的过程。第一年推广“金皇后”的时候，二大队的庄员一亩种一千五百株，根本长不成，因而大部分只留下一千二百株苗。但是组长冯桂林，在一块地上自己实行了密植，结果密植比稀植产量高出了很多。于是他逢人就说，密植就是能增产。第二年他们领导的小队实行密植，规格最好，一株不少。在开始雅广人工授粉的时候，大多数的庄员思想不通，说什么“从来没有见过玉菱还结婚”。但是经过技术员的实际试验以后，庄员们的思想才打通了，人工授粉的先进技术，就一年比一年多地推广开来了。经过几年来的事实教育，绝大多数的庄员开始相信了科学技术，都积极参加文化学习和技术学习。庄员李德荣过去认宇很少，经过了文化学习和技学习，担任了大队技术员以后，热心钻研，凡是自己不懂的，就跑到拖拉机站和农场去问。

向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

　　在一九五三年秋季作物大丰产的事实教育下，庄员们虽然都不愿离开农庄，可是要庄员像爱护自己家一样地爱护农庄，还是十分不够的。花钱总想要排场，使用农具老是不爱惜。南垂八大队二小队的庄员们，在种玉茭的时候，把豆饼拉到地里，下了雨就不管了，结果被狗吃了六十多斤。要问他们为什么对东西不爱惜，他们就说：“摊子大了，丢就丢上些吧，摊到自己身上才有多少！”那些自私自利的思想比较严重的庄员，还时时想沾些农庄的便宜，范来好、郭秃则和苏全保等人，劳动的时候不出力干，可是一到给自己记劳动日的时候，就私自多记了八十一个。郭栗则、李殊孩等庄员，把农庄没有分的粮食也偷偷地拿去了。党支部感到这是个问题，这种思想如果不迅速克服，就是增产上多少，农庄也是办不好的。所以就把爱护农庄作为向庄员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除了定期按小队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以外，还经常用对比好坏典型、出题目、细算账等办法进行教育。有一次，下大雨的时候。庄员卢二丑不顾农庄胶皮车的损坏，把胶皮车上的雨布取下，盖到自己碾盘上不值五角钱的玉茭皮上面。党支部发现以后，便及时地组织了全体庄员进行讨论，最后，芦二丑作了检讨，他说：“一辆胶皮车值二千五百元，一年能赚一千多元，合起来三千五百元，平均每户都有三元的份。自己放上的三元不管，只顾五角钱的玉茭皮，损害了大家的利益，也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实在不该这样来。”六大队有五百亩谷田做得很粗糙，经过算账至少也少增产二万七千五百斤粮食。如果全庄都像这样，就要少收七十五万斤，秋后每个劳动日要少分三斤十二两。如果将这七十五万斤粮食折成细布，平均每户就少得一百一十尺。这样一算账，使大家认识到农庄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致的，不关心集体利益就是自己害自己。庄员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自觉地订出了爱护农庄的制度和纪律。农庄把这些纪律和制度作为年终鉴定庄员的条件，好的表扬、奖励，不好的批评。为了更好地保证办好农庄，消除损害农庄利益的行为，在一九五四年又成立了监察委员会。总之，由于党组织对庄员进行了这一系列的教育工作，爱护农庄已经成为庄员们的一种风气，不少庄员，不但像爱惜自己家里的东西一样地受护农庄，而且还向不爱护农庄的一切行为进行斗争。一九五五年前半年在大家的检举揭发下，农庄监察委员会处理了破坏纪律、损害农庄利益的事情八十六件，使农庄得到了巩固和提高。

　　中苏友好集体农庄，是在和富农分子、投机商人作斗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农庄开始成立的时候，由于大家的警惕性不高，审查不严，加上富农分子、投机商人采取两面派的手法，一些富农分子和投机商人混进了农庄。在他们钻进农庄以后，就处心积虑地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企图把农庄搞垮，把农民引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农庄刚成立的时候，曾有好些庄员的思想动荡不安，加上麦田因为受冻减产，富农分子的破坏活动便越来越猖狂了。有一些坏分子诬蔑集体农庄说：“集体农庄真是玄，一个劳动日分五两（有意缩小），打打浆面糊糊窗，不够老婆糊鞋帮。”富农分子和投机商人还暗地勾引庄员出外搞运输，煽动庄员退庄，在他们这样的活动下，结果就有不少的庄员要求退出农庄。但是这些富农分子失算了，农庄党组织在上级党委的帮助指导下，克服了麻痹思想以后，就积极领导庄员向富农分子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党支部把富农分子破坏农庄的事实向庄员作了宣传，并且进行了反复的学习和讨论，使大家认识了富农分子的阴谋诡计，提高了革命警惕性，于是庄员们都起来愤怒地检举和揭发了富农分子的罪恶活动。最后，严肃地处理了一些进行破坏活动的富农分子，给了富农分子萧胖孩以纪律处分，将富农分子关海江开除出农庄。这样，就打击了富农分子的气焰，使他们在群众中被孤立起来。但是富农分子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相反，越在农庄走向巩固的时候，他们的破坏活动就更加采取了阴险、毒辣的方法，无中生有、挑拨是非、制造干部之间的矛盾，来瓦解农庄的领导集团。他们并且有组织地转向破坏拖拉机站，偷窃了播种机零件，企图给农庄造成生产上的严重损失，把农庄搞垮。然而党支部并没有放弃对富农分子的斗争，而是经常地向庄员进行阶级路线的教育，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使大家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经过庄员的检举和揭发，人民法院依法逮捕了反动富农分子苏三狗。这样，祸根铲除了，干部之间的矛盾也消除了，使得整个农庄更进一步地团结和巩固起来。

真正的速度

　　也许是因为常和个体农民或者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社打交道的缘故，每当听到总收入提高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时候，就觉得是个不小的成绩，应该受到表扬和奖励。确实，这是一个不小的成绩！但是，最近在校阅中苏友好集体农庄的多项数字的时候，看到了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种真正的速度，使我们能够深刻地领会到斯大林同志所说的年复一年地增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九五三年是中苏友好集体农庄投入生产的第一年，这一年的总收入是二十一万一千三百三十七元；到第二年，总收入就增加到了三十二万四千二百二十九元，比第一年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三强；到第三年的一九五五年，总收入更提高到四十五万七千九百元，比第一年提高了一点一七倍。三年提高了一倍多，可是集体农庄的同志们还说，一九五六年就要提高两倍。这种累进式的增长速度，不但是小农经济，就连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社也是不能够比拟的。

　　随着收入的增加，庄员的生活大大地改善了，自行车过去在潞安一带是很稀罕的东西，而现在全庄已经有了四十多辆。全庄有四百余户庄员有了长年储蓄。购买力比建庄的时候提高了一点七倍。庄员在地头坐下来就这样说：“每年增加十万元，将来钱多得往什么地方花呢？”别的庄员就笑嘻嘻地答复说：“将来总有花处。”

　　庄员的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单就三年来的扫盲成绩来看，那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全庄有三百九十人参加了扫盲学习，现在已经有一百三十五人毕了业。平均每人识了一千三百多个字。大部分人已经能阅读报纸和通俗读物。农庄开会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记起笔记来了。牛五则虽然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可是他和青年们一样努力学习。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已经由不认识自己的名字“牛五则”三字逐渐学到能识四五百字了。全庄准备在三年内扫除完文盲，全部进入高小班学习；这个计划是可能实现的。

　　庄员们都知道，这样幸福的生活是在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支援下得来的。因此，在履行对国家的各项义务的时候，都能走在前头并且超额完成。一九五三年卖给国家粮食一百零二万斤，一九五四年更卖出了一百二十五万斤，支援国家工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