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所理解的“死” —— 不是无可奈何的谢幕凋零

2023-12-2 13:49|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22146| 评论: 4|原作者: 井冈山卫士

摘要: “人地矛盾”并不是抽象的人和自然的矛盾，而是阶级社会中的阶级矛盾通过资源分配方式的外在体现。当农民起义领袖说出 “等死，死国可乎” 这句话的时候，中国人所理解的“死”就不是无可奈何的谢幕凋零，而是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了。

编注：下面是井冈山卫士编辑与其他网友在隐秘战线发起的一个帖子下面围绕历史上”人地矛盾“问题的讨论，内容丰富。井冈山卫士同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动地解释了，为什么有些阶级社会“人命贱”，有些阶级社会提倡“武士道”，而另外一些统治阶级却能标榜并在某种程度上实践所谓“仁爱”。现生成文章，供各位网友进一步讨论。

原帖在这里：http://redchinac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977&extra=&page=5

还是公平网友说：

中国这个地儿，人地矛盾（人与自然资源的矛盾）尤其紧张，“属于世界一流水平”，是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完全没有阶级妥协的空间，无论什么阶级当政都得搞专制。

现在是资产阶级专制，未来是工人专制（无产阶级独裁），以前是官绅-地主专制；相比而言，工人专制反过来就是最民主的了。因为谁都能当工人，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当食利者。

井冈山卫士评：

提到人地矛盾，这里说点题外话，思考还不成熟，见谅。

我赞同“人地矛盾”越激烈的地方，通常人际关系也越紧张的总体看法。当然，这里的“人地矛盾”并不是抽象的人和自然的矛盾，而是阶级社会中的阶级矛盾通过资源分配方式的外在体现。下文所有的“人地矛盾”都指的是这种矛盾。

就我读过的历史和人类学的书来讲，中国的“人地矛盾”水平虽然较高，但是还没有到“世界一流”。

“人地矛盾”最尖锐的地区通常是那些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之前就已经达到或者越过“生态极限”的地区。最典型的例子是玛雅，其次是阿兹特克。这两个地区的人地矛盾十分尖锐，以至于战争中俘虏的敌人成为了重要的蛋白质和脂肪来源。印加帝国的情况就好些。一种解释是中美洲（不是南美洲）地区的大型哺乳动物很早就被人类杀完了。剩余的动物，如狗和火鸡，则要和人类抢粮食。因此，养狗养鸡不如种地。地种的越是劳动密集，人口增长也越是压缩每个人获取的营养。因此，玛雅和阿兹特克遭遇了典型的“马尔萨斯陷阱”。玛雅人没扛过去，社会崩溃。阿兹特克人则采取了增加死亡率的方式，组织大规模的人吃人，来压制人口数量和社会复杂度，维持脆弱的平衡，直到被西方殖民者摧毁。印加帝国则尚处在“王朝周期律”的上升阶段，其在殖民者来之前的扩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地矛盾的压力。这有点类似于罗马共和国晚期。

与人地矛盾相关的人际关系紧张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人命不值钱”。这在中美洲的大规模殉葬中也能够体现出来。

日本和朝鲜的人地矛盾虽然不如中美洲，但是由于其地理的封闭性，这两个地区也明显呈现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围城社会（besieged society）” 的特征。所有能开垦的地区都被开垦了，地方的政权组织，无论是否被中央有效管辖，都有能力基本掌控自己的地区。除了朝鲜人能往女真跑以外（比如李成梁家族），朝鲜和日本的农民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社会上都没有脱离自身土地的可能。因此，中国的“侠客”和流民可以依赖非常松散的 “江湖” 或者会道门组织，大不了可以跑到深山老林里。但是日本和朝鲜的人地矛盾让他们的深山老林也被政权机关有效管辖，哪怕是黑社会，也多数直接依附于政权。

在这种逃无可逃的人地矛盾中，人的生命本身的价值被大大压低了。在土地数量和质量相对固定的地方，一单位额外劳动投入的粮食产出是递减的。也就是说，除去这一个劳动力自己必需的粮食以外，其 “净产出” 越来越小，有可能会最终为负。这种人命的经济价值的缩减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应则是人命本身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在意识形态上，中国在 “华夷杂处” 的时代，还有 “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 的兼容并包。但日本和朝鲜自达到了某个生态限制之后，都没有产生原创的，以 “仁爱” 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而以“仁爱”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或者简单地说“来我这，你就能活得好”，则是历史上大帝国（中国、罗马、波斯等）给境内和周边各民族的 “社会契约”。

典型的日本“武士道”思想，哪怕是在被近代法西斯主义“改造”以前，也都是强调“切腹明志”。而这个“志”，哪怕在同时代的中国人看来，很多也都是微不足道的东西。考虑到日本江户时期中下级武士获取的蛋白质和脂肪数量可能与中世纪早期欧洲农奴差不多，日本武士“轻死生”的态度显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勇敢”，而是由于他们一方面就处在“过剩人口”的边缘，主君不是离不开他们，另一方面，这种生活水平也未必能让他们有什么生活的乐趣。因此，人际关系的紧张，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命卑贱，本质上是多数人口处在一个几乎生不如死，但又逃无可逃的阶级、经济、地理、生态囚笼之中。这种“围城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明显地体现在朝鲜和日本的各种文艺作品中。比如，南朝鲜的灾难片很有名，日本文学中的“物哀”思想也很能反应某种“无边无际”的绝望情绪。

中国虽然总体人地矛盾也很突出，但是突出的时候总是集中于王朝晚期。就算如此，中国广大的地理空间也给了群众一定的“逃亡”空间。魏晋有“桃花源”，明清有神农架；南下可以“填湖广”，北上还能“闯关东”。这些大规模的，最初以逃难为目的的人口迁移，在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后就有可能形成挑战中央政权的流民大军。当农民起义领袖说出 “等死，死国可乎” 这句话的时候，中国人所理解的“死”就不是无可奈何的谢幕凋零，而是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