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于梨华

　　新冠肆虐期間，紐約時報為不幸染疫身亡的各界名人寫了一系列訃告，2020年5月20日赫然出現《作家於梨華享壽九十，為“無根一代”中國移民發聲》（Yu Lihua, 90, Dies; Writer Spoke to ‘Rootless’ Chinese Émigrés）的標題，內文開頭說:

　　“於梨華以細緻入微的筆觸刻畫了美國的華裔留學生和學者，捕捉到了許多海外華人所感受到的文化錯位和身份危機。她於4月30日在馬里蘭州蓋瑟斯堡的家中去世，享年90歲。她的女兒、自1月起一直在報導新冠病毒疫情的《華盛頓郵報》記者孫曉凡(Lena Sun)說，她因Covid-19引起的呼吸衰竭去世。”

　　又稱:

　　“她因為給其所謂的‘無根的一代’發聲而受到讚揚，這些人為了更好的生活遠離家鄉，但仍對故土念念不忘。例如，她1967年的突破性小說《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中，主人公從臺灣一所大學畢業後赴美讀研究生，在那裡他感到孤獨和幻滅。但是，當他回到臺灣重新發現他的‘中國性’時，他的疏離感卻因他的家人對西方生活（尤其是美國）的美化而加劇……於梨華看到中國人盲目崇拜西方的傾向，在經歷了美國移民生活的酸甜苦辣之後，她仍然對此保持警惕。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當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開始大批湧入美國時，她給他們寫了一封公開信，刊登在中共黨報《人民日報》上。”

　　於梨華的這封公開信發表於1980年4月20日，名曰《我的留美經歷——寫給祖國的青年朋友們》，此前她已回國訪問三次:

　　“第一次是一九七五年，短短的一個月。第二次是一九七七年，幾乎有三個月。第三次是一九七九年，又是短短的一個月。五年中的五個月，浮光掠影，自然對祖國不會有透徹的了解，但正因為不是長期在國內，每次看到的事物，印象就比較鮮明。記得第一次回國，看到的幾乎都是進步完美的，聽到的也是祖國正面的報導。對西方，誰都沒興趣。一九七七年回去，倒是跑了不少地方，接觸面也廣多了，見到各行各業的人物，不但見，而且談。但那時候祖國等於是第二次解放，大家談的是這些年的苦難，物質上的、尤其是精神上的，個人的，也有國家的。正如一個家，經過了長期的窘困，日子好轉了，對外來的客人滔滔不休地談這些年的經過，當然顧不及問客人的事，對西方，對美國，還是不甚感興趣。一九七九年回去，形勢大大的不一樣了，當然這和國家的政策有密切的關係。政策是積極地推進四個現代化，引進工業先進國的科學技術，不但引進，同時積極地送人出國來學習。我在中國的一個月，不論是親戚朋友，還是初次相見的，都殷切地問起美國的一切；不僅是問，而且要證實從別處聽來的關於美國的種種“花花綠綠”的消息。”

　　信中她解釋了下筆的動機:

　　“令我擔心的是，這些要出來，很可能出來，及想出來而還不能的年青朋友們，對美國的一切有許多錯感，許多不正確的印象，因而抱着不該有的幻想。我認為很有必要把我所知道的美國的實際情形報導給國內的年青朋友們，讓要來的有一個比較正確的心理準備，更讓不能來的有一個較客觀的了解。”

　　並誠懇道來:

　　“憑我二十多年住在美國的經驗，我向要出來的朋友們說，千萬嗬！不要把美國幻想成天堂，更不要相信聽來的傳說，以為美國是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地方。對於一時不出來的朋友，我要說，千萬不要因為不正確及誇張的報導，對西方，尤其是美國，產生一種崇拜的心理。美國雖然工業先進，物資豐富，但在他們的大城市裏，貧民窟有的是，餓死凍死的也時常聽到，靠洋山芋過日子的也大有人在。”

　　她點破多數華人風光背後不為人知的艱辛:

　　“七二年以來，有不少中國血統美籍學人、工程師及別種專業的人回國探親、參觀、訪問，甚至留下來工作。表面上看起來，他們都是有成就、有地位、有房子車子、有銀行折子的人士；但他們幾乎都有一段也許已忘卻，也許不願去記它，更不願去提它的個人的艱辛，甚至辛酸的生活歷程。更有一些早年來美，從最底層的勞工做起，戰戰兢兢地争到一個可以過活，也可以把家屬親戚接出來共甘苦的生活。今天，當他們風風光光地回到祖國，用各種禮物送給親友來彌補前幾十年對親人的渴望的時候，誰能知道，這不過是他們若干年來，一星期七天，一天十來個小時，站在滾燙的鐵鍋前流着汗水炒菜所換來的工資的累積！？”

　　詳說洋人的真實生活:

　　“他們的生活步調，也許你們聽了都覺得夠累。像在紐約市這種大城市工作的，如住在市區，一早起來，一杯咖啡，兩片麵包，然後打開三道門鎖（怕小偷、搶劫、凶殺），出門擠地鐵或公共汽車，擁擠的情況絕對不下於北京市早晚的公共汽車。地鐵又髒又臭又不安全。交通不便的，要轉幾次車，花一小時在路上，算是快的了……夏天，車裏有汗臭、狐臭、大麻煙臭、酒臭及廉價香水的混合氣撲鼻而來，眼睛看到的是一張張疲倦而關閉了的臉，以及塗寫在車廂壁上的各種穢語。到了站，從充滿尿臭的石階上升到地面。住的離市中心較遠的，還得走到早晨停車的地方——很可能車已被人偷去，或者四個輪胎被竊，或者被不良少年放掉了胎內的氣……進電梯要特別小心，因電梯裏常有歹人，一閃而出，獨身男的被搶，獨身女的被搶又被奸。這種案件很多，尤其是紐約市一些沒有守門人的大公寓……”

　　還進一步談及國內所見感懷:

　　“去年在上海與年青朋友交談，發現有的崇洋心理極重。外國旅客帶去的任何電器小玩意，大家看見，都露出一副羨慕不已的神情。像我這樣當初抱着崇洋心理出國，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年，對他們有了一定認識的中國人，看到這種神情，自然有很深的感觸！我小時在上海及重慶就看到過外國人那副目中無人的樣子，後來在臺灣又目睹美國的所謂顧問或大兵們在街上橫着走路的醜態，難道在經過了百年的屈辱，終於站了起來，挺直地站了三十年後的中國人，又要在洋人的面前低聲下氣了嗎？！”

　　此情此景讓人難堪與痛心，因此她呼籲有心留學的年輕一代:

　　“你們來，帶着我們中國絕不比人差的智慧來，帶着我們特有的勤儉與韌性來，更不要忘了，帶着個人及民族的自尊來。在美國的中國血統的各行各業的人，早已向美國人證明了我們的聰明才智；老一代的華僑，更靠着他們雙手的勞動，在各大城市所奠定下來的中國城，也向他們證明了我們的奮鬥精神。你們昂起頭，挺起胸地來……把智慧與勤奮結合起來，再予以一二十年平靜的局面，難道還趕不上西方或日本的科技……國家要靠你們的才能與知識，將她帶進二十一世紀的現代行列，國家更需要你們的自信與自尊維持她在三十年前贏回來的民族的尊嚴。”

　　最後一句話指的是，中國軍隊於五零年代在朝鮮戰場以大無畏的氣概，把以美國為首的十六國聯軍從鴨綠江邊趕到三十八度線以南，一掃鴉片戰爭以來華夏頹勢，重振漢唐雄風的豐功偉績。

　　自信與自尊的苦口婆心，自然與她“去年(1979)在上海與年青朋友交談，發現有的崇洋心理極重。外國旅客帶去的任何電器小玩意，大家看見，都露出一副羨慕不已的神情。”有關，她警醒得好: “難道在經過了百年的屈辱，終於站了起來，挺直地站了三十年後的中國人，又要在洋人的面前低聲下氣了嗎？！”

　　回想作家一九七五年首訪中國一個月，旅程一結束，隨即以《新中國的女性》為題，刊文香港《七十年代》一月號:

　　“在中國停留一個月所得到的印象，這一輩子都難以忘記的。不是因為她富有，不，她還是貧窮的；不是因為她完美，不，她還是有許多缺點，而是因為每個人的‘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精神，每個人‘當家作主’的自信，每個人的‘既不稱霸，更不崇洋’的自尊。”

　　生在“叫‘火柴’為‘洋火’、 ‘煤油燈’為‘洋油燈’、 ‘自行車’為‘洋馬’，看見‘洋人’會讓道”的舊中國，讓她發出令人深思的感嘆與欣喜:

　　“這次回去的一個月中，馬路上沒有美國的福特牌汽車，飯桌上沒有可口可樂，旅館裏也沒有世界末日的滾搖樂，而每天接觸的都是不穿‘洋裝’的中國人，這才覺得自己是回國了。”

　　可如今改革開放後呈現的是，馬路塞滿東西洋車，餐廳也可樂為患，音樂是西洋當道，服裝則是左衽在目，她於毛澤東時代所見證：“每個人‘當家作主’的自信，每個人的‘既不稱霸，更不崇洋’的自尊。”恐怕早已蕩然無存。歷史的迷思是，無論什麼革命或改革，表面看新人新象，然而實質的進步是有限的，正如偉人回答尼克松“主席的著作感動了全國，改變了世界。”時所說的：“ 沒有改變世界，只改變了北京附近幾個地方。”可知縱然歷史是往前走的，但其慣性或惰性仍不容輕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