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同志在俄国反革命背景下的工作

不幸的是，现在不得不进行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来反对内外反动的俄国联邦的劳动人民，却得不到关于目前世界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的真实资料。所谓“民主”报刊竭力压制这些国家人民的建设性的日常生活和成就，或者诬蔑这些人民，害怕革命榜样的强大影响。它给人的错误印象是，社会主义已经不复存在了，它精心掩饰了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光辉经验，朝鲜劳动党在1950年代初的卫国战争胜利后，经济发展顺利。大大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福利水平，为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创造了条件。

今天，可以合理地谈论朝鲜式社会主义这一世界历史现象。这一现象，特别是考虑到“不可预见的复杂事件”，“决定社会主义命运的历史的转折”（金日成，对拉丁美洲新闻社总干事提出的问题的答复，平壤，1994年），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力量的暂时撤退，只在狭隘的民族范围内看待是错误的。朝鲜式的社会主义一方面集中了十月后的国际经验，首先是苏联直到50年代中期的主要教训，另一方面，它依靠的是朝鲜本身五千年来最丰富的文化和政治遗产，依靠的是20世纪朝鲜人民反殖民抵抗的独特传统。

谈到十月后的国际经验，直到50年代中期，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样的时间限制是为了强调：正是从这一刻起，朝鲜社会主义道路的独创性越来越暴露出来，朝鲜领导人的政治路线越来越以自力更生的必要性和不允许对外国卑躬屈膝为出发点。

坦率地说，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有许多出版物（包括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报刊上）直接或间接地指责朝鲜同志是“民族主义”和不愿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政策的航道上前进。但结果如何？众所周知，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是最严厉的老师，而实践表明，朝鲜同志是能够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而批评他们的人却全都失去了。

当然，必须考虑到这些批评者的组成是不均衡的。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真诚地致力于共产主义理想，赞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他们认真地认为，例如，揭穿斯大林的威信，只会有利于建设新社会的事业。这些主观上诚实，但政治上天真的人并不总是有分寸感，也没有立即意识到反复恢复这种喧闹的运动，没有明显的用处，没有新的客观评价和对过去的高估。它迟早会对我们的敌人——地下资本和世界帝国主义——起作用，并导致苏联制度的名誉扫地。朝鲜同志没有接受这一榜样，在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上实行克制，这是正确的。结果，我们的一些批评家成了在本国和国际上破坏社会主义立场的盲目参与者，而朝鲜同志却坚持了总路线的连续性，巩固了自己的革命战线。

我们的另一部分批评家也起了完全反动的、不道德的作用。他们成了狼人、变种人、叛徒，支持了一系列反社会主义的政变，并迅速从“思想上的”共产党人的制服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党人”的星条旗牛仔裤。

这不是谬赞，朝鲜同志并不比我们更了解自己。很明显，对他们活动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民族的民族心理，取决于他们发展的文明类型。但问题是另一回事，一方面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表现出的历史眼光，另一方面是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领导人的阶级政治短视。

我要用金日成同志的一些著作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朝鲜共产党人对革命主体、革命的成熟和主权、革命在生活各个领域的创造性和对社会所发生的一切的责任的问题极为关注。

金日成同志说：“革命是人民群众自己为实现自己的自主性而进行的运动。革命的结果，取决于怎样把作为革命主体的人民群众变成有意识和有组织的力量，以及怎样提高他们的创造性作用。只有加强革命主体，不断提高革命主体的作用，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这一宝贵的革命真理，我们早在抗日革命斗争中就已经掌握了”（金日成《高举主体革命旗帜，完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平壤，1988年）。

正是在80-90年代之交，共产党领导人忘记了这个普遍的真理，导致他们脱离群众，惨败。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看到，现代资产阶级在从内部很好地研究了共产主义运动之后，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对比以前要巧妙得多，而且并不总是正面的。例如，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共一步一步地被剥夺了对经济和人事政策的影响，反对苏维埃和社会组织，玷污了它的历史，从而暂时剥夺了人民的支持。当然，本质上是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戈尔巴乔夫分子，并没有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把革命的主体——劳动人民——变成反革命的主体。但是，他们在几年内使的人民群众中立，从而使社会主义基础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崩溃了。

如果不理解金日成主义哲学与传统人类哲学的区别，就很难理解金日成主义哲学。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它提出了“作为研究对象的纯粹人类问题”，是“一种关于人类生活的哲学，否认作为给人以世界观的科学的哲学固有的使命，主要是 谈论何谓人、何谓人生的一种人生哲学。”（金正日选集，第二卷。平壤，1991年）。这是一个客观的、沉思的、被动的人的观点，一个观察人在世界上存在的人的立场，而不是一个转化者——创造者。

马克思还指出了这种立场的片面性和不能令人满意。他的信条是革命的实践，是人的积极活动与有目的地改变社会现实的巧合（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用金正日同志的话来说，主体观点“使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成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并突出了人是一切的主人和决定一切的哲学立场”。

第二。这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在许多方面有效地提出了人类劳动的激励问题。它与“大力推进思想、技术和文化三大革命”的要求以及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原则密切相关。

同任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一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思想道德（道德）和经济（物质）方面，或者用金日成同志的话来说，把道德政治激励同物质激励联系起来，这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了解决。众所周知，许多兄弟国家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多年来毫无保留地优先考虑物质刺激，最后，他们失去了警惕，被贪婪的市场主义者——资本主义复辟的隐藏支持者——俘虏了。这种优先权总是被解释为物质和物质现象的首要性、原始性、基本性和所有与理想有关的现象的次要性的结果。这种表面上唯物主义的推理显然缺乏灵活性和辩证性，缺乏对理想对物质的反向影响的承认，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缺乏前者作为第二者的实际作用的承认。

主体哲学认为，人“具有道德、政治和物质需要”。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主动性取决于他们精神物质满足的性质和程度。金日成同志说：“因为社会人的社会政治生活比生理生活更宝贵，所以在管理社会主义经济时，必须把道德政治刺激和物质刺激正确地结合起来，优先考虑前者。换句话来说，坚决争取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思想和物质堡垒，同时优先征服思想堡垒。这是我们党不变的路线”（金日成，“高举社会主义农业提纲的旗帜，我们将最终解决农业问题”，平壤，1994年）。

三。兄弟党和国家的文件不止一次地谈到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社会政治上的接近，谈到按照前者的形象和相似性改造农民。同时，在决定两个工人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时，它们往往缺乏明确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朝鲜同志的观点有一定的新鲜感和新颖性。

首先，他们坚决反对低估和狭隘地看待知识分子的作用。“解放后，当我们开始建设新社会的时候，”金日成同志指出，“我们并没有因为知识分子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服务而排斥他们，相反，我们相信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积极地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身边”（金日成，“我们民族的高度团结”，平壤，1991年）。这至少在两个方面是有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问题都得到了迅速和合格的解决。促进了全国团结。

其次，在我看来，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优先抓思想堡垒，把社会全体成员教育成用具有高度自我意识和创造力的共产主义的人，把整个社会变成共产主义集体。（“让我们更充分地发现社会主义在我国的优势”，平壤，1990年） 

但这还不是全部。“按照工人阶级的模式使整个社会革命化和改造，并使其知识分子化”的思想是有前途的。它以前从未在政治和社会文学中以如此明确的形式出现过。

第四。以上所说的一切都合乎逻辑和自然地使朝鲜同志们考虑到建立无阶级工人社会的条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明确和明确的观点值得尊重。事实上，类似的条件早在1930年代上半叶就开始在苏联出现，而在1950年代其他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但是，在我国，它们的实现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阻碍，斯大林死后，关于生产资料、个人副业和商品货币类别的集体农庄集体所有制的曲折政策，以及右翼机会主义的影响。

斯大林早在《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1952年）一书中就明确提出了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把国民经济的合作部门提高到全民水平的任务，而在苏联，从赫鲁晓夫开始。左翼和右翼极端势力开始出现波动，从坚决反对农场主和国营农场工人的私人土地和牲畜，到消除机器拖拉机站，即农业综合体生产力的去工业化和退化。结果浪费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了速度和时间，苏联的农业从来没有在先进工业中脱颖而出。此外，资产阶级还对合作形式的农场进行轻率的实验，使它们退化为分散的小资本主义经济。

朝鲜领导人采取了另一种一贯的方针。1964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农业问题纲要》，不仅限于农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而且提出了新的方向：“要经过革命的另一阶段，即工人阶级传统的农民教育阶段，使农业转入工业轨道，使农业现代化。“把合作社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以消除城乡差别，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差别。”如果我们还记得保证积极进行“阶级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使整个社会智力化”的决心，就不难看出这是建立无阶级社会结构的辩证有意义的路线，即实现科学共产主义的关键纲领要求。

看来，朝鲜同志对于“全民所有制的统治作用不断提高”没有丝毫犹豫。与此同时，苏联在许多方面都在进行一场关于“计划或市场”的不切实际的替代方案和所谓一切所有制形式“平等”的必要性的学术性的、政治上有害的辩论。不需要太多的话来准确地确定它的结果。反社会主义分子通过所谓的“平等”——经过一系列随后的步骤——实现了私有财产的合法化。

与这种不幸的经验相比，朝鲜的经验清楚地证明：“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如金日成同志在1990年所强调的那样，是在根本上不同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有不可否认的优势。如果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困难，就放弃社会主义原则，企图用资本主义方法解决问题，那不仅无助于克服所遇到的困难，而且会使社会主义固有的优势陷于瘫痪，造成混乱，丧失用鲜血取得的革命成果。俄罗斯目前的动荡就是这些话的有力证明。

金日成同志几乎所有的著作中都有一种无法止息的痛苦，那就是分裂的祖国的痛苦。他投入了大量精力的切身关怀统一。现在，我们也由于土生土长的腐败资产者和帝国主义西方的意志而成为一个分裂的民族，我们特别亲近由此产生的痛苦经历。2700万无家可归的俄罗斯人，把俄语和俄罗斯文化视为母语的其他民族的人，数以千万计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整个曾经统一的多民族苏联人民，被推入贫穷和屈辱的深渊，怀着深切的同情注视着朝鲜朋友们的不懈团结努力。

我们完全赞同独立、和平统一和民族大团结的祖国统一三大原则；也许他们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不亚于兄弟的朝鲜人民的历史。

金日成同志在1992年说：“现在有一个想法使我感到沮丧，那就是我不能实现我们同胞在统一的祖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愿望。尽管国家解放后半个世纪过去了，祖国的统一尚未实现，但国家分裂的悲剧仍在继续。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祖国统一是我们民族的共同愿望，同时也是我对民族的誓言”（金日成，“伟大的独立事业的胜利——加强人民群众的作用”，平壤，1991年）。

金日成同志信守这一誓言，直到生命的尽头。

科索拉波夫，院士，苏共中央书记。

发表于《Glasnosti》第3期（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