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月事件到文化大革命 —— 朝鲜以及中朝之间发生了什么？ ...

几年前（2020年），挪威毛主义（贡萨罗主义）组织“为人民服务”的Tjen Folket Media网站写了一篇文章，试图重建1956年朝鲜劳动党（PTC）发生的派系斗争，将金图奉列为“左派”领导人，将金日成列为领导“右倾”的“修正主义者”。

这篇文章主要是根据威尔逊中心数字档案馆中的解密信息和苏联外交报告撰写的，自那以后，世界各地的毛派（贡萨罗主义者）一直在不加批判地复制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与历史研究工作无关，因为它只是重复了资产阶级学院已经得出的结论，只是用了一种“红色”的口吻，但主要问题是他们把延安派领导人描绘成“强硬的毛派”的历史修正主义，这是错误的。

争议的实质

作者警告说，“这篇文章可能包含一些空白”。其主要缺陷是缺乏意识形态实质。描述了金日成对派性分子采取的组织措施，却没有说明他们的反差是什么，没有说明他们不同的政治纲领和矛盾的根源；只说金日成是“机会主义右倾路线的领导人”，金图奉是“红左路线”的代表，没有任何解释。（李东辉注：它们甚至谴责朝鲜不接受赫鲁晓夫的“先进经验”）这并非偶然：如果作者正确地研究了派系主义者在所有可用的历史文件中出现的想法——包括他们引用的来源——他们将不得不推翻他们的标签。

延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左派领袖之一”崔昌益（Choe Chang-Ik）以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的诽谤为榜样（李东辉注：这是“毛派”吗？因为挂了个“延安”的牌子？这是刘少奇一样的人物！），感叹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不同。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评价的人。苏共派勃列日涅夫率领的代表团出席了第三届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他对那次会议提出了非常不利的批评：

“报告和讲话没有渗透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大会大多数讲话的浮夸、措辞和浮夸的短语和词语的聚集是其特点：“群众的革命团结”、“继续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辉煌的胜利”等，《关于研究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一些问题》分发给各党组织。信中充斥着对朝鲜劳动党、其组织和领袖最夸张的赞美。（李东辉注：不赞美苏共和赫鲁晓夫）这封信为这样一种观点辩护，即尽管苏共违反了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个人崇拜和违反社会主义合法性，但朝鲜劳动党及其组织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坚定而一贯地执行马列主义路线。信中对朝鲜劳动党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作了误读。特别是，通过正确地提出对朝鲜人民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更广泛的研究和宣传的问题，信中清楚地表明，作者所说的“外国”和“外国人”都是苏联人。总的来说，朝鲜劳动党的密信《关于学习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大报告的一些问题》表明，朝鲜同志不了解苏共二十大的决定。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这样的信件是不可接受的。（李东辉注：所以修正主义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有了利用宗派集团推翻坚持路线的金日成主席的打算）（…）鉴于朝鲜劳动党的领导层感染了自我美化和美化现实（李东辉注：只看好自己国家的思想路线和现实，根本不打算引进和实行反动的修正主义）的精神，错误地评估了共和国的经济，周围都是缺乏经验、不适合工作和奉承者（李东辉注：勃列日涅夫的目的在于指出干部的不足吗？他的目的是诽谤朝鲜劳动党有缺陷但忠诚的干部），这是朝鲜劳动党工作中严重不足和一系列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我认为有必要引起注意。”

朝鲜劳动党试图保护自己免受来自莫斯科的“不稳定”浪潮的影响，同时口口声声支持20大的路线，苏联修正主义者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已经对1955年针对朝鲜劳动党内部伊尔库茨克派系成员的主体意识形态运动感到担忧。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他们开始与延安派建立联系，并与朝鲜驻莫斯科大使李相照讨论如何影响金日成，后者于1956年5月29日要求会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李东辉注：看到现在，延安派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正如N.T.Fedorenko在日记中所述，“大使强调，朝鲜公安机关的官员非常需要苏联同志的帮助，因为到目前为止，朝鲜的公安机关的运作方式是错误的，必须坚决改变这种情况。”李相如说，这些官员要深入了解并在实践中掌握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最严格遵守革命合法性的命令。”（李东辉注：狗东西）

两年后，金日成在1958年3月6日举行的朝鲜劳动党会议上提到了李请求的误导性“援助”的影响：

“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彻底粉碎一切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革命分子，保卫工人和革命利益的有力武器。释放了反对我们党和革命的基督徒李文华等敌对分子，释放了许多犯下敌对行为的囚犯，扰乱了社会秩序。我们的国家权力是保护工人和革命利益的武器；它不能成为保护反对我们的敌对阶层利益的武器。司法机关的这种倾向是修正主义的，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著作集，第12卷，外文出版社，平壤1983年，第119页。（金日成主席极度肯定无产阶级专政，这也就意味着：若朝鲜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否定金日成主席或金日成主席的论述）

这一趋势背后的想法是什么？金日成还回忆道：

“在我们国家，修正主义表现为拒绝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金说，最高人民会议主席团高于党。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主席团拒绝党的领导人。然后某人说：‘党无权领导工会。工会的成员它比党的大；他们是一个比党更大的组织。在党组织工作的人都是工会的成员，必须服从工会的领导。工会必须摆脱党的指导。＇他说，人民军不是党的军队，而是“统一战线军队”。这些都是反对党的领导的思想观点。”-著作集，第12卷，外文出版社，平壤1983年，第117-118页。

正是这些人被Tjen Folknet Media描述为“正统毛主义者”，并被亲切地引用为可靠来源。他们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载体，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被称为延安派领袖的前无政府主义者金图奉没有直接参与阴谋，但他同情检察官的观点。1956年7月24日，他对苏联大使馆顾问S.N.Filatov说：

“共产党一直在认真努力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由此可见，金日成无意听从赫鲁晓夫在1956年7月10日至8月2日访问莫斯科期间提出的破坏稳定的“建议”，朴昌好、崔昌益等派性分子访问苏联大使馆，以获得对其计划的支持，暗示有必要推翻金日成。

最直接的说法来自李，他于7月20日在业务经理彼得罗夫的日记中登记：

“在他看来，一群人认为有必要尽早对金日成及其最亲密的同志采取某些行动。”（李东辉注：读到这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金日成主席采取的行动是防御性的，是特别粉碎行动）

“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李回答说，这个小组已经提出了更换中央和政府领导的任务。他认为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在党内进行尖锐而果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李说，金日成很可能不会动摇。因此，我对这种做法的成功表示怀疑。第二种方式是强迫反抗。李说，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需要牺牲。在朝鲜，有人可以走上这条道路，并正在做适当的准备。（……）李要求我对我们的谈话内容严格保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将其告知朝鲜领导人。”

正如这份文件所示，尽管最敏感的文件仍然是保密的，但派系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秘密策划了一场反对朝鲜劳动党领导层的政变。他们试图让生活在苏联的朝鲜人朴正爱参与阴谋，但这些同志仍然忠于党的领导，并警告金日成：

“1956年我从苏联和其他欧洲国家访问回来时，有一天，首席战地助理李武洙打电话给我，警告我要小心，详细揭露了崔昌益和朴昌国的可疑行动。金正日还通过电话向我通报了他们的可疑行为。”（《与世纪同行》，第8卷，外文出版社，平壤1998年，第260页）

由于事先就知道了这些计划，全体会议被推迟到月底，通知了一个错误的日期（8月2日）以迷惑苏联大使馆的同谋，安全部队得到了警告，并加强了对派系的警惕，以防止军事政变。较量已经确定，最后一场较量于1956年8月30日举行。

全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参加会议的人对派性分子报以嘘声？其中一人的演讲可以在档案中找到，供大家阅读：

“大家都知道，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李东辉注：毛派不会不知道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意味着什么吧？）这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对当代国际革命运动进行了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必须成为包括我们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全世界工人党的行动纲领。（李东辉注：另外一些大国主义者叫喊说，不对，另外一个世界中心才应该指挥全部国家。）我们党的一些领导核心领导人以所谓“民族精神”和所谓“民族特性”为借口，不打算执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李东辉注：也就是某些人所哭诉的朝鲜“民族主义”），这些决定是不正确的，这是我们党今天继续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的结果，忠于马列主义，不能容忍。（…）然而，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之后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3次代表大会是如何召开的？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没有遵循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精神。（…）在提交给大会的总结报告、大会决议或大会宣言中，都没有指出向苏共第20届大会学习的必要性。（…）为什么不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精神带给我们党的人民和党员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规律，就是解释人民群众、党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解释历史发展的主力军是人民群众，也解释政治领导人的功绩有多大；不能允许对他们进行个人崇拜。（李东辉注：多么“正义”。会得到将人民群众与领袖对立起来的人的喝彩。）为什么我们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不愿意根据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经验和兄弟政党的经验，深入讨论党的生活原则、领导人与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革命和政治的领导等各种问题？（…）不应在其他地方寻求为什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被认为是不正确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深入的马列主义分析，发动了一场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并概述了果断克服其有害后果的措施。事实上，这些决定反对并宣布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个人崇拜导致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的减弱，党内集体领导的作用的削弱（李东辉注：之后，毛泽东在隔壁如是说，“不是真理，就算集体领导也不行”！），往往导致工作的严重疏忽和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他们担心的是，二十大决定的精神越是贯彻落实，对在我们党内严重蔓延的个人崇拜思想的打击就越大；列宁主义的党的生活原则越有保障，民主的气氛就越能发展，党的生活和党的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就越能成功地暴露出来。我认为，不按照二十大的决定精神来制定我们党的政策，就是不能容忍的声讨马列主义的派性行动（李东辉注：简化一下逻辑，不按照xx大国的党的思想路线当牵线木偶，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这种情况在我们党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是不能容忍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真正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灯塔。他的政治文件进一步丰富了马列主义，为全世界工人和马列主义政党指明了运动的道路。”

不难用更明确的措辞来表达：派系主义者一直宣誓效忠苏共第二十届代表大会，并希望将他们的“精神”强加给朝鲜劳动党，将反对朝鲜“个人崇拜”的斗争（李东辉注：不难回顾，刘少奇在中国也进行了这种“斗争”，学习苏共的“先进经验”）与现代修正主义一起引入。毫不奇怪，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对这种攻击感到愤怒，失去了耐心。随着阴谋的失败和延安派系的清洗，宗派集团逃到了中国。也许这足以将他们列入“左派”，据Tjen Folknet Media报道。（李东辉注：其思路背后完完全全是中国大国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且这些贡萨罗主义者还不是中国人。）

但这篇文章（李东辉注：指贡萨罗主义者的文章）的作者当然熟悉毛泽东的一句话：“我们必须支持敌人反对的一切，反对敌人支持的一切。”因此，让我们听听臭名昭著的反共历史学家安德烈·兰科夫：

“1956年的危机基本上是两种倾向的冲突：一种是最自主、更独立、更民族主义，但也是金日成所代表的最镇压、最鲁莽、最终最严厉的政治路线，另一种是反对派领导人所代表的更开放、更自由、但也亲外国的政治路线。（…）

在1955-1960年席卷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的温和、不完整但仍然有益的赫鲁晓夫主义改革被朝鲜新的政治环境抛弃了。（…）迈向一个不那么压迫、更自由的社会的运动——也许在20世纪50年代并不一定是不可思议的——被叫停了。朝鲜的国家社会主义将成为最强硬、最不灵活、最具压迫性、最终在经济上最具破坏性的社会主义之一。”（《朝鲜危机》，夏威夷大学出版社，檀香山，2005年）

朝鲜驻莫斯科大使李相照同样对结果感到不满，直接向赫鲁晓夫发出呼吁。现在很清楚，他在1989年访问首尔时，以共产主义叛徒的身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将朝鲜战争归咎于金日成。

苏联和中国的参与

贡萨罗主义的同志们将那些（根据所有现有证据，他们是）正确路线的赫鲁晓夫主义者与无可挑剔的革命者混为一谈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后来反修正主义的拥护者中国共产党介入支持他们。但是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八月事件的呢？

1956年9月18日，毛泽东在与苏联代表团谈话时说：

“苏共二十大对金日成非常不利。党的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而金日成仍然在做斯大林的事情。他不容忍任何反对的话。他杀死任何反对他的人。”

“事实上，金日成在做斯大林的事。”米科扬回答说，然后开始对斯大林进行各种攻击。他甚至建议恢复布哈林，这是只有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才敢采取的步骤。由于受到派系斗争的影响，毛仍然没有意识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所做的事情的影响，他开始适应了。

赫鲁晓夫的得力助手甚至庆祝他对匈牙利的干涉导致了拉科西的倒台和流亡：“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匈牙利党内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当时我正在度假，去了匈牙利。现在看来我也干涉了他们的内政。我干涉了，但问题解决了。”不到两个月后，匈牙利陷入社会动荡，导致1956年10月的反革命企图。

朝鲜劳动党领导层清楚地发现了派系及其外部支持者重复同样行动的意图，正如金昌曼在1956年9月20日随后与苏联代表团会面时所说：

“在金日成率领的政府代表团离开民主国家后，崔昌益和他的团队开始工作。他们说，由于20大之后，他们更换了其他兄弟政党的领导人，那么这也可以在这里进行，在朝鲜劳动党。众所周知，他们取代了匈牙利的拉科西和保加利亚的切尔文科夫。现实情况是，我们不会像在这些国家那样产生如此可怕的后果。崔以为我们会有这样的后果。”

米高扬很快否认了想要推翻金日成的指控，并在会议上采取了外交语气。据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负责朝鲜事务的官员、苏共代表团成员V.V.Kovyzenko称，就在这次会议之后，Ponomarev和Mikoyan开始为朝鲜劳动党9月全会起草一项决议草案，其中金日成被提议辞职，由亲苏或亲中的傀儡取而代之。他们希望朝鲜劳动党像过去在东欧那样，盲目地对外国人起草的现成决议进行投票，直到与科维琴科本人进行激烈讨论后才放弃了这一想法。

刘少奇后来在1960年11月29日对瓦迪斯瓦夫·戈穆卡的自我批判观察证实了这一说法：

“如果1956年在朝鲜的代表团只反对对金日成人格的崇拜[那很好]（李东辉注：与某些仿佛不知道赫鲁晓夫干了什么的人一样，刘少奇依旧坚持从苏联学来的什么反对个人崇拜），但他们想推翻领导层。在当时朝鲜党中央委员会内部反对金日成。他们还举行了第八次全体会议；米高扬和我们的[代表]一起支持反对金日成。今天我们认为我们当时犯了一个错误，当着朝鲜同志的面承认这是一个错误。”

在9月的全体会议上，金日成进行了战术性的撤退，并正式接受了苏联和中国的“建议”，将派系领导人恢复到党的级别，但他们再也没有恢复以前的权力和影响力，最终在1958年3月的朝鲜劳动党会议上再次被清洗。朝鲜不顾内外修正主义者的共同压力，顶住了修正主义风暴，把自己建设成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堡垒。

当时，毛泽东依靠金日成反对者的错误信息，这导致他对著名的驱逐舰朴汉勇表示同情，并且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还没有意识到赫鲁晓夫造成的全面破坏。这种对现代修正主义危险性的不完全认识反映在著名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该文将二十大视为自我批评的积极场合，只谴责资产阶级媒体对其的歪曲。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说出了苏联共产党扔掉的列宁和斯大林“两把剑”的名言，一年后纠正了他对朝鲜的错误判断。

1957年11月金日成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说，他们研究了有关这个小组活动的其他事实，得出的结论是，去年前往中国的这个小组的朝鲜军官在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单方面描述了朝鲜劳动党的情况，只强调了朝鲜领导层工作中的个人缺点和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 9月访问朝鲜。可以说是干涉PTC内政。因此，我们决定不再采取这种行动。（…）随后，毛泽东提议将八月全会后逃往中国的那批朝鲜军官遣返回国。金日成回应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人。”

毛一了解情况就改变了对朝鲜劳动党内部派系冲突的看法。相反，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坚持他在1956年9月发表的错误观点，最终支持真正的右翼修正主义者，并将宗派集团混淆为毛主义者，因为他们在中国呆了一段时间，毛曾对他们说过正面的话。

正如外交部长朴成哲向阿尔巴尼亚大使西里恰尔萨尼提到的那样，

“……即使中国同志还没有抗议，我们也不执行或支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论点。”

朝鲜与“文化大革命”

贡萨罗主义者提到金日成在与勃列日涅夫的会谈中对文化大革命的负面评价，暗示他与苏联修正主义者联手反对中国。1964年后，随着苏联新领导人放弃赫鲁晓夫的施压和间谍策略，朝鲜和苏联的关系真正改善，经济和军事合作重新建立，这是前几年关系恶化的唯一原因。

朝鲜领导人始终坚持反对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不应转变为国家对国家的对抗，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阻碍联合反对帝国主义，例如20世纪60年代对越南的成功援助。但他们并不认为苏共仅仅通过解雇赫鲁晓夫就已经从修正主义中恢复过来。正如1969年8月15日金正日所说：

“尽管赫鲁晓夫已经被推翻，但现代修正主义之风在苏联仍然不可动摇。”（选集，第3卷，外语版，平壤2016，第148页）

外交关系正常化后，平壤和莫斯科立即在反帝国主义战略的重要问题上产生分歧，正如金正日在1971年提到的那样：

“当我们英勇的人民军夺取美帝国主义武装间谍船普韦布洛号时，修正主义者要求我们立即归还船只和船员，说如果不归还，战争就会爆发。而且，当我们击落入侵我国领空的美帝国主义间谍机EC-121时，他们以前还羞辱过自己美国帝国主义者以怯懦的态度，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感到战栗。”（选集，第2卷，外国语版，平壤，1995年，第286页）

金日成后来回忆道：

“在赫鲁晓夫时代以后的几年里，党的思想工作也被忽视了。因此，人们放弃了为革命工作的想法，染上了日益增长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只对金钱、房子和汽车感兴趣的想法，腐败和放荡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上变得普遍起来。”（著作集，第44卷，外语版，平壤1999年，第239-240页）

因此，朝鲜在20世纪70年代（李东辉注：事实上，从现代修正主义上台开始）进行了教育和反修正主义斗争，更不用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朝鲜劳动党没有参加1969年的莫斯科会议，也拒绝支持苏联的任何反华措施。

然而，外交和解足以引起中国人对叛国的怀疑，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时期，当时除了毛主席之外，几乎所有人都被红卫兵贴上了修正主义的标签。这也发生在金日成身上，

1968年2月15日《广东文阁通讯》：“金日成是朝鲜修正主义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是朝鲜的百万富翁、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主要分子。他的家里可以看到莫兰浜、太东江和波通江的全景。”

这处房产占地数万平方米，四周都是高墙。房子的四周都点缀着岗哨。你必须穿过五六扇门才能到达院子。这真的很像以前皇帝的宫殿。”（R.Scalapino&Chong-Sik-Lee，《朝鲜的共产主义》，第1卷，加州大学出版社，伯克利，1972年，第641页）（李东辉注：原文出自黑龙江红卫兵派系之手，很有可能是炮轰派，而在这之前，周恩来在黑龙江兴致勃勃地指挥炮轰派反对“朝修”！）

红卫兵已经做了足够多的努力来回收韩国媒体传播的关于朝鲜不存在的现象的谣言。但他们并不局限于侮辱，

正如金日成在1973年10月告诉托多尔·日夫科夫的那样：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东辉注：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中国人在我们1300公里长的边境沿线安装了扬声器，日夜传播反对我们国家的宣传。边境沿线的人们睡不着觉。我儿子当时参观了边境沿线的一个村庄。当他回来时，他说：”爸爸，我一晚上都睡不着。

（…）在这个村庄里，我们有士兵和武装村民（沿着边境，我们的人民携带武器），大约50人；中国人带着100名武装士兵和军官深入我国。（李东辉注：！！！）当时我在营地（周六和周日我通常会去营地看书），有人告诉我中国士兵的渗透。我指示我们的人民让他们进来，不要立即射杀他们。但是，如果他们试图在我们的领土上进一步推进并采取行动，我们的人民应该挡住他们的去路，活捉至少五个人。然而，中国士兵渗透到我们的领土，然后撤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边境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不太严重的事件。”

对于居住在延边省边境的朝鲜人来说，情况更糟。

1967年10月20日，民主德国驻平壤大使指出：

“据报道，最近在一列从中国经新义州抵达朝鲜的货运列车上发现了尸体。他们是居住在中国东北部的朝鲜人。据说有人在毛派红卫兵和朝鲜少数民族成员之间的事件中受伤或死亡。尸体被放在开往朝鲜的货运火车上。货运车厢上还有标语写了反朝鲜的文章。例如：“你们这些小修正主义者，看，你们会这样的！”

沈志华《误解的友谊》中提供的文件显示，面对中国驻平壤大使馆的无理挑衅，朝鲜方面表现出了超人的耐心，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1968年4月16日，金日成对库尔特·哈格说：

“现在，中国人有很大的意见分歧，但他们仍然说，如果有必要，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反对美帝国主义。他们说，我们之间的深刻分歧是战术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他们诋毁我们是修正主义者，但我们总是保持冷静。当红卫兵侮辱我们时，中国人告诉我们，党政府没有责任。例如，只有当《人民日报》攻击我们时，他们才有责任。政治局的一些同志建议，我们也要组织红卫兵侮辱中国人，但是不要写文章。我反对。这样不行。”

姚文元等极端分子（李东辉注：作者缺少资料导致认知不完全，应将“姚文元等”删去，然后考察一下周恩来的影响）对朝鲜发动攻击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从未支持过他们。中国的政治局势一稳定下来，反朝挑衅就停止了，他们恢复了对该国的完全控制。

1970年10月，金日成访问北京时，中国领导人进行了自我批评：

“会谈中，毛泽东批评了文化大革命中‘极左’的一些做法。”（《周恩来年表》，第3卷，北京1997年，第399页）

正如两国媒体以及频繁的军事、经济和外交访问所记录的那样，中朝之间的战斗联盟在20世纪70年代全面重建，以及1970年10月签署的第三项长期贸易协议，该协议使其贸易额在1976年增至3.95亿美元，在六年内增长了340%。平壤站在北京一边，即使在1972年毛-尼克松会议上所有人都攻击他们。

1975年4月，金日成再次访华，最后一次会见毛泽东，并在公开讲话中说：

“近年来，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加强了全民团结，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防能力，进一步更新了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北京评论》，第18卷，第17期，1975年4月25日，第15页）。

毛主席逝世时，金日成的吊唁电报排在第一位。

邓小平上台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二十年来第一次得到改善”，这是赤裸裸的历史谎言，也是对毛泽东成熟审判的回顾，他希望

“金日成同志，你是唯一一个能够照顾世界革命的人。我真诚地请求你领导世界革命和未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这是一篇由意大利Estudos da Ideia Juche中心撰写的文本，由巴西KPR的Rafael Pardan翻译和改编。

附件有重点标注和注释加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