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 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是革命形势来临或即将来临的一个基本标志。 中国作为半外围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决定了,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将进一步发展壮大,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斗争力量将不断增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未来将趋于下降,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将趋于下降直至下降到零或负值。 在上述矛盾的作用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将趋于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一般资本家的投资将会减少乃至发生崩溃。这时,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就会爆发。 由于中国的人口越来越老龄化、非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中国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维持政治合法性所需要的支出不断增加,而其收入却会因为经济停滞、萎缩和资本家利润率的下降而有减少的趋势。这样,中国资产阶级国家在财政上入不敷出的缺口会越来越大,最终会导致全面的财政危机;不仅大多数地方政府将陷入无法克服的财政危机,中央政府也会陷入无法克服的财政危机。 财政危机将迫使资产阶级国家缩小、取消、裁撤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的基本公共职能(比如,裁减公务员,关闭公立医院和学校,缩小乃至撤销警察编制,拖延或停止发放社会保险金)。 当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时,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就进入到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阶段了。这时,革命的脚步就向我们迫近了! 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 资本家投资的崩溃,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萎缩,而且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法照常维持和再生产。 大批资本家企业会破产,大批劳动者失业,许多退休人员无法得到正常的社会保险金或养老金,人民群众在教育、医疗、公共交通、治安等方面的基本需要无法得到满足。 这时,在革命形势来临以前已经普遍存在的群众性怠工和罢工斗争就会与大批失业者、退休人员争取基本生存权利的斗争汇合为一股无法阻挡的革命洪流。 地方工农民主政权 在二十一世纪的条件下,未来的中国革命既不能采取城市武装起义的方式,也不能采取持久人民战争的方式(见“要善于想象革命”)。换句话说,未来的革命,既不能照搬十月革命的道路,也不能照搬井冈山道路。中国的无产阶级要有决心、有勇气、有足够的政治智慧,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革命道路。 许多同志常常有这样的担心:当革命来临的时候,无产阶级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办? 没有准备好是肯定的,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实际决定了,在革命形势来临以前,中国的无产阶级是无法开展有组织的政治活动的。外国的经验也表明,即使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仍然不会在革命前就准备好,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到现在仍然没有准备好。 另一方面,古今中外,从来没有那场革命是“事先”就准备好的。劳动人民在斗争中学习斗争,在斗争中涌现出一批优秀分子和先锋队,在斗争中组织起来并取得胜利,符合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 当资本主义陷入无法克服的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的时候,一方面,大批失业劳动者和退休人员生活无着,即使是仍然就业的劳动者也有许多基本的公共需要得不到满足,这样,许多地方的劳动者都会产生将当地的公共管理机关接管过来的强烈愿望,以维持基本秩序,并且努力恢复学校、医院、治安等基本的公共职能。 另一方面,由于普遍的财政危机,地方政府将被迫大量裁员,许多地方政府将陷于瘫痪的状态,甚至可能发生基层官员大批逃亡、地方政府关门的情况。这些地方的资产阶级统治将十分薄弱。这就为无产阶级在这些资产阶级统治最薄弱的地方首先夺取一批地方政权创造了条件。 这种地方夺权,有可能是在地方资产阶级政府彻底瘫痪、出现了“权力真空”以后的趁乱夺权,类似于中外革命历史上的地方苏维埃、工人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当地的资产阶级统治已经基本瘫痪但并未完全瘫痪,地方资产阶级政府已经不再履行各项基本职能但是还保持着某种形式或者“架子”。这时,那些地方的无产阶级在经过初步的组织和动员以后,也可能在现有资产阶级法律框架范围内以形式上“合法”的方式夺权。 比如,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资产阶级法律范围内乡、区、县、市等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然后“合法”地接管当地政府。这里着重说明一下,这样的“合法”接管,在现在的条件下当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不是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而是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革命形势来临以后,是天下大乱,绝大多数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员都自顾不暇、朝不保夕的时候。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完全有可能将一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过程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并取得选举的胜利。 无论是趁乱夺权还是“合法”夺权,夺权以后的地方工农民主政府都必须设法立即恢复和发展当地的生产事业,没收已经破产、逃亡或确实罪大恶极的资本家的财产,对于尚未破产逃亡、民愤不大的资本家则督促其维持正常生产并对其依法征税,将失业工人组织起来,利用闲置的厂房、矿山、办公楼、居民楼兴办公立的或者合作社的各种企事业单位,迅速恢复各项公共职能,满足当地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 做好这几项工作,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就可以初步站住脚。 警惕自由派 过去几十年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史、中国的1989年运动、2019年的香港运动、许多国家的“颜色革命”都表明,由小资产阶级自由派所领导的群众运动无一例外地起着反动的作用,为国际帝国主义服务,危害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中国的马列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不存在合作的基础。 当未来的革命形势来临以后,在各大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派也必然会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或怂恿下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与无产阶级争夺群众。在中国的各个大城市,他们有可能暂时占上风。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未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要冷静对待:一方面,坚决不与自由派合作,不用我们的合作来给自由派增加政治声望,更不能用我们的合作来误导群众上自由派的当、受自由派的骗;另一方面,暂时不急于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各大城市与自由派争夺群众。 在自由派与仍然代表资产阶级国家的“共产党”的斗争中,我们的基本策略应当是作壁上观,不援助其中的任何一方。 如果自由派侥幸得逞,暂时取得了各大城市甚至中央政府的控制权(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他们仍然解决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满足不了群众的基本要求,很快就会暴露自己,从而被群众抛弃。 过渡的基本策略 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前提,是建立起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以半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的基本同盟军、有进步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泛的人民大众的革命联盟。 在无产阶级首先建立起了一批地方工农民主政权以后,这样的联盟就可以首先在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占优势的地方发展起来。 《共产党宣言》曾经指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 考察以往国内外的革命史,凡是取得成功的革命,往往都伴随着统治阶级的分裂;过去还没有过被压迫阶级取得革命成功而统治阶级内部一直到最后关头都始终保持着基本团结的先例。 熟悉红色中国网的读者都知道,红色中国网在中国的马列毛左派中最早提出了在未来革命中首先建立一批地方工农民主政权的设想。许多同志曾经提出疑问:这样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难道不会被资产阶级中央镇压吗? 我们以前曾经指出过,这里再强调一遍,这里说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不是说的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的情况,而是说的革命形势来临以后的情况。 当然,即使在革命形势来临以后,只要资产阶级还掌握着中央政权,还能够调动资产阶级军队,新生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总是面临着被镇压的危险的。 那么, 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地方工农民主政权为什么不仅能够存在而且还可以得到发展呢?首先,当革命形势来临、天下大乱以后,资产阶级中央如果想要镇压地方工农民主政权,会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仅从军事上来说,地方上的工农民兵当然打不过资产阶级正规军。但是,把地方工农民主政权打跑了以后又能怎么办?资本家还是不投资,地方政府还是收不上税,劳动群众天天造反,社会秩序更加混乱,乱摊子没人收拾,本来就财政困难的资产阶级中央还要掏钱来“养”(补贴)地方政府。对资产阶级中央来说,与其自己掏钱来“养”地方政府,还不如把这些麻烦事“承包”给地方工农民主政府去管理。只要地方工农民主政府能够采取正确的政治策略,不主动去挑战资产阶级中央的合法性,是有可能争取与资产阶级中央达成某种事实上的谅解的(地方工农民主政府在一个时期内不去试图推翻资产阶级中央,资产阶级中央在一个时期内也不来镇压地方工农民主政府)。 革命形势来临以后,地方工农民主政府不仅能够存在,而且还可以发展,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当革命形势来临以后,原来的统治阶级很可能发生分裂。 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资产阶级是通过由官僚集团组成的资产阶级国家来进行统治的。但是,资产阶级内部是有矛盾的,有跨国资本、私人资本、国企资本等;绝大部分官僚集团并不直接参与资本主义剥削,官僚集团与各个资本家集团相互之间也有种种矛盾。 当革命形势来临的时候,各个资本家集团相互之间的矛盾、各个资本家集团与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都会成倍地增加。当中国资本主义面临着无法克服的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甚至连公务员都纷纷被裁员时,官僚集团中必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要另外寻找出路,即使是官僚集团的上层也必然要考虑改弦易辙的可能性。 如果坚持原来的资本主义道路,将是死路一条。因为只要改变不了经济零增长、负增长,不能恢复利润率,资本家就不会投资;而资本家不投资,社会生产就无法恢复;社会生产不恢复,财政危机就无法克服,资产阶级国家就无法运转;发展到最后,甚至可能出现连军队都养不起的情况。 如果临时抱佛脚,投靠美帝国主义、拉拢小资产阶级自由派,还是解决不了上述矛盾。而且随着世界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到那个时候,美帝国主义自己都可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哪里还顾得上中国资产阶级。 当面临政治上绝境的时候,官僚集团(包括其上层)未必愿意给中国资本主义陪葬。 要解决财政危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增加对资本家的征税;这会进一步激化官僚集团与各个资本家集团(尤其是与跨国资本和私人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矛盾。如果资本家拒绝投资,那么,恢复社会生产的唯一办法就是大幅度增加政府和国企的投资。这样,现实的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会逼迫官僚集团上层认真考虑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政治形势,初步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考虑采取适当的政治策略:在革命形势来临以后的一个时期,不提“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而是提类似于“改造共产党”的口号,要求当局结束或否定“改革开放”,督促走投无路的官僚集团牺牲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与其达成某种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妥协。 这种妥协的基本内容是:官僚集团在原有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已经走进死胡同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使国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取得绝对优势地位,为未来的社会主义过渡准备好条件。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对官僚集团做出暂时的让步,允许这个集团在一个时期内继续掌握中央政府的大部分权力,以便无产阶级有更多的时间,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将更多的人民群众团结到自己周围,建立起更加广泛的人民大众的革命联盟,巩固和发展地方工农民主政权。 这样的妥协是有可能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已经确实走入绝境的时候,官僚集团继续与资本家阶级合作,就生存不下去;而与无产阶级合作,还有可能再存在一个时期。 在“共产党”官僚集团继续掌握中央政府大部分权力的过渡时期,为了监督这个官僚集团,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可以考虑借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将资本主义复辟后已经堕落为资产阶级政治代理的“共产党”改组为有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代表参加的社会各阶级的联盟。 随着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在全国各地建立起越来越多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在经过一个时期以后,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必然可以将全国绝大多数的地方政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到那时,就可以水到渠成地实现中央一级的“政权更迭”。 如果能够实现这样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不仅能够减少劳动人民在革命过程中付出的痛苦和代价,客观上也对官僚集团的大多数有利,仅仅是对跨国资本和私人资本家阶级不利。毛主席曾经论述过不同性质的矛盾可以相互转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适当的政治策略,是有可能将原来的一部分敌我矛盾转变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以扩大与无产阶级同盟或中立的力量,孤立和消灭无产阶级最主要的敌人。 当然,我们不能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官僚集团做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明智选择上。如果出现了官僚集团旻顽不化、宁愿给资产阶级陪葬也不改弦更张的情况,可以肯定的是,到头来,他们还是无法解决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是摆脱不了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基本策略将是继续坚持普遍的、群众性的“躺平”、怠工和罢工斗争,以造成资本主义经济的瘫痪;继续坚持普遍的、群众性的失业劳动者和退休人员要求维持基本生活的斗争,以造成资产阶级国家财政的破产;并且在一切无产阶级占优势的地方,放手发动群众,趁乱夺权,广泛建立工农民主政权。 只要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能够坚持这些基本策略,在经过几个回合的反复较量以后,必能造成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资产阶级政府的完全瘫痪。无产阶级领导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星星之火般燎原。一旦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取得了优势,就可以建立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从此开辟中国社会主义的新纪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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