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主义倾向的升级及其对革命理论的修正

Dimitrios Patelis |革命统一集体(希腊)

关于发展或破坏主体的一些客观和主观条件。

引言：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在现代“党派”/宗派术语中，“机会主义者”一词仅被用作侮辱和指责，它被用来对任何在群体心态方面不公然和顺从地遵守领导层“正确路线”的人抱有偏见……通常，那些上气不接下气的人会将那些偏离路线的人污名化为“机会主义者。”

他们1.也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范围内，从字面意义上理解这一概念/类别，作为a）在劳工运动中以各种形式促进资产阶级利益的实践，b）运动向资产阶级有利的位置漂移，帝国主义和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金融寡头政治，c）冒险主义，d）缺乏革命理论/方法论（以及用修正主义版本取代它，亲政权漂移的做法），e）战略/实践、手段/目的等之间缺乏辩证联系。

2.没有意识到这种墨守成规的心态和行为是前革命党派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堕落的明显症状；和

3.有一种错觉，认为他们自己不是机会主义的字面体现…

工运中的机会主义（法语：opportunityme，拉丁语：opportunus）是指与工人阶级的实际利益相矛盾，将工运推向有利于资产阶级的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机会主义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使劳工运动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运动上层的机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实践证明，追随机会主义潮流的工人阶级积极分子比资产阶级自己更能维护资产阶级。没有工人的领导，资产阶级就不能继续掌权。”（1920年7月，《列宁文集》，第4版，进步出版社，莫斯科，1965年，第31卷，第213-263页）

马克思主义在劳工运动中取得胜利后，机会主义通常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为掩护出现的。

机会主义是工人运动中小资产阶级思想政治的阶级性表现。

从理论上讲，机会主义最初表现为教条主义，后来演变为怀疑主义和修正主义。

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是革命理论退化的两种截然相反、相互排斥的倾向。事实上，它们都涉及机会主义者编造和利用的学说和意识形态建设，以证明他们各自倾向于为工人革命运动的阶级敌人的利益服务的立场是合理的。

教条主义者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主张他们的“真理”的无条件和绝对有效性，将革命理论简化为零碎、不连贯、脱节、不符合历史和无可辩驳的“立场”，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段落，这些段落是无条件的…

修正主义者提倡每一个真理的无条件和绝对相对性，援引每一个理论的历史可变特征，最终拒绝真理本身。因此，他们努力低估、忽视马克思主义与以往、当代或更现代的资产阶级哲学和理论的质的和本质的区别，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科学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以最终达到普通的、庸俗的资产阶级立场。

教条主义者会偶然发现被认为推翻了其教条有效性的情况，他们很容易转向修正主义。这种转变的容易构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退化趋势，其共同基础是无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和方法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共同方法论基础是形而上学。

在组织领域，机会主义最初表现为宗派主义，目的是演变成破坏和解散党和运动的做法（演变为“流动主义”）。机会主义者有时会毫不犹豫地利用宗派主义和破坏性做法，只要他们在运动中促进统治阶级的战略利益。

关于其对运动影响的政治方向，机会主义表现为“灵活”：有时表现为“左”，有时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事实上，机会主义者倾向于肮脏的保守甚至反动立场，披着甚至“左派”的外衣，这是很常见的。

右倾机会主义充斥着改良主义的实践和妥协的战术立场，其目的是使劳工运动直接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以暂时的和次要的利益的名义放弃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战略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右翼机会主义者诉诸于各种修正主义教条的原因，例如：宿命论概念，它用对自发经济进化（经济主义、进化论）的崇拜取代了对社会发展客观条件矛盾本质的清醒研究，它将资产阶级制度内的某些微观改革视为“社会主义的逐步实现”，有效地拒绝了革命变革的飞跃，取而代之的是温和的连续性和渐进性，并沉浸在“条件的自动成熟”的期望中，伴随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演变”。

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阶级的‘合作’原则，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拒绝革命的斗争方法，贬低或无视主观因素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逐渐脱离主体形成的准备本身（理论、实践、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等），因为历史被视为“没有主体的过程”；采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或用资本的世界主义和帝国主义区域一体化的意识形态（如欧盟）取代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最后，对合法性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崇拜。

右翼机会主义往往反映了那些小资产阶级阶层或某些工人阶级群体——劳工贵族和官僚阶层——的倾向，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特权相对可以忍受。

“左派”机会主义是极端革命意识形态计划/教条和冒险主义战术的一种相当不稳定的混合体，它们迫使革命工人运动采取不合理的行动，做出不必要的牺牲和失败。左派的机会主义是由资产阶级的观念所激发的，这些观念依赖于群众的革命热情，高估和/或绝对化主观因素（相应地低估和/或无视客观条件）。它单方面倾向于将“革命暴力”视为治疗所有疾病的灵丹妙药。它忽视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阶段性矛盾过程，强调不连续性、“纯粹战略”、“此时此地决裂和推翻”、“不顾条件”，以及仓促加速革命、期待立即在经济领域做“骑兵冲锋”式的革命等。

“左”倾机会主义通常表现了小资产阶级、农民、中间阶层代表的心理和倾向，他们在残酷剥削和不安全的压力下，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下，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激进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是这场运动退化漂移的两种相互关联的趋势，它们以各种历史形式相互冲突、交替、互补和再现，从而实现了对资本和金融寡头利益和战略目标的操纵和服从。

列宁在其著作《左翼共产主义：一种幼稚的混乱》（1920）中强调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形成时期“左翼”机会主义的本质和各种形式。他在致力于法家主义、经济主义、进化论、对议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和平斗争手段的崇拜以及第二国际的破产等退化现象的著作中，深入分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特征。

让我们简单地看一下机会主义在革命工人运动中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它是如何行动的。

提到一些典型的退化倾向于机会主义。

“人格崇拜”？

在这里，应该明确区分早期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中的退化现象和机会主义倾向，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行动和正在行动的政党中的相应过程。在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对这些现象进行不同类型的具体研究，重点研究每个国家的历史特点，以及是否存在能够解决其根本矛盾的主体。无论如何，我就这个问题作几点简短的发言。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我们所知的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的存在本身就受到了质疑（工资劳动不是作为一种商品存在的，因此，如果没有它在劳动与资本的根本矛盾中的对位，劳动的极点就不再是一个社会阶层，以至于产生它的生产方式和将劳动塑造为一个阶层的形成都被扬弃了，因此不存在），因此，工人阶级的政党也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存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和它的同盟者——在他们行使新作用的范围内——转变为制定有计划发展战略和战术的干部，转变为行政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指挥和控制的过程也逐渐失去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确立的特征。

无论如何，把社会主义建设乃至一个大的社会形态——比如一个历史上的共产党——的对错方向问题完全归结为个人意志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而不是科学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领导人物的决定和行动，无论后者多么辉煌或险恶，都不能完全证明“正确的界线”的存在或其他方面，无论在何种客观和主观条件下划定和确立这条界线，从实际的社会需求和特定的历史力量平衡来看。

例如，有些传统在认定自己是“反修正主义者”的同时，以一种相当形而上学的、因此是修正主义的方式，将“正确路线”完全归因于运动领袖人物（斯大林、毛、金日成、恩维尔·霍查等）的意愿。例如，在某些情况下，有人声称，直到1953年5月3日斯大林去世，苏联才有社会主义，而第二天，即1953年6月3日，苏联突然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等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在不低估人格在历史上的具体作用的前提下，从来没有把人格提升到主要的决定性作用。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崛起的成就、对反法西斯胜利的胜利、对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巨大灾难后的史诗般的重建等的贡献，无疑是极其重要的。然而，上述内容既不能简化为，也不能完全浓缩为任何伟大历史领袖的个性。它们有机地结合到全面而具体的历史研究中，研究每个时代的规律，研究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英勇的苏联人民解决或不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矛盾方面的相互关系。

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同样的“个人崇拜”及其“批判”是一种明显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意识形态和实践，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因此，承认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与后斯大林时期的某些过渡和衰落之间的独特历史成就，很可能是科学理解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关系的必要条件，但这还不够。

当然，在斯大林之后，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领导人的深度和影响力普遍呈下降趋势。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来说，这一事实是社会和领导层内部更深层次过程的表现，而不是最终导致资产阶级反革命盛行的决定性因素。很简单，科学地说，革命和反革命的过程，都不能在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上归结为主观的个人因素和自愿主义。此外，修正主义和反革命在斯大林死后没有也不可能立即浮出水面。打破这种观点需要对苏联随后的历史成就有基本的了解：军工复合体的形成、“核三位一体”的发展、航空航天、核能的和平利用、国际主义援助（经济、政治、军事、技术、科学等）、世界革命和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安哥拉、莫桑比克、阿尔及利亚、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印度等）。

简要提及尼科斯·扎卡里亚迪斯的案件。

同样复杂的是，由于不同和部分相似的原因，一个在资本主义国家运作的历史共产党的堕落和滑向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过程。工人阶级运动和希腊共产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特别是我们所说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在第三国际的催化帮助下，是一个英勇斗争和牺牲的过程，它将党领导到了反对轴心国的大规模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的三重占领，在英雄的公民阶级战争中反对新占领（英美帝国主义），当然与我们的领导人尼科斯·扎卡里亚迪斯这个伟大英雄人物有关。然而，这绝不能被简化为它。这同样适用于KKE随后的领导层，以及它逐渐走向越来越亲政权和机会主义的立场，直到我们达到当前领导层前所未有的悲惨境地…

扎卡里亚迪斯的领导人物无疑是该国革命运动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人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有机地融入了运动的矛盾过程。在这里，我将简单地指出历史的一个悲剧性方面。扎卡里亚迪斯曾担任KKE CC秘书长25年。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没有一个伟大的领导人是无可挑剔的。然而，这位领导人被废黜并被逐出在他领导下实际巩固和发展的政党的方式，在各个方面都是不可接受的。他面临着未经证实的指控、诽谤，并被判处17年流亡和单独监禁，直到他被（自杀？）逼死，甚至没有机会回答，也没有机会回应党的基础。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希腊游击队的小团体中，他们作为政治难民在苏联（塔什干）和其他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避难。当时，希腊共产党举行了两次广泛的全体会议（1956年11月12日第6次和1957年18月24日第7次），在一次公然的政变中，在苏共的粗暴干预和简易程序下，决定解除尼科斯·扎卡里亚迪斯的总书记职务，并将其驱逐出希腊共产党，援引与苏共可悲的“反对个人崇拜”相对应的“论点”！

需要对历史革命党最终接受这种政变行动和操纵阴谋的机制和过程进行专门研究，在这种机制和过程中，革命者最终转变为被动的墨守成规者，转变为准备接受任何定义正确的“新领导层”和任何“新路线”的人，以一种让人想起有纪律的群体和/或信徒集会的方式…

根据KKE泛希腊会议2011年7月16日关于其复职的决定。“扎卡里亚迪斯在1931-1936年间对KKE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1946-1949年希腊民主军创建和英勇斗争的先驱，在1949-1956年期间，在非法和合法行动的结合中，对非法组织的存在和加强表现出坚定的信念……他是一位受欢迎的领导人，具有不妥协、开拓和战斗的精神和性格……然而。扎卡里亚迪斯表现出无法领导KKE就党的战略中的矛盾得出全面的结论，在20世纪40年代的十年里，纲领制定方面的弱点对党产生了负面影响。他还对1945年第七届国会在制定一项计划时表现出的软弱负责，该计划将包括评估黎巴嫩、卡塞塔和瓦尔基扎三项协议错误的经验！”

从本质上讲，扎卡里亚迪斯被指控为“机会主义”，因为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他将第三国际的战略和战术用于正面的反法西斯和反帝国主义斗争。正是出于这个原因，KKE的现任领导层指责他“犯了纲领性错误”……基于现在臭名昭著的“阶段论”！很明显，对于KKE的现任领导层来说，对我们历史领袖的“复兴”也是其通过使用和滥用运动的象征和英雄来升级对群众操纵的总体努力的一部分。“康复”只不过是另一种悲惨的虚伪仪式行为，在扎卡里亚迪斯不幸去世50年后，对他的“新”起诉实际上宣告了这一行为的无效，现在也指控他“机会主义”！

提到机会主义漂移的升级和强加的某些方面。

让我们回到当前的事件上来，回到组成反帝反社会主义力量的战线的迫切需要上来。

任何拖延、疏忽、无效，最重要的是，对这个激进主体的形成进行任何分裂性干预，任何针对它的破坏性行动——无论意图和动机如何——都构成了金融寡头的战略目标，是运动力量的丧失，是有利于进攻反帝力量的战争行为。阻止这条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并在其中发挥实际的革命共产主义力量的领导作用，是反帝力量的一项战略决策。

更广泛地说：在腐朽和堕落的条件下，资本政权的统治与其说是基于它所倡导的观点的民众积极支持，不如说是基于及时有效地阻碍和摧毁任何能够挑战其统治并朝着革命方向推翻的实际或潜在主体。

在这里，我们将提到资本主义下发生的第二次退化过程的一些要素。

防止主体形成的四大支柱。

这种防止主体形成的方法始终基于4个已证实的支柱：

“上”者接管“下”者的领导和团体（知识分子、学者、工会和政治干部等），并公开或秘密地融入资本主义政权上层建筑的机制。这是通过创造一个“劳动贵族”来实现的（正如F.Engels和V.I.Lenin关于第二国际的堕落和破产的经典著作所证明的那样），通过分享帝国主义国家及其卫星的垄断超级利润的资源，特别是在长期的和平运动和融入资产阶级议会机制之后，强调和平——协商一致的行动模式、官僚腐败等。利用国家和跨国（如欧盟、北约等）的收购/腐败现象极为普遍，公共和私人资源（“赞助”、“官方”特权、会议旅游、应急援助/津贴、一揽子财务计划、“代表费用”），最终导致政治和社会组织、政党等转变为由国家和资本控制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政治化）。普遍的腐败、卷入丑闻等有助于创建诽谤性情报和/或虚假信息的记录，这些信息被用于勒索，以确保干部、活动家等的职位。

2.通过煽动进行欺骗和操纵，基于言行之间的区别，基于对历史革命传统和象征的使用和滥用等。这种操纵通过政治营销的方式变得有效，灵活地适应特质、传统和观念，甚至适应部分客户、支持者、选民等的条件反射。批判性思维、理性/科学和有意识的元素越是在信仰、本能、非理性和集体无意识方面被削弱，就越能有效地安抚公众，并为进一步操纵做好准备。

3.应用“分而治之”的变体、克隆、造成分裂和颠覆——当政权得到加强并有可能成为大规模政权时，摧毁任何对政权有危险的主体。挑拨离间，引起与相邻意识形态政治团体的对抗，培养群体心态，每个团体通过否定对立团体的立场来决定自己。这导致了相互蚕食和对下层的灭绝，让上层的人高枕无忧。为此，知识分子和领导人的个人弱点、野心、虚荣和有毒的小资产阶级态度得到了适当的利用，他们能够为了一小群人的掌声而牺牲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的一切事业。

4.在上述“自愿”手段失败的情况下，采取直接暴力和镇压手段：迫害、勒索、恐怖主义、监禁、流亡、酷刑、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典型的肉体灭绝，甚至种族灭绝，迫使其他人遵守。

从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出，系统地破坏任何对政权集体主体潜在危险的行为是一项复杂而多层次的任务，不能只从外部和上方进行，其主要机制（国家、跨国、深层国家、媒体、教育、行政、地方政府等）。其实施还需要党员和干部的参与，受上述四大支柱的操纵。这种参与可以是有意识的和/或无意识的，以委托的身份，也可以是“有用的白痴”的形式，他们认为自己正在以天真的真诚和自我否定履行“职能”和“革命职责”。

对于革命运动来说，参与这种操纵和颠覆运动的个人和团体的主观动机几乎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党和组织转变为破坏运动的职位和角色，并从其内部充当政权和金融寡头利益的代理人，最有效的是由具有看门人心态的个人和团体执行1）。

理论和修正主义的退化。

在这里，我们将集中讨论前革命政党转变为机会主义立场的某些方面，并伴随着相应的修正主义意识形态/宣传。

在一些圈子里，任何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方法论、科学哲学和任何科学的引用都被怀疑是外来的、不受欢迎的。这不是偶然的。它与对真正辩证科学的厌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缺乏辩证科学是希腊等欧洲-大西洋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国家左派堕落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这是怎么发生的？导致这种可悲结果的过程虽然非常简单，但除非对其更深层次的法治机制进行科学诊断，否则表面上看不到。在这里，我将简要谈谈退化漂移与巩固、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的法治联系的操纵机制的一些方面。

实际革命理论具有其基本的科学功能：描述、解释，尤其是预测（对规律的预期概念和主体最佳革命参与的可能性的迫在眉睫的范围）。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所确立的真正的革命行动，正是这些理论功能，构成了建立和形成战略战术、政治和组织实践的辩证关系的必要条件。

相反，在不断升级的融入资本主义政权的退化过程中，与合法性和资产阶级议会主义方面的长期和平运作做法的巩固和复制有关（与“劳工贵族”现象相结合），出现了法治现象，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对第二社会主义国际的衰落/崩溃进行了科学的描述/解释。后者的理论家（奥斯特-马克思主义、考茨基、伯恩斯坦等）的一个特点是，逐渐转向管理抗议和谈判运动和政权内政党条件的策略，事实上放弃革命计划，转向与资产阶级及其帝国主义联盟的实际和意识形态勾结，伴随着相应的搅乱，伴随着对工人阶级、对“纯粹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正统”、“未经调解的战略”等忠诚的崇高誓言。

“近端回归区”

这种操纵过程是基于政权在生产和日常生活层面大规模整合工人的客观趋势。然而，为了使这种操纵有效，为了使其朝着政权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它还需要其特工（“委任”和/或“志愿者”）有计划、系统和逐步的干预。

诚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有条不紊的干预措施已经得到了科学的优化，成为潜意识强加和暗示的有效操纵技术（资产阶级的“科学营销”所采用），但考虑到公众各自的“近端回归区”，受法律支配的操纵退化路径仍然完好无损，支持者，被操纵者盯上的选举客户，总是强调情感和培养对所有科学中理性批判方法的不容忍。

在这里，我介绍了“近端回归区”，作为与L·维果茨基的苏联心理学文化历史学派“近端发展区”范畴的反向和截然相反的东西。后者被认为是对人格的心理教育发展（在学习、意识、情绪、实践等方面）做出最佳创造性贡献的可能性范围。这种贡献是在集体内部实现的，并得到“知识更渊博的另一个人”（家长、老师等）的催化干预。为了使其发挥作用，考虑到受训者的身心发展水平、所获得的知识、技能、感知表征和能力水平，因此，通过以适当的方式将方法建立在这种获得的基础上，并激活与需求相关的动机，主体的升级可以在整个人格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也可以在作为参照群体的集体的发展中实现。

它是心理教育科学和艺术的一项创造性活动，以此类推，它不仅仅涉及教育学。它也可以用于科学艺术领域，即革命运动的思想政治活动、理论和实践。它可以作为革命主体的逐步构成、形成和发展。长期以来，它一直与集体主体为完成运动的战术和战略任务而进行的意识和实践斗争联系在一起。

相反，在上述退化类型的操纵干预中，所寻求的是更有效地操纵每个人和集体，强加和服从意见、刻板印象、教条、意识形态结构，尤其是对生活的态度，这降低并最终解构了任何批判性和创造性能力（学习、意识、情感、实践等）。因此，那些试图进行此类操纵的人寻求通过技术手段来理解“操纵目标群体”的个人和群体的感知表征水平，即。，“近端回归区”的可能性范围，在该范围内并通过该范围实现在所需方向上的有效操作。

这种操纵，在其变得有效的程度上，导致对任何逻辑连贯的辩证研究、实证和证明的怀疑和厌恶，而它在条件反射的水平上，以划定盟友/敌人之间的“红线”等为基础，预设了包含和排除的分类反射。

这种与革命思想和实践相反的漂移/退化越是升级，就越是采用重复仪式的方法，重申对先验的“永远正确的领导路线”的一致性/不加批判的接受，这种路线本身就被视为“党的集体智慧”的无条件和无限制的体现…

有问题的漂移/退化可能涉及：

•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关系（在适当的情况下，将前者减少为后者，反之亦然，具有逐渐蔓延的战术主义的共同点），

•战略目标与实现战略目标的战术手段、方式、主体、中间任务/阶段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一关系，这一目标将成为超越的形而上学原则、不可扩展的顶峰、康德式的道德命令、制造身份的共同表达元素等），

•基于资产阶级观点的全盘否定早期社会主义，即将所有类型的商品和货币关系的存在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

•拒绝将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运动作为世界革命运动的必要组成部分（通过修正列宁主义对待帝国主义的方法和放弃全球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拒绝通过法治阶段发展的辩证法（在新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论”中称之为具有某种结构的太极拳）和向形而上学进化论的过渡，

•采用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制度安排，通过破坏人格和家庭的生物学核心（基于反动的后现代意识形态/学说）等方式解构/退化家庭的社会和文化功能。

漂移的逐步引入、升级和基础，并通过修订加以巩固。

这种漂移/突变一方面是由政权工作人员有意、有意识和有条理地进行的，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官僚机制的常规进行的，即对这种机制的日常工作中出现的每个问题的自发反应2）：

1.一开始，在特定目标受众（成员、高管和支持者/选民）熟悉的一些其他职位以及通常正确和可接受的职位中，从上面做出一个预先确定的决定，以温和的方式进入不熟悉、不可接受和令人反感的政权职位（暂定由领导层代表制定），基于给定的感知表示和观点。

2.如果观众有严重反应，则采取部分和暂时的折叠，等待更好的机会，可能使用不同的措辞。与此同时，这种不可接受的立场在相关受众中引发了禁忌的反应，表面上被转移到了“没有禁忌”的科学领域。“圣人社区”，即“意识形态委员会”的裁决，最初将发现并援引在某些条件下原则上存在的拟议漂移。

3.然后，干部和“负责人”在媒体和公开声明/仪式活动中的相关报道变得更加密集，直到预选的漂移开始被提出作为一个可以容忍的讨论话题，直到它在目标受众的“临界群体”中通过重复和强化而确立，直到它最初被认为是一个存在的，然后是有争议的，然后是“科学有效”的立场。

重复的风暴伴随着对那些继续反对的人的暗示和窃窃私语，就好像他们是“老式的”、“不妥协的”、”顽固的“、”反对理论发展的狂热分子“以及不可救药的古怪…

逐渐地，这种漂移成为政治机构的一种既定立场，一种被普遍接受和尊重的立场，表现为“原则上合理”和“受欢迎”。最终，机会主义漂移作为一种合理的、现在不言自明的“创新”，也得到了机构的官方认可。

6.然后，在相关参考文献升级的同时，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即宗教灌输方面的宣传）的干部承担起巩固和加强这种实践和/或组织漂移的“有效性”的作用。他们负责为源自上方并作为预定决定强加的漂移提供一层后验科学和理论覆盖的面纱。

7、这里采用了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断章取义和语境的选择、援引和引用，似乎符合并证实了这种漂移的“有效性”。任何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等立场都应该用经典中的段落来充实，并被宣传为“唯一正统的马列主义立场”。

8.如果这种类型的“基础”还不够，即如果经典的词语和含义与漂移的对立变得明显，意识形态领导人就会开始散布谣言，说经典的某些立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已经过时，甚至会审查后者，建议“我们应该读什么，不应该读什么”，但也要推广关于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它们的指导方针/食谱，以便适当地“展示”预先确定的漂移的不言自明的正确性。因此，列宁的著作，如《社会民主的两种策略…》、《左翼》、《共产主义：婴儿期的混乱》等都可能被禁止。

9.但是，决不能把这种折衷主义、片面操纵、公然歪曲革命理论和方法论的整套做法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残酷修正。这就是为什么整个项目被明目张胆地描述为革命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是对“党的集体智慧”的进一步证实，即对一个始终正确无误、不受批评的领导层的进一步证实…

10.这就是为什么要采取系统性措施的原因，这些措施包含在退行性突变中。优先考虑行政/官僚控制和镇压的措施，禁止“就已经解决的此类问题”进行任何批评和对话！这些措施达到了强加禁忌和恐吓异见人士的程度，导致民主集中制原则逐渐被放弃，并建立了独裁官僚集中制的操纵做法。导致实际退化到消除任何独立、创新的科学思想和行动痕迹的措施。

此外，富有成果的研究、革命性理论和方法论的批判性采用、创造性发展和应用，以有利于科学研究的相应组织安排为前提，如“普遍劳动”（马克思），以及就最具争议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富有成果、合作和真正有效的公共对话的氛围。这种氛围需要真正的选举主义、彻底的自下而上的控制、负责的组织和意识形态机构对基地和群众影响圈的系统和有效的公共问责、责任职位的轮换、对未完成基地分配给他们的任务的机构和干部的真正罢免等组织原则。

因此，在对革命理论进行必要的道歉性修订的“连贯的一揽子计划”中，每一次退化的实践/组织漂移都被投射、强加和提交为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每一个可能被视为对上述事实包的质疑的问题、批评、意见等，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被取消和禁止。

过去，就一些关键的理论、实践和时事问题进行可接受的内部和更广泛的公众、书面和口头辩论的条件是存在的，尽管存在问题。在迅速变化的官僚机会主义机构中，所有这些现在都被简单的仪式和独裁程序所抵消，在会前辩论中几乎没有短暂的偏离/释放压力的空间。根据现行程序，甚至在党的大会、机构会议、党的干部、具有广泛吸引力的公共活动，甚至在受控的群众组织、协会等中提出问题和/或进行干预，都是有系统地防止的。

建议积极预防任何可能或不可能的“偏离”已批准和分级神圣化的机构/修订包。因此，任何问题/干预措施“都应该”在与领导层的个人“合作”中进行讨论/批准，始终保持紧密联系。只有其中一些通过了这样的筛选，才能被发音为“安全且完全订阅”到唯一的“正确行”。任何其他事情都被认为是可疑的、反对党的、分裂的，并被取缔。因此，培养了一批观众，他们将上述内容视为“政党常态”，并将随后对“连贯一揽子计划”的修订视为“理论的发展”……如果这些修订甚至推翻了以前确立的原则和传统，那么它们就被视为“勇敢的自我批评的证明，导致了立场的大胆转变”！

通过这种方式，上述机制认为最重要的有争议的问题是通过禁忌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的，至少在下一次漂移之前是这样，为了发挥作用，必须按照上述适时升级的限制条款进行设置3）。任何其他方法、批评、意见等都应被视为“机会主义”、“反党”、“反共产主义”、“欺诈”等。

如果上述内容不充分，则同时使用个人“论证”。换言之，这场运动将操纵的“特定目标群体”的注意力集中在侮辱、诽谤和/或丑化表达不同意见而非领导层所支持观点的个人或群体/集体上。在最无辜的情况下，人的“论点”构成了一种逻辑谬误，即无意中、偶然地或由于无知等，有人认为对提出“令人讨厌”论点的人的直接侮辱应该是对论点本身的回应，将对该人的任何诋毁作为拒绝该论点的正当理由，甚至懒得对论点中的任何缺陷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论证。

因此，它是由灵活的操纵者故意选择的，目的是使“持不同意见”的个人的意见无效，不是通过公开、公开、理性和科学的对抗，通过发展论点，而是通过道德等方式，抹黑、破坏和诋毁他们，将他们的整个态度简化为“恶毒的品质、欺骗和卑鄙的意图”。这不仅避免了与理论、科学观点等的对抗，还防止了容易受到这种操纵的公众通过原则接受这种操纵。

这些操纵手段似乎是其携带者安全和自信的标志吗？一点也不。退化的漂移/倒退越明显，其承载者就越不安全。随着上述灾难标志的升级，不安全感表现得越来越强烈…

观众以革命理论的工具性使用和修正为条件，将科学、马克思主义……视为词语、警句、陈词滥调、口号，这些只是预先确定的决定、立场和观点的信号，而不受任何批评和怀疑…

总结

如果没有机会主义的活动，如果没有运动的连续漂移到为战略利益和资本选择服务的位置，帝国主义就无法维持其统治。

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被构建为这些退化漂移的意识形态外衣。

我们发现，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革命成就和退化现象，同特定历史人物的工作是有联系的，但不能普遍归结为后者的地位和作用。

在帝国主义衰落和腐朽的阶段，统治阶级采取的方法使其能够有效地操纵，防止革命集体主体的形成。这种阻碍的一个有机部分是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漂移的强加和盛行并非一蹴而就。实现这一点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通过各种版本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意识形态扭曲，使革命理论退化并最终被拒绝。

探索各自的“近端回归区”和Overton Window风格的操纵技术，对于逐步引入、升级和巩固任何机会主义漂移，以及通过教条主义和修正来巩固它是必要的。

今天的革命运动，不可能不把反帝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然而，今天有一些政党和力量的领导人否认反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必要性和存在。这些力量是通过连续的机会主义立场和相应的修正而被引导到这种立场的。

这是革命运动中前所未有的、极其危险的撤退。那些拒绝当前运动的这些组成部分的人不仅将自己置身于运动之外，而且充当颠覆和瓦解运动的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前线的任何破坏行动都是敌对的战争行为。

如果不揭露和粉碎这个伪装成共产主义，而实际上是为了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轴心的利益行事的纵队，就不可能团结由《纲领》推动的胜利的反帝阵线。

注意事项

1） 最初是奥斯曼帝国的一支精英军事部队，通过征收儿童税、奴役被占领国家的儿童组成，然后皈依伊斯兰教并为苏丹服务，这里的意思是“激进的皈依者恶毒地攻击他们的原籍群体”。

2） 这种阴谋与政治中使用的大规模操纵技术有很多相似之处，通常被称为奥弗顿窗口，以约瑟夫·奥弗顿（1960-2003）首次描述它的名字命名。

3） Mithridatism是一种通过逐渐自我服用非致命剂量的药物来保护自己免受毒药侵害的做法，在这里指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非常缓慢地发生的（令人不快的）变化变得难以察觉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