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所谓“毛泽东阻止周恩来治疗癌症”的谣言

1、谣言的生产及传播

国内较早传播这条谣言的，是2012年1月10日发于选举与治理网的一篇文章（以下简称“谣言文”）：

而最早公开编造这条谣言的是自称“毛主席保健医生”的李*志绥，2006年张*戎在海外出版的那本著名的反毛著作中，再次传播了这个谣言：

“这个时候（1972年5月31日），毛泽东已经不让得了癌症的周恩来做手术，以保证周恩来在毛泽东之前去世。”

选举与治理网刊登的这篇文章称：

高文谦原为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1993年初，以访问学者名义赴美不归，并宣布 “我和共产党的缘分已尽”，其后在美国多家反共反华研究所任职。叛国投敌的高文谦以周恩来的研究者自居，他的说法自然不可信。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曾专门撰文《<晚年周恩来>罔顾事实》，对高文谦的这本书进行了批驳，得出的结论是高书“多处罔顾历史事实，用个人想象代替客观描述，用断章取义代替理性分析，用成见和情绪化看法代替公允的结论”。

李志绥的书稿经过了美国安全机构的运作，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服务于美国当局反共反华的需要。李志绥知晓中情局等机构介入编造的内幕，因此也就拥有很高的筹码来要挟美国以获得更高报酬。美国方面担心李志绥活着会早晚泄露那本书的内幕，如果出现那样的局面，这本书不仅没有“妖魔化毛泽东”，反而妖魔化了美国。最终，李志绥死于中情局的暗杀。

海外敌对势力编造这条谣言都脱不开美国政府的背景，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背景下，这种谣言可信度是不高的。而国内一些当事人的说法，则使真相扑朔迷离。

2、关于周秉德所述“三条指示”的辨析

谣言文引用了周恩来侄女周秉德的说法，却对周秉德的话断章取义、肆意歪曲。

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写道：

到“游泳池”。毛主席亲笔批示很快退回到西花厅办公室：第一不治疗，第二不要告诉周、邓，第三搞好营养。据后来汪东兴解释：批示的“不治疗”就是不手术，毛主席说：陈毅得癌症手术，死了，谢富治得癌症手术，也死了嘛！

（摘自《我的伯父周恩来·第八章<苦涩的辉煌>》）

谣言文作者却按照自己的意图发挥道：

汪东兴后来解释毛泽东所说的第一点“不治疗”的意思就是说不手术。这个解释令人疑窦丛生，不治疗和不手术从字面含义差异是很大的。不手术就批上不手术就完了，何必批上不治疗?

如果就是毛指示不给周治病，何必让汪东兴出来解释这个事情，当时汪有多大胆子敢忤逆毛的本意？显然汪是在对毛主席处理周总理治疗方案前因后果比较了然的情况下，对毛主席的本意进一步解释说明。

而周秉德当时的位置显然是了解不到一手情况的，她的这段文字也是对别人说法的转述和总结，周总理确诊是1972年5月18日，周秉德的说法用到了“立即”、“很快”这些字眼，将较长时间内发生的事情浓缩成了所谓的三点指示。周秉德大姐的无心之举，却给了造谣者可乘之机。

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对这段历史有着比较清晰的记述：

就在抢救毛泽东过后不久，周恩来的健康也出现了意外。这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他叮嘱这件事要对外保密。对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他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同年十一月，鉴于周恩来日益严重的病状，医务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上批到：“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在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手术后不到半小时，毛泽东就要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吴阶平等医务人员说：医生们做的好，感谢他们！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在因患眼病不能亲自阅看病情报告的情况下，听读报告时更是全神贯注。工作人员读过的报告，毛泽东能记住在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实施手术的次数等细节。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在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周转环节，工作人员常常是从周恩来的住地或医院将报告直接呈送毛泽东。他得知情况后总是嘱咐秘书：“快去办。”

（《毛泽东传·6卷》 2586页-2587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1月版）

从这段文字的记述可以看出，毛主席对于周总理病情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这对并肩战斗近半个世纪的战友早已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周恩来（左）毛主席（右）

关于保密的问题，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主要领导的身体状况本身就属于国家机密；因为癌症越来越普遍，我们今天对癌症已经比较熟悉，告诉癌症患者实情，只会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所以毛主席在得知周总理确诊膀胱癌后的这个指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关于对周总理的治疗方案，毛主席是极其谨慎小心的——这恰恰体现出了毛主席对周总理的关心。“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基于当时中国的医疗条件（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才派出大批医生赴美学习放化疗技术），以及其他几位领导人被开刀治死的情况，毛主席对开刀切除周总理身上肿瘤的治疗方案是非常犹豫的。毛主席在第一时间指示“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这里“防止扩散”本身就是关于保守治疗的指示，而非所谓的“不治疗”。毕竟开刀容易扩散、也不一定能够治好，即便是主张手术治疗方案的主治医生吴阶平也没十足把握。

央视《大家》栏目曾在2003年11月10采访过吴阶平先生：

主持人：但是我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不知道为什么。您打手术的报告迟迟没有批下来，而且更有一种说法是说，当时如果他很快动手术的话，可能总理的生命会延缓很多。

吴阶平：这也不敢说一定……

见：《吴阶平——“中国医学界第一位人物”》

http://news.cctv.com/program/dajia/20031110/101504.shtml

直到近半年后的11月，周总理的病情加重，毛主席再次收到医疗人员的报告，毛主席才有了书面批示：

“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见“毛泽东对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病情报告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这是唯一的书面批示。

可见，所谓的“三条指示”是在长达半年跨度里形成的，别有用心者把三条指示放在一起，就借题发挥编造出了毛主席蓄意拖延周总理治疗的谣言。因为关于周总理的治疗方案一直在讨论过程中，这就说明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毛主席故意拖延不给周总理治病，而是一直没有形成稳妥的治疗方案。

3、主治医生吴阶平的错乱阐述及其时代背景

在看到《大家》栏目2003年11月10采访过吴阶平节目的全部文字内容以后，笔者发现了另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为了把问题说清楚，这里先将上面提到的《大家》栏目采访吴阶平的内容涉及这段历史的叙述完整地引用过来：

主持人：您是周恩来医疗小组的组长，应该说您是最早发现，总理患了膀胱癌，所以当时是不是您是极力主张要动手术的。 

吴阶平：对，我基本上是竭力主张动手术，可是周总理动手术，都需要毛主席批准。所以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怎么办就去找叶剑英，叶帅。 

主持人：但是我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不知道为什么。您打手术的报告迟迟没有批下来，而且更有一种说法是说，当时如果他很快动手术的话，可能总理的生命会延缓很多。 

吴阶平：这也不敢说一定，不过当时就是尼克松访华的前夕，所以毛主席他需要周总理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招待尼克松。毛主席说，你告诉他们动手术不要去想，你可以用中医中药，不能用手术，可以用针灸，可以吃中药，不能手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甚至于想，我们能不能就说，周总理自己愿意手术，周总理自己是愿意手术的，可我们不能去说，因为我们要去说，周总理说，我让你们不要说话的嘛，就违反他的意愿了。其实他个人也是想做手术的。

主持人：你们也是想帮他做手术，可是他一定要毛主席同意。后来毛主席最后同意了，说可以做手术，从你打报告到他同意，是多长时间。 

吴阶平：那好久了，恐怕不止一年吧……

吴阶平：后来我说怎么办呢，我就去找邓大姐，我说邓大姐，现在毛主席说了，分两步走。那么我们进去看看，什么也没有，那也无所谓分两步走，我知道那个可能性很小了，一看一塌糊涂。没办法了，我们也可以不做。可是如果看见一块小石头，把它拿出来就好了。那不做吗，她说看见那个小石头，拿出来就算了。哎 ，我说这句话就有门儿了。有邓大姐这句话，我说咱们就不管怎么着拼死拼活也得把这个点烧，把它烧下来，后来就做了。就真是点烧，烧下来了。烧下来危险是很大的，因为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有邓大姐这句话，我们至少可以搪一阵，说邓大姐说要有什么，可以顺便就办了。两步并成一步走，后来毛主席发下话，说两步走比一步走好。 

从这段访谈内容可以看出，吴阶平的论述、甚至央视主持人的问话，都带着浓厚的个人倾向——那就是隐隐指向毛主席故意拖延批准周总理的手术方案，自己则是想尽办法给周总理治病。为了佐证自己的说辞，吴阶平甚至搬出了所谓的尼克松访华问题，“当时就是尼克松访华的前夕，所以毛主席他需要周总理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招待尼克松。毛主席说，你告诉他们动手术不要去想。”

这个说法即便还没有像海外敌对势力那样，把毛主席描述到故意害周总理的程度，也刻画出毛主席不管周总理死活，硬让周总理去接待尼克松的形象。吴阶平没有意识到，他在这里给自己挖了一个坑，编造了一个极其拙劣的谣言——尼克松访华是发生在1972年2月21日到2月28日，而周总理被确诊癌症实在1972年5月18日，医疗组跟毛主席讨论治疗方案又怎么可能发生在“尼克松访华的前夕”呢？

吴阶平（左）稻上飞（右）

吴阶平编造这种说辞的动机，笔者不得而知。按照吴阶平自己在接受央视访谈时的说法，毛主席对他的不信任（这也是吴的一面之词），大概也会让他不爽。反观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于非毛化的需要，各种关于毛周不和、”四人帮“迫害周的”内幕“和回忆录从高层流传出来。吴阶平作为当事人之一，肯定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种编造。第一部分笔者提到的高文谦就是在1980年退伍后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后来官方的各种表述恐怕很多都是出自这位后来为了荣华富贵叛逃的人士之手。

《党史博览》刊登的《周恩来晚年的十三次手术救治》一文有类似这样的片段描写：

（1973年）吴阶平汇报了周恩来近期的病情发展，同时代表医疗小组请求中央尽快解决周恩来的入院治疗问题。但是张春桥当场竟以周恩来急需会见外宾等借口表示反对，并要求医疗小组人员对外封锁周恩来血尿的化验结果。他甚至无理提出必要时可更改化验报告结论的说法。张春桥的做法当即遭到张佐良的强烈反对。

（1975）王洪文、张春桥等勾结江青，不断给病中的周恩来增加麻烦。

张春桥后来在狱中给自己的女儿写信（见在港出版的《家书》），讲自己这些秀才社会活动能力很差，工作调到北京，连住房问题还要周总理亲自安排，人家某某某从江西一回来就自己找好了房子。张在信中对周总理的钦佩和敬爱之情跃然纸上，反倒对某些当权人物大加痛斥。张在这里没必要挣表现去逢迎谁，否则也不会痛斥谁，可见，他对总理的感情是真挚的。说他迫害周真的说不过去。

《周恩来晚年的十三次手术救治》一文讲述了周总理工作繁忙耽误了治疗的情形：

从1974年3月起，周恩来就开始大量尿血，每天达100多毫升。其间，虽然不时进行输血，但仍然无法控制病情。就在周恩来住院之前的这5个月中，也是他带病工作的最痛苦时期，堪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统计，这5个月中他只有13天工作时间较短，但也有12个小时之多。其余126天，周恩来工作时间均超过12小时。其中有9个工作日他的工作时间在12至14小时之间，有74天他每日工作时间在14至18小时之间，有38天工作时间在19个小时以上。更为严重的是，这期间周恩来还有5天连续工作24小时。

文章将周总理工作繁忙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推给了”四人“的破坏。这简直就是对周总理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