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巴黎

编者按：

1988年5月间，在法国巴黎的一次聚会上， 一批中国访法作家、 学者，围绕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同到会的人们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  吵和辩论。这个事实，已为巴黎的舆论界所广泛报道，特别引起了那  里的华人、华裔和中国驻法机构等的密切关注和议论纷纷。台湾的 某报刊，也就此作出了反应。

本刊认为， 一些中国人，不远万里，拿了国家宝贵的外汇，跑到巴 黎去争论中国的事，闹得满城风雨，而国内大多数人却对此一无所 知，这是很不正常的。国内广大人民、读者，有权利了解事情的真相， 我们也有责任向国人提供这方面的情况和材料。

为此，特发表本刊记者根据当时巴黎华文报刊和有关人士提供 的情况而写成的综合材料。我们相信，这些材料一定会引起大家的 注意和深思。

这些材料不一定完整和全面，如果当事人和有关主管部门有新 的材料或不同的解释和意见，我们欢迎他们也向我们提供，我们将酌 情予以刊登，以期读者对此有进一步了解。

应法国文化部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12人于1988年5月 25日至6日11日访问法国。为了配合这次文化交流活动，法方同 时邀请了正在国外的刘宾雁等几位中国作家。这是近年来访法的阵 容最大的中国作家代表团，法国文化界十分重视这次中法间的文化 交流活动，先后多次举行报告会、座谈会以及与读者和观众见面等活 动。法国的新闻媒介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可以说，中国作家代 表团的到来，在法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在法国文化界特别是华人 华裔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来讲，这 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在访法期间，几位中国作家却连续发表了一 些有损于中国形象，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歪曲事实的言论，对中国的 社会制度、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不负责任的批 评。他们的言行，在法国友好人士及华人中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引 起普遍的反感和抵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但它所造成的 影响至今并未消除，国内读者甚至还不了解事情的真相。看来旧事 重提，让这些与中国作家身份不相符的言论曝一曝光，并非没有必 要。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文引用的材料，均有据可查。

“听了你们的发言，让我们流泪，因为从你们的叙述里，人们发现 中国这么渺小，这么卑鄙”

5月27日晚，法国文化部所属的文化交流协会主办题为“中国 文学的觉醒”讨论会。这是中国作家代表团25日抵达巴黎后首次公 开活动。6月1日的《欧洲时报》为此专发的“特稿”《一场关于中国 文学创作倾向的辩论——记访法中国作家代表团首次讨论会》这样 报道：“热情的观众把整座大厅挤得满满的，连通道地上也坐满了 人。”“中国作家代表团9名成员，27日晚在巴黎著名的蓬皮杜文化 中心地下大厅同300多名法国文化界人士、汉学家以及部份中国留 学生，就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现状、如何对待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如 何评价中国作家当前的创作倾向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一位作家说：“我在写小说过程中碰到一个很沉重的心理问题。 我是排除不掉两个阴影： 一个是我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非常惊人的  贫穷， 一个是我们民族的总体文化水平非常低下”。“据说一个作家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不能进行写作，但我没有办法……,它成为我创作  小说的一种心理因素”。

一位作家谈到他想讲真话时的心理冲动。他说：也许法国朋友  不理解为什么讲真话还需冲动。“如果有一个人30年没有说真话， 光说假话，到了让他说真话的时候，他就会像我这样冲动。”他接着  说：“最近我听到在中国提出一个口号：‘允许人们说真话。’全国人民  对此都欢欣鼓舞。这一方面说明这许多年来没有允许人们说真话， 同时埋伏着也许有一天又不允许人们说真话。所以现在我趁允许人  们说真话的时刻来写小说。”

另一位作家说：他想回答许多记者经常向他提出而他一直没有  回答的两个问题。其中之一是“为什么中国作家有那么多挫折?”他  形象地比喻说：“中国许多作家就像是不合时宜的雄鸡。 一般情况  下，正常的雄鸡都是早晨叫，不正常的雄鸡们总是半夜叫。这样就引  起主人们的生气，包括善良的主人们也很生气，于是就把它杀掉了。 可事实是，不管正常的鸡或不合时宜的鸡怎么叫，早晨都会来到的。”

6月1日《欧洲时报》的“特稿”写道：

这场辩论是由出席讨论会的中国作家们各自介绍自己对中国近  30年社会发展情况的一些看法及自己的创作观之后，由华人学者徐 广存(引者注：徐原籍山东临沂，1949年12岁时随学校去台湾，在台 读完大学后于1968年到巴黎， 一直在巴黎第三大学任教。自1975  年以来多次回国探亲)即席发表感想引起的。他说，听了你们的发  言，让我们流泪，因为从你们的叙述里，人们发现中国这么渺小，这么 卑鄙。你们没有一个人谈到中国文化、中国的历史对你们的影响。 在你们的作品中就是揭发、揭发，已经揭发十几年了，还在揭发。中 国是贫穷，但中国的文化并不贫穷，应该歌颂我们的民族。不要忘记  你们作为作家，应该领导中国人民前进。

报道说，“出席讨论会的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们几乎一致强烈 地表示不同意徐广存先生的批评。”

据当时在场某位人士说，徐广存先生发言后，几个作家等一个紧 接一个对徐进行批驳，而且有些人嗓门很大，有的代表甚至从座位上 站起来，用手指着徐进行诘责，含有颇浓的“集体反击”的味道。

一位作家说：“坦率承认中国贫穷，承认中国很多人文化还很低  就是中国的光明”。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些东西是很坏的，“再 也不能抱着我们有优秀的传统、了不起的文化在这个世界里混下去 了。”

刘再复认为，最近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敢于对过去走过的路进行 反省”恰恰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又经历了本世纪的另一个文化心态史 诗性的转变”。

辩论进行当中，主持讨论会的法国著名剧作家卡里埃提问说：要 是不允许讲假话的话，那文学怎么存在下去?听众席中也有人说：文 学中的虚构情节，事实上也属于讲假话。

当晚，讨论会结束后，辩论继续进行。

徐广存，这位在巴黎任教近20年的华人学者说：

对中国应当有个基本估计。

同西方比中国是穷，共产党这些年没有治理好有责任，但从根本 上说，中国穷不是共产党造成的。

退一万步说，你们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不行，这如同倒下的一堵 墙，我们不能老是站着数落这堵倒下的墙，大家应该同心协力想办法 把墙扶起来。

在会场采访的法国电视一台记者雅克琳娜·迪勃瓦当场公开表 示：她对这批作家的水平感到失望，她将放弃对他们的采访报道。

“亲身体验到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味道”

日后，曾当场采访过5月27日座谈会的一位大陆新闻机构驻法 记者曾应邀去访问徐广存先生。

徐广存认为，这批来访作家多数人感兴趣的是政治，不是文学。 而他们所谓的政治，就是来告诉法国人，中国共产党专制、独裁，中国 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徐广存对记者说：“这些做法很不正常”,而  他同代表团一些成员的分歧点就是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正确分析中国 的现状，如何寻找正确方法去振兴中华。

后来，几位与徐广存有接触的华人朋友告诉这位大陆记者，5月 27日“讨论会”后，徐的心情一直很沉重。有人曾问徐广存，对这些 目前在中国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文化人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徐答 道，他“亲身体验到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味道”,而更主要的他“深深 感到振兴中华民族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说到政治，还可以顺便提及一件事情。6月1日，在蓬皮杜中心 举行的作品朗诵会即将结束时， 一个华人谭雪梅(引者注：此人曾在 国内政治运动中挨过整，20 多年前去法国定居)提议为魏京生默哀 一分钟。在场的某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起立说：“我不仅要为魏京生 默哀，而且还要为我的朋友中坐过牢或死在牢里的人默哀。”当时有 些华人表示抗议，喊道：“不要搞政治!”会场一时陷入混乱。

“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现状”

据6月4日《欧洲时报》报道，5月29日下午《欧洲时报》编辑部 邀请了中国作家代表团部分成员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此报道刊登了 如下对话，并注明未经本人审阅。

《欧洲时报》编辑部人员(引者注：以下简称编):那么您(引者注： 指到场的中国作家，以下简称作家)认为去年这么搞法(指开除几个

作家的党藉),本身就是错误的。

作家甲：我认为是错误的。

作家乙：在一种没有广泛民主的国家里面，少数人控制意见，或 作出决定，并不是件困难的事。

作家甲：香港也有记者问我，以后能不能避免这样的现象?我 说，如果我们解决了民主体制这个问题，这种现象就可以解决。

编：这么说现在中国大陆还不能马上解脱?

作家乙：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说。我想补充一点。我们中国知 识分子反映意见是非常中国式的。在这种文化传统下，基本上处于 沉默状态。他不会屈服，也不会直接反抗， ……中国式的抗议最多是 沉默。

编：你们作家现在常到外国，接受记者访问，发表观点，心里怕不 怕一些话返回到国内，上司听了不高兴?有没有思想负担?

作家甲：在言论自由的国家，作家所起的作用可能少一点，在言 论不自由的国家，作家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一点。就我来说，我并不 是很害怕这件事的。 ……

编：听说你们在蓬皮杜文化中心报告会上，发表讲话后，有人说 听了你们的言论，感到中国这么渺小，这么卑鄙，对此你们有何评论?

刘再复：听了他的发言，我是很气愤。他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呢?现在，我们的作家写作，不是单纯的歌颂，也不是单纯的揭露，我 们是深刻的深思。

作家乙：如果他从我们的谈话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话，只能说明 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现状，或者没有看当前的文艺作品。

以上两位作家所说的“他”,系指徐广存。

6月2日，在蓬皮杜文化中心举行“中国作家的创作使命感”座 谈会。5月30日清晨刚由美国甫抵巴黎的刘宾雁首先申明“不属于 这个代表团，也未参加27日讨论会”,然后宣称：中国作家对中国存 在的问题连千分之一还没有写出来，中国近40年的历史也连千分之 一没有写出来，很多重大事件现在中国人还蒙在鼓里。接着话锋一

转，在徐广存先生并不在场的情况下，当着300多法中人士的面，刘 宾雁对徐进行了再一次的批驳：

(徐广存)似乎是很爱国、似乎是很革命……但他的这种爱国、这 种革命，我们太熟悉了!我们中国人受它的苦受够了!我们的揭露 太过份了吗?从来没有，老实说，是太少了!

同时，针对6月1 日《欧洲时报》为5月27日讨论会而发的专 稿，刘宾雁喝斥道，那个记者不该报道徐的发言。

事后，这位记者曾找刘宾雁谈话。刘承认，报道属实，但对其倾 向性不满。

“把那个记者调回国内”

6月1日的《欧洲时报》刊登“特稿”《一场关于中国文学创作倾 向的辩论》,记述了5月27日讨论会上几位中国作家与徐广存的辩 论。刘再复和一位作家找到了该报社长和总编辑，严厉质问：

为什么要刊登徐广存的“反动言论”?

那个记者的身份?

当他们得知这个记者是国内某新闻机构驻法记者时，立即扬言： 回京后找胡启立，将这位记者调回国内!

1989年是 一 个重要的年份

6月15日下午，刘宾雁离法赴美前，在巴黎第七大学，作题为  《明年是一个重要年份》的演讲，历时120分钟。6月19—21日的 《欧洲时报》刊载了这次演讲的消息和主要内容。尤其引起读者密切  关注和深思的，是演讲特别突出了“明年”即1989年的三个纪念日： 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五四运动70周

年。

关于刘宾雁在巴黎第七大学的这次演讲，《台湾时报》1988年6 月17日发表该报驻巴黎特派员的报道。报道称刘宾雁为“以揭发中 共在大陆各项罪恶与阴暗面而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报道引述 刘宾雁的话：“毛泽东害苦了中国人。”报道又写道：“他对中共当前紧 抱着的‘四个坚持’,表示了嗤之以鼻的态度。同时他也回答在座听 众，没有‘政治制度’的改革，就不会有‘经济改革’成功的可能。他认 为在共产主义的架构之下，不会有政治民主和自由的可行性。”

人们今天才知道，1989年5、6月间， 一伙什么“精英”、“智囊”之 类与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早有在今年即1989年趁法国大革 命2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这三个 纪念日制造事端，挑起动乱的计划。刘宾雁在这一计划实施中间的 表现已经举世皆知。值得思考的是，刘宾雁在巴黎的一番表演中，点 出这三个纪念日并特别说1989年“是一个重要年份”。不知道他是 有意泄露天机呢，还是无意中为未来虚幻的胜利得意忘形而走嘴?

题外话

下面有几则中国作家代表团1988 年访法后的随感。随感者是 一些耳闻目睹者。

对于5月27日蓬皮杜中心的“中国文学之觉醒”讨论会上的辩 论一事， 一些法国人士说：这些“中国作家气量小，气质也差，听不进 不同意见，自己口口声声要民主、要自由，却不懂得如何民主地讨论 问题。”

旅法华侨俱乐部副主任严伟达说，他对国内出来的某些人以揭 露中国社会的疮疤为时髦十分反感。他尤其对刘宾雁在法国电视六 台说的“中国40年来的历史是一片迷雾”,“我们的民族的生活太沉 重、太痛苦”等言论感到不理解。

6月2日晚刘宾雁再次对徐广存公开批评后，有8位曾听过徐

讲课的法国人次日集体到徐的寓所拜访徐，说他们不能理解这些要 求别人给予自己讲话自由的人为什么不能容忍别人有发表不同意见 的自由。“他们不是说来法国体会民主气氛吗?法国是允许发表各 种不同意见的。”

香港一家报纸驻巴黎的记者说，他们不是一再说中国没有新闻 自由，他们在这里讲的是真话吗?为什么客观如实地报道一下有人 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就受到攻击呢?

中国留学人员联合会一位委员说，“从这件事中使人对他们追求 的新闻自由发生怀疑。”

有人得知代表团个别成员扬言要把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撤回国去 后说，幸亏这些人还没有掌大权，否则中国人更得遭罪。

原载《中流》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