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面旗帜下动员成为一支军队

在一面旗帜下动员成为一支军队

北京7.21暴雨,造成严重生命财产损失.除了城市基础设施落后之外,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也是重要因素.但是,这两者结合为猛兽,而又迅猛袭击大量人口的一个关键枢机,乃是目前市场经济的无序的生产和城镇规划.为了最佳地节省生产成本,人口、物资集中到越来越大的城市，以至国家的经济中心城市。城市的建设虽然有市政管理，但是，独立资本(包括国家资本)的发展在与之博弈中往往占据主要地位。市政建设本身也受到经济运作的制约，更多的会考虑最利于取得利润的方向。挖很多下水道，哪里比得上造一座高楼来钱。CBD之类寸土寸金，能挤进去就不错了，先不管它什么基础设施，出了问题也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凑合而已。最为黑色的是，灾害破坏还可以造成大量的需求，从而拉动生产。因此城市不可能合理地规划、分割，让人口资源在大范围、全国以至全球合理分布,以最大限度避免自然灾害。所谓自然灾害本来只是一些自然现象，只有通过人类社会，甚至通过人类活动的反作用放大，作用到大量的人口，从而造成大的损害。那些被描写为末日恐怖的自然、环境、资源等等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问题。只有在公有制下，实现全社会的计划才能彻底解决。生产者成为生产的主人，直接的需求本身而不是利润成为调配资源、劳动力的依据。

虽然政府被指责(至少看起来也是恰当的)相对于从基础上防灾,更热衷于大规模有成效的救灾(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无论这个政府从先辈那里继承了什么优良的传统,可以迅速行动,集中力量,但是,却无法脱离资本增殖的追求来规划全社会的生产生活),这次包括警察官吏等确也很尽力；虽然大家都在骂世风日下，私有观念横行，但还是涌现很多互助的好人好事。整个社会展现了团结互助的精神。至少在这种极端条件下，日常的利润、等级这些控制人们思想的东西忽然失去了意义。而在这些无数事迹中，最为闪光的是一群“民工”在京港澳高速出京17.5公里处对受困过路市民的救助。我在北京坐出租车，大概听了整个过程的报道。很多人赞美了他们的纯朴善良，默默支撑社会的脊梁作用。那个黑老大一样霸道的崔永元，也老大似的请他们吃饭。谁也没有以这个契机关心一下他们以致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更没有看到，这次救援所体现出来的，工人阶级所独有的组织战斗能力。

对我，过程描述最为印象深刻的是，整个救助过程是极为有序、有效率的。这些人行动起来，好似组织严密的部队，而不是仅仅靠了善良勇敢一味猛冲的互不相干的一群莽夫个体。同时，他们还体现了极高的专业素质。可能因为业务关系具有相关工具和训练，使得他们组织严密，行动有序，自身也没有受到严重损害（似乎有轻伤）。而受灾的市民，则仅仅呈现出被动的状态(因为来源混杂,不易组织,不过,共产党员哪里去了?还记得数十年前的一次火车遇险么)。报道中并没有用“民工”这个词，这不仅仅是尊重，而是恰当地反映出他们不同于那种被描写为懒散、愚蠢、被动的形象，而是以这种组织性、专业性，表明了他们无愧于工人这个称号，他们不在是被动的被压在社会底层的静止的社会的“支柱”，还将是未来变革社会的主动的中坚力量。因为在一个目标下，他们组织起来（具体领导者相对次要，因为这个组织是他们主动参与的，而不是被驱遣），成为一支战斗队伍。

共产主义者将他们对于社会变革的思想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列宁）。生产、社会的的发展，终将为无产阶级准备起自身解放的条件，而在这发展中，无产阶级自身组织起来、联合起来：

{{...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四十二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本身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年9月28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固然，国际本身只存在了九年，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先前任何时候更加强固，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的战斗力量，它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以求达到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标准工作日。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
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

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为实现其目的而战斗，这就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基础。中国有完全可以无比自豪的人民军队，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组织起来，以完成三大任务为主要目标，为人民服务的子弟兵，在上一个世纪成为阻挡帝国主义的最坚强的铜墙铁壁，可是，早在这个队伍诞生之前，中国的无产阶级就已经组织起来，完成了让他们在任何军队面前和各国无产阶级弟兄面前都足以自豪的武装斗争：对于北伐具有最终决定作用的，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是靠三次工人起义夺取的，而不是什么国民革命军。

作为几十年斗争暂时失败的最终标志，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下岗潮似乎解散了中国无产阶级，由于早就为了工资增长出卖了嫡长权，先是物质刺激，然后又说他们人浮于事（事实上中国工人一直很辛苦的，有些工厂有时干活少是因为走资派搞得需求不足；干私活更是但是生产落后，很多生活必需品必须自造），让他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但是，不到十年，为了资本积累，不论是国家还是私人资本、外国资本，在拼命压榨的同时，把频临破产的农村农民驱赶到血汗工厂和各种虽然技术进步但是压榨毫不松懈的工厂。他们集中起来，一开始看似放羊一般，但是，铁的规律造成的后果是，老无产阶级为了简单利益诉求无法组织起来，大工业替我们组织起来了。

不论出于什么样目的，全世界的资本在压榨中国无产阶级，为全世界制造各种廉价高技术或低技术的产品的时候，把无产阶级的组织也重新生产出来了。而且，越是把中国绑在资本的战车上猛冲，越是在破坏中国人民的生活从而获得各种廉价商品，把资本从世界各地抽到中国（或附近国家）,国际资产阶级越快地在中国及周边为自己生产着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大工业和城镇化对于农村的冲击，已经使得大部分“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农民工，即随时回到小生产的劳动者，变成了一无所有完全靠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同时，即使他们“打工”的地方不断变动，看似不稳固，恰恰把他们天然的、地域的、宗法的联系完全消灭了。最终留下的，是标准的，大工业协作“生产”出来的工人的组织，协作劳动的组织。

因为这种从生产产生出来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是无产阶级最自然的组织，是其为了各种政治及其他斗争目的建立的组织和战斗队的天然基础。是使反动的政权和军队瓦解并取而代之的天然动力。同时，也是在砸烂现在的经济政治制度之后，在生产资料社会公有的基础上实行全社会计划生产需要的的制定、执行计划的议行合一的群众组织基础，也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基础。

历史有时候变化很快！也许有人指责没有及时看到中国产业的升级，没有看到欧美资产阶级的衰败，但是，现代化的世界生产对于中国旧的结构的破坏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无产阶级因此承受了无尽的苦难，除了大生产中形成的组织他们没有获得任何别的东西.然而，只要看到这一点就够了。因为这样就不是靠诅咒，而是利用现有的这种组织为基础夺取整个生产的领导权。历史有时候变化很快:

{{ 在几乎整整一千六百年以前，罗马帝国......变革党曾经破坏了宗教和国家的一切基础，它干脆不承认皇帝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它是没有祖国的，它是国际性的；它蔓延于帝国各处，从高卢直到亚细亚，并且渗入帝国边界以外的地方。它曾长期进行地下秘密工作，但是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已感觉到自己充分强大，能够公开活动了。这个叫做基督徒的变革党，在军队中也有许多信徒；整个军团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当这些军团被派去参加占统治地位的异教教会的祭典而在那里行军礼时，属于变革党的士兵们就大胆地在头盔上插上了特别的徽章——十字架，以示抗议。连兵营里长官所惯用的迫害手段，也不能奏效。戴克里先皇帝不能再无动于衷地看着他军队中的秩序、服从和纪律败坏下去。他趁着还不太迟的时候采取了坚决措施，他颁布了一道反对社会党人的（请原谅，我该说反对基督徒的）法律。颠覆者被禁止举行集会，他们的集会场所被封闭或者甚至被捣毁了，基督教的徽章——十字架等等——一概被禁止了，正像在萨克森禁止了红手帕一样。基督徒被剥夺了担任国家职务的权利，他们甚至不能充当上等兵。既然当时还没有在“讲体面”方面训练有素的法官，还没有这种为克勒尔先生那个防止政变的法案所需要有的法官，所以基督徒就被干脆禁止在法庭上寻求保护。但是连这项非常法也没有奏效。基督徒轻蔑地把法律从墙上扯下来，并且据说他们甚至在尼科美迪亚放火烧毁了皇帝当时所在的宫殿。于是皇帝就在公元303年用大规模迫害报复了基督徒。这是这类迫害的最后一次。而这次迫害竟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过了十七年之后，军队中绝大多数都成了基督徒，而继任的全罗马帝国君主，即教士们所称的君士坦丁大帝，就把基督教宣布为国教了。}}

（恩格斯: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