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神韵

1940年我回到国内时，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已经牢牢地确定了。但他每走一步都要再三试试，对大小事都是如此，都要摸准、吃透，要有十分把握才做。在用人方面尤其谨慎。一定要观察一段时间，看看你的能力、为人和表现如何，才决定是否起用。主席常讲，看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

1943年1月，我到边区保安处去工作，后又被派到绥德、关中。经过几年基层工作的考验，到七大之后，主席大概认为可以使用和信赖我，于是让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他这样对我说：“现在你担任了书记处办公室的工作，我有事就可直接找你，有话也可以找你谈了，比你在弼时同志处工作时要方便得多。”其实我从1940年末起一直为他做俄文翻译。

主席和他的战友们

主席很注意团结干部，抗日战争期间他反复地讲对敌要狠，对内要和。

张闻天的理论修养较高，有威信，但对问题的态度有时没王稼祥那样明朗。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的一票起了关键性作用，主席十分重视此事。主席很注意团结他们，请张闻天和中央的五位书记一起住在枣园；整风时让王稼祥当中央高级学习组组长、国际政策研究室主任。国际政策研究室成立时，召开成立大会，主席不但出席而且亲自主持。

主席让他们参加重要的座谈会，出席中央会议、政治局会议。不仅对他们如此，对他们的部下，如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等，也吸收列席政治局会议，对他们在生活上的照顾更不消说了。

遵义会议后，对遵义会议决议不理解，顶得最厉害的是凯丰，但主席对他也是采取团结的态度。

1937年底，王明从延安到了武汉。当时，武汉有政治局委员四人：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王明企图搞成第二中央，对这点凯丰是不同意的。毛主席把这些都记在心里。

1942年，主席在延安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让凯丰主持会议，并讲话。

凯丰是个有主见的人，头脑清楚，不盲从，不人云亦云。七大闭幕后，军委召开座谈会批评彭德怀，找了许多老干部，特别是苏区的干部，范围较广，连我的夫人周惠年（她在苏区待的时间很短），也接到通知参加了会议。凯丰却不出席会议。一天他到枣园来玩，对我谈了一点情况。凯丰认为，彭总在理论上，出谋定计方面都不如主席，但是他性格耿直，拥护真理、坚持到底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即使凯丰有不同的看法，主席仍是团结他、任用他。

主席很重视地方干部，他讲过：“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他也反对“山头主义”：“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否则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要互相取长补短，他特别讲道：“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

主席看人不仅从大处着眼，而且也注意一些小事，观察你的衣着、表情、言谈和举止，以了解你的思想、品德和行为。比如，我在国外住得较久，养成打手势的习惯。西方人认为打手势可以加重语气，主席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年轻人在年纪大的人面前、在长辈面前不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后来，李立三对总理讲：师哲在苏联做保卫工作的，讲话用辞一贯粗鲁。总理转告主席。主席一听心里自然明白，说：我还是用师哲当翻译。主席用人考虑很周到，不仅看你的表现、才干，还要看你的历史、社会关系、工作态度以及所能起到的作用。因李立三在苏联受过冤枉，坐过牢，他如果用李立三当翻译，苏联会怎么想。我出国时，主席请刘亚楼做翻译。

主席炯炯的目光

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共约十八年之久，从未看到他发脾气以至于到了拍桌子打板凳的程度。他是很有涵养的。有一次，我对他说：“主席，我很佩服你的沉着冷静，有涵养、不发大脾气。”

他说：“我不是不生气，有时几乎气炸了肺。但我知道应该尽量克制容忍，勿现于辞色。”这就更不容易了。

主席的目光炯炯有神，非常敏锐。他狠盯你一眼，就能使你知道自己错了。他讲话很注意逻辑，也很注意分寸。我在他面前讲话，有时讲错了一句话或一个词，他就用眼睛盯着我，说：“你再讲一遍。”就这么一句话，便能提醒我，使我马上发觉自己讲错了，赶快纠正。

我们住在枣园时，时常到杨家岭礼堂看戏。主席坐宋庆龄送的一辆救护车。许多青年人向车上爬，凡是挤上来的都可以去礼堂，主席从不干涉。大家坐定了，在路上，有时主席问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讲话时，他的眼睛注视着对方。事后，这些年轻人对我讲：“我看见主席就害怕。他望着我，几乎要把我看穿了。”

主席的厉害也就在这个地方，他把什么事都要看穿，弄个明白。他的眼睛炯炯有神，目光专注，入木三分。

主席对干部是爱护的，特别是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你做了错事，他要是处罚你，就表明这件事已经结束了，他不再记在心上。初进中南海时，我去丰泽园，偶尔看到有的工作人员站在院子里晒太阳，满头大汗，却一动不动。别人告诉我：“你不要管，这是主席罚他们呢。”主席不是朝三暮四的人，干什么事一定要干到底，要干出个结果来。如果被罚站的人中途走开，那，主席就不能原谅了。主席处罚人就是这样，处罚了，很快也就原谅了。

主席生活简朴，从不挑剔。只是爱抽烟、喝茶。偶尔搞到鲍鱼、鱿鱼，可以吃，没有，不吃也没关系。他进了城，生活改善了一点，也就是每周吃一两次红烧肉。

主席自己有个小灶，有炊事员专门给他做饭。他的作息时间与众不同，大多是白天睡觉，夜里工作。有一段时间有人要求中央领导人过集体生活。办公厅决定首长们都到饭厅吃饭。主席来了吃了几口米饭，说：“这是什么东西？稀饭不是稀饭，米饭不是米饭。”

我说：多数人都要求把饭做得软些。

他说：“那要牙齿干什么？！”就吃了这么一次，他再也没有来过。主席吃饭十分简单，生活一贯简朴，他的炊事员、理发员、司机一直跟着他，都从陕北到了北京。

主席一心为公，身体力行，不仅将全部的精力献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繁荣、强盛、独立、自由、自主的事业，而且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弟弟、妹妹、妻子及其他亲属参加革命，为革命献出了六个人的宝贵生命。这种情况不仅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就是在全党党员中来说也是少有的。毛主席就凭这几点：一、绝不爱钱，不为私；二、不让亲属子弟沾公家的光；三、全心全意奉公；四、牺牲自己及亲属。我们还能再说什么，还有什么苛求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主席也有弱点、错误，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他的弱点是出国次数少，对国外、国际的事了解得少些。他总是以中国人的意识、思维方式进行逻辑推理，这是不够的。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时，我才用聊天、讲故事的方式谈出我的想法，用以提醒他体察国外的风俗人情。但我从不坚持己见，他能听多少就算多少，就事论事地谈谈。须知主席是个性十分倔强的人，好胜的人，从不服输的人。列宁讲得好：“鹰有时可能比鸡飞得低，但是鸡却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