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来自于人民的利益——杂议简化字及来由

文化自信来自于人民的利益——杂议简化字及来由

中文简化字不是毛泽东或者中国共产党臆想的产物，而是中国人民数百年来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的结果，是20世纪初中国进步文化运动与普及群众文化水平的产物。

半裸的托钵僧

新版的《新华字典》增加收录了1500多个繁体字，据说是为了便于与港台地区交流，这是个善举。增进交流，增加青少年对历史文化的认识，这本没有错。只要不是处于妄自菲薄的心理，值得赞扬。

由于历史原因，在华文世界出现了并用繁体字和简体字的两个区域。中国内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华人都已经普遍使用简体字。而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使用的是繁体字，但即使在港台之间在字体和使用上也各有不同。而在海外的华人社区中，往往如今是简繁并用，并出现混用趋同的现象，也就是当地华人来源地决定了使用的倾向。

由于繁简混用和并用，也因此带来一些矛盾和困惑，特别是将之与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譬如，在港台地区，随着交流的日益密集，产生对所谓本地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失落的忧虑感，并因此衍生出在部分人群中仇视大陆人的族群歧视现象。在中国内地诸如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其实也有这种类似情况出现，担心本地青年不会说本地方言，各种经济和政治机会为外来人员占据，外来人员犯罪率高、生活习惯不好乃至品格低下等等。应该说对于本地文化这种忧虑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同时又有小资产阶级狂燥的反映，其实是对失去文化优越感的表现，其中更多的是不公正的歧视和偏见。只不过在现阶段仍然不像港台等地涉及到意识形态和现实的政治、经济制度等。

在中文简体和繁体文字也是如此。为了加强所谓自身的道义正确性和抢夺文化道统的旗幡，有些港台人士受历史上反共宣传的影响，特别是缺乏文化积淀而又片面冲动的青年人，会将中国内地使用的简体字称为“残体字”，而将繁体字称为“正体字”。甚至声称，简体字是毛泽东和中共政府在1949年革命后，独断专行创造出来的，乃至会声称简化字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暴力产物（二简版另论）。

而内地一些“不明真相”和“妄自菲薄”的“柿油派”人士和青年，将这种观点捧若珍宝。他们臆想着十几亿中国人都在“中共残暴独裁简体文字”政策的压迫之下，因此大失文化之根，痛感被压迫与专制，以自践和自虐为长。其实却不知道，这种言行本身就暴露了他们的不学无术，对于文字和中国文化认识的浅薄。

书写方式和书写工具的简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趋向，而非中文所独有的。无论是拉丁文还是英文书写和使用都有个去繁就简的过程。其实，美国式英语与英国式英语的不同，很大程度上也是去繁就简的过程，例如将centre 改为center, 以更符合其发音，如将councillor 改为councilor， 省略多余的l等。

中文简化运动和中文白话文运动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简化字并非是1949年中共革命和建政后的产物，而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的约定俗成，是几百年历史的产物，在历史上这些字体被称为俗体字，就是说是贩夫走卒等下里巴人使用的文字，而不是士大夫阶层阳春白雪使用的文字。这其实是对劳动人民的歧视。如“國”字， 早在明朝时期就广泛使用过“国”字写法。今天，如“台灣”在港台民间也都是约定俗成写成“台灣”，但根据中华民国教育部的规则，只有“臺灣”是正确的。

中国现代文字系统性简化和整理起源于191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其实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政治表现。其初衷也是为了在当时文盲占绝对多数的中国普及文字和文化，钱玄同等一批语言和语音学家根据8个基本原则积极推动简化字方案，并在社会上大力鼓吹，得到众多文人的支持。

右派们今天竭力吹捧的胡适，1923年也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卷头言》中说：“语言文字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然而“中国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惊人的文法革新，他们还做了一件同样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

1930年代中国文化界发展出“手头字运动”。1935年2月24日，上海《申报》首先刊载《手头字之提倡》的新闻报道，同时发表了《推行手头字缘起》和《手头字第一期字汇》，得到了包括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和矛盾等知名文学工作者的支持。这一简化文字的工作也得到了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支持。事实上早在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已经正式颁行了一套官方的1200字简化字方案，但蒋介石由于受到国学派戴季陶等人的强力反对，而被迫收回已经颁布的法令。今天中国大陆推行的简化字方案其中很多简化字和1935年中华民国时期推出的方案完全相同和非常类似，因为它们都是建立于古文学家钱玄同提出的8个基本原则。

简体字的设计和选用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有着严格规定。钱玄同把简体字的构成归纳为8种：①全体删减，粗具匡廓（如“龜”作“龟”；②采用草书（如“为”作“为”）；③仅写原字的一部分（如“聲”作“声”）④ 原字一部分用很简单的几笔替代（如“觀”作“观”）；⑤采用古体（如“雲”作“云”）；⑥音符改少笔画（如“燈”作“灯”；⑦别造简体（如“響”作 “响”）；⑧假借他字（如“幾”作“几”）。

而且，在1952年设计简化字方案时，特别强调了“述而不作”的原则，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简化字都是从历史上自有其出处的行书和草书体中选用而来。在当时颁行的2000多简化字列表中，只有几十个字是在历史上找不到出处的，其他2000多字都是来自与行书、草书的书写方式。

与简体字推广相关的在中国内地普遍使用的汉语拉丁拼音其实也来自于钱玄同的“国语罗马拼音方案”。2009年后，台湾也放弃使用当年章太炎发明的注音符号，而改用和中国大陆类似的罗马字拼音。（注音符号是章太炎在20世纪初发明的，后来北洋政府选用为官方的汉字注音方式，直到195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中小学也仍然广泛使用。与一些愤青误以为借用日文无关。其实翻阅一些内地出版的字典就可以发现，这种注音符号也仍然得到使用）。也曾经有言论声称拼音化是破坏汉字，特别是汉字有许多重音字，在未来如果拼音全面替代汉字会造成类似与韩文一样的很多句意和词意的混淆与困惑。但是，拼音是否应该和能够替代汉字本身就是个问题，而在今天广泛使用电脑的情况下，拼音确实对于汉字电脑输入帮助很大。（即使你是使用五笔的，也需要了解英文的基本字母和键盘）　

从1930年代起，中共在其解放区就已经开始积极推进简化字（手头字），将之用于扫盲和其内部政务，而被称为“解放字”。1949年，中共革命胜利后之所以要推行简化字，其实一个重要原因是继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一方面是为了体现自己统治合法的道统性，另一方面确实是为了完成大面积的扫除文盲工作。在1949年时，中国达到初小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不足10%, 有5亿多人不识字。而这种扫盲只能在工厂车间和乡间地头业余进行，而且参与扫盲教育工作的也是文化程度并不精深的中小学毕业生即可（你根本也无从去找所谓足够的专业的教学人员），帮助工人与农民学会500常用字，能使之用于日常生活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教学简化字的优势会远远大于教学繁体字，而更易于普通工农学习和掌握。

当然在反右运动中，也出现一些利用公权干预，打击了一些反对简化字的知识分子的现象。但是，问题在于，简化字运动本身并不违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甚至得到了当时多数知识分子支持的。即使有人提出，文字变革是大事，需要进行全民讨论和表决。那么，首先，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连文字都不认识，你却让他/她去决定简体好还是繁体好，显然违反了右派们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和“依靠专家精英”的原则。其次，即使在当时，简化字表的选定过程也历时数年，收到国内外数万群众来信和参考意见，不能算是完全不倾听民意的独断专行，甚至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在完成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环节。

在今天普遍使用电脑输入的情况下，简体字比繁体字的书写优势可能并不特别明显，但是在记读上仍然有其优势。而且，由于繁体字笔画繁多，所以往往电脑中使用繁体字的字体总要稍大于简体字的字体，否则识别率不够，根本无法辨认，这也影响到页面信息量的问题。而在电脑还没有普遍使用前，用铅字印刷的情况下，可想而知，单单是铸造字模，繁体字就比简体字不知繁琐几倍，更不用说印刷中油墨质量和字模损耗等带来的问题。（铅字模越是细小的笔画越容易磨损，而磨损之后只能重新铸造新模）而在人工书写上，简体字的优势更是非常明显。

譬如，繁体字中“憂鬱的小烏龜”，而简体字中“忧郁的小乌龟”，仅仅繁体的“憂鬱”和“烏龜”二字就足以让写的人头疼，今天即使在港台等地完成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很多人事實上也不會准确地书写“鬱”和“龜”二字。“龜”字共有16笔划，而“鬱”字笔划多达29画，在西方汉学家中如果能准确书写这2个字，简直足以使其成为中文大师。

在书写速度上，“忧郁的小乌龟”写4遍，“憂鬱的小烏龜”都未必能写完一遍。 而且即使“郁”和“龟“这两个字的简化方式其实都是从历史上的草书体中得来的，“龟”字的写法借转来源于明朝韩道亨的草书体，而非是1949年后中共自创的。

所以，简体字本身没有错误，这是文字发展的方向，也是为什么在新加坡和大马等社区，华人会广泛使用简体字。 为此妄自菲薄大可不必，更不该将之与所谓的文化独裁联系起来。

对事物和事件的判断，切忌在不了解事件的原本和缘由的情况下，主观地臆断和盲目判断，也要谨防不明真相而失去文化自信，而为他人的政治观念所挟持所误导。人们有权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捍卫自身的文化观念，只要这是基于民主开放的原则，并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但通过蓄意地丑化和污蔑并不有助于这种理念。当谎言被揭穿时，只会更伤害所要维护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本身。

文化来自于实际生活。生活变化，文化自然也会变化，但其要则在于是否符合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