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对众人熟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议论前，我们首先来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进行一些了解。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著名英国博物学家，作为《物种起源》一书的作者和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他的学说对当时主流的目的论（物种是被某种主观意识有目的地创造出来的，如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被猫吃，本质上是唯心主义）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为现代生物进化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虽然至今仍有部分人反对他的学说，但其已被绝大部分人所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该学说高度评价，认为它是“科学史上的一次革命”，极大地推动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恩格斯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誉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在他们的书信中也能见到他们对此学说的赞许，如1859年12月11日或12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中就说：“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亦或是1861年1月28日马克思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所提到的：“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主要由两大学说组成：共同由来学说和自然选择学说，前者指出地球上所有生物都是由原始的共同祖先进化来的，后者揭示了生物进化的机制，解释了适应的形成和物种形成的原因。对其理论概括流传最久远的说法便是“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尽管马恩二位先哲对其评价甚高，但同时也指出了达尔文理论的缺陷和错误，他们对该理论的批判主要从两个方面出发，从生物学的角度和从经济学的角度。

       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达尔文的错误在于他在《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中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情混淆起来了。”然后他便提出了他的论点：“（1）由于过度繁殖的压力而造成的选择，在这里也许是最强的首先生存下来，但是最弱的在某些方面也能这样；（2）由于对变化了的环境有较大适应能力而发生的选择，在这里生存下来的是更能适合这些环境的，但是，在这里这种适应总的来说可以是进化，也可以是退化（例如，对寄生生活的适应总是退化）。重要的是，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化同时又是退化，因为它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的可能性。然而这是一个基本规律。”我们应该明白，物种对环境的适应是一个相对的过程而非一个绝对的过程，对环境的适应只适合称作“演化”而不适合叫做“进化”。达尔文对物种进化的解释是比较简陋的，甚至当中引用了一些现在被认为是错误的理论，比如在他的《物种起源·综述和结论》中写到：“由于每个物种都有按照几何级数过度的趋向……新的改良变种必将替代旧的、少有改良的中间变种，并使其绝灭……”物种的“优势与改良”是基于环境而变化的，而他对其的解释是以一个抽象的环境作为背景的，但现实环境确是具体的、动态变化的，这便是他解释同种生物竞争关系的缺陷。而“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不由得让人联想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生活资料按算数级数（1、2、3、4……）增长，而人口按几何级数（1、2、4、8……）增长，人口数量和生活资料产量的脱节是一个自然的、永恒的规律，只有用战争、使劳动者饿死和过独身生活等方法才能消灭人口过剩的现象。“马尔萨斯人口论”无疑是一个荒谬的臆断，而达尔文又将其引用于生物学中，无怪乎恩格斯认为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是将反动蹩脚的经济学家的理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其生物生存斗争学说中，强调的便是“弱肉强食”，按照其理论来说，是上一营养级的生物为“弱”，下一营养级的生物为“强”，但是否“弱”是真为“弱”，“强”是真为“强”？由传统观念和经验来看，比如说食草动物被食肉动物捕食，似乎理所应当地将食草动物视为“弱”，食肉动物视为“强”。这本没有什么问题，但好比兔子和狼，兔子有的方面比狼还要强，这又该怎么划分呢？原来草率的划分只是孤立的，并未考虑其他方面因素，不然这兔子不死绝了？？！（doge）因此，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学说对非同种生物的竞争的说法也是存在一定偏差和缺陷的。总的来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在诸多方面存在缺陷的（当然，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现在已基本正确），而达尔文主义在此基础上的形成，就好比一颗杨树在不高的地方长出了侧枝（一般情况下杨树都是笔直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简称“社达”，是指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派生出的西方社会学流派。主张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类间的关系。认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因此，只有适应当前环境的优胜者才能生存，不适应者只能遭受灭亡的境遇。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并不是进几十年的产物，一定程度上说，它是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出现了，请看恩格斯致彼·拉·拉普罗夫的信（1875年11月12日—17日）中说的：“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同意他的进化论，但是我认为达尔文的证明方法（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只是对一种新发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如果有一个所谓的自然科学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片面而贫乏的“生存斗争”公式中，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判决自己有罪，这种公式即使用于自然领域也还是值得商榷的。……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再把同一理论从生物界搬回历史，然后就断言仿佛已经证明这些理论具有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的效力。这种做法的幼稚可笑是一望而知的，根本用不着对此多费唇舌。但是，如果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要首先说明他们是蹩脚的经济学家，其次说明他们是蹩脚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我们已经看到，那时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就已经把达尔文的理论用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去了，其基本理论与现在称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基本相似，我们大可以将现在的版本理解为当时的时代化发展。该理论对“优胜劣汰”的解释是又问题的，与达尔文的生物生存斗争学说中对“弱肉强食”判断所犯的错误如出一辙。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说，“优胜劣汰”一词似乎为剥削套上了一层“公平，自然规则”的外衣。然而，它的淘汰判断标准实际上就是对资本增殖是否有利。事实上，即使按照该理论所讲的“只有适应当前环境才能免于淘汰”，劳动阶层即使再改良也不可能超过剥削阶级，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使他们处于不公平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剥削阶级始终占优势。因此，“优胜劣汰”这一说法只是变相地迎合剥削阶级的利益，并不是他们口中所鼓吹的那样是“公平的，合理的”。对于剥削阶级将此理论灌输给劳动阶层的行为（我国当前的教育也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其视为缓和阶级矛盾的工具，将自己的剥削行为标榜上“合法合理”的帷幕（也是，中特社法律中剥削本来就是合法的）和刺激劳动阶层，促使其努力工作（为资本增殖）的兴奋剂。

       社会达尔文主义自诞生以来一直到现在，真可谓是“经久不衰”，有些个自由派嘴上虽然说不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自己传达出的理念却与其“不谋而合”。这种思想现在在许多方面横行着，这便需要我们不遗余力地去批判它。当资本主义者们再一次说出共产主义落后过时之类的话时，同志！请记住，不要灰心！因为他们从琅城起义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用了六百多年，而共产主义从出生到现在，还只有两百年不到，一代代人的努力，使它已变成一个成熟的青年，而它也将永远保持精力充沛的青年模样，因为共产主义是真理，它将永葆青春！！！

参考资料：《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评价历史人物》1974年版 人民出版社，《遗传与进化》高中生物必修二 人民教育出版社，《自然选择·综述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