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志丹

如今儒学复兴，孔子走红，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先生，自然身价倍增，备受推崇。这位1988年逝世的95岁高龄的老人，与和他同龄、但先他十几年而逝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交往和必将流传青史的故事。

梁漱溟是一位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10月生于北京。原名梁焕鼎，字寿铭。梁漱溟五岁发蒙读书，六岁还不会穿裤 子，瘦弱多病而且呆笨。梁漱溟九岁时，有一次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四处寻问，且向人吵闹，也没有找到。隔一天，他的父亲在庭院前桃树枝上发现了这串 钱，知道是孩子挂在树枝上遗忘了。父亲并不责斥他，也不喊他来看，只写了一张纸条，大意是：有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上而忘之，到处寻 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于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湖涂云云。小梁漱溟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看，一串钱还挂在树枝上，不禁十分羞 愧。此事的教益遂长久留在梁漱溟的记忆里，使他此后树立了事事认真的态度。

梁漱溟历经两度私塾，十三岁考入顺天中学，渐渐养成独立思考习惯。他看到家里的佣人天天做饭、洗衣服，很是辛苦，便问她们是否辛苦，而她们都说习惯 了，脸上常有知足的笑容。自己家产富足，父母疼爱，不用操任何心，也挑不出任何不满意的地方，但内心却常常感到很烦闷，这是为什么?他为人生问题感到困 惑，反复思考，悟出这样一个道理：人生的苦乐不在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是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第一个欲望满足了，第二个欲望又 来了，而欲望是无法全部满足的。

那时北京琉璃厂西门有个“有正书局”，出售上海狄葆贤主编的《佛学丛报》，当时梁漱溟对佛教的大乘、小乘尚不分晓，什么密宗、禅宗也不明白，但见到佛书就买，买回家就读，渐渐地发现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与佛学合拍，于是边学边钻，渐渐入了门。

辛亥革命时期，梁漱溟在甄元熙的介绍下，参加了同盟会，在京津支部主办的《民国报》任编辑和外勤记者。他常用的笔名有寿民、瘦民等。有一次，该报总编缉孙浚明为梁写了一幅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梁看后认为孙浚明代拟的笔名很好，甚合心意，从此便以“漱溟”行世。

当时社会的黑暗、官场的污浊，使梁漱溟很快地感到厌倦和憎恶。他辞去了记者工作，在家闲居，专心攻读佛典，从20岁开始长年素食，且不蓄发，俨然一个僧人。

梁漱溟24岁那年，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论著《究元决疑论》为蔡元培所赏识，应聘到北京大学主讲印度哲学。当时的北大受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 包”教育思想的影响，学术空气异常浓厚，新旧不同学术思想都十分活跃。在这种氛围下，梁漱溟在北大发起了东方学及孔子哲学的研究，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 学》、《中国文化要义》等著作，首次运用比较学的方法，对中国、印度和西方三种文化体系产生的历史渊源及不同特点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对儒学在世界文化中 的地位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和作用进行了大胆预言，因此，被学术界誉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

梁漱溟从来“不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而是善于把冷静的思辨介入复杂的人生哲学，用自己的认知和实践，走寻求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人生之路。1924 年，他毅然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 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1925年任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校长，他将广雅 精神提炼为“务本求实”四个字，并成为延续至今的校训。1931年，他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搞了7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自然就搞不下去了。他作为无党派的社会贤达被邀请参加南京国民党的“参议 会”。但随着国民党军队“八一三”抗战失利，日军长驱直入，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日，有的丢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有的不只自己逃难，还把资 产、妻儿送往国外，使梁漱溟大失所望，对抗战的前途也很悲观。于是，产生了去延安见见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念头。

1938年1月，梁漱溟风尘仆仆，只身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此次延安之行，毛泽东共会见梁漱溟八次，每次二人交谈时间都在两小时以上，其中有两次几乎是彻夜长谈。

毛泽东和梁漱溟在延安的窑洞里彻夜畅谈

初次见面，毛泽东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读 到您的《究元决疑论》，还蛮佩服你敢于向名人挑战的精神呢!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 婿。”

毛泽东一语唤醒了梁漱溟对往事的回忆，连声说：“是的，好记性，有这事，有这事。”

原来，梁漱溟有一位本家兄长名叫梁焕奎，家在湖南湘潭，是当地著名的开明绅士。为了支持维新，培育人才，他曾资助过包括杨怀中在内的一批湖南青年赴 日留学，因此被杨怀中尊称为恩师。1917年，为躲避战乱，梁焕奎来到北京，借住在梁漱溟家中。不久杨怀中亦进京，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由于杨怀中经常去探 望梁焕奎，遂与梁漱溟结识。二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情谊日笃，成为忘年之交。此后，梁漱溟每遇到难解之题，不论是白天还是晚间，就去向杨怀中讨教，因而 成了杨家的常客。杨怀中，就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的恩师、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

恰好毛泽东是1918年初到北京，经杨怀中介绍，在北大图书馆谋得一职。毛泽东白天供职兼修习，晚上就住在杨家。梁漱溟每每晚间去杨宅，总见一位高 个子青年前来开门揖客，彼此也点头寒暄，但他始终没有打问过对方是谁，更没有想到他就是后来成为开国领袖的毛泽东!然而毛泽东早从杨怀中那里得知这位来客 的尊姓大名，并且认真拜读了他的成名作《究元决疑论》，留下非常深刻而良好的印象。

1938年1月，在延安，窑洞外严寒逼人，窑洞内温暖如春，毛泽东与梁漱溟彻夜畅谈……

第一次晤谈时，他们谈起了三十年前的一些往事，也谈起了抗战以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当谈到对时局的看法时，梁漱溟就把近年来自己的所见所闻、心中的迷惘以及此次造访的来意，向毛泽东作了如实的倾诉。他不无忧虑地问道：“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耐心地听完了梁漱溟的陈述，然后面带微笑，缓缓地回答道：“梁先生，你所见所闻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 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接着毛泽东扳着指头详细分析了战争爆 发以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决定中国前途者不外三方面：一为中国自身;一为敌人方面;一为国际环境。而求中国之胜利，一在中国自身;二在敌人的内溃;三在 国际的协助。国际情形，分析起来，已经日益好转。敌人一面，随战事的扩大与延久，而日益暴露其弱点，增其困难。所剩的为中国自身团结问题，两年来已逐步趋 向团结。既如此，又何须悲观?抗战的最终结果，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也是必然的。”

毛泽东这一番条分缕析、入情入理的话，使梁漱溟顿开茅塞，心悦诚服，他就无限感慨地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话!您今天的谈话，真使我豁然开朗，心中的愁闷一扫而光!”

第一次晤谈，从下午六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因时间太晚，他们约定明晚继续交谈。临别，梁漱溟拿出自己写的《乡村建设理论》，请毛泽东指教。

第二次谈话，也是从下午六点开始，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两人谈兴甚浓，欲罢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送的那本《乡村建设理论》，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 地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 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 量对比出发，而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 作用。

梁漱溟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 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 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两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 ‘职业分途’八个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 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还有兄友弟慕，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 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孝家庭，也孝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 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稳定、发展……”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 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 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对此不以为然，他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看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

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

在48年后的1986年秋天，毛泽东已经逝世10年，93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 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 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 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其实，1951年梁漱溟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对10余年前延安窑洞里的争论做了结论。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 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 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但却在事实面前，承认了对于中 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而自己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