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历史的真相

　　——与黎亚彬同志商榷

　 　分工的历史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形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不同阵营。封建社会管理层维护皇权控制公共资源剥削劳动者形成阶级对立。为维护统治权的秩序稳定， 统治阶级建立了一整套忠于 皇权不容背叛，权力等级不能越规的思想文化体系，让私有制等级观念深入人心。但统治阶级用剥削特权维护统治成本与腐化生活资料的经济来源；劳动者以劳动谋 生、自私只是受私有制经 济制度及它的思想文化影响，并非谋生的本质手段，所以二者有根本的区别。公有制对前者因剥夺其寄生生活使他绝对反对，对后者因没有剥削制度所以拥护欢迎。

　 　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了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在没有现实先例的道路上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社会目标而奋斗。根据共产国 际无产阶级政权被各国领异 人改换门庭的现实情况，毛泽东提出走资派在党内的继续革命理论，并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实践，在对立统一的规律中探索公有制社会中党内这种矛盾产 生的解决之道。

　　私有制剥削阶级统治下的社会里劳动者一生劳动只能换来生存条件而没有接受文化知识的机会，文化知识被少数人掌握并因此垄 断管理权的现象到新社会初期也不能改变。而中国二十几年革 命战争的历史产生一批对革命有巨大贡献的位高权重者，形成必须照顾的特权阶层，这两个阶层结合下的中国管理层形成固化结构。无法与劳动层产生流动交换机 制，物以稀为贵，自然要形 成特权意识，产生交换价值，产生贪污受贿等剥削行为的谋财手段，失去以自己劳动为唯一谋生手段的阶级本质。流水不腐、没有保证新陈代谢的措施，管理权没有 竞争机制而走向权力私有 化是不可避免的。劳动层所有权被管理权架空当然使劳动积极性受压抑、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一九六二年九月， 《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 在着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 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 ，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

　　这是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去以后的讲话，毛泽东在中央虽然处在二线不管生产，也不能自已深入社会底层调查农村实际情况，但从各级传来的是农村一个个粮食高产丰收的消息及继之暴露出全 国性的饥荒，这说明基层干部鼓吹的 “政绩”掩盖了社员积极性被压抑的事实。

　 　刘少奇在八大发表了他的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理论。根据他的看法，中国的社会关系已非常先进。生产力早已解放了。他的认识显然与社会现实中的矛盾 不符。三年困难的事实，在 人民群众已当家作主的社会中出现这种生产力发挥不出来的情况，说明生产关系上出了问题。能出问题的只有人与人的关系上，也就是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上，显然是 干部路线排挤了群众路线 ，群众 “当家”却不能作主、民主权利失去了（见我“在改革开放中谈人民公社的殒落”一文）。这是在辩证逻辑中能推理出来的，毛泽东才有上面的讲话。

　　发表在美国《 New China 》杂志（美中友好协会会刊）第 3 期上，有1971年中美关系重大变化时期，韩丁（1919~2004）受周恩来邀请来访华期间根据与他谈话整理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周 恩来的话：

　 　“毛主席在1963年制定了前十条来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用另一个十条来对抗。这个后十条既混乱又充满毫无意义的细节，是繁琐哲学的体现。刘少 奇反对毛主席关于整党内走资派 的提法。他用‘四清’与‘四不清’（经济、政治、组织、思想）的矛盾来代替毛主席的指示。任何人，不论官职大小，党内或党外，不论男女，只要犯了‘四不 清’就都可能被罢官。在农 村干部中，小私利确实存在——例如把集体财产中的一点点作为私用。如果这样的行动就使他们成为坏人，那么几乎全部农村干部，除极少数例外，都得打倒。” “ 像这种行为只能归为小 偷小摸一类。工厂干部也并不见得不干这类事。举例说吧，有人用工厂信纸写私人的信。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阶段。人们不能都很清楚地区分公私。甚至到 了共产主义，还会有许多 形式的斗争。所以问题不在于‘四清’或‘四不清’，而在于你走哪条路。”

　　毛泽东告诉人们：人的意识与事物一样，也充满矛盾，也要分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占主导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其本质。

　 　而劳动人民用劳动创造财富在思维活动中是矛盾的主要、决定其本质的方面，受私有制思想文化的影响而有私心是矛盾的次要、非本质方面；劳动是他们的谋生手 段，用私心获利不能成为他 们主要的谋生手段，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本质是积极的一面。把劳动创造财富者与剥削寄生者的“私心”混淆起来就是打击了一大片、客观上起了保护“一小撮”的 作用。

　　对人民群众是指明道路决定路线的问题，在社会实践中如毛泽东指出的：“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 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在集体劳动 中，个人的私心会与集体利益起矛盾，劳动者的本质因素在这样的矛盾中考虑到集体利益的损害而使自己内心受到触动，内因起变化，在外部集体力量创造的教育氛 围中，就能达到自己教育 自己的目的。当然，又如毛泽东所说的：“路线决定以后，干部是决定因素”，干部应该在其中作带头引导，起榜样示范的作用。

　　毛泽东也指出“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 ”

　 　如黎亚彬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真正精髓是什么？”一文中所指：“毛泽东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斗私’，要与人民内心之中的那个基本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 私心作斗争！而且斗争是极 其残酷的，一个人要表现出某种私心，或者过去曾经有过私心很重的表现，那可能就是要被抓、被斗、游街示众，不斗你个身心疲惫，整个人完全崩溃下来是决不罢 休的。” 那毛泽东是个只 求外力推动来改造人们思想的形而上学者吗！

　　文化大革命，斗争的重点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上明确公布的。批修是解 决党走什么路线、国家发展什么道路的问题，是党内国内的大问题，全国人民参与是起最大范围的内因作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提出“斗私批修”，斗私是个人的 内心活动，结合批修提高 认识，是自我改造、自我教育的问题。当然，社会可以提倡先进思想的榜样，树立人们学习的标兵，作为外部条件，像孵鸡蛋需要温度才能孵出小鸡一样，但主要还 是要由内因起作用。文革 “十六条”中说：“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即说明了这点。如果改造私心必 须由外力解决，那是形而 上学者的思想方法。

　　我们可以违言文革运动，但既然谈上了，就要实事求是。不能用“斗私”来代替文化大革命中的 主要矛盾。要了解一个事物的本质，只有抓住其主要矛盾。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次要矛盾也同时 会暴露出来，但它们不能代表事物的本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红卫兵、革命造反派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可 以摆出观点认为现在党内 不存在走资派，来证明当年毛泽东的文革运动是错的，当然也可持相反的观点。也不能认为自己追求的一定是真理，但我们应该有承认事实真相和揭示事实真相的勇 气。

　　那黎亚彬同志陈述的现象当时没有吗？我们不能否定这些现象，只是认为他的思想方法不正确。要陈述这一事物，就要客观地抓住两派斗争 的实际情况。当年刘少奇一派派出工作组镇压学生 发起的革命运动，镇压不下后，在毛泽东支持下红卫兵运动掀起高潮。一些高干子弟组织的红卫兵与坚持毛泽东革命路线的红卫兵闹对立，是党内斗争反映到学生中 形成派性斗争，有的抓住 群众中的缺点错误来批斗群众，或批社会上的四类分子，转移了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对红卫兵造反派来说，斗争的主流是矛头始终对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批判方向是修正主义的思 想路线。有的出于义愤有过火现象，狂热的学生运动中有打击面过宽的；有挟着私心私仇的造反者去斗争群众的，在亿万群众参加的运动中不出现大浪淘沙泥石俱下 的情况是不可能的，但应 该承认这是运动中的支流，否则的话后来就不可能实现全国各省的革命大联合，事后出版的中国邮票“全国山河一片红”对此大好形势进行纪念可以证明，这是史无 前例的文治典范。现在把 文革运动陈述为毛泽东为首的一派造反派事情，一派怎么能引发矛盾、产生派性斗争呢？不管把二派的事件混淆成一派来对待，还是一派中的支流问题当成主流代表 本质来对待，都是用形而 上学的观点阉割了毛泽东矛盾论中的辩证法。

　　“毫无疑问，只有在人民群众普遍具有无私奉献精神时，马克思设想的这种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现。而私心，显然就是这一切的大敌，‘斗私’显然就是使人民普遍具有共产主义情操的 根本做法。”

　　按照这一论点，先具有无私精神，先具有共产主义情操，然后才有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显然已背离了辩证唯物法观点。

　 　“毛泽东如此狠斗‘私心’的目的毫无疑问的就是要实现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当普通的革命行动、一般的做法都已‘做完’，都无法让中国实现理想的共产主义 社会时，人民的思想道德问 题便提到毛泽东的革命日程上来，他雄才伟略，敢与天斗、与地斗，区区私心又怎能不斗。他就是要通过‘斗私’的形式与过程最终实现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何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最终要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结果，因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劳动创造的财富是否由劳动者所有还是 被剥削者剥夺，这是社会制 度决定的。为了防止社会主义制度改变颜色，才有针对走资派的文革运动。用“斗私”来转移文革运动的目的、显然是失去了承认事实真相的勇气。

　 　当然，只要没有进入按需分配的社会，因消费的可能不足、对财富被垄断的担心及受私有制社会观念的影响，有私心也是大多数劳动人民存在的心态。在阶级内部 对同志有思想问题是教育和 自我教育的问题，采用“狠斗”是没有阶级感情、是敌对行为的表现。狠斗私心也要与大多数劳动人民产生敌对感情，但毛泽东与劳动人民心连心，在三十几年后的 今天依然掀起的毛泽东热 可以证明这一点。当然，我们并不因此否定当年“狠斗‘私心’”就没有了。在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要冷静分析，虽不是无产阶级的本质行为，也不是毛泽东提倡 的，但缺乏社会斗争经验 的学生是容易犯的，有教唆本能的资产阶级是梦寐以求的，这能乱无产阶级的阵脚，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苟且偷安。在这问题上不能混淆二种不同的矛盾，做出亲者痛 仇者快的事来。当然要认 识清楚这问题，其实也不难，只要站稳立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感情有不同的视角，这是认识问题的关键。再说斗私是改造精神世界的问题，“通过‘斗私’的形 式与过程最终实现理想的 共产主义社会”，按这一语句逻辑分析，这个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斗私”的精神成果。但按社会常识分析共产主义社会又应该是物质世界，所以搞不清楚黎亚彬同志 所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指 精神的还是物质的，还是先精神后物质？逻辑混乱如此，真是毛泽东的思想吗？

　　那末对比一九六二年九月，《在中国 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也是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 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 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 盾。”二相对照，我们要问，那个才是真实的、有清醒科学头脑、不被丑化的毛泽东呢？

　　我们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西医医理去评判辩证施治的中医是不能产生统一医案的，反之也一样；同样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去探视辩证法事物，下的结论也是不会公允的。

　　当然，我们重视物质世界的同时，不能轻视精神世界、思想文化上的斗争。资产阶级是拼命宣传封资修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腐朽思想，费心去抵制先公后私、公而忘私思想文化建设对 公有制社会的维护和巩固作用的。

　 　我们应该承认，世界共运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复辟资本主义，并不是先恢复生产资料私有制然后再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而是先用修正主义理论制造舆论以实现上层 建筑的夺权，用发展经济工 作之名掩盖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管理权在生产的分配中利用特权培养帮派力量瓦解公有经济形成私人资本，打击工人阶级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这说明在社会主义 的上层建筑中不仅有私有 制思想文化在作祟，也因制度上存在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对于资本主义的世界来说，在于垄断资本；但对于社会主义的被复辟来说，在于垄断管理权。内因的 作用是主要的。文化大革 命在国际共运中第一次把这个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当年毛泽东教育红卫兵，在运动中以谁为中心是不能自封的，核 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非一次运动的大浪淘沙就能产生全国性有权威的领导人。而形成群众的政治觉悟，扑灭复辟资本主义的 梦想，也不是一二次运动就能完成的。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说文革要七八年来一次。而位高权重的老一代干部，不一定都树立了马列主义世界观，革命战争中革人家 的命容易，在建设社会主 义的和平年代要革自己特权的命是不容易的，现在中国的富豪多是高官后代就证明了这一问题。这些高官都是在革命战争九死一生中闯过来的，有威望，有丰富的斗 争经验，从政日久兵权在 握。在文革中亿万人民起来造反的氛围中，使他们有思想触动，想想当年自己是怎样当造反者的，现在就不能接受下一辈的造反观吗！为帮助他们在主观上改变认 识。只有毛泽东的权威能为 他们创造这样的外部条件，也只有毛泽东的权威他们才能接受这样的外部条件。毛泽东希望促使他们的内因转变，所以总在思想上的批判后从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团结 绝大多数。党内矛盾通过 思想斗争希望形成转化，不愿走向对立、出现用物质力量统一的腥风血雨局面。思想工作不是一次能完成的。历史上十次路线斗争都是发挥党内民主的传统，实事求 是的总结经验教训在自纠 路线错误中一次一次拨正航向，使党走向新生走向胜利。

　　人类离不开私人的生活资料，即使到共产主义也同样存在， 落后与先进的矛盾也始终存在，没有矛盾就没有社会，但共产主义不存在剥削。垄断管理权或垄断资本成为剥削劳动者的工具是另 一种性质的矛盾。所以获得私有财产的性质不能含糊。“文化大革命这种极端的方式都无法消除人民对自身物质利益的追求”，本人孤陋寡闻，真不知道毛泽东要消 除人民对自身利益追求的 这一摧残民生目的，只知道文革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让工人农民从新沦为给资本家地主打工的奴隶，怎么反而是要消除劳动人民自身利益的追求呢！

　 　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私心一事，刘少奇在“四淸”运动中对“四不清”群众干部的斗争，毛主席的反对能证明他的观点。毛泽东认为主要的是让群众走那条道路， 路线定下后，要让群众在斗 争实践中自己教育自己，包办代替并不能使群众进步。劳动群众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动力，从中也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层虽然只是分工关 系，但分工固定化，不能与 劳动层流动交换，管理权形成权力垄断，劳动层所有权容易被架空失去自我保护。如果说社会主义也可以形成竞争市场，就必须让更多的群众实践政治工作，让管理 层成为竞争中不断新陈代 谢的市场，才能防止权力垄断产生特权。要学会游泳就一定要下水，劳动人民要防止权力垄断就必须懂得政治管理工作。

　 　但管理层与劳动层能流动交换，一要劳动层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这在解放初期农村中多为文盲者来说是不可能的，现劳动者知识水平普遍提高已具备这种条件。二 要让劳动层接触政权管理知 识，打破权力封闭运行不让群众了解的局面。三要使人们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就要树立一个是非标准，在上层建筑上回归毛泽东思想的精神信仰。没有这样一个统 一的是非标准是无法让官 民平等而凝聚在一起的。

　　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带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和平建设时期也带领人民群众在政治斗争中实践政治。实践是最好的老师，打破权力垄断特权，追求政治权利平等，才能保证民主权 利的共享。

　 　文革中权力失去特权：在资本和权力不能成为统治特权时才能得到人人平等。在“四大”中摆事实讲道理为唯一手段，不受专政工具干扰与镇压，辩论中指出谁是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在群众 舆论压力下权力就能失去权威。如果撤职了，通过以后一段日子的考验，在群众同意“解放”中职位也能恢复。这样的 “革命委员会”政权在“老中青”三结合中加入了革命造反派的群众代 表，让他们接受政治领导工作的锻炼，能上能下中打破了管理层的固化结构增加了新鲜血液。但这些新人在新的领导环境中能否经得起“腐蚀”的考验，就看他们对 世界观的改造是否彻底、 看他自己的“造化”了。在人人参加也被人人注目的革命浪潮中，接受不了考验使“劣迹”彰显的新干部也容易倒台。

　 　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毕竟没有经验，也没有为这样的运动在事前立法，事先让广大群众熟知制约范围：何种重要机密单位不能冲击、文斗中有人采用武力如何制 裁、转移运动大方向整群众的 舆论如何应对等等。如果党中央不是分裂的，只对局部发生群体事件严重的地方进行文革运动，对那一级地方政府暂时撤销专政工具保护下的权力特权，与人民群众 民主平等的对待，在严禁 武斗的制约下，摆事实讲道理来解决纠纷，事后开除有严重问题、严重失去民心的官员，由本级得民心干部与群众中推选的代表组成新领导集体，这样不把矛盾上交 而就地解决、不使上级政 府成为地方领导的保护傘让矛盾扩大传播、不把矛盾隐藏形成历史顽疾，创造与群众谅解的良机，使官僚主义、腐败官员头上悬挂着“尚方宝剑”，这样逐步割掉恶 瘤保护健康肌体发展群众 民主权利，安定团结的大局就能发展起来。但第一次文革发生在党中央分裂中的内部，后果就难预料了。

　　在执政党中 号召人民起来向自己执政问题提意见，一律撤销原来受群众非议的领导班子，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为标准重新组织有群众代表参加的新的领导班子，并在统一目标下 恢复秩序进行 大联合，文革后期各省先后都实现了这样的大联合，各级恢复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新的领导集体，这样的文治典范也是史无前例的。即使前期斗争激烈阶段，权力 部门要镇压群众保护当权 派，群众要冲击当权派来揪走资派，结果在群众运动中一度“砸烂”了公检法机关。但除二派斗争外，社会即使没有专政机关维护社会秩序的情况下，经济社会正常 运行，商店照旧营业，工 业生产持续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科研在自力更生中推进，“两弹一星”、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杂交水稻、核潜艇下水、卫星回收、电 子工业（百万次集成电路电 子计算机、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建成）、汽车工业（红旗、东风）、石油工业、万吨远洋巨轮、航空 “运十”等等。农民种田、工人上班都在自觉中进行 ，到1975年，我国农业连续13年全面丰收。在第三世界的朋友们大力支持下联合国取得了合法席位。

　 　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在全国各地进行经济上免费的革命大串联，都能得到各行各业各单位各部门的群众自动去帮助解决吃、住、行问题，这不是通常 专政工具统治下的社会秩序 ，却是群众在共产主义协作精神中自觉自律的革命秩序。对比现在的干部，哪个在抵制吃喝贪占的行为中尽到过一个公民水准的自觉自律行为！

　　 十年文革，不少时间一些当权派不管事，社会秩序靠革命群众的自觉精神维持，也自发参加社会管理工作，充分发挥主人翁精神使民间犯罪活动少了。文革时期的社 会治安情况以上海为例（据 “上海监狱志”），1966-1976年，总计收押犯人为18616名，其中1966年仅435人，1976年最多为2485名，平均每年收押犯人为 1692人！而文革后十年的1977-1987年总计收押犯人为62212名， 其中1979年最少，为2194名；1984年最多，为12859名，平均每年收押犯人为5656人，犯罪率是文革时期的三倍多。毛泽东向人民群众高呼 “人民万岁”，但有人因权力失去特权而悲哀地认为 到了“世界末日”，诅咒文革使社会到了崩溃边缘。涉及利害关系上人们的世界观泾渭分明。

　　只有极有威望的无产阶级领袖，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导师，才能领导统帅这样的运动。让有不同观点的群众在运动中受到锻炼得到教育放弃了派性，最终让亿万的民心凝聚在 一起走向大联合，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数亿人在统一信仰下集体凝聚起来是任何物质力量不能做到的，只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力量。但这不等于军权、专政工具这些物质力量不重要，不等于上层建筑不 重要，只不过在毛泽东的这 棵大树下，红卫兵造反派受荫庇中感受不到这个道理：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错觉中迷信理论的威力精神的力量而过分自信，没有社会斗争经验到处树 敌，不懂得搞统一战线，不 了解特权思想不是一次文革运动能解决的，思想是有反复的要多次的循序渐进的工作。老资格的高干经过一场交锋后就会心悦诚服地对待没资格的后辈吗！这才有毛 泽东逝死后文革运动悲哀 的结局。

　　毛泽东在世时，以精神力量统帅物质力量形成高度的统一协调，才是国内外阶级敌人最害怕的。他们不怕中国现代化，只怕毛泽东思想化，就是这个道理。

　 　毛泽东自己身体不行了，只能交代后事。他知道，文革中上来的新生力量对自己认识不足，权威是在斗争中形成的，他们接受考验的道路还很长，现在交权给他们 只会害了他们；兵权在握的 老一辈有维护特权的资本，现在向他们交权还不能自愿放弃特权而不去摧残新生力量。他只能把权交给中间派过渡了。在这遗嘱式的谈话里有一种预感：“怎公交？ 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 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他闭下了眼睛，把中国未来留给辩证法了。

　　巴黎公社的革命政权存在七十二天，无产阶级还是以崇敬的心情纪念它。袁世凯操作“民意”成功恢复帝制在位八十三天，但留下千古复辟骂名。人民是不可侮的，历史自有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