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市场化改革33周年？

--同某些主流学者商榷 

刘日新

     本内容提要

前言：市场化改革已经33周年了，只回顾十年、二十年，是不够的。

下面要对33周年的改革，作一个全面深入的评估，并同某些主流学者商榷。

一、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搞市场经济，搞资本主义。 

    二、为要立市场经济，就要破前30年的计划经济，于是从批判照搬“苏联模式”入手，但这是过错吗？

    三、对前30年扣不重视发展生产力的帽子，以彰显市场化改革以来的成绩，这完全不符合实际。

    四、市场化改革33周年，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已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五、市场经济在世界上已日暮途穷，西方国家的人民也在

觉醒，美国欧洲的示威者在呼喊：“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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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宣传、庆贺改革的成绩，有人写了“改革十年，中国探索”。还有人写了改革二十年、三十年的长篇论文，大发宏论。

我认为，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时刻应从此时算起，迄今已有33周年了。我认为，这样说比较符合实际。

对中国历史上这么长的改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改革，改革的成败如何，论证改革成果的方法对不对，改革的前景怎么样，本文试图作一个全面的概要的回顾与评价。

一、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搞市场经济，搞资本主义。

其实，这是一个不难理解的常识问题，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当权派如果一开始就这么直白地说出来，不是风险太大，欺骗不了人吗？所以，他们蓄意要隐瞒这个目标。有的名噪一时的学者，也扭扭捏捏进行辩解，不承认这个目标；另外一些“精英”经过多番炒作，把它变成了一个似乎是高深莫测的理论问题了。这样，30多年来演出了一出又一出可怜亦复可笑的闹剧来。

    本文对改革的评估，不是按时间顺序从微观上农村解散人民公社，小岗村搞单干开始，尽管这也是在农业搞市场经济的第一步；而是从宏观上对改革一些带方向性的大问题开始。例如：

     1、1985年9月，以赵紫阳为主任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开了一次“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本意是要为市场化改革造声势。会上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挖空心思地杜撰了一套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他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所谓的“2B模式”，即宏观控制下的市场经济。他是用英文讲的，许多与会的中外学者都听清楚了。法国学者当即说，这不就是我们法国的模式吗？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走到法国的资本主义去了。一些不懂英文的中国老同志，莫明其妙，但懂英文的学者却不免大吃一惊。中国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会上当场表示反对这种目标模式；但会后三个月，他又著文表示赞成，个中原因讳莫如深。这次会议的主办方，事后发表这次会议的文章和书籍时，故意把科尔奈说的“2B模式”，即宏观控制下的“市场经济”，改为“市场协调”。用这样一个翻译更改的小动作，来掩盖官方的政治图谋，真是煞费苦心！但这样做，不是弄巧反拙，欲盖弥彰了吗？

     2、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的表演。会前赵紫阳聆听了美国新自由主义货币学派的头头弗里德曼的教诲：“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客人原来要求会见40分钟，实际上谈了两小时，翻译说，两人已是“心心相印了”。弗还说要管住货币，放开价格。赵实际上对这一招，重点是认可放开价格，让市场价格自发的调节经济，即强制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由于决心背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不顾陈云事先的劝告和国家计委等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价格改革方案，一个劲儿地蛮干，结果闯出了连续两年二位数的通货膨胀（1988年消费物价指数CPI高达18.8%，1989年为18%），闹得人心惶惶，银行挤兑，商店抢购风席卷全国。事后陈云批评闯关的急先锋赵紫阳：“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陈云年谱》加注：在“市场经济”前面加“西方”二字，这在陈云是头一次。）尽管陈云点中了赵紫阳及其后台邓小平的要害（在闯关前邓曾给急先锋打气，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要有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的勇气，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理顺物价，加速改革》第262-263页），但他们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因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自1979年访问美国后，学美国搞市场经济是死心塌地的了。（新华社当时有长篇通讯：《邓小平风靡美国》）对这一点，他同美国高层政要是心照不宣的，但对国内却一直守口如瓶。因为他当时还需要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以前也讲过，“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如果吐露真言，岂不是自我暴露了吗？但全国人民深受这次严厉通货膨胀之害，开始看清他们的面目了。

    马克思说：“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极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资本论》第一卷第133页[注73]）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人类社会有过三种商品经济：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依附过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商品经济，只不过在范围和作用方面与以前的社会有很大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是在私有制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其主要特点是劳动力也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市场买卖的原则通用于一切领域，连人的良心和肉体都可以用货币来交换。所以，资本主义这种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也称为市场经济。

    据知道内情的人透露，十三大后，国务院发展中心主任马洪问赵紫阳：“你报告说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赵回答：两个说法，一个意思。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就是邓小平说的要搞一段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尽管赵紫阳被邓小平定性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而撤了职，但对赵紫阳所作的十三大报告，邓小平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因为这个报告表达了邓小平的本意，但用词又含含糊糊，这正是邓小平所需要的。这样，这句文理不通的话，一直在“光耀史册”。

     4、江泽民总书记在委托马洪作为主编，组织刘国光、吴敬琏等人编写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1993年，中国发展出版社），第6页说：“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我们把市场经济分为姓‘社’的和姓‘资’的，这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简称。”

   “我们应当明确，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而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它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在运行规则上是相通和相似的，两者大体上是差不多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            

这一段话可能是主持此书的当权派估计市场化改革的形势已不可逆转，所传达的邓小平、江泽民的意思，说得够直率坦白的了，但对他们豢养的“精英”不啻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但有的充耳不闻，十年后的今天仍在继续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而进行辩护，真是可鄙而又可悲！

有的“精英”学者的文章说，“中国市场经济之路，就不是阳光普照的坦途。”既受到传统观念的斥责，也受到西方精英的质疑。文章例举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1991年的话为证：“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能兼容，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实行私有化。”其实，这不是这位首相的偏见，而是西方国家也可说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认识。美国、日本、英国等国的经济学家集体编著的经济学词典都是这样说的。甚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头子，也是这样说的。哈耶克在其所著《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一书说：“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难道这位攻击“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的诺贝尔奖的得主，也会对你们的市场经济提出指责吗？

英国的学者们甚至说：“在不少人看来，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的同义词（按：即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现代经济学词典》[英]戴维.W.皮尔斯主编，第555页）

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样两种对立的经济制度长期并存于世界上，于是东西方学者形成这样几点共识：

1、在所有制上，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计划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

2、在生产目的上，前者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后者是为了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

    3、在经济运行上，前者一般呈无政府状态；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爆发经济大危机（大萧条）时代，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实行了国家干预。后者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

    4、在价格上，前者任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经济；后者要求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

    5、在分配上，前者实行按生产要素实际上是按资分配；后者实行按劳分配。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两种制度各具特征，可以说是泾渭分明，一清二楚的了。可是有人至今仍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辩护。说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发展公式嵌入当代史，激活了中国经济。”上面已经充分论证，江泽民以及他所引用的邓小平，英国首相和诺奖得主，都承认：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据此，你们的公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试问这成了何方怪物？能言善辩的“精英”学者，你能对此作出什么样的解释呢？

   从这里可以看出，今天的“精英”，较之他们的“核心”

领导更不敢面对资本主义这个现实，想要用一些歪道理来为他们的主人的“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抉择”进行狡辩，不亦难乎？

     二、为要立市场经济，就要破前30年的计划经济，于是从照搬“苏联模式”入手，但这是过错吗？

    有的“精英”学者说：“苏联一度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经济，在新中国开创者的脑海中打下了太深的烙印。‘以苏为师’，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否定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容置疑的理论原则。”

这一段话错误观点不少，需要加以揭露。首先，苏联只是“一度”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经济吗？这根本不符合实际。

陈云1988年说：“苏联同美国抗衡，到现在才用了七十一年，而美国，从华盛顿时代算起，到现在将近二百年。”（《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66-367页）这就说明，苏联存在的70多年，正在赶超立国200年的美国。可见苏联不只是“一度欣欣向荣”而已。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表现。

甚至在苏联解体前九年（1981-1989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平均每年达到3.6%，而美国不到2.9%。1989年，苏联有6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超过了美国，如：石油为6.07亿吨对3.85亿吨，天然气为7420亿立方米对4900亿立方米，钢16000万吨对9500万吨，棉织品81亿平方米对39亿平方米，毛织品7.21亿平方米对1.57亿平方米，等等。（摘自《苏联国民经济1989年统计年鉴》俄文版，第675页、第688-691页）苏联在宇航和人民受教育的程度等方面也领先于美国。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首创的英雄业绩享誉全球，美国人感到落后了要急起直追。苏联人的文化程度平均达到准大学生水平，而美国的普通人如店员离开计算器就不会算账。苏联经济社会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飞速发展，是举世公认的。                                                                              

这些事实和数据说明，苏联不是“一度”、而是“一贯”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经济。苏联的速率比美国快，正在追上美国。苏联之所以垮台，外部是由于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内部是由于修正主义篡党夺权，先是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后是戈尔巴夫，他公开讲，“我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主义。”（原载捷克《对话》杂志，1999年第146期）由此可见，苏联并不是由于经济落后，而是由于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而垮台的。

有的“精英”学者所谓中国革命和建设“以苏为师”，这也是脱口而出，似是而非的话。苏联的全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1922年成立的，难道我们此时才开始向苏联学习的吗？实际情况是，1917年，俄国爆发了无产阶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9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毛泽东选集》第1470-1471页）对毛主席这一段话，如果理解为中国共产党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诞生的，中国革命要“以俄为师”，那基本上是对的。如果信口开河，说中国“以苏为师”，就不准确了。“精英”们说这话的时候，如果参阅一下《联共（布）党史》和中共党史，就不致出错了。

所谓新中国的开创者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是又一大罪过。其实，这也是信口开河，无知加污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这源出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454页）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的论述，在《资本论》对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病，指出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的必要性，还有很多，兹不赘述了。因此，那些反对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搞计划经济，并不是新中国的开创者在建国后才照搬苏联模式的。事实是，早在建国前15年，即1934年，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大经济危机时，就预见到了只有改变社会制度，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摆脱经济危机。他说：“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4页）

建国后计划工作开步走，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百废待兴，谁也没有经验，搬用了苏联一点经验，有的合用，有的不合用，就在实践中逐步加以改进，这也是无可厚非的。需要着重指出，此时已经有了毛泽东思想，要求经济建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苏联的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当时各条战线都要求这样做，计划战线也不例外。计划工作的领导人陈云说：“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中国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37页）

事实上，前30年特别是建国初期，中国计划工作有许多独创性的、不同于苏联的特点，主要有：

1、计划形式的多样化，不像苏联一样只实行单一的指令性计划。

如对国营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对中央部属的国营企业，实行比较全面的计划，并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对地方国营企业，只下达几项主要指标。

    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前，对私营资本主义经济（俄国十月革命消灭了资本主义。中国不是这样，民主革命只消灭了官僚资本，保留了民族资本），实行间接计划。国家对资本主义工业，不下达计划，只是由省市区计委估算其工业总产值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对个体经济，也实行间接计划。对个体手工业，只由地方计委估算其总产值。对个体农业，国家只作估算性计划。农业合作化以后，对农业仍然实行间接计划，计划只下达到县，县是农业计划的基层计划单位。不像苏联，农业计划的主要产品产量和增产措施，均由国家从莫斯科对各地集体农庄下达指令性计划。中国农业计划的实现，主要靠政策措施和经济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如对粮食，主要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政策等措施；对经济作物，实行价格政策（如粮棉比价），农贷政策，奖励政策等。党和政府同农民的关系，除个别时期征了过头粮比较紧张外，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好的，所以前30年农业是不断增产的。

     2、计划工作在利用市场问题上，中国没有像苏联一样走过一段曲折道路，而是一直搞得比较好的。

 十月革命后的前四年，苏维埃政权还处在战争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当时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余粮收集制，取消商品交换。对此西方有些经济学家，我国也有学者，把它定性为社会主义的模式，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模式”。此即所谓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的来源。

实际上到1921年，打退了外国武装干涉，战争时期转为和平时期，为了缓和同农民的关系，列宁取消了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展商品交换，“活跃商业”，“利用市场”，用工业品去交换粮食等农产品。但这并不是只要市场，不要计划了。列宁说：“新经济政策并不要改变统一的经济计划，不是要超越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要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方法。”（《列宁全集》第35卷第534页）以后，苏联在由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俄罗斯的进程中，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直实行发展商品生产的政策。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对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发表了许多很深刻的见解。

中国的计划经济，没有重走苏联当年走过的曲折道路。在恢复时期，执行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关于“四面八方”的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大力恢复和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并很快掌握了对市场的领导权，使国民经济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在“一五”计划时期，我们制定了国内零售商品流通计划和对外贸易计划，规定价格的升降，要考虑商品的供求和价值规律的作用。1957年对粮棉比价规定1斤皮棉相当8斤粮食的价格（苏联50年代出现过1斤皮棉相当1斤粮食的价格的错误的粮棉比价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棉花产量达到3280万担，超额完成了原订3270万担的计划。此时毛主席又提出工农业要互为市场，将来“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著名观点，对后来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总之，中国的计划经济并不像西方经济学所说是排斥市场的，并且在利用市场方面取得了有别于苏联的卓越成就。

 3、计划方法上提出的“综合平衡”，这是“俄国人的书本”（毛主席语）里所没有的。 

     经过“一五”计划的实践，在计划方法上，中国除掌握苏联的平衡表法外，还创造了综合平衡的方法。所谓“综合平衡”，就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计划，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瞻前顾后，留有余地。”前两句话，是从横向上，要求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关系，按比例发展；后两句话，是从纵向上，要求各部门协调前进，不要前后脱节。其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按照《矛盾论》所揭示的，国民经济是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矛盾的有机整体，必须使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相互适应，保持平衡，求得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综合平衡”，是有过较大争论的。“大跃进”时，国家计委有位领导干部否定综合平衡，认为计划工作的基本方法是群众路线。加上当时乱铺摊子，大搞基本建设，到处瞎指挥，结果造成比例失调，损失严重。1959年，综合平衡问题还闹到庐山会议上去了，毛主席把它列为需要讨论的十八个重要问题之一。毛主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综合平衡。…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73、80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苏关系缓和，中国国家计委代表团访苏，同苏联国家计委交流经验 ，苏方承认，“综合平衡”是中国同志创造的好经验。所以，综合平衡是我们花了学费得出的宝贵经验，得到了苏联的承认，适用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对马列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4、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这是中国计划工作不同于苏联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过去我国编制计划的次序，是学苏联按照“重轻农次序”进行的。1959年毛主席总结了大跃进期间重工业挤了农业和轻工业的教训，提出“过去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次序）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78页）

    陈云高度评价毛主席的这一思想，指出“‘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46页）这是毛主席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苏联五十年代前期粮食产量没有恢复到十月革命前的水平），提出来的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方法，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又一贡献。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这一原则，我国在农业、轻工业较快发展的基础上，重工业也获得了飞跃发展。

  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是撤销还是保留国家计划委员会，

经历了一场从上到下惊心动魄的斗争。众所周知，国家计委是党中央的经济参谋部，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首脑机关。正因为如此，国家计委成了市场化改革派的眼中钉。他们提出，美国是市场经济搞得最好的国家，没有设立国家计委；苏联改革后，马上撤销了国家计委。于是上下配合，爆发了一场对计委是否撤销的激战。据赵紫阳的大秘书鲍彤透露，一次赵紫阳把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找去，问：改革是干什么的？姚感到很突然，没有吱声。赵说，改革是改掉你们计委的。你要自己出来说话。姚依林是领导“一二九”运动的老革命，对这种国家大事怎么能随便说呢，没理赵紫阳的茬。

下面的西化派“精英”闻到了气候，更是猖狂进攻。于是喊出：改革到了关键时刻，要攻克“三里河这个顽固堡垒”。（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是国家计委所在地）风声这么紧，国家计委负责研究计划改革的政策研究室主任，心急如焚，在委内四处问计，也问到我。我说正面争论，他说要撤销计委，你说要保留，没有说服力，谁也说服不了谁，不如拐个弯说。恰好我1991年应中国国际咨询公司邀请，访问过南朝鲜，于是写了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权力最大的综合部门--韩国经济企划院简介》资料。这个被西方国家称之为“超级部”的机构，制定并实施了六个五年计划，使南朝鲜由一个农业地区，变成了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此材料登在在计委内部的刊物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简报》（1992年432）予以转载，李鹏总理作了批示。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当即布置整了八个国家和地区（四个发达国家和“四小龙”）如何搞宏观调控的材料，上报了中央，为党的十四大提供了背景材料。于是十四大决策：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都要用，要发挥两者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这样，国家计委总算逃过了被撤销的一劫，在宏观调控中定了位。这也如列宁所说保留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根基”。

    三、为了彰显市场化改革以来发展的成绩，竭力否定前30年计划经济不重视发展生产力，这完全不符合实际，是弄巧反拙的手法。

    对此且摆点事实，讲点道理，予以驳斥。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农劳动者翻身获得解放，积极性空前

高涨，工业平均每年增长34.8%，农业平均每年增长14.1%。陈云说：“恢复三年，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1952年，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恢复到了抗日战争前的最高水平。

    “一五”计划执行“一化三改”的方针，“一化”即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本身就是发展生产力；“三改”是通过改变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大跃进”更是促进生产力大发展（其缺点错误暂且存而不论）。

    如果把前30年的计划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开国至“五五”计划完成，可以看出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总的轮廓。

     1974年1月，国家计委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要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战略思想，提出了十年规划（1976-1985年），重点放在“五五”计划（1976-1980年）。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五五”计划到1980年届时完成，我国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这样的工业体系，是实现高标准的工业化。这是中国共产党梦寐以求的事业。1945年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80页）现在有了这样高标准的工业化，全国人民感到无比庆幸。1980年产钢3712万吨，相当两个苏联卫国战争前1940年钢产量1832万吨的二倍。当年苏联凭借这些钢铁，担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主力，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德国。1980年我国有这么多的钢铁，并且陆续发射了“两弹一星”，由此可见，我国前30年工业和国防实力强大的程度。

    与苏联不同，我国发展工业，没有忘了农业，我们建立了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产粮6411亿斤，人均653斤，解决了近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当代世界历史上了不起的大事。中国几千年来历朝历代都没有一届政府解决过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的吃饭问题。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曾预言，中国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但经过30年的努力，靠几亿农民按照毛主席的“革命加生产”的办法，靠工业支援农业，靠农业机械化，终于解决了这么个大问题，这是人世间的奇迹。总之，经过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国已由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

    再就经济增长速度，来考察一下生产力的发展。前3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每年增长7.4%，在世界上算是高速度了，而且是独立的、健康的、没有水分的增长。这么长时间只有两次通货膨胀，一次是1951年，零售价格指数上涨12.2%；另一次是1961 年，零售价格指数上涨16.2%。前一次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多发了十几亿元人民币，是外因引起的。后一次是大跃进多发了60多亿元票子，是主观原因造成的。因此，前30年物价总的是平稳的，零售价格指数平均每年只上升1.1%。这么长时间人民过着安稳踏实的生活，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市场化改革33年，尽管经济增长速度较前30年为快，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达到9.8%，但速度是有水分不那么健康的。现在外资浸入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外国资本家说：“把利润都带走，把GDP留给中国。”其实，留给中国的还有资源损耗、环境污染、劳力摧残等因素。内资企业也同样有这些问题。如果计算“绿色GDP”，则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是正增长，而是负增长，即每年亏损数万亿元。30多年累计起来，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惊人的数字！

    通货膨胀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改革33年来，共爆发了七次通货膨胀（如果加上今年，共计八次），消费价格指数平均每年上涨5.4%。据此可以说市场化改革以来一直处于高通货膨胀之中，对国计民生为害不小。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通货膨胀的标准，我国官方没有规定，学者没有共识，各说各的，差别很大，不足为据。这里是以2009年西方各大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在世界金融工作会议达成的共识：消费物价指数（CPI）上涨2%，就是通货膨胀。

    西方各大国原来对通货膨胀的界线，认识也是不一致的。日本是物价水平比较高的，东京曾经是世界上物价最贵的城市。因此日本认为CPI上涨1%，就是通货膨胀。德意志银行对货币（马克）管理一直是比较严厉的，他们规定CPI上涨1%，就算通货膨胀，实际达到2%，也是容许的。美国原来对通货膨胀的认识，学者们各有各的看法，但多数经济学家认为CPI上涨2.5%，才算通货膨胀。现在美联储也承认CPI上涨2%就是通货膨胀这个共识了。因此，可以说这个标准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承认。上个月台湾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在媒体上公开表示，今年台湾的消费物价指数（CPI）如果突破2%，我下台。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问题与国际接轨，是完全应当的。（我国33年来通货膨胀的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编《2012年中国统计摘要》第89、90页，消费价格指数一栏。）

    文革期间，市场化改革派更是说生产力受到破坏，温家宝总理甚至说，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但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表明，文革期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每年增长5.7%（《新中国五十周年经济资料篇》），比西方国家速度快一倍以上。“两弹一星”，也是在这段时间陆续发射的。试问世界上有这样“崩溃”的经济吗？

 为了澄清2012年7月10日某大报“精英”学者的高论，现在原封不动地抄录一段《人民日报》1999年1月18日短文《二十年和三十年》如下：“在评价和对比一九七八年前后的变化时，有些文章有意无意地贬低前三十年，把人民生活说得如何如何困苦，国民经济和生产力如何如何落后，似乎把三十年说得一无是处，就更能衬托二十年的成绩，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三十年中，我们也有过璀璨与辉煌，在各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与解放前比，中国人民翻身做了主人，物质生活日益得到改善，这自然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最后文章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总结历史、观察世界、开拓未来惟一正确的思想方法。”请那些持否定前30年的“精英”学者，用这篇比较客观并不偏激的短文，对照一下自己的大作，会有何感想？

 四、市场化改革33周年，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已造成空前严重的后果。

 1、在意识形态上，取消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致使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像原来的共产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已经不像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国家领导的面目全变了。

中国的改革，是修正主义集团、走资派按照美国人的指挥棒转的。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顶级智囊布热津斯基说：“中国改革要成功，一要淡化意识形态，二要是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化改革33周年，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大家记得，前30年在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两边的墙壁上有两条光辉醒目的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群众看了，感到无比亲切，满怀信心；对社会主义心怀敌意的官僚资产阶级对这两条语录，则是非常反感的，所以后来不声不响的把它铲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