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中央机关文革运动的开展

2011-12-4 09:08| 发布者: iibfmiyt| 查看: 1211| 评论: 0|原作者: 水陆洲|来自: 自创

摘要: 第六节中央机关文革运动的开展壹、本节概述一、关于党政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共中央关于党政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初稿、供讨论用）意见强调指出：党政机关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党政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在运 ...

第六节中央机关文革运动的开展

壹、本节概述

一、关于党政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共中央关于党政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初稿、供讨论用）

意见强调指出：党政机关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党政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在运动中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可以建立各种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允许革命干部在本机关、本地区以及同一业务系统内进行革命串联。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对中央各部委的指示

看来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重要，各部委都要认真贯彻执行，两条道路的问题要解决好。

工作组的同志应勇敢的把责任担当起来，帮助处在保守状态的解脱自己的处境，不能把责任推给学生。这样可以避免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发生。有利于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关于档案问题，要按政策原则办事，把所有规定的要彻底处理，在属于规定之例的，向同学讲清楚，当众销毁，避免扩大彼此的对立。

以后各部委要多担责任，过去归北京市委管，现在各部委要多担责任，不要推给北京市委。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关锋戚本禹与文化部煤炭部等单位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戚本禹等召开中直机关部分同志座谈会，座谈有关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条例问题。

戚本禹说：刘、邓大字报一张不贴，叫什么内外有别？他们就在毛主席身边，我们就更应该站起来保卫毛主席。你们回去可以检查一下，没有出刘，邓一张大字报，到现在还在观潮，这不是光荣，而是耻辱。

每个部门都是一分为二，总有两条路线的斗争。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那才奇怪呢！中央文革是一个新的组织吧？也还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王任重就整天同我们斗，天下哪里有那么纯的东西，

二、党群系统

宣传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张平化对中宣部处长级以上干部讲话

我告诉你们，毛主席最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满清政府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北洋军阀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蒋介石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北京大学陆平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清华大学蒋南翔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后来我们派出的工作队又镇压学生运动，现在又没有好下场。当然我们应该讲主要还是我们派工作队的人的责任。

这个话我们不能不猛醒，不能当耳边风。主席这个话不听，你要愿意镇压学生运动，你可以有自由。但是告诉你，没有好下场！

联络部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王力在中联部张贴批判王稼祥的大字报

《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节录）

反对王稼祥的“三和一少”的斗争，是反对修正主义篡夺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

一九六二年，正当国内外阶级敌人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王稼祥从逃避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生的病，突然好了，精力很充沛，采用各种阴谋手段，抛出了他的一整套的“三和一少”的反动的政治路线。

他的所谓“检查失言失算”，就是要“纠偏”，就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斗争的路线，就是打击坚持执行毛主席路线的刘宁一等同志。

他的所谓“统一对外宣传口径”，就是要用他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来代替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

他的所谓“国际群众组织活动的方针”，又是一套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莫斯科裁军会议，是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一个表演，立即遭到破产，引起左派不满，赫鲁晓夫要给发奖章。

这样一来，毛主席在王稼祥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冒头的时候，就捉住了，就严厉地进行批判，迅速地加以纠正。……

同王稼祥的斗争，是两个阶级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防止和反对政变的斗争。……

在这个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中，在这个政变和反政变的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还是当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最关重要的问题。

……我们必须在中联部的一切部门彻底打倒王稼祥的阴魂，扫清王稼祥的影响，真正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统战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李富春给徐冰的一张大字报

以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精神和十六条决定来检查统战部文化大革命，我觉得统战部领导是错误的。运动一开始不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炮打司令部，而是将首先贴大字报的同志打成“四大家族”是何其毒也。请你马上宣布，打“四大家族”是错误的。向他们赔礼道歉。向机关作自我批评，号召他们向部领导充分提意见，把文化革命的方向迅速转过来。

李富春的这张大字报揭开了统战部的盖子。

全国总工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刘宁一写给李富春的信

全总包括我自己，不但未贯彻执行毛主席思想这个最高指示，相反的十七年来有不少违反毛主席思想，不突出政治、干劲不足的事，早就应该罢官，早就应该被群众兴师问罪。

刘宁一的这封信揭开了全国总工会的盖子。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刘宁一的大字报《欢迎向我开炮！》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陈少敏、马纯古、康永和、顾大椿、黄民伟等人的大字报《挖掉杨尚昆黑帮头子在全总的黑线》

我们完全同意刘宁一同志的大字报，在全总存在着尖锐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一定要揭开这个阶级斗争的盖子！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是以刘宁一同志为首的一些同志，谁反对毛主席的路线？是刘长胜、张修竹、狄子才！他们是反党分子杨尚昆伸向全总党组的黑爪子！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刘宁一等接见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谈话

刘宁一说：派工作组就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嘛，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闹革命，工作组压制群众，群众就不高兴，就革命，工作组就说什么反工作组就是反党。不能那么说，你们要是反对我，也不能说反党。说有20几个人检讨了，这是不对的。

马纯古说：这个事情我也有责任，我工作责任心差，全总要彻底来检查。我坦白的讲，前段我还感到全总这次搞的不错哪，也搞了一些牛鬼蛇神嘛。你们拿出来信我一看，我大吃一惊啊！问题闹严重了，已责成大椿、王家扬要好好检查。为什么搞了李有为、张希鹏，怎么搞来搞去，搞到自己同志的头上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刘宁一接见全国总工会接待人员代表时的谈话

团中央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李富春对团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首都青年师生的讲话

团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及过去的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中学的工作组都是团中央派的。这些工作组没有做好事情，挑动了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斗争，压制学生，更恶毒的迫害了学生。团中央一些主要负责同志是严重脱离群众，脱离革命师生的。过去团中央工作中还有一些错误，还需要进一步揭发。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且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团中央主要负责人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团中央口头上挂的是群众路线，实际上做的是脱离群众的路线。

我向同志们郑重宣布：胡耀邦同志、胡克实同志、王伟同志、胡启立同志停职反省。

李富春的这个讲话对中央领导层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以及团中央的领导人存在的问题都说得很清楚：从十中全会到十一中全会这四年过程中，我们党的重大决定，主要关键时刻都是毛泽东同志掌舵的，使我们的工作从挫折走向胜利，使我们的工作从没有起色到有起色。当时党内一些同志把阴暗面讲得多了些，困难时期牛鬼蛇神都出来了，毛主席提出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打退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打退了资产阶级的当权派。我们脑子里有了阶级斗争，有了一个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学得不好，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甚至有些相反的东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富春在团中央直属单位座谈会上的讲话

凡是有关文化大革命中整理群众的材料，不管是过去、现在，都要清理出来。

只要不是真正的当权派，也可以有组织起来的自由，不要阻拦，有不同意见可以发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要搞人人过关，人人检查。

平反是平反“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至于个人的缺点、错误，不属于平反的范围，要靠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要求过高。”

三十八人有两派，不算多。

我没有说上下左右一起烧。

斗争中的过火行为，过火的言论，既往不咎，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

我说过，不要以罢官为满足，但我没有说过不要批判，要批深批透，罢不罢官，是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自封，是要群众作鉴定。

一定要学会大民主，不学会大民主，少数派抬不起头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李富春在团中央机关及直属单位文革座谈会上的谈话

现在常委除了主席、林总掌握大方向外，主要由总理、陶铸、伯达、康生、我，我们五个人管经常工作。

批判过去以“二胡”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

调解放军到团中央来，我要王道义同志征求各个筹委会的意见，欢迎就来，不欢迎就不来，还是走群众路线。

二、文教卫生系统

中国科学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江青陈伯达康生在中国科学院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部分代表时的讲话

家庭出身好是一好，表现好是两好；家庭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一好；出身表现不好是忘本；家庭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两个不好。两个不好该回老家去了。或者叫复辟。主要看你表现，晚节。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没有发表，被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碑上有我题的字，当时我认识不清。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我们要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有人替吴晗辩论清官贪官的问题，都是胡说八道。我的祖父、外祖父是“县知事”，县知事有几间房子，不是贪污来的吗？父亲是个职员，三十元以下，冬天一个皮袄，不剥削是从哪里来的呢？贫下中农冬天哪有皮袄？

大家把大学教授家给抄了，这样不好。不怕乱，突出政治要包含政策，乱要乱出道理，要乱出规律来，要符合无产阶级政策，要有政策、策略。他们没收了许多东西，很多现钱，还有其他东西，放在屋子里没有管，也不给人家条子，后来联络员来了，红卫兵就叫联络员看管，说：“我还有事。”这种做法已处在政策的边缘了。红卫兵勒令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把工资的40％～60％上交，他们上交了，我们不要不行，红卫兵通不过，先替他们暂时保管起来。你们不要往外传。

贴了一张大字报你就反对，人家有贴大字报的自由。要有一个辩论的气氛，不然还行啊！我去清华作了二次报告，也给我贴了许多大字报，要给人家贴大字报的自由，等你们作到这一点，咱们再谈。红卫兵两种、三种都可以。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谈了党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我们党经历了二十四年，第一代陈独秀对蒋介石实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第二代是执行盲动主义的瞿秋白，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了，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没有发表，被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碑上有我题的字，当时我认识不清。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第三代向忠发，李立三，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最后当上工头，被国民党抓住，下午就出卖我，我知道就跑了；第四代是王明，是叛徒，现在在莫斯科，是修正主义者，还是中央委员，改名换姓，写文章攻击我们，骂毛主席；第五代是张闻天，又叫洛甫。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洛甫是中央书记。从一九四五年起仅用了四年时间全国就解放了。解放后，党内出现三次反党大集团了。第一次是高、饶集团（高岗，饶漱石），第二次是彭、黄、张、周（周小舟当时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第三次是彭、罗、陆、杨。现在正在追，要追清楚。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还谈了文化大革命初期限的错误问题：有人讲，文化革命也出现一点错误，不应因此就怎么样，时间很短嘛！但是总的趋势是正确的，不能因一个黑点影响一个太阳，太阳总是要出来的。领导成员中的黑点并不能遮住毛主席，太阳就是毛主席。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还谈了一些政策问题：大家把大学教授家给抄了，这样不好。不怕乱，突出政治要包含政策，乱要乱出道理，要乱出规律来，要符合无产阶级政策，要有政策、策略。他们没收了许多东西，很多现钱，还有其他东西，放在屋子里没有管，也不给人家条子，后来联络员来了，红卫兵就叫联络员看管，说：“我还有事。”这种做法已处在政策的边缘了。红卫兵勒令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把工资的40％～60％上交，他们上交了，我们不要不行，红卫兵通不过，先替他们暂时保管起来。对四类分子勒令回乡监督劳动改造，将矛盾下放是不行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第一次接见了科学院的文革代表四十五人，就如何保护少数问题，作了重要的谈话。

清华大学有个名叫蒯大富的，支持他的有廿至卅人，而反对他的有一百多人，照你们说那他就不能当代表了，但是还有廿至卅人支持他呢！假设他只有一个人，那当然不能当代表，你们看少数人就应该保护。

我们中央委员也不是清一色的，不是有彭德怀吗？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毛主席说：“党外无党是帝王思想，党内无派是千奇百怪。”而我们承认党外有党，党内有派。除了共产党不是还有民主党派吗？有的没党没派，我们还给他加了一个无党派人士，也算是一个党派。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会上的讲话

我在七月底八月初接受了党中央、毛主席给我的研究解决国家科委、科学院的问题。我们五十多个单位有许多同志推荐，从最紧张的单位推出刘西尧同志当联络员。

是要罢张劲夫的官就行了？是这么简单吗？如果是这么简单我也不来调查研究了，在这几个问题上辩论清楚：该不该罢官？该不该改组院党委？

前几天他们把苏联大使馆前那条“杨威路”改成为“反修路”，这件事做得好，我们支持他们。但当时他们就要闯进去，我们的反修文章可以向全世界广播，但他的大使馆还要尊重。正如在莫斯科我们的大使馆他们也要尊重一样，你们把大字报贴到大使馆里墙壁上，文斗就变成了武斗了。示威是可以的，但不要越过界限，不要挑起武斗。后来，我们半夜与小将们交涉了很多次才成功，但我们又不放心，就派了警卫队徒手保护使馆，但是如果苏联人想挑衅，我们的武装部队，徒手警卫队，一定要勇敢地保护我们勇敢的下一代。我们下令：宁可付出任何代价也不能伤害了我们的下一代的一根毫毛！

大概是北京去的，到了海拉尔了，他们闯到了苏联的国际列车上去了，爬上去了。我刚才跟他们打电话，叫他们下来。他们听出我的口音来了，知道我是周某人。他问是不是毛主席说的话，我说当然是了。你们把大字报贴到国际列车上去了，必然吵架，是武斗势必要影响到国际关系，我们把红卫兵叫下来了。

在你们这里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红五类，有出身不好的，他们可以改造，也有前途。我就是出身不好的，但是不是我自己就是剥削分子，也不是我父亲，而是祖父。我自己查了三代，不主张别人也查三代，别人要查三代看他自觉。应该查查出身，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查查自己的出身，看看旧社会多多少少影响了自己。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更要做社会调查，阶级分析。从自己本身做起，出身不好的，要时时刻刻革自己的命。出身好的，不要忘本，也可能受旧社会影响，父系、母系关系可能很复杂，父亲出身好的，外祖母是否是地主婆呢？我的外祖父在一个县当知事，祖父在另一个县当知事。父亲，母亲出身都不好，我已经六十八岁了，还要时时想想有什么坏东西还没有改掉。

红五类的子弟不要以出身好引以为骄傲，要做为前进的动力，要注意不要受旧东西的熏染。现在有的红卫兵（指出身不好的）造反造到自己家去了。与父母大吵一场，出身不好的要造反，背叛家庭的阶级，好嘛！出身不好表现好，背叛了家庭，也是一好加半好嘛！有差别就应该承认。红五类子弟坚持有差别，是有道理的，但也要团结那些出身不好的表现好的人一起干革命。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的讲话

关于尹达同志的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他辜负了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他的希望，他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活动是不正派的，是暧昧的，他不能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不能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划清界线，变成了保皇派，上周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讲过尹达同志在“红旗”工作后又调到中央文革小组。我是文革小组的组长，我不能当保皇派的保皇派。我同他讲了好几次，我们是共产党员，有错误可以检讨，没有什么不可以检讨的，何况你的话是错误的，行动也是错误的，你应该向群众检讨。他说：“检讨，检讨。”可是他不去检讨。我们一调查，没有检讨，他说检讨了。检讨了没有？（下面答：“没有！”）我是不敢当保皇派的。有个条子说，我上次讲话以后，我向尹达同志检讨了。（历史所团支部书记傅崇兰同志在台下高声说道：这是反党分子郦家驹放出来的谣言。）我为什么必须向他赔不是？我是要向群众检讨。你们对尹达有什么话都可以说，要放手批评，现在没有保皇派的保皇派，就是有，你们也可以批评。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等人的讲话

哈尔滨厅局长以上的干部几乎一半被群众斗了。什么叫体罚，动手就算体罚，戴高帽子算不算体罚？他自己戴上去的不算体罚，你们给他戴上去的就算体罚；他不低头，你给他按下去，就算体罚，因为你动手了。厅、局长以上的干部被群众戴了高帽子，脸上也抹了黑，但还不是反党分子。游街以后，他们说：“我还有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工作、任务，今天党还没有免了我的职，我还要工作，还要干革命”，接着摘了帽子，洗了脸就干起工作了。这才有共产党员的生气，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一个共产党人应该经受得住这种考验。斗争以后群众很受感动，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象他们那样。

八月十五日由部分群众召开的万人大会，张劲夫同志为什么不去参加大会呢？那么你（指张劲夫）为什么不去呢？怕什么呢？总比哈尔滨好吧。自己灰溜溜的，人家一看也有问题。对你自己又没有下结论，怕什么呢？要有生气，但又不能骄傲，可能你们会说，这很难。共产党人嘛，就应该处处出难题。

杜润生斗了没有？院党委对“应地所”是处理不当的，张劲夫在九月五日已经向他们赔礼道歉了。对杜润生、卫一清的认识，能不能与他们划清界线，这也算是对你们院党委的考验。

现在工资一律不改，改革工资以后再说。科学院的红卫兵是国家干部，我们又不是学校里学生的红卫兵，应该注意党的政策，国务院里有民主人士，有的他们家虽然被红卫兵搜了，但因为他们是部长级的，因此我们给他们部长级的工资，没有给他们扣，因为工资还没有改嘛？不合理的，我们以后改。现在还是不变，革命的同志应该注意革命的秩序。

生活上、原则上应该让他们活下去，你扣多了他们生活困难了，还不是由国家去解决，由国家去照顾嘛！即使是敌我矛盾也要让他们活下去，只有让他们活下去，才能改造他们，改造他们也是需要有一个物质基础的。死了，还改造他们什么呢？该补助的就补助，不该补助的就不该补助。该补助多少？不该补助多少？均经群众讨论决定。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陶铸委托熊复同志传达的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指示

根据中央通知，张际春自今年五月以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及会后，政治上表现都是不好的。他在学部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有待同志们进一步揭发、批判和斗争。

希望你们双方面在辩论吴传启同志问题的时候，都不要把问题扯到关锋同志身上去。关锋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中央是信任的，中宣部是支持的。至于吴传启同志，我们也知道他在五七年反右斗争以来，特别是在批判杨献珍、冯友兰和吴晗等人的斗争中，表现是不错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是参加写第一张大字报，揭学部阶级斗争的盖子的。当然，你们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就吴传启同志的问题进行辩论是可以的。

听说这两天你们一部分同志正在开斗争会，斗争学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述。十六条规定，是这次运动的重点。

一九六六年十月，李富春对原子能研究所部分同志的讲话

这个材料既反映了原子能所的运动情况，又记录了李富春的讲话。这次讲话思想性、政策性都很强。如：

1、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2、江部长（江一真）说：任志是革命左派，还说我们这里有“扒手”，对不对？

3、有人说我们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造反无理，并宣布造反领导小组是非法的，还要求我们检查。对不对？

4、有人说我们受了利用，立场有问题。对不对？

五、什么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机关批不批？

六、机关要不要贯彻中央军委紧急指示？

七、我们所的运动一开始就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扫四旧，百分之六十五、七十的人被贴了大字报。有人说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可以写。江部长说这是上面部置的，根子在这，还有更大的根子，就是您。对不对？

八、农林口布置我们专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任志又是革命左派，搞他们又是大方向不对，又说机关和学校不一样，都是干部，这和学生不同，我们所的运动不知怎么办？

九、什么是打击报复、政治陷害？有人说群众中有人要陷害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