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战略遗产

C．施密特曾分别从空间的革命、国际法、 战争模式的变迁这三个角度，论述了西方现代性的“空间基础”。立足于1500年之后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海洋世界观”，在《国家主权与自由海洋》一文 中，C．施密特指出了“海洋世界观”带来的“空间革命”意义。他说：“16世纪时所谓的‘现代性’，正是来源于这种空间革命。它并非来源于所谓的文艺复兴 对于那种19、20世纪意义上的个体观念的倡导”[②]。当然，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先有美洲的发现，先有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暴行，先有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原始积累”，而后方才有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产生。

其次，“海洋时代”的降临及其所导致的“空间革命”，带来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法”的产生，它仿佛意味着无边自由的海洋淹没了陆地上的有限界限，它意味着海洋的法则支配大陆的法则之奠定。

因此，现代国际法的真正基础就是“海洋法”，其实质在于论证“自由的海洋”攻击和突破“封闭的大陆”之正当性。所谓“海洋文明”优于“陆地文明”、 “蓝色文明”优于“黄色文明”，也就是西方列强以“国际法”特别是以“海洋法”的名义侵犯和剥夺其他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背书。

第三，随着“国际法”而发生的，乃是现代战争理论的变化。荷兰、英国和西班牙、葡萄牙之间为争夺“海权”而进行的战争，已不是传统意义上争夺“领 土”的战争，而是在宗教战争（基督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面纱下进行的争夺世界市场和贸易垄断权的战争。这尤其意味着，现代海洋战争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意义 上的陆地战争，这里的核心是：海战具有典型的“游击战争”的高度机动特点，即以环境（海洋）为依托，采用先发制人、封锁、骚扰、制裁和突袭式的“海盗方 式”，以小型的、民间的武装采取行动，不以夺取对方领土为目标，而只是以夺取敌方实际财富、夺取市场利益、封锁和垄断海洋贸易商道为目标。

由于海洋战争具有高度机动、灵活的特点，所以，从战争模式变迁的视野看，大兵团陆地作战的方式并不能适应和有效应对海洋战争体制，而英国所采用的具有现代游击战争特征的海战的上述有效性，在掀开中国近代历史第 一页的鸦片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在魏源看来，清王朝放弃了林则徐武装沿海渔民、蛋户对抗英军的方式，而是从西北调集大规模陆军兵团奔袭英军，这是 鸦片战争战败的主要原因。现代历史学家胡绳在分析鸦片战争英国的战略战术时，不是把清帝国的战败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而是归结为英国所采用的新型的、海 洋游击战争的方式，这就是继承了魏源在《圣武记》中对海战与陆战两种不同战争模式之差异的精彩分析。

施密特指出，使得中西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的，说到底就是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理论和土地革命理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将陆地战争的机动灵活发挥到了出神入化 的地步，而土地革命理论则把广袤的大地和大地上的农民最有效地组织起来，从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施密特指出：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开天辟地地制定了“大地法”。毛泽东并不仅是像列宁那样，用中心—外围的世界视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关系”，毛泽东更以“弱国可以打败强国”、“中国一定可以赶上和超过美国”的革命，倒转了五百年来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地缘政治结构。

然而毛泽东深知，数千年的积习，五百年“西风压倒东风”的历史，绝不可能因为一个人、一场革命而最终改变，而且这场革命空前艰巨复杂，并必然包含着诸多失误、挫折和灾难，但正是因为毛泽东面对失败的不屈不挠，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漫长的革命”已经真正开始并不可逆转。

毛泽东当然希望，自己青年时代“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能够在他身后得以继续，因此，他寄希望于造就“一代新人”。1965年，在一首叫做《七律·洪都》的诗中，他曾豪情万丈地写道：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今天看来，毛泽东的事业是否已经失败，这是任何人都不敢轻易断言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苏联瓦解之后，中国的红旗依然没有倒下， 其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毛泽东造就“一代新人”的期盼没有完全落空，即“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培养。因此，如果这些中国 人没有彻底失败，毛泽东就没有真正失败；如果新一代年轻人能够在失败中善于总结历史并坚持斗争，毛泽东的事业就依然还在继续。

否定了毛泽东必将杀戮中国的未来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伟大骄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骄傲，邓小平更曾宣示说，中国人民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而这就是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如 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就将丧失“压倒一切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屈服”的民族精神、国家动员能力和组织凝聚力；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 就将丧失文化自信和文明的自觉；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就将丧失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附庸；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从民 族道义上说，无数革命先烈的血就将白流，新中国的江山社稷就没有了道德基础，而我们伟大的前人们将会在地下感到深深的不安。

否定了毛泽东，不但等于否定了历史，从而必然丧失思想的主体性，陷入知识上的虚无主义，其结果也必将是杀戮了中国的未来。

从毛泽东晚年的偏颇和错误中汲取教训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从一种偏颇走向另外一种偏颇，那就不是纠正错误，而是以新片面代替旧片面。历史证明，毛泽东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中所阐述的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最精彩、精练的总结与发展，特别是，毛泽东反复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就在于她根除了封建士大夫阶级理论脱离实际、生活脱离群众、平日袖手谈心性（尚空谈而鄙视实践）的痼疾，从而，中国共产党方才能够取代士大夫阶级，而成为中国社会重建的中坚力量和政治干部来源。毛 泽东一贯主张“科学”而反对儒学，这当然是因为儒学只是少数贵族阶级的无用之学，但是，如果只是从书本上学到了科学，并不能将科学运用于现实并为劳动者的 实践所发扬光大，那就不是毛泽东所谓的“科学的态度”，那样的“科学”和学术同样有害无益。如果理论脱离实际、党脱离群众，如果经济的发展不能造福于最广 大的劳动者，而是依附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那么，中国广大劳动群众就将在资本的贪得无厌的无情剥夺下，不得不选择再次奋起革命抗争。

邓小平说：

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③]

将20世纪称为“革命的世纪”的霍布斯邦，也把20世纪称为“短促的”。他说：20世纪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推迟开始，又以苏联在 1991年的解体提前结束。他还指出，1971年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霸权的确立为标志的世界体系大转变，是“短促的20世纪”陷入危机的标志，而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只不过是那场危机的深化和延续。唯一不同的是，今天，面向“新世界”的实践与想象似乎正在逐步丧失，而且，至今还没有20世纪那种革命精神、首创精神大规模复兴的明显迹象，在这个意义上，“短促的20世纪”终结之后，人类似乎退回到了19世纪那种资本无情掠夺世界的黑暗时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抚今追昔，马克思的话是多么令人神往，他说：

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④]

毛泽东曾将中国革命的胜利称为“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抚今追昔，这令人想起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名言：

那个人在斗争中失败了。而他为之而斗争的成果，却在他失败的那一瞬间出现于历史的地平线，只不过是改换了名头而已。于是，后来者们将会根据新的、不同的历史条件，高举起他的旗帜，去继续进行不同形式的斗争。[⑤]

[①] 参见［埃及］萨米尔·阿明：《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三大洲的使命》，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8）。

[②] ［德］C施密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7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77）》（下），131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4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