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用文字来归纳被责难运动不断的那三十年的客观成就。可以简要的概括为：一、使中国走出近代陷阱，实现了以前改良主义者和民主革命者未能实现的目标，实现了民主独立和国家统一（除台湾等），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权；二、快速工业化，初步建立了独立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从一个把生活用品称之为洋油、洋灰、洋钉、洋火、洋布、洋肥皂、洋灯、洋蜡烛的国家成为拥有两弹一星、飞机、轮船、火车、核潜艇、电子计算机等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打破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从封锁到上门认承、进入联合国，从弱国受欺到中苏美三国鼎立，在被隔离中倡导国际平等关系的五项原则，首创划分三个世界，使“我们的朋友满天下”；四、团结与培养了一大批高科技人才，两弹一星的上天，加强了国防能力；五、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水稻小麦高产研究，解决了人口上升的吃饭问题；六、农村的教育，小学普及到小城镇，治病防病一举消灭了危害极大的血吸虫病源，随之消灭了危害极大的几种瘟疫，疟疾、脑膜炎、小儿麻痹症控制在最小的发生量、最短时限的治愈率；七、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探索与实验，如“和平改造”私营工商业，文化科学领域的“双百”方针，群众民主的“四大”形式，等；八、干部廉洁勤政，社会清明，道德风尚与社会治安堪称世界一流！ 敢问这些方面是不是事实？什么“三十年前贫穷僵化的中国，三十年前的中国处于封闭的落后状况，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的结论，站得住脚吗？（原文标题：论群众运动——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人）（未完，待续） 附录：背景材料与注释 注1：本文最后一稿将要结束时，正逢2010年7月21日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向会议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瞭望》新闻周刊第29 期，在对会议的报道中披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被明确列为党史工作的根本任务。”“正确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关系党的形象和生命，关系国家长治久安。” 笔者当以此作为研究运动的指导和写作本篇的使命。 注2 ：毛泽东早年曾对这位同志爱护地批评：“此人好读书不求其解，好讲话不得要领”。可惜一个人的性格往往要改也难，一旦地位、环境改变，其弱点随之起到了质的变化。 注3 ：A ：近年西藏之乱源于这股翻案风，西藏的平反运动堪称典型一例：全部释放仍在服刑的376 名“西藏叛乱”分子，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请出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真是大长贵族奴隶主的威风，大灭翻身农奴的志气，瓦解了民心，削弱了毛时代形成的对党的崇高感，使达赖集团在西藏的社会基础得于复活，分裂活动有了可乘之机。B ：有的人在得到平反后，随即夸大自己的坎坷经历以增政治资本，不惜夸大党的阴暗面以添个人的亮色。更有卑劣的人加以颠倒黑白、浑水摸鱼——例如某文化人过去因是假冒政治身份进行诈骗以及诱奸妇女多人等劣迹以“诈骗、流氓罪”被劳动教养，在“平反潮”洗白之后，却又到处宣扬自己是在运动中受的政治迫害以及如何与极左作不屈的斗争，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价。C ：但是，同一事物有着优劣之分，美丑之别。有一些真正遭到不公正处置的有风骨的同志，倒反都能实事求是，绝不添枝加叶，有的同志还能挺身澄清一些不实之词，以示对历史负责。如马寅初先生生前受到的批判是出了名的，但与他共同生活了五十五年的次子马本初先生，在接受采访后刊出的一篇报道题目就是：《是好意，但不真实》。文章说：“有人也写马寅初在文革中遭到种种迫害，本初先生说：‘没那么回事。’他告诉了真实的情况——马寅初因《新人口论》遭到厄运后，受到周总理的多方面保护，周培源、陈叔通、陈毅都曾来慰问过。他行政三级的待遇不变，家里还有一个公派的勤务员。”“马寅初家人听说张治中、李烛尘家已来过红卫兵，马寅初说：‘与其让红卫兵来抄家，不如我们自己动手！’于是他家一切可能被认为是‘四旧’的东西统统付之一炬……。不料，数天后派出所来人说：‘周总理有指示，你家是保护对象，不准任何人闯入，我们负责保护。’”“我父亲是辞职不是被撤职，1960 年1 月他亲自到教育部提交了辞职书，3 月18 日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后，从北大燕南园回到家中。”（摘自08 年第11 期《纵横》，作者邵纯）。在一股潮流面前，能坚持实事求是，乃人之最美。名人的后代往往也是名人，名人的后代不少都在写回忆父母辈的文章，但名人后代的风骨不一样，可信度也不一样，对马本初先生的回忆，本人信得过。 注4 ：关于责难大跃进运动，有关饿死人的问题，说法很多，有说三千万，有说四千万，辛子陵公布的数字具体到3755 万8 千人，吴敬琏的数字是二千万——四千万，跨度太大，不严谨。退休高层领导人田纪云的说法是“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多。”讲的是虚情虚数，别人抓不住把柄，突显当过高官的老辣，不像有些人那么冒失，不顾前后。（田纪云讲话《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原载《炎黄春秋》04 年第6 期）。还有一些国内外敌对势力，在谣言互动、国际接轨炮制的最高数字达六千万（！）。我们假如将其折中为四千万，仍是一种魔咒。那时全国总人口还只六亿，若饿死四千万，15 个人就得摊上一个，这可是万分恐慌的泼天大事，大家都可扪心自问，谁个家在亲属、亲友、邻里、同事中，有这类惊心动魄的亲历、亲见、亲闻？前几年下岗工人的真实数字正巧与精英们的饿死人的造谣数据相近，给大家的感受，每个社区都可以找到几十几百的下岗工人，出门散步即可见闻；前三十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也是一说一千万，一说三千万，也是随处可见可闻，亲友家庭中占了很高比率；改革开放后的子女出国潮，算来也只有百十万，然而几乎每个大机关就有若干个干部子女在国外就学、工作、等绿卡以至生儿育女入籍户口了。可能有人会说，你们地区情况好，贫困地区是一个村一个村、成批成批地死的。但不妨反问，如果白骨遍野由谁埋葬，或者由解放军像抗震救灾一声令下突击处理，但若分散掩埋，那末成千上万的连绵数十里的连营坟包何在？倘是集体深埋为何至今不见有一个退伍老兵出来作证，埋葬百人墓、千人坑，高似山丘的合葬大坟在哪？既便埋得再深，三十多年来在国家征地建水库、造高速（公路）、矿业老板深度挖掘、房产商的快速开发、旅游资源的广泛利用，深藏地下的神秘古墓中帝王将相的遗骨也有出土，为何却不见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此类的成堆白骨？如果能出现此类物证，哪怕是找到一处，岂不是攻击毛泽东、清算共产党的最大杀伤力吗？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造谣有共同特点，就是不顾逻辑；造谣造到极致，也会“物极必反”而“不攻自破”。 注5 ：对于“大跃进”的功过，张亦民同志在《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读< 当代中国浙江卷> 相关章节》一文中，说得很好。该文归纳起来是：①毛发动大跃进，意在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②要看到发动大跃进的是毛，发现和大力纠正错误，敢于承担责任的也是毛；③从客观效果看，就浙江而言，一批骨干企业如杭州钢铁厂、新安江水电站、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杭州汽轮机厂、杭州重型机械厂、杭州玻璃厂、江山水泥厂，以及长广煤矿等，正是在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省在这几年一共兴建大中小型水库9700 多处，其中蓄水量在7000 万到6 亿立方米的水库有8 座，可以灌溉大量农田。张文同时指出：“旧中国浙江虽有丝绸、五金、造纸、制药等方面的工业，但所有重工业都是大跃进时期建设和投产的，杭州钢铁厂等等都是迄今仍在带动浙江工业的骨干企业。浙江的工业化进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大跃进’开始的，是‘大跃进’为浙江现代工业建设填补了历史空白，奠定了基础，实在是工业建设史上的一次飞跃。至于水利建设的成效，老农们至今赞不绝口。当然，我们不能用功绩否定错误，问题在于历史地看‘失’是暂时的，‘得’是长远的。”张文说的都是事实，笔者也是浙江人，当时还曾在文中提到的几家厂矿进行过采访、蹲点和劳动，因此很有共鸣，故引该文。 注6 ：关于大跃进中的浮夸风，一般传言是毛泽东“好大喜功”刮起来的，实际并非如此。毛对经济发展速度有过一个定位，原话是“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要讲死，大概要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要经过五十年即是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不一样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 册第505、554 页）。历史证明，毛的估计完全正确。至于提出十五年“赶美”、“超英”，指的是钢铁产量，他的原话是：“中国在政治上、人口上是个大国，但在经济上又是个小国，还比不上比利时。我们生产力还很低，钢的产量现在还只不过有520 万吨，所以还是个小国。但是从发展看，我们是大有前途的。十五年后英国的钢产量顶多搞到了三千万吨，那么，再过三个五年计划，我们钢的产量可以超过英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 册第650 页）。实际的结果，也说不上离谱。至于粮食指标，毛从小种过田，认识更清，他说“一共十二年，过了两年，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十条’中规定的三种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计划指标，就有落空的危险。抓紧是可能完成的。”“有的县现在已经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466－479 页）。历史的进程，不正是这样吗？有白纸黑字的历史档案见证，怎么可以把粮食放卫星、亩产× 万斤的浮夸风直接上到毛的账上呢？ 注7 ：关于运动出偏差由毛亲自纠正的事例，可摘引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认真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纪念毛主席诞辰116 周年》一文，以作见证：“比如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我们把毛主席当年的讲话、文章、批示拿出来看一看，就会知道他最早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最早批判‘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左’的错误。1958 年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毛主席得知后严厉批评说，徐水搞独立王国，急急忙忙往前闯，今后不要宣传徐水。……他看报纸上为了夸大水稻长势，登了一幅小孩坐在上面的照片，就说：娃娃，你快下来吧，上得越高，摔的越重。1959 年4 月29 日，毛主席又写了发给六级干部的《党内通讯》，都是纠‘左’的。”作为党中央主席亲自写信又直接印发到生产队，实属史之罕见，可见得他为了纠正“浮夸风”下了多大的决心而又颇显无奈：“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 册第283 － 286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注8 ：这里所指的一切，只能指制度外的腐败，而且群众反腐也要有制度所保障的主人翁地位，这样群众才有反腐的力量与反腐的积极性，如果出现了制度性的腐败而仅对制度外的人格性腐败加以约束，本文的这些话就都一概无效或见效甚微了。传统的反腐、肃贪，是指的制度所不容许的行为，而不是指制度内的（有合法外衣的）腐败与巧取豪夺式的掠夺勾当。如今反对制度外的腐败与掠夺公有财产，至少是态度明朗，且有严密的专职机构负责；但就不公正的普遍性，对社会的实际危害性，制度内的腐败与掠夺公有财产，却要严重得多——因为它是有着合法的外衣与制度保障的，最大得益也是绝对安全的。例如，有个单位的主要领导，任期内贪污了几十万，在群众的举报下被查处，坐了大牢，而接他岗位的一位新领导，任期内比前任领导多得益十几倍，只是因为凭了钻文件的孔子，凭借自己的人脉，和相关的职能部门疏通，巧立名目，经过程序的规范，形成制度，变为“合法”的拿了，于是“不是贪污，胜似贪污”，群众心里有气可又奈何他不得，只能说这个领导比前任的要“聪明”，说着，说着，心都凉了。又比如某省某市的一些区级机关，借“车改”（也算“改革”）、所谓取消公车改发车贴，用红头文件规定区委区府正职一年8 万，人大政协正职6.5 万，副职4.5 万元……（09.8.19. 新京报）。公务员们仅此一项，已抵得上三、四个普通工人的工资。还有缴纳某某保险，到了退休后还有一大笔可拿。这股改革之风不止一省一市。因是巧立名目，立制度的，不违法的，因此群众心里更凉。也就是说，利益集团创造出种种合法手段、巧取豪夺的谋取私利、侵吞国家财产，在实际损失上比贪官的危害更严重！真有点“窃钓者诛，窃国者侯”的意思了，因至于民间的小偷“算老几”，抓住了何必打他，放掉罢了；当人们得知有的国企高管年薪高到几百万、几千万、以至近亿元，就会感到有权有势的强盗，要比社会上搞抢劫的强盗还可恶（对这类强盗只要抢劫时不杀人，只要不抢劫到自身，就恨不起来），不算“贪污”的贪官比之列为“贪污”的官更具危害性。制度内的腐败，是掠夺财富的潜规则。就是：利益集团中凭职权凭规定 “明分”是可以的，个人“私吞”是不容许的。但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没有实质性的区分，相比之下这类“明分”比规定外的“私吞”数量更大。而且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反对“私吞”者是为了保障“明分”者的地位与权益，保持继续“明分”于不衰；反“私吞”，是“明分”制度内部的需要，与群众的切身利益已无多大关系，老百姓的反腐积极性自然高不起来。也就是说，不反制度性的腐败而只反其滋生出来的腐败毒瘤，是难于获得群众力量的，这也是当前反腐见效不大的主因之一。一般性的运动，只能解决个人思想意识不好、品质恶劣、法制观念丧失而造成的腐败，而对于制度性的腐败已不在此列。更何况反“私吞”类贪官，也往往只是打“猫”不打“虎”，偶尔打到虎，多半是落在平埠的病虎，至于凶狠无比的深山猛虎是必定打不到的。反腐鼓声不息，但见效不显，没有发动群众固是原因之一，而深层次的因素多矣！ 注9 ：小岗村道路，几千年历史走不通，三十年再实践证明还是走不通。这是因为：1、一家一户投入有限，增产有限；2、机械化更没有条件用；3、独门独户智慧、能力有限，无法发挥各人专长，做到人尽其能；4、单枪匹马的农产品很难找到销售渠道，销路不畅，往往增产不增收；5、个体不能办集体工业、商业，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农民手头没有钱，购买力低，工商业的内需上不去；6、集体经济解散，人心也散，健康的文化活动难于开展，致使迷信、赌博泛滥；7、各奔前程，各凭命运，两极分化，穷困户的医疗、养老随之失去保障……。河南南街村坚持集体道路，就避免了上述问题，三十多年的腾飞，实现了毛泽东的预期。当然，小岗村因是“方向性”典型，得到扶助，必定要比全国的单干村情况要好。但即便要好得多，有省财政厅空降处长沈浩去担任党委书记，还是远远赶不上河南南街，江苏华西的集体经济，万难摆脱单干无法脱贫致富的“铁律”，致使沈浩同志身心疲惫，落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现在省财政厅又奉命派出另一名好干部。如此作派，即便真的成了“成功”的典型，也是万难推广的。试想，全国有多少个村庄，都能派财神爷去吗？ 再说，若小岗村道路真的走得通，三十多年全国就不应该再有贫困地区了，不应该每年冬季号召城市居民捐寒衣、献棉被，并用火车皮拉往定向的省地了，就不会有几千万农民背井离乡、不顾老小的进城打工了，就不会有农村少年到“血汗工厂”当童工了，就不会有农村妇女被拐卖被迫卖淫跳火坑了，就不会有身体不健全又无专长的农村闲散盲流到现代城市扰乱与犯案了……因为他们早已摆脱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灾难”，在前程（前任）万里指引的小岗村致富道路上奔走三十多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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