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是改革开放下的蛋

　　徐志伟：近年来，在各种报刊和学术会议上，经常会出现“70后”与“50后”、“60后”前辈的激烈辩论，而这些辩论又大多是围绕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等话题进行的。你觉得他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出现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萧武：其实也不难理解。这首先与他们的不同出身有关。在“70后”这一代学者中，出身于农民、小市民、下岗工人家庭者所占的比例之高，大概是“空前绝 后”的。他们的前辈学者——“50后”和“60后”——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或干部家庭，这些家庭至少可以算是中等收入家庭。而在他们之后，由于社会阶 层固化、流动性降低，纯粹通过考试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近年来社会上流行的“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和“新一代农民工”等名词也 大致反映了这一趋势。

　　我当然无意在此鼓吹血统论、出身论。但客观地看，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对其成长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家庭出身不同，意味着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源不同，无论教 育、就业、婚恋，都会受到这一客观条件的制约，由此也就会影响他们对历史的看法。也正因此，客观而理性地看待出身不同所导致的观点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仍有必 要。比如文革期间，多数“50后”和“60后”学者所出身的干部、知识分子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冲击，而多数“70后”学者所出身的社会底层家庭，则 未必受到太大的影响，这自然会导致他们对文革的不同看法。对中国革命、社会主义等历史问题的看法，也与此相似，都会受到出身的影响。

　　徐志伟：除了对历史以外，他们对现实的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50后”和“60后”学者对于市场经济大都持肯定的态度，但很多“70后”学者对此却有所反思和批判。

　　萧武：的确是这样。崔健有一首歌，大意是“50后”和“60后”是红旗下的蛋。套用这个说法，“70后”则是市场经济下的蛋，或者说是改革开放下的 蛋。“70后”一代人大多对于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中国没有深刻的印象。他们成长所处的年代，正是我国改革开放转轨变型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发生的最重要的 变化是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几乎在所有关于意识形态的课堂上，老师教给他们的都是批判计划经济、崇尚市场经济。但从个人经验来说，“70后”一代 人并没有对计划经济时代弊端的切身感受，倒是市场经济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他们都赶上了。上大学赶上了自费，毕业找工作赶上了废除统一分配，工作后又赶上了 取消福利分房。教育、医疗和住房产业化，一样都没落下，几乎什么都要靠“自力更生”。所以，这代人，尤其思想活跃或乐于讨论公共话题的人，虽然在学校里接 受的是比较系统的自由主义教育，尤其是受到过1990年代流行的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熏染，但在毕业进入社会后，在经过现实的洗礼后，很多 人都对课堂上所说的那一套产生了怀疑。

　　徐志伟：但“70后”也并非铁板一块，他们的内部差异也是明显存在的。他们中仍有很多人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了一致。如出身于农民家庭的人也支持土地私 有化，下岗工人家庭出身的人也认同国有企业私有化。在这部分人看来，当代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市场化所带来的，而是因为市场化不彻底。要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就 只有继续改革，彻底市场化。

　　萧武：“70后”的内部差异与当下中国思想领域的左右分野大致相符。但我更认同对市场经济、私有化持反思态度的“70后”。很显然，今天的市场化改革已经产生了相当严重的问题，因此应当重新思考改革的方向，否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会使目前的问题更加严重。

　　徐志伟：面对当下中国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很多“70后”并没有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相反倒是表现出了一种更为成熟的沉思品质，这是尤其可贵的。

　　萧武：的确。较之“50后”和“60后”前辈，“70后”中的很多人能够更加坦诚、认真地思考社会主义实践留给中国的遗产，并从中汲取思想资源。学校 里的教科书曾告诉他们，国有企业之所以需要改革，是因为国有企业缺乏效率，但因他们并没有经历过“大锅饭”的年代，他们体会更深的是抢饭吃的市场经济时 代，所以他们更愿意从积极的方面评价传统的国企体制。

　　在对国家的情感上，“70后”一代人也与前辈们截然不同。“50后”和“60后”成长于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他们大都对现代化有着强烈的渴望，热衷于以 西方为标准来批判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落后状况。1990年前后的苏东剧变更加让他们认定，资本主义是人类的最终统一归宿，舍此别无出路。而 “70后”一代人成长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用近两年中国人熟悉的话说，是中国一步步崛起的时期，与中国的崛起相伴随的则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日益加剧，因 此，他们对中国更有信心，而对欧美则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这种差异在两代有留学欧美经历的学者身上表现得最充分。“50后”和“60后”学者在很多场合更 愿意讲欧美比中国好的地方，而“70后”学者则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到，欧美虽然在不少地方好过中国，但本身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对于欧美的理论、学 说，“70后”学者也不再是简单地迷信，他们更愿意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经验出发对其做出评判。

　　徐志伟：这也说明，“70后”一代人的“文化自觉”意识更为充分。

　　萧武：是的。在特殊的生存经验和知识经验的影响下，“70后”一代人整体上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中国，都显得更为自信，而不像前辈们那样纠结、不安。他们 无论看到的是中国不好的方面还是好的方面，无论是批评还是称赞，都敢于比较直接地表达出来。比如在文学界，“50后”和“60后”作家始终不能忘却诺贝尔 文学奖，总希望当代中国文学能够获得这一奖项，以此来证明中国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但“70后”作家，并不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做标准。在电影领域，“50 后”和“60后”电影人始终不能忘情于奥斯卡，但“70后”电影人则对是否获得奥斯卡奖并不特别在意，而是更看重中国国内的市场成绩和观众评价。

　　徐志伟：较之于“50后”和“60后”前辈，“70后”与体制的关系也更远一些，因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更具独立性。

　　萧武：从一定意义上说，多数“50后”和“60后”学者、作家，都在1980年代通过各种形式进入了“体制内”，而多数“70后”学者、作家则愿意游 离于体制之外。从对体制本身的态度看，虽然多数“50后”和“60后”已经进入体制内，并从中获取了相当多的利益，但他们仍然是当下中国最经常、最激烈地 批评体制的人。而对多数“70后”而言，体制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他们并不是特别希望进入体制，对体制的束缚与压抑也缺乏切身感受，所以很少攻击体 制。即使是在讨论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时，多数“70后”也更习惯于从技术层面进入，而不愿意笼统地将问题归结于体制原因。虽然在他们成长的年代，体制依 然无处不在，但多元化的社会已经给他们提供了在体制外生存和写作的可能，所以他们并不需要特别关注体制本身。

　　徐志伟：虽然很多“70后”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和一定的独立性，但他们在视野上也还有很大的局限。比如他们对世界的认知经常局限于“中/西”这一框架之中，而对更为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状况则缺少必要的了解。

　　萧武：这个局限性与他们成长的年代有关。1980年代以来，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名义之下，一方面向欧美开放，一方面也基本屏蔽了新中国前三十年十分关注 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直接导致了在“70后”一代人的世界图景里，只有中国和西方，发展中国家几乎是不存在的，甚至对周边邻国也缺乏基本的了解。 而“50后”和“60后”多少都受到过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影响，在国际问题上视野要更加开阔。虽然1980年代以后他们的关注焦点也基本转向了欧美发达国 家，但其中一些人在反思现代性的时候，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也构成了他们的资源。“70后”一代人则缺乏这样的视野。

　　徐志伟：不但如此，“70后”一代人的历史感也还不够厚重。

　　徐志伟：由此看来，尽管“70后”一代人表现出了若干良好的品质，但要想与时代的巨大需求相称，他们尚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萧武：总的来说，“70后”一代人是“改革开放下的蛋”，特殊的成长背景给了这代人一些特殊的思想品质，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缺陷。但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加，我相信他们定会在思想上成熟起来，成为新一代社会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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