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

朝  霞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经验。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提高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

通过改革开放的“政治体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社会主义革命遇到了挫折；历史向后作巨大的跳跃。然而，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斗争只是延期而已。诚如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那样：“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

对于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酷现实，尤其面对最坏的资本主义的严酷现实，不能不使人们痛定思痛，对文革进行深入的思考。

反思一：由于照搬苏联经验以及党内存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没有采取巴黎公社的“两个正确的办法”，即学习巴黎公社的基本经验。

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的《导言》中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即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人员蜕化变质，“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即两条基本经验：第一条是选举。国家机关的一切职务都由普选出来的人来担任，并且明确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当选人员。第二条是薪金。对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的公职人员最高薪金每年不能超过六千法郎。上述两条规定可以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

毛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光辉典范。例如：他积极主张取消军衔制，文革中用革命委员会取代原来的国家机关，还有工农兵登上上层建筑，干部下放劳动、办五.七干校，办七.二一大学，医务人员走六.二六道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培养工农兵大学生，等等。这些无一不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毛主席说“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这说明当年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毛主席的许多正确主张（例如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党内并不占上风，以至于后来不得不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予以解决。

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刚刚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当时，只有以苏联为首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只能学习借鉴苏联的经验，毕竟苏联是在列宁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学习借鉴苏联经验的同时，并没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是基本照搬。当然，后来我们也抛弃了苏联的某些作法，例如军衔制。但是，八级工资制以及干部等级制，还是保留下来。尤其是斯大林时期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些作法基本保留下来。

反思二：对封建残余在党内的影响认识不足，以至逐步产生一个“特权”阶层，文革后期没有将混进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干净、彻底、全部清除出党。

对于文化大革命斗争对象，毛主席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还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毛主席具有前瞻性的英明预见。

巴黎公社的第一条基本经验是选举。即国家机关的一切职务都由普选出来的人来担任，并且明确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当选人员。然而，由于是党管干部。在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却没有真正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其原因在于党内顽固地存在封建残余。文革前，许多地方的党委、党组实际上是“家长制”、“一言堂”，是“党阀”一手遮天。关于“党阀”，毛主席说得很清楚，即：“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钻进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则是地地道道的“大军阀”。在否定文革的过程中，那些“大军阀”充分暴露了阴险、狠毒、残暴的嘴脸。

那么，党管干部是不是错了呢？党管干部并没有错。因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转引自1970年1月22日《人民日报》）还因为“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转引自1970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当然，党的领导并不是个人独断专行，因为“集体领导是我们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对卫生工作的指示（1953年）转引自1974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曾经说过，“进城后，我们这个党变得不那么好了。”文化大革命实际也是一次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的整党，目的就是要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

关于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他在《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一文中还指出：“如果我们党不把非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分子逐出党外，那它就不能除去内部的软弱和游移，它就不能达到它所具有的力量和坚强。”毛主席也讲过：“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转引自196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党内激烈的路线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党内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一不是混进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废料”。然而，由于文革后期“革命领导干部”的纷纷“解放”， 混进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尤其是那些隐藏得很深的机会主义分子并没有清洗出去，继而为后来否定文革留下了极大的隐患并最终酿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恶果。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应当牢牢汲取。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地主阶级被消灭之后，封建残余不可能随之被打扫干净。事实证明，封建主义之所以卷土重来，说明封建残余始终顽固地存在。文革前，孔孟之道的影响遍布思想政治以及文化各个领域，并严重腐蚀着党的肌体。文革期间，尽管林彪事件之后开展了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使全党对孔孟之道的极端反动性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其流毒远未肃清。如今，孔孟之道近乎成为国教，尤其是被披上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面纱，继续蛊惑并毒害着国人的灵魂。

中国革命说到底是农民革命。在革命的洪流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农民不仅受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同时也受封建思想尤其是孔孟之道的毒害。改革开放从反面证明，当年许多革命的同路人的思想深处依然铭刻着“官禄德”的印迹。他们想的是“打倒了老地主和资产阶级，现在该轮到我当‘人上人’了”。他们之所以否定文革，就是为了保住“特权”，保住既得利益。改革开放之后，这些人成了共产党的“遗老遗少”，有的甚至成了“太上皇”。他们的后代便是今天的“太子党”，即权贵资产阶级。

建国后，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而是逐步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即“有好房子，有小汽车，比资本家还厉害”。“特权”不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范畴，其实质是封建残余。毛泽东同志尽管后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由于党内已经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即官僚主义者阶级。所以，毛主席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资本主义复辟，即修正主义上台，期间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林彪一类上台之后，彻底改变了党的基本路线，也就完成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文革恰恰是为了防止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象前苏联修正主义上台那样的质变，然而，毕竟积重难返。

反思三：文化大革命没有解决好“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有好房子，有小汽车，比资本家还厉害”的问题。

毛主席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共产党宣言》也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

毛主席说：“有好房子，有小汽车，比资本家还厉害。”那么， “厉害”在哪里呢？“厉害”在享有“特权”。“特权”践踏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特权”的实质是无偿“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是“按权力分配”。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为什么能一呼百应？就是因为共产党是为广大农民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剥夺了被地主阶级占有的本来应当归农民支配的社会财富――土地，并将土地分给农民。

文革中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即走资派的殊死反抗，尽管毛主席在文革后期提出了“有好房子，有小汽车，比资本家还厉害”这个严峻的问题，然而事实上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粉碎“四人帮”时，在彻底否定文革时，人民群众并没有抵制和反抗。当然，改革开放使人们重新反思和审视文革。尤其是当今社会的两极分化，“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严酷现实，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怀念毛主席所说的“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所带来的诸多优越性。

反思四：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最凶恶的敌人。所以，必须保证枪杆子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文革中，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狡猾、阴险，从骨子里仇恨文革，却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暗地里与党里、政府里的走资派互相勾结，狼狈为奸， “二月逆流”对全国造反派的残酷镇压就是证明。之所以出现“二月逆流”，并不在于屈指可数的几个上层人物，而在于混进军内的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如果没有他们在下面呼应，是不可能出现全国性“逆流”的。事实证明，正是混进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在彻底否定文革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文革中之所以出现“武斗”，是阶级斗争的必然反映，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殊死搏斗。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演习”，其意义应该就在于此。没有以“二月逆流”为代表的军内的走资派会同各地的保守派对以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为代表的造反派的残酷镇压，便不可能有后来的“文攻武卫”。“文攻武卫”是逼出来的，并不是文革的创造。当年，是蒋介石疯狂屠杀共产党人，使共产党人深刻地意识到必须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精辟概括。

有人对文革中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一概斥之为“打派仗”，对“打派仗”中死去的人们一概斥之为“派性的牺牲品”。这也是后来将文革说成是“浩劫”和“动乱”的依据。毛主席在1967讲过“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主席还说“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需要注意的是，毛主席讲的是“在工人阶级内部”，“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 “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 “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然而，毛主席在1968年又指出：“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如果对派性进行阶级分析，显然，造反派与保守派（保皇派）的斗争并不属于“工人阶级内部的斗争”，学生中的保守派（保皇派）组织并不属于“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那么，“两派”的联合显然没有共同的阶级基础。

当年，在长春地质学院门前，曾经矗立着一座仿造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烈士纪念碑，在纪念碑的后面埋葬着几百个在武斗中死去的工人和学生，他们都是当年“长春公社社员”。每个社员坟墓的墓碑上都有死者的生平和事迹。其中有一名年青学生的墓碑上刻着：他独自驾驶着一辆疾驰的卡车，向另一辆载有对立派参加武斗的二十多人的卡车迎面撞去并同归于尽。如果两派同是“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决不会产生如此尖锐的对立。如果对派性不进行阶级分析，这样的行为显然是解释不了的。

自“二月逆流”之后，从全国来看，造反派基本被镇压下去了。毛主席作为文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不可能不知道当时的局势，所以发表了“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的讲话。实际上，这是对全国造反派的保护。毛主席的讲话发表之后，各地被关押的造反派相继获得了自由。毛主席高瞻远瞩，此前便指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

反思五：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一定会在大风大浪中成长。

将毛主席神化的作法是唯心主义的，也是有害的。将毛主席神化，实际上是宣扬“天才论”。 林彪鼓吹“天才论”，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继而达到篡党夺权、实现个人野心的目的。林彪所说“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那样的话，也容易使人们迷信“宿命论”，将自身的解放寄希望于“神”与“天才”的降临。长期生活在专制社会的人们，受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缺乏的是独立自主精神。“天才论”和“宿命论”恰恰有害于培养人们的独立自主精神。人民群众的敌人，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打倒；人民的解放，只有人民自己起来斗争才能获得。

列宁在《共产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要求和基本原理。毛主席正是根据这一原则创造性地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原则。如果将毛主席“神化”，必然将毛主席作为“神”的偶像，必然将毛泽东思想视为“神圣的教义”，其实质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抛弃了毛泽东思想最本质的东西，抽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神化毛主席的“毛派”人士，宣扬运用所谓“大民主”的形式打倒“走资派”。在他们眼里，文革就是运用“大民主”（“四大”），就是通过“街头革命”，打倒走资派。甚至针对文革荒谬地提出所谓“武化大革命”的概念，这是对文革极端错误的理解。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绝不仅仅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这一点毛主席说得很清楚。如果将文革仅仅解释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那么，就不能解释“二月逆流”，也不能解释文革中的“文攻武卫”，当然，也不能解释与林彪反党集团惊心动魄的斗争。

马克思在《致约.巴.施韦泽的信》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他（指拉萨尔）陷入了蒲鲁东的错误之中，他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历史已经向后作巨大的跳跃，“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只能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并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寻求自己的解放之路。毫无疑问，鼓吹“大民主”和“街头革命”的“毛派”人士不了解文革的全过程，错误地解读文革，“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误导民众，同样犯了当年拉萨尔的错误。

时势造英雄。毛主席在《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谈话》中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何谓“大风大浪”？大风大浪就是轰轰烈烈的革命的群众运动。没有革命的群众运动，就无法砸碎旧世界，就无法建设新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就是靠群众运动起家的。巴黎公社起义是群众运动，俄国的十月革命是群众运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都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历史经验证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群众运动不可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也不可能取得胜利。

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在大风大浪中成长，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也必将在大风大浪中脱颖而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必然会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集中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愿望、革命意志，以明确的方针、路线，正确地指引并领导人民前进。当然，“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斯大林选集》上卷：《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

（责编：而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