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新社会的曙光

第11章 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

GDP增长的数字魔方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些成就在一些人眼里却仅仅归结为GDP的高速增长。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300670亿元[1]，也就是说，中国GDP的增长率在过去30年里平均达到了15.8%。大概是为了继续保持和体现这种数字化的增长成就，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一段时间以来被确定为保证GDP增长率不低于8%。但是，这种高速增长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它忽视了再生产的条件。马克思曾批评过这种增长的迷信。[2]这是因为，撇开货币的贬值问题，即便1克黄金那么微小的经济规模，以每年8%的速率增长，连续增长742年后，它也将增长到超过与一个地球同等质量的黄金即超过600亿亿吨黄金的价值量规模，若按60亿人口来算，人均将超过10亿吨黄金的价值量规模。这可能吗？

与增长魔方类似的是，对于资本家来说，他们不断地将部分利润转化为资本，以扩大再生产去追逐更多的利润和更多的资本积累，又可以追逐多久呢？从高等数学的角度来说，除非平均利润率向下趋于零，否则资本的积累率就可以是一个与利润率成比例的不趋于零的序列，资本的积累就会趋于无穷大。整个宇宙都不够被资本家的贪婪来吞噬。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息率可以低到接近于零的水平，例如，2008年12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降息0.75个百分点至0-0.25%区间，创下历史最低记录。[3]这一是因为金融寡头投入纸币获得铸币税，已经是一本万利了，不在乎这点利息收入；二是因为在现有的劳动和再生产条件的限制下，大量的资本甚至无法获得趋于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只能满足于微薄的利息收入。三是，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借助于救市的名义，金融寡头们降低利率来掠夺存款于银行的储户。

关于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马克思是这样分析的：

随着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机器和一般固定资本的使用更多了，同一数量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把更多的原料和辅助材料转化为产品[4]，也就是说，可以用较少的劳动把它们转化为产品，就像我们在前面第3章中所举的那个例子一样。在那个例子中，在较低的生产阶段上，需要20个工作日的劳动量把1000美元原料转化为产品；而在较高的生产阶段上，15个工作日的劳动量就可以把1100美元原料转化为产品，并转移了更多的机器的部分价值。

于是，随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时，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以后来的剩余价值率为60%的情形来说，在较低的生产阶段上，单个产品中的资本的有机构成比值即不变资本c对可变资本v的比值为10.1/6=1.7，单个产品中的利润率即剩余价值m对(c+v)的比值为3.6/16.1=22.4%；而在较高的生产阶段上，单个产品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比值=2.9，利润率=15.4%。就总资本而言，这个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就更是成立的了。

一个同样的或甚至一个不断提高的剩余价值率表现为不断下降的利润率这个规律，换一个说法就是：某个一定量的社会平均资本表现为劳动资料的部分越来越大，表现为活劳动的部分越来越小。这样，由于追加在生产资料上的活劳动的总量，同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相比，是减少了，所以，无酬劳动和体现无酬劳动的价值部分，同预付总资本的价值相比，也减少了，尽管这不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少了，而是因为所使用的劳动同所使用的资本相比少了。[5]

当然，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规律决不排斥这样的情况：社会资本所推动和所剥削的劳动的绝对量在增大，因而社会资本所占有的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也在增大；同样也决不排斥这样的情况：单个资本家所支配的资本支配着日益增加的劳动量，从而支配着日益增加的剩余劳动量，甚至在这些资本所支配的工人人数并不增加的时候，也支配着日益增加的剩余劳动量。而这只是在总资本的增加比利润率的下降更快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要在资本有机构成更高的情况下使用一个绝对增加了的可变资本，总资本不仅要和更高的构成成比例地增加，而且要增加得更快。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要使用同量劳动力，就需要越来越大的资本量；如果要使用更多的劳动力，那就更是如此。[6]这就需要有资本的积聚，因为这时各种生产条件都要求使用大量资本；还需要有资本的集中，即小资本家为大资本家所吞并，小资本家丧失资本，大量工人失业。

由于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是积累的条件和动力，因而利润率的下降就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它的相对性和穷途末路，就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体现出来，并在经济危机中表现出来。

在经济危机中，一方面，大资本可以靠吞并小资本来相对提高自己的利润率；另一方面大量的商品和社会总资本贬值，从而降低了积累的起点，使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获得了提高的空间，进而能在随后的复苏阶段和繁荣阶段提高曾经大大降低了的平均利润率，直到平均利润率再次开始下降，遭遇另一场经济危机为止。

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的保值增值，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从而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作为不断扩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消费及其社会生活的手段。因此，以广大劳动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值增值，只能在一定的限度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增殖目的而必须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这个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而且必须不断地通过危机来克服。[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