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政改理论准备不足问题

读了国防大学公方彬教授《迟迟未政改因理论准备不足非惧怕民主》，颇有同感，也颇有感触。原因仅仅是“理论准备不足”吗？可为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了，却至今还“理论准备不足”呢？当年共产党打天下时，从建党到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才不到二十年。其实，稍稍改善一下理论环境、开阔一下理论视野，准备 的理论或理论的准备，就会被发掘出来了。

应当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的理论，与今天正在成为热门话题的“重回新民主主义”的主张，可谓最为接近。因为 两者都承认马克思主义，承认历史唯物论，承认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之不可抗拒、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不可跨越或绕过；也都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及其成功与失 败、经验与教训。尤其重要的是，两者都已意识到：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都还是将来的事情；因此立足于现实的中国共产党人，理当顺应历史潮流，先 把还处于由前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向着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转型这个当今中国的大事办好；在毛泽东、邓小平那既成功又失败之处，重新整装前进，为我们的后代在未来 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更高历史阶段的过渡，创造、积累历史条件和历史前提。

然而，在“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论”与“新民主主义论”之间，却也有着一个明显的分歧点，即“共产党领导权”问题：是竞争性领导权，还是天然的领导权；是定期由人民审核、批准、更新的领导权，还是一劳永逸、不可逆、不容置疑的领导权？

应该说，这个后发国家中的“共产党领导权”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迄今还是一个没有获得真正解决的前沿理论课题。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即十九世纪，各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所面临的，大体上都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业已完成或正在完成的资本主 义社会。所以，对他们而言，没有一个争取资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问题。而随着后来资本主义民主宪政体制的逐步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也就随之调整自己的战略与 策略，即将其对政治领导权的追求，逐渐地纳入到宪政体制的竞争性政党机制中去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国际、即社会党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走过、且仍 在走的成功之路。

然而，在列宁时代，或者说，东方殖民地觉醒时代，即二十世纪，则完全是另外一番图景。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还处于东方后发国家中的无产阶级 政党，其大都首当其冲地面临着一个在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打先锋，从而领导这个外争民族独立、内反宗法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课题。对此，列宁给出的答案是：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东方各国共产党，应当旗帜鲜明地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 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7月）实际上，当年俄国的2月资产阶级革命一取得胜利，便被马不停蹄地转变成10月的“社 会主义革命”，就是列宁这一理论走向实践的结果。当然后来列宁对此已有所反省：在他临逝世前，苏维埃俄国便已开始了向资本主义退却，实行改革开放的新经济 政策。

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则是列宁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这包括“两个革命衔接论”和“共产党天然领导权论”。毛泽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 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 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而鉴于中国共产党实际 上还有过一个20多年的根据地时期，故它的新民主主义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就都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和一个由有此及彼的发展阶段。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今天回眸这一大段历史，这个“两个革命衔接论”和“共产党天然领导权论”，究竟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抑或兼而有之？

现在我们可以说，至少在经济领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为“两个革命衔接论”，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便意味着资本主义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 义革命的开始，画下了一个大问号。当然，对此，中国共产党是“只干不说”。而今天，这“重提新民主主义论”要做的，则不过是想挑破这一层窗户纸，为共产党 理直气壮地干资本主义正名，用中共自己曾有过的理论和历史来正名而已。

然而，纵然“重回新民主主义论”不仅限于经济体制改革，它还可能推展到政治体制改革上去，但它的硬伤却是，用“历史不可逆”来为共产党一旦获得领导权就将永远获得领导权辩护，为共产党的天然领导权或统治权辩护。

其实，从理论上说，既然你承认了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之不可抗拒，那么，这就意味着:承认市场经济的不可抗拒性，承认宪政民主的不可抗拒性，和承认多 元文化的不可抗拒性。因此，对于“重返新民主主义”派所反复强调的“要不要改变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天问”，也就必须放在、也只能放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 必然性不可抗拒”这个大背景中来考察和回答，才具有其真命题的意义。换言之，在“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多元文化”这个总前提下，你当然可以提出“共产党领 导权”这个问题，或者说，共产党也理所当然地可以为自己谋求“领导权”。然而，共产党的这个“领导权”，也得象其他任何政党那样，去竞争、去博弈，去奋 斗，并定期获得人民的重新批准才行。

试看当年，共产党和国民党，就一定意义而言，不就是两个竞争、博弈的党？共产党后来的胜利，不就是那一次又一次被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如天压力所硬逼出来的结果？可见，竞争、只有竞争，压力、甚至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压力，才正是一个政党生命不息的动力和永葆青春的秘密。

而从实践上看，中共建国六十多年的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共产党从当年一个朝气蓬勃打天下的革命党，和平演变成今天这样一个腐败缠身、病入膏肓、理想 丧失、风声鹤唳的权贵党，追根朔源，不是别的，正是源自于这种将一个政党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的特权。正是中国共产党这种天然的、不容挑战、不可置疑、也 不可逆的领导权或统治权，构成了当代中国国家制度的核心。从表面上看，保住了这个领导权，共产党就不会垮或没有垮；但实际上，放眼今天的中国，当年那个革 命的共产党在哪里？当年那个与人民鱼水情的共产党又在哪里？可见，正是这个当年曾经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执政合法性的“领导权”，正因其没有挑战，没有竞争， 没有监督，也没有压力，才一步一步地、日积月累地、不知不觉地和包袱愈背愈重地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今天，走向了它自身的和平演变，使之蜕变为一个被权 力腐蚀得难以自拔、且面目全非的党，一个与当年的革命理想完全背道而驰的党和一个已濒临于“改变颜色”、彻底垮掉了的党，……。

由此可见，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今天，导致中国共产党仍旧陷在那个“历史周期律”中苦苦挣扎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那个超越宪政体制的“领导 权”。正是这个让一个革命党可以“君临天下”的领导权，实实在在是戕害了中国共产党、毁掉了中国共产党，使得它辜负了自己那数以百万计为理想而英勇献身的 方志敏和江竹筠们,辜负了成千上万曾作过中国共产党诤友的黄炎培和章伯均们。

换言之，“红二代”们今天所痛心疾首的，仅仅是共产党那天然领导权所造成的种种触目惊心的恶果，他们大都并不曾想、或从没有想过要去除掉造成此无比 严重恶果的直接成因；甚而至于，他们还要不知不觉地去竭力维护和捍卫这个成因。可见，“重返新民主主义”派今天越是强调共产党的天然领导权不容改变，就越 是在客观上用自己的双手，把其父辈们所浴血奋斗创建的这个党，推向最后的灭亡——因权力腐败而灭亡。他们也因此而完完全全地和不折不扣地走向了自己愿望的 反面。

所以说，“红二代”改革派的拨乱反正，仅仅是返回到新民主主义是很不够的。要知道，这所谓“共产党领导资本主义”，如果被诠释为一个政党有凌驾于宪 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这就不仅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干系，而且还根本上就是一个悖论。因为特权与市场冰炭不可同器：要么是特权抛弃市场（统制经 济）；要么是市场抛弃特权（市场经济）。更何况，如果说1917年的列宁、1949年的毛泽东和刘少奇、乃至1978年的邓小平，对这一内在悖论还可以看 不太清楚的话，那么，历经中国30多年的这种共产党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所谓“市场经济”，目睹了这个党、这个国家，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全党全国通体腐败的活 生生残酷现实，试问，任何今天还想保持共产党人当年那种朦胧崇高理想的“红二代”们，难道还可以看不清楚，还可以抱有侥幸心理、还可以靠“唱红”来陶醉、 还可以不道破这一件“皇帝的新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