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我依旧对健全人的对以下书法形态抱有极强烈的敌视：用脚写，用嘴写，用眼皮写，用鼻子写，用胳肢窝写，用屁眼写；双手写，反着写，倒着写，蒙着眼写，边唱歌边写，边说快板边写；一心二用的写，三妻四妾的写，五大三粗的写……总之一个字：邪门歪道——这好像不止一个字。对于书法的敌视还有一件事。最近有个现象，许多书法家在草书“虎”的时候，为了表现虎的尾巴，在运笔筹画上颇显暧昧，写出来的“虎”，怎么看也像“屌”；笔力自不必说，绝对是“屌屌有生”。这样的“虎”字已经被许多人视为经典，并竞相模仿之。仿佛只要把“虎”写得跟“屌”似的，才靠谱，才有水准，才有分量，才有足以对别人的“虎”指手画脚的资历。但这样做的后果非常不好。我担心假如他写“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时，也如法炮制，那就不怎么“五讲四美”了。

上面都是书法的例子。搞政治也是这样。你可以抱着公心当官，也可抱着私欲当官；你可以两袖清风当官，也可以贪污腐败当官；你可以搞改革当官，也可以喊改革当官；你可以用脑袋当官，也可以用拳脚当官，甚至可以用“屌”当官，时下例子并不少。

这是个浑浊而混乱的年代，屈指算来，右派已掌权三十六年。三十六年间，毛泽东思想消费的差不多了，把毛泽东砸他的也差不多了，他们打着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旗号，逐步控制了政府各个部门和共产党的领导层，他们把毛泽东创建的共产党变成了事实上的右派政党，他们了解“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道理，正准备壮士断腕、清左拔毛、杀开一条血路，然而，四顾茫茫，找不到对手，一切努力都向泥丸入海那样听不到回声，倒是遍地骂声如箭簇如剑戟，被提醒决战的时刻来到了。

最最特殊的历史时期，右派张牙舞爪，左派枕戈待旦，逼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在内心深处作一抉择:是继续两极分化把中国引向永劫不复的动乱深渊，还是回归到毛泽东的共富的路线使中国走向稳定和中兴？左袒还是右袒？这种逼迫国人作出选择的诡异情势，在中国近三千年有详细记载的历史中，只有一次,那就是发生在两千二百多年前的诛灭诸吕事件。

在推翻暴秦的斗争中，出身平民的刘邦知人善任，宽厚爱民，很快积聚了大批人材，组成了一支能与项羽抗衡的力量。秦亡以后，经过四年的内战，终于正式建立了汉朝。也是由那时起，,我们中华民族正式告别了幼儿期，有了一个学名，叫做“汉”，开始成为一个翩翩少年。在建国的最初几年里,汉高祖在内平诸侯叛乱，外御匈奴入侵的间隙，创建了大汉的制度规章，扫除烦刻，与民生息。虽未尽善尽美,而大治之象隐然已成。但连年的征战和国事的操劳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当新建的大汉和他的子民亟需他的领导时,英雄却到了末路,不得不开始思索他身后的江山。

汉高祖，当他高唱大风歌时，他想到的是如何才能得到“守四方”的“猛士”，但当他举目四望时，,却加深了他内心的极大不安：一方面，他所希望的接班人不为吕后所容，而指定的太子却懦弱不肖，他的其他子侄年龄尚幼。另一方面，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妻子吕后，“人才难得，而吕家子弟又正处虎狼之年，手握兵权。他隐隐觉得，他死后政权要落到吕后之手，但他还是希望吕后天良未泯，日后能把政权传给他长大成人的儿孙，传承他开创的大汉江山,造福百姓。于是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颇为神圣的事，召集全部文臣武将作证，并公告天下，刑白马为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虽然他明知誓言和“永不翻案”的保证书一样不可靠，但这是他当时唯一能为后代和百姓所做的了。当他得知商山四诰加入吕氏集团后，他已明白吕氏掌权已不可逆转，唱出了“羽翼已成,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的悲歌。但他还是要与命运对抗, 置后世“诛杀功臣”的谴责于不顾,为他的子民作最后一件事：在他临死前不久，他命令陈平于“军中即斩樊哙头。”

汉高祖去世时，大概是瞑目的吧，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为他的子民除去了吕氏的一大强援。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陈平对他的命令打了折扣。陈平不愿手沾吕氏血腥,决定囚禁樊哙进京，由高祖亲手斩杀。当陈平押解樊哙尚未到京时，高祖已去世。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读史至此而掩卷长叹！

事情果如高祖所料，他死后吕后便掌握了大权，惠帝不过是个傀儡。她虽然仍打着汉的旗号，但大肆修正高祖的政策；贬斥高祖的旧臣，招降纳叛，拉邦结伙,任人唯亲；高祖子孙，斥逐边地；吕姓宗盟，委以重任。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吕后也是一位真主，因为她确实参与了大汉的建立，更何况她仍打着汉的旗号，大臣和百姓对她无可奈何。当惠帝死后，吕后大封昆弟诸吕为王时，朝中已布满吕氏爪牙,虽有明誓在先,也不可阻拦;高祖旧臣中只有王陵表示了反对。就这样，以吕后为核心的吕氏集团统治中国近十六年，中央和京城各要职，均为吕氏子侄担任。

公元前195年春，吕后病重。而此时以朱虚侯刘章为代表的二代已经长成，强烈希望回归高祖路线，夺回失去的权力；陈平周勃等一帮旧臣也想在辞世之前，助二代一臂之力，报高祖知遇之恩。 与此同时，吕氏集团想到：失去权利后可能面临的清算，便图谋在吕后死时发难，代汉而有。当是时，刘吕两派的矛盾已公开，势成水火。各方势力更公开活动，连络外地诸侯，随时准备决战。而此时的百姓和三军将士，也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拥刘还是拥吕？左袒还是右袒？这就是公元前195年春天的情势；而到了当年秋七月，当吕后崩于未央宫时，大决战就开始了！

这是一场关乎民族命运的决战；当我们的民族还处在学步阶段，尚没有独特的文化，制度，风俗和习惯时，经不起改天换地的折腾，随时可能夭折。如果吕氏获胜，世界文明史上将不会有灿烂的汉文明；而我们将不会有文景盛世,不会有荡气回肠的汉赋，也将不会有英光四射的汉武！一个失去了这一切的民族，有何资格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诸位已经知道，在那场决战中，中华民族的先辈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今，我们的民族又到了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对于当时拥刘一方如何准备和行动，史有明载：而对于吕氏集团一方在那场大决战中如何应对，“史记”与“汉书”均语焉不详,大概是因为当事者很快便伏法，史家已无从查考的缘故吧。我们只能从史书的只言片语中，略窥蛛丝马迹。高祖在位共十二年，如果自灭项那年算起，执政不足七年。而吕氏却已掌权达十六年之久，朝廷内外，已为吕有。 吕氏集团大概以为胜算在握，,以致集团中主将郦商之子郦寄被策反也没有察觉，照样走马行猎。当是时，吕氏集团中只有吕后的妹妹吕媭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当她得知她的子孙的所为时，勃然大怒,将“珠玉主器”全部散于堂下，沉痛地哭叫道：“勿为他人守也”。

虽然我们已经不能知道，当时吕氏兄弟及其走卒们是如何得意狂妄，但两千二百年后，历史却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见证中国极右派的无耻、无知和疯狂：:故意拖延的记者招待会、午夜惊魂式的消息发布、不成章法的中央文件以及极右追随者们在媒体上的狂欢。 似乎在一夜之间，他们所深恶痛绝的中共已变成他们的党； 他们做梦也想颠覆的共和国已是他们的天下。他们或已备妥“家祭”，准备“告乃翁”， 或已打点行李， 准备大显身手, 于“漫卷诗书”之暇, 频频在网络和各种媒体发表狂言，颇有点“喜欲狂”的意思。

然而，和这些轻浮的右派及邪教门徒不同，有头脑的右派却嗅出了异样的味道, 表示了不太乐观的看法，在右派举世狂欢的日子里, 发出了几声哀鸣，因而不失时机的指出：“如不再跨一步，其祸不远”。 与只看到眼前得失的浅薄的右派不同，这些略有头脑的右派却同时也看出了右派面临的已为期“不远”的危险和大祸。 这倒是颇为难得的。

为什么有人提醒头脑发昏的右派可能有大祸呢？这是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地知道，在右派掌权的三十余年间，中国的右派在经济上化公为私，巧取豪夺，把人民于建国后前三十年创造的国有资产吞为己有；在政治上，极力诬蔑和丑化红一代的领袖以及他们所领导的那场革命，为被打倒和推翻的黑一代涂脂抹粉，扬幡招魂；在文化上，绞尽脑汁矮化中华五千年文明，把人民心目中的历代英烈百般丑化，为汉奸买办张目。他们得罪了老百姓，他们的所作所为，已为人神所共愤，天地所不容。

 正因此，面对即将到来的血腥斗争，他们毫无胜算。

三十年来，中国的右派利用一切机会在经济上压榨，在政治上欺骗和在文化上诬蔑工农以及普通百姓，视百姓为刍狗，他们为自己树立了亿万仇敌。如果说华尔街的99%是有点虚张声势的话，那么，在现在的中国，中国的右派要面临95%以上的人们对他们的清算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右派们深知，他们出卖国企的政策,虽然制造了千万贪官作为他们的同盟，但同时也制造了下岗工人，为他们在城市中树立了亿万天然的敌人。虽然早期的“包产到户”的政策赢得了农民一时的支持，但贪官极右掌控的私企对农民工的盘剥和歧视,使广大的农民很快认识到右派的本质。三十多年来，在当权右派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右派分子对毛主席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诬蔑和丑化。但令右派们惊悚的是，他们非但没有把主席拉下神坛，反而把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抬得更高。失去话语权的中国广大的工人农民，把主席的画像挂在家中和出租车里，,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主席的怀念和敬仰。没能把主席的影响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消除，是右派三十年间的最大失败。而这也是他们惶惶终日寝食难安的真正原因。

右派中的极右奸邪自然熟知右派在过去三十余年间的所为，正如两千多年前的吕禄、吕产一样，想到可能面临的清算，不寒而栗。如果说五十五年前的那场反右过后,中国的右派还能得到百姓的同情和帮助的话， 那么，在他们倒行逆施三十年后，百姓已彻底认清了他们的真面目，对他们已只有仇恨。即使将来有人对他们施以“过正”的“矫枉”，也已不会得到一丝的同情。 如果说当年红一代“打土豪，分田地”时，尚“琵芭半掩”,尚需对百姓进行反复的动员，宣传和鼓励的话，那么在现在的中国，如果有人举起“还我国有资产”的大旗，将贪官极右劫掠的国有资财重新收归国有的话，人民将闻风景从，已不再需要任何人的解释和动员。 因为夺还本因属于他们的政治经济权力，列的将是堂堂之阵；举的将是正正之旗。极右派中的清醒者深知他们当前的处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发出了“死路一条”和“其祸不远”的哀鸣。

面对可能的清算，中国的极右派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某些人指出的“政治改革”和“再跨一步”。 当局对“政治改革”阐述的语焉不详，其追随者们的路线图却极为清晰，并毫不隐瞒地在港台及海外媒体上公之于众：“清剿毛左，除恶务尽”——一如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那样,毁灭中共，肢解中国。

这确实是一条右派避免清算好路径。当共和国不复存在，谁还会去追查国有资产的下落？当共产党已经灭亡，谁还会理会党内的是非曲直？在新的国家里,他们的资产将受到法律保护；利用手中的资产，他们可以重新结党，并将资产传给子孙万代,直至无穷。

     极右狂徒虽对中共和共和国有刻骨的仇恨，但仇恨并不能增加他们的智慧。他们发现了一条通向成功的路，但毕竟学浅识短，对此路能否走通，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把握。除能在网络媒体上快意一番之外，似乎在通向他们的新党新国的路上，并没有向前进一步。极右派的下场到底如何，他们的计划能否成功，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中国有句“始作俑者,岂有后乎”的格言，已经预示了他们凄凉的命运。

    尽管他们骂毛泽东，且一骂就是三十年，可谁都应该相信：如此善良而包容的毛泽东，将不会再有。

    “斩草除根”是中国的一句极其血腥的格言，被历代王朝的政治家们奉为玉律。在王朝更替之初，对前朝男性遗孽无论长幼，斩尽杀绝，不留后患；而将其女性成员象猎物一样赏赐给有功的将士，肆其淫欲。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野蛮和残忍的恶性循环，就连史称明君的李世民也不能例外。在中国的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王朝覆灭于后来者的事屡屡发生，但覆灭于前朝遗孽的王朝绝无仅有。这是因为前朝的男性或早已不在世间；即使侥幸存留者，也早已丧胆。他们已不能对新朝组织有效的舆论攻击，更不能组织有效的对抗。

     是毛泽东第一个打破了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循环。尽管蒋介石杀害了他的兄弟妻儿，他掌权后的溪口，松柏不剪，陵墓依然。对追随国民党反共者，除民愤极大如温世仁之流被正以国法外，毛泽东则一直强调“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政策，注重教育改造。右派掌权后，对主席进行了令人发指诬蔑，将他描绘成“杀人魔王”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如果他真是无恶不做的暴君，反共的黑一代的男性成员早被屠戮，而女性成员则早被“共匪”蹂躏、糟蹋。现在疯狂攻击毛泽东的黑二代们也不认真地思索一下：当你们的父兄及你们家族的其他男性成员被杀掉，你们上一辈的女性成员被“共匪”占为己有之后，你们又是如何来到的这个世间？

    凡熟知中外政治、文化和科学史的人都知道，当历史的大势已成时，个人的作用微不足道。即使没有了达芬奇，也一定会有欧洲的文艺复兴；既使没有了爱因斯坦，也一定会有二十世纪的科技革命；即使没有了孙中山，满清也一定会灭亡；即使没有鲁迅胡适的推波助澜，中国也会有新文化运动。国共内战前夕，当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奋斗二十五年后，大势已成。此时的毛泽东之所以毅然决定亲赴重庆谈判，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在党内的个人的作用已不再象初期那样重要：即使国民党遭暗杀，他所开创的事业也一定会胜利。

     “做掉某某人”"的说法和做法，是黑社会的用语和行径，在黑社会和小规模团体中司空见惯并行之有效。梁山泊里王伦被做掉之后，换来了梁山的兴旺发达便是一例。但这种鼠窃狗偷的勾当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为真正的政治家所不屑。当国民党中有人向蒋介石献策在重庆“做掉”毛泽东时，据说蒋先生毫不犹豫地拒绝和制止了这一企图。蒋介石先生不愧为一位政治家，因为他知道，在两个阶级或两股势力的斗争中，杀掉或暗杀掉对方的领袖或代表人物与事无补，徒增双方仇恨，而永远失去了转圜的余地。诸位试想：如果主席当时被暗杀而中共又取得了政权，那将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手执生杀大权的红一代一定会为主席复仇，中华大地一定会遍地血腥，和国民党有关系的黑一代及其子孙，恐怕已无遗类。仅此一事,现在的黑二代们应感谢蒋先生的阴德。如果主张暗杀主席的阴谋得逞，你们将不会来到这个世间。

     在野的右派如果真诚地希望中国走向民主、繁荣和富强的话,你们应该清楚你们宣传的右派路线在中国已推行了三十年，,现在已走到了绝路，,是到了改弦易辙的时候了。你们或许有其他的方案，但百姓已不再给你们试验的机会。五七年右派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轮流坐庄“。右派路线在中国已“坐”了三十余年，,把中国搞得两极分化，贪腐横行，道德沦丧，天怒人怨。民心求变，这一点就决定了一切。

     中国在野的新老右派不得不承认，他们曾热烈拥护和支持私有化道路已走到尽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明明是在美国和欧洲行之有效近二百年的理论和政策，为什么偏偏在当代的中国行不通，反而惹的人神共愤? 为什么马克思理论预见的革命没有发生在欧美，而在眼下的中国却随时都可能发生？

回答右派的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当前的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那同时也是雨果和狄更斯生活和写作的年代。我们不是马克思理论的研究者，不能叙述马克思如何得出共产主义和革命的结论。但我们可以在雨果和狄更斯的著作里，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仁人志士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解决贫富差距的苦苦探索。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在以后的许多年中，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地验证了他的预言。当代的中国，决不是中国执政的右派所宣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恰恰相反，经过右派的三十年的折腾，现在的中国已到了货真价实的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的阶段“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正如在宏观世界牛顿定律仍然适用一样，继续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走下去的中国，一定难逃马克思所预言的革命的命运。到那时，毛泽东带领人民所创造的成果连同这些年的盆盆罐罐一起，被革命打得粉碎，中国的一切再一次推倒重来，完成又一次循环。

中国的右派或许纳闷：为什么现在的欧洲和美国政治稳定而不发生革命和大的社会动乱？这是因为现在的欧美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不再是雨果和狄更斯笔下的资本主义。其中的一些变化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人不可能预料到的。正如雨果若生活在现在的欧洲，他一定不会写出那名垂千古的“悲惨世界”一样，马克思也会改写他的某些预言。

资本主义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二次大战之后。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战后的重建，极大的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据熟知那个时期的人称，一个高中生若能在制造业谋得一职，,即可有和教师同等的工资,跃升为中产阶级。虽然他们仍是工人，但他们已不把自己视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他们已购置家产，政治态度也随之发生改变。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或更早，美国的中产阶级已占社会的绝大多数，而无产阶级却越来越少，工会组织每况愈下。他们左右着政局，稳定着社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社会的多事之秋：黑人运动、反战抗议、嬉皮士风潮、三K党猖獗、古巴危机、暗杀总统、水门事件、总统辞职。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的稳定，上述任何一事件都足以引起社会的动荡，乃至革命。而这些都不是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所能预料到的。但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原理仍然适用于欧美。正如马克思预言的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一样，资产阶级为分化无产阶级而制造了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正在欧美充当着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资本主义正在社会主义化。把欧洲的某些国家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似乎更贴切些。

     当今世界的潮流是社会主义化。而中国的右派却逆潮流而动，这是他们面临绝路和崩溃的原因。三十年来，他们制造了权贵，制造了贪官，制造了贫富差距，制造了动乱之源。由于他们的自私和贪婪，由于他们的资产是来自对国有资产的劫掠，他们从没有想过共富和制造一个中产阶级。在现在的中国，企图维持现状的不到5%，超过95%的人因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对现状不满，希望改变甚至希望革命。

     真诚的右派或许会说，如果假以时日，他们也会象欧美一样制造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不再有社会动荡的忧虑。但问题是：需要多久？需要邓小平所说的“再搞一百年”？我们都知道“一百年”之说是他本人也不相信的糊弄人的鬼话！试问：有谁愿意再等待一百年？

     在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在中国起稳定作用的力量依然是工农和劳动大众。只有当他们虽然不太富足但感到前途光明时，中国才不会有主席所担忧的政权周期性循环。而稳定工农的唯一办法是主席倡导的共富路线，而决不会是私有化道路。

     中国的真诚的新老右派们也许会说，如果实行他们所宣称的“普世价值”以及选举和舆论监督，中国照样可以稳定而避免动乱和革命。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是中国几代志士的愿望，很多人为此而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是谁在如此顽固而激烈的反对民主制度呢？其实正是中国的几代右派！从1927年412的枪声到1976年的政变；从当年的89到现在的封网，这些反人民，反宪法，反民主的事件无一不是中国的历代右派参与策划的。中国的右派在民主问题上劣迹斑斑,早已失去了谈论民主的资格。

     为使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也享有出版和言论的自由，毛泽东苦心设计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并唐而皇之的载入了宪法。他清楚的知道，中国的工农和普通大众，在未来的很长的时间里，将会一直是弱势群体。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缺少文化；而提高工农文化任务，没有三代四代的努力是不可能完成的。当他想到一旦他离开了这个世界，还有谁能代表他们发言？即使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仍在，但有哪家电台或电视台愿意请一个普通的工农作访谈？如果一个工人或农民的文章写得颠三倒四，又有哪家出版社报社愿发表他文不对题的文章？他们的自由有谁保证？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主席发明了‘四大’。他希望在他身后，工农大众可以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如果失去了在媒体上的话语权，劳动大众可以把自己的看法发表在“大字报”上。街头巷尾，即可发表；只言片语，宛然文章。虽不为编辑记者专家所认同，但他的读者特别是身边的读者却理解他的意思和观点。但在邓小平掌权后，悍然剥夺了他们这种权力。历史将会永远记住：当“‘四大”权力被从宪法中清除时，中国全体右派作了邓某的帮凶。但天不灭民。如今，可以告慰主席的是，他的“四大”虽然被禁止了，但互联网的出现使“四大”得以复生，人民又夺回了说话的权利。

   很多年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语被人们误读和曲解了。如果用于一般民众，那一定是教人作望风转舵的无耻市侩，这无疑应视作贬义，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的。但古人造此语的原意是专门针对“俊杰”，即从政者的。如果一个政治家或准备从政的人不知人心向背，不明大势所趋，不识时务，固执于空洞理论不知变通，则永远成不了“俊杰”。现在是在野的右派朋友们转变立场的时候了，和左派一起粉碎极右派一伙祸乱中华的阴谋。人生苦短,余时无多；如果继续眷恋穷诚，徘徊歧路，则一定会被历史所抛弃，成为一堆行尸走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世是毛泽东主席一生的梦想。在那个世界里，百花争芳斗艳，左右并生并存。如能在未来的岁月中为我们共同的祖国，为主席所希望的盛世作点事,也不枉在尘世一行。许多年后,当我们的子孙谈论这一代人时,他们会自豪地宣称：在二十一世纪初，当中华民族第二次面临抉择的时候，他们的祖先又作出了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