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钓鱼岛问题：回应迷思中的国际主义左派 ——东亚民族的历史伤口、现实的资本主义冲突与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
远航一号补注：这是一篇难得的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出发、正确地分析钓鱼岛问题及其对阶级斗争影响的文章。作者陈墨同志虽然是从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出发，但是其在本文中所运用的基本立场和分析方法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我们与陈墨同志的看法虽然不尽一致，但是90%以上是共同的。我个人尤其要感谢赤旗同志将这篇文章提供给红色中国网。我们也衷心欢迎赤旗同志、陈墨同志从国际主义立场出发对于我们工作中的不足给予批评。 那些不能牢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乔治·桑塔亚那 陈墨初稿， 梁文道修订 从今年8月中旬起，中国、日本和台湾三方在钓鱼岛控制权与主权问题上的冲突历时已二月有余，迄今未见缓解，而相反军事对峙的局势有增无减。 统治阶级方面，日本右翼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和极右翼势力频频挑衅，日美军事演习频频，中共资本主义专制当局则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以近数十年来少见的强硬方式进行回应，台湾资产阶级朝野两党也采取种种手法声张台湾在钓鱼岛（钓鱼台）的主权要求。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近两百座城市发生上百万民众卷入的长达月余的群众性反日游行和部分骚乱，在香港和台湾乃至海外诸多地区也发生近年少见的华人保钓反日游行。而日本国内，尤其是在冲绳地区，日本进步民众反对美军驻扎和日本当局的军事化斗争正方兴未艾。 近来围绕钓鱼岛发生的冲突与对抗是东亚矛盾局势的综合表现。作为全球性不公正的帝国主义统治秩序和深化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部分，中国、日本、台湾和美国统治阶级间矛盾不断，冲突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值得注意的是诸国统治阶级间仍然存在诸多勾结与妥协，面对危机维持现行“稳定”秩序的基本目标仍未改变，迄今为止国际资本主义强权间仍然处在“斗而不破”的局面之中。 考虑到整个东亚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包括目前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前三强 （美国、中国和日本），三个核大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 四大海军（美国、俄罗斯、日本和中国）、四大空军（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可想而知东亚地区发生的任何地缘冲突和阶级斗争都将对世界经济与安全局势产生巨大影响。 国际主义左派关于钓鱼岛问题和中国反日游行的立场 针对这一严重影响东亚局势和各国民众意识的事件，国际主义左派自然也极为关注，纷纷发表评论和主张自己的立场。此处国际主义左派主要是指遵循托洛茨基主义基本原则的左派力量和支持者，其中既包括国际上一些比较知名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国际组织，也包括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等地的华人青年托洛茨基主义者。本文的分析将主要关注一些国际主义左派组织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声明。 目前，笔者所收集到的国际主义左派（托洛茨基主义派）关于钓鱼岛问题的主要文章包括以下四篇： 1）工人国际委员会（CWI）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同志撰写的《中日岛屿冲突的背后？》（What's behind the Japan-China island conflict?, 以下简称《冲突》，http://www.chinaworker.info/en/content/news/1900/，该文不仅提及了中日钓鱼岛冲突本身，也涉及到相关群众运动和更大范围的东亚诸国（包括中、日、台、俄罗斯和韩国等）领土领海争端，以《钓鱼岛争端背后的帝国主义冲突》的中文译名发表在香港出版的第18期《社会主义者》杂志上） 2）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ICFI) 陈骏（Chan John)撰写的《反对中日民族主义》（Oppose Chinese and Japanese nationalism,以下简称《反对》，http://www.wsws.org/articles/2012/sep2012/pers-s21.shtml ， 事实上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还有数篇相关钓鱼岛冲突的文章，但由于该文以社论形式出现，且其他后续文章的立场基本相同，所以以该文为准 3）第五国际/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 彼特·梅因（Peter Main）撰写的《中国：北京不得不停止沙文主义宣传的动员》（China: Beijing has to demobilize chauvinist campaign，以下简称《动员》， http://www.fifthinternational.org/content/china-beijing-has-demobilise-chauvinist-campaign 4） 革命共产主义国际趋势（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endency，RCIT) 的迈克·普劳勃斯登（Michael Pröbsting）撰写的《不要中日帝国主义煽动的沙文主义战争！》（No to chauvinist war-mongering by Japanese and Chinese imperialism!，以下简称《不要》，http://www.thecommunists.net/worldwide/asia/no-war-between-china-and-japan/#） 由于上述文章都以英文撰写，只有部分文章有官方的中文翻译件，所以为确保尽可能忠实于原文，本文引述和分析时，将直接引述和翻译上述文章的英文原文。（如果某些文章的中英文版本内容有所不同的，将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说明）。 几家国际主义左派虽然具体分析和立场略有不同，但在主张立场和诉求时容易将完全抽象的原则和理论简单地套用到复杂的现实事件，无视社会条件、客观环境和群众觉悟，陷入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迷思之中。由于其分析往往容易依赖片面的和不完整的来自西方资产阶级媒体的信息和资料（尤其是英文资料），而这些资料和信息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先验性和选择性地挑选与过滤的结果，更往往导致文章中都或多或少的表现西方中心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 历史唯物主义者不是唯心史观的历史虚无主义者。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F. 恩格斯，1885.04.23, 书信《致维拉. 伊万诺夫娜. 查苏利奇》）国际主义左派在钓鱼岛问题和中国反日群众运动虽然强调了国际主义和反对民族主义的宗旨下，但忘记去“了解中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所以欠缺从无产阶级立场的分析和对于未来革命的展望，在事实上也违反了托洛茨基提出的《过渡纲领》的精神，陷入了未能面向中国、日本、台湾乃至亚洲其他地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局面。 被误读的中国反日群众运动 首先，国际主义左派在对钓鱼岛事件和相关的群众运动分析时，有意无意间将中国各地发生的自发的群众性反日运动等同于中共资本主义当局的官方宣传和军事主义煽动，将游行中出现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口号和现象等同于群众正当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右翼扩张主义的情绪，将游行、示威乃至罢工的参与主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等同于富裕的亲资本的新兴中产阶层， 将历史上的反殖民斗争和民族情绪等同于纯粹的钓鱼岛领土争端。由此得出中国民众自发性反日群众运动本身是反动的、负面的、沙文主义的和为统治阶级服务利用（不仅是中国统治阶级，也包括日本和美国的统治阶级）结论。 科洛同志在《冲突》一文中分析，“在评价任何群众运动的时候，社会主义者必须考虑方方面面，区分进步的特征和反动的特征。这些游行反映了当前群众意识的极度混乱。尽管游行吸引了许多反对中 共统治的阶层，但是反日抗议游行把这些阶层引导向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方向。而且反日游行对亚洲其他地区的群众意识也起到了负面的影响，所谓的“中国威胁 论”被当地统治阶级和美国所利用。特别是在日本，反日游行的发生不仅没有削弱民族主义右翼，反而帮助了他们。只有通过在日本、中国和整个地区的工人阶级斗 争和建立社会主义替代，才能打败各个国家的反动派。这些反动派在未来可能准备以战争行为作赌博。” 陈骏在《反对》一文中强调，被中共大开绿灯的中国反日示威，也同样反动。主导这些示威的是富裕的中产阶层。他们认为自己的未来与中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同 时对中日两国工人阶级都存在深深的敌意。这反映在他们的“抵制日货”的口号，其实质就是在削弱日本公司的基础上去提升中国企业的地位。中 国的示威活动中有一种公然的种族主义性质。许多横幅和标语谴责“日本狗”和“小日本”，更不用说那些针对在华日本国民的随机性袭击。最具挑衅性的是要求中 国政府向“日本宣战”的呼吁以及日本出现核蘑菇云的横幅。这些军国主义情绪是直接受到了中国的媒体评论员和军官们的鼓动。他们在电视上吹嘘说，如果战争爆 发，中国可以发挥它的“杀手锏”，对日本发动核打击。这种野蛮的建议无异于引发一场全球性核冲突，因为这样的攻击马上就会牵动美国。 梅因的《动员》一文中描述为，这种广泛传播的是为无疑是得到了政府官员的同意，但在很多城市导致了抗议者与警察间暴力冲突，并发声打砸抢日资商店和焚烧日本车的现象。而且很多标语在谴责日本入侵和收复中国钓鱼岛的主权外，也要求北京政府采取更强硬态度和处置官员腐败。 普劳勃斯登的《不要》一文中撰写，在日本街头没有发现好战的群众示威气氛时，在中国则完全不同。 一部分群众，其中许多人是青年，则充满反日情绪与中华沙文主义。根据报道，在全国至少108座城市发生示威，在许多城市这些示威转化为反日骚乱，例如深圳、广州、东莞、长沙、西安和青岛等地。根据报道，示威者的口号充满沙文主义，诸如“打倒日本鬼子！”、“抵制日货！”、“钓鱼岛属于中国！”、“对日宣战！”等等。 大量的日本产汽车和商店被打砸和焚烧，日本大使馆也成为抗议示威的目标。这导致例如丰田、本田、马自达、佳能、松下和优衣库等暂时中止生产经营。根据香港报道，在北京街头张贴有招募“强奸日本女性”的海报。 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左派绝不会否认过去1个多月的反日群众游行、运动、示威和罢工中存在有相当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在小部分群众中乃至有严重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倾向。但是，不能将意识混乱的部分群众右倾和错误的口号等同于游行群众的主体。现实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永远不可能存在于“意识真空”中，但这些反动的、消极的非主流因素并不应该构成我们判断整个群众运动的依据。事实上发生在全球各地诸多的群众运动，无论是中东群众发生的反美大游行，欧洲希腊和西班牙群众组织的反削支和反欧盟（以及反德）游行，乃至日本冲绳地区民众反对驻日美军运动，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民族主义情绪，乃至少部分种族主义言行。 从8月15日港澳保钓船只登岛被日本海上保安厅抓捕到9月24日中国全国范围的反日游行基本趋于结束之间的一个多月时间，在中国近200座城市发生各种形式的反日游行、示威和罢工，上百万群众卷入其中，自发参与的主体是工人阶级、青年和中下阶层市民等，同时也必然有少部分中产阶级和极少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和官僚。参与的大部分群众虽然在政治意识上是仍然混淆的，但其中多数人有强烈的反对专制当局和反对其资本主义政策的倾向，包括以毛派为主的泛左翼力量和少部分亲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自由派支持者都有参与其中，但是后者的主体事实上是以反对这场群众运动为主。 在科洛的《冲突》和梅因的《动员》都有所提及运动中出现的大量毛泽东画像的现象，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强调群众中举毛的画像是中共政权内部派系斗争， 支持对日宣战和支持薄熙来，并且将之称为是中共政权内部拍戏策划的结果，却没有承认这种行为在民众中的基础和其自发性，更多的是基层群众对现在中共专制当局和其推行的资本主义政策的不满。 事实上中国毛派和泛左翼势力复苏远早于薄熙来机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地左转。早在1990年代中后期，中共政权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时，在前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和普通劳动群众（也就是当局所称的“社会弱势群体”）中就出现对于前计划经济毛时代的思念和对当局资本主义政策的抨击。在当时这股思潮集中于中老年，尤其是下岗的国有企业工人中，也出现了各地自发的群众集会纪念毛泽东诞辰和唱讲革命歌曲行动。这些群众性自发的集会与悼念十多年来一直面临着当局的镇压与打击，但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深化却也在不断发展。但是资产阶级媒体经常对此视而不见，甚至蓄意歪曲报道。薄熙来在前几年推行的唱红讲传和打黑活动不过是对这些群众行为的东施效颦和迎合投机而已。不能将群众的自发运动与政客的投机行为混为一谈。相当一部分毛派活跃分子也承认，薄熙来搞的不过是资本主义改良行为。有资深的毛派分子甚至更明确地说明，他投机我们，我们也可以利用上层矛盾，重要的是不为其所用和发动群众。而且，即使在这些群众中存在各种混淆意识，譬如将现在的中共政权仍然视为“修正主义政权”，希望中共党内的“健康力量左转”，但群众中反对现行资本主义政策是明确的，要求左倾的诉求是真诚的。 而且，很遗憾在国际主义左派四篇文章中都未提及大多数参与游行示威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左倾劳动群众的主流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收复钓鱼岛”这两个口号，并非所谓仇恨日本民众的种族主义清洗口号。种族主义的“核平日本”和“打倒日本狗”确实存在（如陈骏文章《反对》所描述的），但仍然也只是局部现象，至于所谓鼓吹“中华帝国主义”和“强奸日本女性泄愤”的极右口号则更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现象（如普劳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所描述的。在这个问题上，有大量图片和视频为证，只要不带有偏见，就一定会承认主流口号并非是种族主义的。当中国广大群众主流仍然在强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针对日本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时，假如不承认这一口号本身具有进步性，将群众中朴素的义愤等同于支持“中国帝国主义”，这对群众运动本身是一种不公正的选择性的态度。 西方的左右翼由于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而往往对中国反动的民族主义情绪作出误判。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假如群众运动高举毛像，至少在言辞和形式上必然是承认自己为左派和倾向社会主义，乃至明确支持马列主义 （虽然未必是托洛茨基主义认同的）。而这种在理论上对于马列主义与阶级斗争的依赖，使其民族主义的倾向受到相当程度的遏制。根据现实看，毛派中的右翼一旦主动强调民族主义，必然会对毛派本身的阶级理论进行修正，最后走向资本主义化。因为，民族主义情绪不仅表现在左倾群众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其实也表现在右倾的社会力量中，甚至表现得更为反动。右翼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主要利用的对象，而非左翼民族主义。正在中国发展的汉服国学运动和儒教基督教主义者就是这种右翼民族主义力量的反映。他们并不需要高举毛像和唱红歌，而是身穿汉服和背诵四书五经，甚至信奉基督教，他们是更为明确的反动的右翼民族主义势力与皇汉分子，而且在中国各民族内部进行挑拨分化，并进一步争取新兴中产阶级和工人上层。他们往往以明确的反共立场（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和1949革命，乃至甚至倒退到反对一切革命），有些倾向于美国和国民党势力，有些则直接以德国纳粹为模板。 误入岐图的革命失败主义与国际主义左派 国际主义左派的文中普遍认为，由于中国现政权已经是帝国主义政权，所以呼吁中国无产阶级和左派不要介入群众性反日游行和运动，在中日冲突上采取超脱和双重反对的立场。 如科洛同志在《冲突》的，中国的公司在亚洲和全球范围内更广泛地建立起来，中国帝国主义的出现已经是一个不断增长的事实，并且也反映在当局的政策上，例如其对日本的态度。 梅因在《动员》一文提及，在关于岛屿主权争论中，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世界经济体的中国和日本的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争相控制本地区的资源。 在这一问题上，革命共产主义国际趋势（RCIT) 的迈克·普劳勃斯登（Michael Pröbsting）在《不要》一文甚至走得更远，机械地照搬列宁在革命特殊形式下而提出的帝国主义战争性质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失败主义”（revolutionary defeatist theory)的理论。 普劳勃斯登明确主张中国和日本无产阶级在未来发生的无论何种战争中都应该采革命失败主义，认为如此方有力于削弱本国统治阶级，实现无产阶级革命。 普劳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关于“革命失败主义”的说法恰恰反映了严重的机械主义和宗派主义，为了所谓的原则，而无视客观事实。事实上，对托洛茨基主义者而言，革命失败主义从来不是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政治原则，而只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一时一地根据力量对比而得出的策略。 在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推行革命失败主义是因为以此来打击沙皇专制统治的力量，而且民众中有强烈的反战和平情绪。而一旦十月革命爆发，为了防御德军入侵革命中心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影响的部队可是立即进行革命防卫主义，而不是坐视德军进攻。此后，苏德的停战条约谈判中，也并没有为推行革命失败主义或者支持德国工人革命，而主动对德国帝国主义无条件让步，只是为了维护新的苏维埃政权生存而被迫让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论是在作为半殖民地资本主义中国的老一代托派，还是在欧美等发达帝国主义国家的多数托派，面对本国政府与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战争，也都没有推行所谓的“革命失败主义”策略。在中国，托派组织甚至自组游击队，直接参与抵抗日军侵略。在西方，托派多数派则是坚持无产阶级军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号召成员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战争，与所有的工人阶级站在一起，成为一个好士兵，呼吁由士兵委员会等民主控制军队，在军队中继续捍卫普通工人阶级利益。 1942年12月21日，时任第四国际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领导人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詹姆斯·坎农（James P. Cannon）在珍珠港事件后对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的声明: 大多数美国民众积极或者消极地支持罗斯福政府的战争计划。作为少数派，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服从多数派。我们不破坏战争或者反对军事力量了。托洛茨基主义者与他们同时代的人民一起参与军队。我们服从多数派的决定。但我们保持我们的立场和坚持我们表达的权利。今天工国委（CWI)英国支部的前身工人国际联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和其前领导人已故的泰迪·格兰特（Ted Grant)当时也是积极支持“无产阶级军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nt policy)。因为他们深知这是灵活利用托洛茨基的《过渡纲领》，面向工人阶级的重要手段。 中国无产阶级如果在中日乃至中日美间发生的战争上采取所谓“革命失败主义”的立场，难道一定会如普劳勃斯登所描述的带来更容易的改良（阶级力量对比变化）和最终实现工人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吗？ 这个设想是只有生活在真空中的“左翼分子”才能得出的结论。 最近十年，美帝国主义野蛮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现实例证，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伊拉克前萨达姆政权是个专制的军事强权，在美国支持下与伊朗发生战争，此后又入侵科威特。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也是有着严重封建残余的政教合一的神学政权。我们从不否认这两个政权的反动性，但是难道因此可以得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面对美帝国主义入侵需要采取所谓的“革命失败主义”？ 两国遭到美军入侵和占领后的现实是，整个国家四分五裂，教派和民族冲突不断，被各种专制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傀儡统治着，数十万平民遭到杀害，基本公共服务和保障严重缺乏，本地统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敲骨吸髓地盘剥自然资源和奴役人民。萨达姆死了，换来的是大大小小更多的不同教派的萨达姆，塔利班退入农村，却并没有被消灭，而美帝国主义扶植的傀儡政权在经济上更腐败，在宗教上同样甚至更反动。这样的局面真的有利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无产阶级革命推翻本国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吗？ 如今中东战云密布，专制的政教合一政权伊朗也正面临美帝国主义和其盟友以色列帝国主义武装入侵的威胁。国际主义左派难道认为一旦战争爆发，伊朗的工人阶级也应该采取革命失败主义的做法，反对本国专制神学统治阶级，帮助或者坐视美军和以色列军队的入侵吗？ 假如采取这样的策略，能真正有助与伊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行进步革命吗，有助于削弱世界范围帝国主义统治秩序吗？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资本主义政权的双重性和部分资产阶级统治精英的对外依附性意味着，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即使今天资本主义专制当局垮台，没有足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力量，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新出现的依附性政权或者数个政权，只会更加反动野蛮地镇压和分化工人阶级，而根本谈不上有利于削弱统治阶级力量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现。反对“革命失败主义”的口号，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无产阶级应该无条件支持如今的资本主义当局，反对战争和反对军事扩张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支持原则。 两元性中国资本主义专制当局与群众性保钓反日运动 中国自从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资本主义复辟以来，已经是一个越来越成熟的专制资本主义政权。毫无疑问，其也具有越来越明显的上升中的新兴帝国主义的特征，包括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资本输出，持有包括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巨额债务和外汇储备，在亚非拉等边缘经济体（新殖民世界）进行投资和大规模劳动力输出。 但同时，中国仍然尚具有后进资本主义国家/半殖民地的特征，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并控制关键产业，外国资本和资产阶级在事实上享有特殊权益，大量本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外国资本奴役和压榨。而日本资本更是从1970年代末起，就积极参与对中国资本输出和对中国工人阶级经济剥削，而这种资本输入带来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特别是存有历史情结的情况下，往往容易交织在一起。 中国资本家对非洲的资本输出、资源掠夺和劳动力剥削，会引发非洲当地工人阶级和民众对中国资本和帝国主义不满，因而扩展为排华情绪。而这种针对中国人，而非资本的排华情绪可能会被非洲当地民族资本家乃至西方帝国主义利用，但是并不意味着非洲本地工人阶级和民众反对中国资本家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情绪就是不合理不正当的。同理，可以应用到中国工人阶级与日本资本家之间的关系。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本外逃，以及资本家和官僚的移居外国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扩张型的资本输出。事实上就在不久前，科洛同志曾经在其他文章引用过中国有7成左右千万富翁计划移民他国的数据，很多官员以转移个人资产和家属去他国为要务，而且他们所要移民的国家主要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发达国家。而且，绝大多数高层官员和其子女都有在美国等欧美国家接受教育的背景。无论是已经下台的薄熙来、最近刚刚暴露腐败丑闻的总理温家宝，乃至即将接掌大权的习近平都有子女在美国接受教育。中共政府甚至每年安排大量省部级官员前往哈佛大学等欧美精英学校接受培训，因此哈佛大学被称为“中共第二党校”。在中国民众中有广泛的传说，如果中国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美军甚至不需要对中国本土进行攻击，只需要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美国国内按图索冀，将官员家属子女与情妇扣押，将外逃的官员与资本家财产没收，中共政权就不战自败。一战和二战时期的军事帝国主义日本、俄国和德国的上层统治阶级并没有在与美英法等国争夺霸权时集体移民去“敌国”的想法。 假如说中国资产阶级一面雄心勃勃地要与美日等发达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控制权，一方面又要想尽方法携带资本成为这些“敌国”的公民，这本身不是显得自相矛盾吗？这种矛盾对于矛盾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言就是一种常态。 中国资产阶级并不是单一的均质体，而是极端自我分裂的阶级，这种自我分裂甚至可以体现在资本家个体身上。而资产阶级内部部分力量（假如不是大部分的）仍然具有的半殖民地国家的买办倾向。这种资产阶级和统治精英的内部分裂，也证明了资产阶级的虚弱性和中国资本主义政权的双重性。中共资本主义当局的这种双重性也反映在其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上，固然近年来中共外交政策越来越表现强硬与扩张性，但另一方其仍然具有对内剥削和对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退让的特征。事实上，在钓鱼岛和对日冲突问题上，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力量支持对抗政策，而另一部分支持亲日政策，甚至同一个高层官员，在不同时间都可能表现出前后不一致的态度，如现任总理温家宝即是如此。他们对此问题的解读从来都从如何维持其统治的角度考虑，而并不是单极扩张与对抗思维。国际主义左派在分析中只考虑到中国政权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扩张的一面，而没有考虑到其向外国帝国主义投降退让，出卖民众利益的一面。 与此同时，中国仍然有残留的前斯大林主义畸形工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特征和形式。作为一个执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制政党，中国现行的宪法和政制仍然标榜“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统治集团仍然宣传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政党”。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不会以这些意识形态为标准，这些宣传主要是为了维护其统治欺骗广大民众。但既然如此，不就是恰恰证明在广大的劳动人民和基层群众中仍然存在“对社会主义统治合法性“和“马克思主义进步性”的认可吗？ 否则当局何必要进行这种欺骗？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科洛同志此前提出的反日运动中群众高举毛像不一定是倾向社会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假如没有群众这种自发反对和抵制，中国的统治精英与资产阶级早就迫不及待地同苏联和东欧一样在政治形式上也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左派应该在明确反对中共资本主义政权和其资本主义政策同时，尽一切可能与劳动人民一起捍卫1921年到1949年中国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进步成果。 而且，我们不能得出，只要是帝国主义国家，其国内任何有民族意识的民众运动都是反动的结论。与国际主义左派和中国的某些反民族主义左派机械化的设想不同，现实情况总是复杂的，对于个体的帝国主义国家和个体的群众运动，我们只有结合客观环境和实际力量对比进行个别分析，没有简单而划一的答案，只要以日本本身为例就足以说明问题。 今天的日本政权无论是在经济规模，资本主义属性、资本输出和军事扩张的程度上，与中国相比较也都算是“当之无愧的”帝国主义国家 （这些具体情况将在下文中关于日本的问题具体分析），但是日本仍然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其军事和外交仍然受制于美国，美国军事力量在日本享有事实上的法外治权。在这种局势下，日本民众发动的反对美国驻军和美日安保条约的民族解放斗争能被界定为反动的民族主义运动吗？ 这无论在逻辑上还是现实中，显然无法自圆其说。社会主义者和左派必然需要支持日本民众反对安保条约和反对美国驻军的运动，承认其中的民族解放的因素。 无产阶级在这一问题上应该正如托洛茨基在1930年“对印度支那反对派的宣言的评论”（1930年9月18日）一文中提出，“人民大众的民族主义，是他们对压迫者，即外国帝国主义者，表示正义的、有进步意义的仇恨所采取的基本形式。无产阶级没有权利轻视这种民族主义。恰好相反，它必须在实践中证明，它是民族解放的最坚持、最忠诚的战士。” 所以，重要的是民众参与的具体的民族运动本身的性质和参与其中的阶级构成，而并非是统治阶级政权的一般性质，否则显然就是堕入了将该国人民等同于该国统治阶级的陷阱之中。这既适用于日本人民反对美国驻军和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人民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 中国民间资产阶级和亲西方民主派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 我们判断一场运动进步性为主，或者反动性为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运动的阶级和阶层构成。谁在支持这场运动，这场运动支持谁，谁在反对这场运动，这场运动反对谁？ 陈骏在《反对》一文中将参与游行的主体归类为“富有的中产阶级（affluent sections of the middle classes)”显然是一种误读。正如前面对中国现政权和资产阶级性质的分析，事实上中国真正倾向资本主义和所谓西方民主的城市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精英对于群众运动即使不怀有强烈的敌意，至少也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们强烈反对任何破坏维持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行为，并将任何涉及自发的有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的群众运动攻击为“义和团运动”或“文化大革命”，把参与其中的群众藐称为“愚民”或者“暴民”。 他们固然反对中共专制当局，但并不反对其执行的资本主义政策，而是认为远远不够，并要求当局切实执行亲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政策和尊重现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他们固然宣传要民主权利与自由，但事实上他们所要的是以私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精英民主”，而不是真正民众的民主与权利。如一直支持政治改革的亿万富翁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强调他希望的政治改革是，反对任何暴力革命，政治高层应该有经济精英选举产生。而《08宪章》联署人经济学家茅于轼则强调，“钓鱼岛是无人小岛，丢掉又与我何干”？如果是为了资源，应该由中日双方专家讨论共同开发实现“双赢”。所以，中国的主流资产阶级和知识精英并不赞同与支持自发的群众运动，他们将钓鱼岛问题视为中日两国资产阶级之间就利益分配进行“协商”。 这也是中国亲西方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主流整体倾向。如在反日群众运动高涨期， 一直倾向政改的《中国青年报》和日中新闻社社长韩晓清（虽然韩并非正式的《人民日报》日本分社社长，但确实是《人民日报》在日本的总代理，而且她在国内从事官方活动或讲学时确实使用《人民日报》日本分社社长，显然得到官方的默许。）则一再宣传“保钓害国论”，认为香港民间保钓登岛是“害国行为”，而群众自发游行更是破坏社会秩序。倾向中产民主派的《南方报业》和香港有线电视台的报道，以及上海、广州等地网民在网络上的讨论，也纷纷指责各地参与游行的都是外地人和底层外来工人，他们甚至将参与游行的人员没有本地公共交通卡和不会说本地方言视为非本地人证据，以此证明大城市中多数保守的本地富有阶层并不屑于参加这种群众运动。游行示威是“下等人破坏发达城市的秩序”。 反日群众运动与无产阶级的愤怒与抗争 至于在示威和随后发生的反日打砸事件和攻击性行为，与其说是明确的排日的种族主义攻击，不如说是在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底层群众愤怒发泄的一种扭曲反映。这与世界各地发生的底层民众骚乱非常类似，如在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发生的以少数族群为主的各种骚乱，也和近年来在中国各地发生的骚乱型泄愤型的群体事件没有多大差别，譬如2011年在广东增城和潮州，以及在浙江湖州发生的外来工人和小商贩群体与当地军警乃至本地居民发生族群冲突和暴力事件。 而且，事实上中国近来发生的泄愤型群体事件和各地发生的针对城管和警察的群众骚乱中暴力程度要远远胜于反日游行的暴力程度，而其涉及范围远不可同日而语。反日游行中暴力行为的参与者主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事实上是有目的趁火打劫的职业匪徒和流氓，另一部分则是被煽动和迷茫的底层青年和劳动人民。一些中国自由主义右派在网络上盛传的所谓军警组织参与打砸的情况，往往已经被辟谣和查实自相矛盾。而从中共当局的角度出发，也不可能会去组织或者容忍这种危害其“自身稳定”的打砸，特别是公然打砸日本品牌的警车和防暴车辆。至于所谓左翼群众和毛派有组织打砸更是一种污蔑，事实上根据各方面消息有组织的左翼群众游行，其纪律相对更完善，而且口号也更理性，而不是强调种族主义和全面仇日的。同样部分毛派在网络上指参与打砸事件的是来自香港等地的民运分子，也没有确实的证据。 根据目前中共当局和媒体披露的被当局警方抓捕的参与示威打砸和骚乱人员的信息资料来看，也基本都是从偏远农村和小城镇来的外来工人为主。譬如在所有反日游行打砸中暴力程度最严重（在西安砸日系车与车主发生冲突，导致车主重伤昏迷）的案例，警方最后抓获的嫌疑人是来自河南南阳农村21岁的泥瓦工，而且他本人有家族精神病史且小学即已辍学。而在深圳披露与警方骚乱中打砸警方防暴车的也是来自河南农村从事保安行业的外来工人等。 日本的一些媒体也注意到在中国深圳、成都和苏州等地的抗日游行中发生的暴力行为不是简单地对日本宣泄，而与中国国内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有直接关系。诸如日本大报《读卖新闻》文章《反日游行暴徒化，背景原因是低工资的劳工》（8月22日 反日デモで暴徒化、背景に低赁金の出稼ぎ労働者）中就提到，在深圳打砸日本料理店的游行抗议者看似说湖南口音普通话的外来务工人员。日本料理店在中国通常是只有高收入阶层才能进出的场所，这本身就成为底层民众仇恨的对象。 在日资企业投资密集和号称有亲日气氛的东部重要经济城市苏州，在这次反日游行中，数十家日资餐厅和酒吧被打砸，而参与打砸的主要也是外来工人和当地青年。其经济开发区“苏州新区”内有著名的“日本一条街”，街道上有上百家日式餐馆和日式酒吧，提供餐饮、娱乐乃至色情服务，是当地投资的日本资本家、中国政府官僚和中日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应酬消遣的场所。其中一些服务场所场所甚至明确规定，无外籍人士参与，不接待普通中国人，往往一晚消费等于普通工人一、两个月的工资收入。这些场所历来被当地底层民众和外来工人看做是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的象征，在群众性反日示威中遭到打砸，并非是什么难以理解的现象。 在现代社会中，大规模的游行和抗议失控而引发骚乱中打砸烧汽车和高档场所并不是什么少数现象，亢奋而愤怒的群众没有组织的约束和纪律，必然会将愤怒以破坏性和反生产力的方式发泄出来。不仅游行与抗议如此，甚至在包括群众性的聚集，如露天音乐会和各种体育比赛的观众，都会引发类似情况。而在中共专制当局的专制控制下，群众往往缺乏游行与示威的经验，又加之不可能有组织规划，无专门的路线和维持秩序的纠察，所以更容易导致在示威和游行中一旦冲突发生出现失控局面。而由于游行和抗议活动的议题不同，自然也针对打砸的对象有所选择。亲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右派正在用这些案例妖魔化左派暴力化和底层劳动人民。 而且，国际主义左派的文章分析显然都没有提及值得注意的反日群众运动中国日资企业工人罢工和他们的诉求。根据不完全统计，在9月反日运动中全国由南到北至少有十余家工厂近十万日资企业工人参与罢工。根据红色中国网、茉莉花网站和自由亚洲电台等报道，其中至少包括深圳日资企业富士施乐厂、珠海的日资企业三美电机﹑藤仓电装、美培亚精密马达、松下电子、佳能数码等数家员工人数千人以上的著名日资工厂。大部分罢工工人都提出了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部分工厂工人也提出了“收复钓鱼岛”和“日资企业收归国有”的要求。虽然这些罢工行动仍然只是局部现象和小规模行动，但其恰恰反映了工人阶级通过这一群众性自发进步运动而逐步导向现实工人阶级斗争。事实上在2005年和2010年大连经济开发区中日资企业的外来工人连锁罢工和2011年深圳的海量工人罢工中，都有工人喊出“打倒日本资本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打倒汉奸！”的带有民族意识的口号，并且2005年大连外来工人罢工还有意将罢工与纪念“918”事件联系起来。而这也反映了，即使在今天的中国，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仍是相互交织和并存的，也说明了在工人斗争中民族意识仍然具有其进步意义。 一直主张关注工人阶级抗争的国际主义左派却将这一阶级斗争重要现象视而不见，实在是令人遗憾。而且更令人遗憾的是，在科洛同志的《冲突》一文中引用了中国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如龚炯的观点以说明中日经济关系紧密和抵制日货对中国经济和中国工人的影响。但很遗憾，这是笃信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维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紧密联系和贸易自由化不是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我们也不应该是现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辩护士。无论是在中国、日本还是美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坚定反对外来资本输出（帝国主义特征）和对本国劳动力的剥削，支持经济国有化和工人阶级为此而进行的斗争。 事实上，也并非所有的中国毛派力量都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保钓反日运动，如毛派中国工人论坛的活跃分子石秋在8、9月间就从宗派主义角度得出结论，保钓和反日运动是小资产阶级运动，因此“工人阶级应该更关心自己的工资，而非钓鱼岛”，并在网络上积极反对工人阶级参与反日群众运动。但是，在9月下旬石秋和中国工人论坛不得不调整立场，承认“反日运动队伍中，我们发现有大量工人的身影。甚至这期间，从各个地方不断向我们传来日资工厂工人的“反日”罢工和游行的消息”的现实，并得出结论“这一次以钓鱼岛问题为核心的反日运动幕后主要由资产阶级势力组织和推动；有大量的工人群众参与运动；运动企图利用工人，但同时也被工人利用，小资运动演变为工人运动的现象在某些地区局部上呈现蔓延趋势。” 民间保钓运动与反对秘密外交 科洛同志在《冲突》一文中为了证明保钓运动的反动性，特别有专门章节分析香港的保钓运动是为香港特区政府从政治困局中解套，同时为中共政权服务，而且接受了大量亲中共的建制派人士如政协委员刘梦熊等人的捐款。但这个分析显然是有失偏颇。科洛同志问，如果如同某些保钓活动人士宣称的，他们的抗议代表了某种向中共政权的挑战，为什么这些民主权利的敌人会资助这一宣传活动？ 科洛同志再次陷入了自己的思维困境中。正如其承认的，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共政权和香港特区一直是采取种种手法阻挠保钓运动和民间反日和索赔运动的，而且本次钓鱼岛冲突激化后，中共当局虽然派了海监船等前往当地，但也阻止香港保钓运动人士再次出海，并且对参与此次等岛的大陆人士进行打压，禁止其进行宣传，并企图迫使他离开深圳。不仅香港的保钓运动曾遭到阻挠和收买（如古思尧等人反映的，中共当局为了阻止他们出海，甚至采取收买手段，表示愿意给参与者个人经济补助）。而且不仅保钓的反日运动，中国大陆的反日民间索赔运动和慰安妇真相调查人士也屡遭当局打压。2005年中国反日游行的一些积极参与者也被当局重判和恐吓，而当年反对日本天皇访华的民间异议人士迄今仍然流亡美国。 按照科洛同志的逻辑，我们反问，假如这些行动不被中共当局视为某种挑战，而只是有助于现政权的话，那么中共当局为何几十年来要一贯对民间保钓运动进行打压呢？ 刘梦熊作为金融资本家又是亲建制的政治人物，其资助某一运动本身并不意味着这一运动必然反动，而其本身更不是代表专制政府进行捐助。正如二战与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作战时期，苏联和中国都曾从美国接受军事援助，并不能因为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就得出结论苏联和中国接受美国的援助是错误的。事实上，当时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也没有反对斯大林主义工人国家苏联和争取民族解放的中国接受美国的援助。 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就如香港极不民主的小圈子选举中梁振英和唐英年都能发生如此激烈的冲突，可见其阶级内部的矛盾。而这种资产阶级建制精英之间存在矛盾，左翼力量完全可以利用。 譬如，欧洲各地右倾的民族主义政党甚至保守的工会和教会等组织都反对欧洲各国加入欧元区，而工国委（CWI)在欧洲的基本立场也反对资本主义的欧元区和欧盟。而参与这些反对欧元区和欧盟活动的民众政治倾向更是各有不同。我们能由此得出结论工国委反对欧元区和欧盟是这些右倾的民族主义政党的立场是相同，并是在帮助这些右倾政治力量吗？ 而且，与国际主义左派和亲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所设想的相反，中国的国家主义右翼势力和伪左并不支持民间保钓运动和反日游行。譬如不少国内论坛上的国家主义分子和“五毛”们（包括著名的司马南等人在微博中）纷纷指责香港保钓分子的行为是“害国”，影响中共资本主义专制当局的政治大棋，乃至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与代理人。以所谓揭露香港保钓活跃分子都是泛民反对派中的“反华乱港”分子，譬如古思尧等曾经在香港抗议活动中焚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作为论据，甚至推导出香港民间保钓是所谓美国政府阴谋策划的“反华行动”的荒谬结论。 这其实也反映了当前局势下，资产阶级既得利益集团和其支持者在所谓“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保钓卖国论”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论”和“抗日亡国论”如出一辙，其本质就是“群众运动亡国论”，也就是国家大事应该听从上位者和政府的安排，小民不得干预，更不可以自发的群众运动参与。这宣扬的其实就是“精英政治”和“秘密外交”。 而民间的保钓运动和反日游行恰恰挑战了这种精英政治和秘密外交，表明了民众对专制统治者的不信任，同时也是民众针对国家事务争取民主权利的具体表现。因为，我们如果追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群众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是因为学生和市民怀疑北洋政府可能秘密签署不平等的《凡尔赛合约》放弃山东主权而发起的。而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最初是台港等地学生和民众反对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反对台湾当局（因为当初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仍在代表中国）在此问题上软弱退让而引发的。而香港保钓运动更具有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集会自由与游行自由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权利斗争的双重特征。而这一保钓运动延续到今天，则更是直接明确地针对接受香港主权的中共当局和反对其专制政治体系和秘密外交。而这也是香港部分保钓成员所谈及的“挑战中共当局的意义”。 无论是2010年的钓鱼岛海域渔船冲撞，还是2012年的香港民间保钓运动人士登岛，都是发生在一个前提下。即中国方面是民间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而日本方面是对钓鱼岛实际控制且全副武装的国家暴力机器。中方的保钓人士行为是在日方挑衅下做出的。香港保钓运动决定8月15日登岛的背景是，4月石原慎太郎宣布东京都购买钓鱼岛，此后日本政府宣布国有化，而日本右翼政客宣布8月15日亚洲太平洋地区二战胜利日当天日本朝野政客参拜靖国神社，8月19日将登钓鱼岛悼念二战身亡者。而且中方人员在登岛后即被日本海上保安厅武装人员逮捕，而8月19日日本百余人右翼前往钓鱼岛海域并登岛，虽然违反日本本身法律，却安然无恙。 香港民间保钓运动的登岛行为其实更类似于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政府兴建定居点的防御性行动，而且这一行为本身并不带有攻击性。就连保钓积极分子也认为，最终解决钓鱼岛问题，还是需要与日本民众的沟通。而登岛的主要意义在于民间的自发的权利主张。假如没有这种民间登岛行为，是否日本右翼更可以解释为中国民众对钓鱼岛及其权益丝毫没有兴趣？ 科洛同志为了强调民主权利和反对民族主义，在行文中将两者对立起来，而其他国际主义左派或多或少地也有这种倾向。但是，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两者其实是不可分割的。讨论民主权利必然是在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国家框架中才有意义，而不实现民族解放也无从谈及民主权利，任何现实的民主运动都必然存在于某种民族或者国家意识的框架下。假如以为，具有民族意识的群众运动可能有利于本国民族资产阶级，那么争取民主权利的群众运动本质上不也可能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吗？ 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独立地参与民族运动则必然会提出民主权利的要求。 将民主运动与民族运动看做是黑白对立和一正一邪的其实是自由主义者的立场，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托洛茨基是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呢？ “民主的或民族的解放革命运动，可以给资产阶级以扩大或加深其剥削的机会，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独立的行动，则有恐吓资产阶级并消灭其任何剥削之可能。（托洛茨基， 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11页） 被误读的大连亲日情结和前殖民地宗主国情结 科洛同志在《冲突》一文中举例薄熙来曾经任职大连市市长（1993-1999）大举吸引日资， 并因此推导出大连当地的亲日情绪和薄熙来推行的亲资本主义政策所致，并因此得出部分毛派（并非所有）群众支持薄熙来是自相矛盾的问题。 “薄熙来虽然是百万富翁，但是却被许多激进人士（特别是青年）视作插在当前北京的亲资本主义领导人身旁的一根刺。许多积极参加反日游行的新毛派，认为薄主张 以更民族主义和更强硬的采态对待外国资本主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连市作为薄熙来政治生涯的跳板，据报道没有发生反日游行。大连市三分之一的外资企业是 日资，也是有超过20万学生的日语教学中心。然而恰恰是薄90年代任大连市长期间大力吸引日资。” 薄熙来无论是在大连、辽宁、重庆主政，还是中央政府担任商务部长确实都执行过亲资本主义政策，但这是整个中共官僚集团的大政方针，与是否薄熙来担任这个职位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具体到大连当地民众中的亲日情结，大连早在1984年就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规定的沿海开放城市，在80年代大连街头非法走私的进口车辆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上路行驶，这比薄熙来主政早10年。而大连的亲日情绪更是有其历史因素。科洛同志的观点很遗憾又是接受单方面信息误读导致的。 根据亲法轮功海外中文报刊《大纪元时报》网站报道，在今年8月下旬大连事实上也曾经发生小规模反日游行，只是其未能提供进一步细节。但如果回顾近几年大连发生的工人斗争，事实上与反日本资产阶级情绪密切相关。前文提及2005年9月和2010年夏末，大连经济开发区内曾发生连锁型的数十家外资企业数万工人发动的罢工。这些工人以来自其他地区的外来工人为主，他们除了经济诉求外，同时将之与9月18日的反日纪念日相联系，并且在罢工中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打倒日本资本家”的口号。可想而知大规模日资企业投入并没有消除外来工人的反日情绪，反而将之与阶级矛盾联系起来。 大连本地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市民习惯学习日语、在日资企业工作或者赴日工作（据说大连600万人口中赴日工作与学习人员高达30万），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地历史性亲日气氛导致的结果，而并非是导致亲日气氛的原因。否则，无从解释上面提及的像苏州、南通、深圳这些有大量日资企业和学习日语人口的地区发生的反日游行乃至严重的暴力骚乱的现象。 大连的历史性亲日情结从何而来呢？大连有“北方香港”的绰号，这不仅是因为大连作为港口城市的商业繁荣，也是因为大连和香港极其类似的历史，因为大连恰恰是俄国殖民者和日本殖民者在中国国土上从无到有建立的一座新城市。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政府战败，日本侵略军占领现大连辖下的旅顺县（当时只有大连湾，而无大连市）和清朝北洋舰队在旅顺的军港，大肆屠杀战败清军士兵和普通平民2000-20000人，最后只留下36名负责掩埋尸体的中国民众。当时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纽约世界报》相继报道日军这一暴行，并评论道，“日本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 这次野蛮屠杀事实上导致大连湾当地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日本政府要求清朝政府割让整个辽东半岛，但因屠杀致外界舆论哗然，而且俄国、德国和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深恐日本独占东北利益，所以派出海军进行武装干预。日本被迫放弃割让要求，而向清朝政府索要三千万白银赔款。俄国则趁机要挟清政府租借大连湾，在当地规划建立殖民城市达里尼（Dalny)和亚瑟港（Port Arthur，也即今天的旅顺港)。 1905年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将正在兴建的殖民城市达里尼和亚瑟港割让给日本。从1905年日俄战争到1945年日本二战战败，日本殖民统治大连40年，是旧中国，除台湾以外，日本殖民时间最长的地区。日本政府将当地命名为关东州，包含大连和旅顺两座城市，并归日本帝国内阁总理大臣直接管辖。大连由此成为日本帝国在东亚地区重要的军港和经济城市，后来臭名昭著的关东军本部设立于此，也因城得名。 1940年代，关东州实有人口70万左右，其中中国人40多万，多数是从山东迁移过去，而日本和其殖民地朝鲜移居当地人口合计三分之一，有20万左右。关东州完全进行日式教育，目前大连75岁以上老人从小接受的都是日语教育。作为日本重要的殖民城市和军事重地，大连得以躲过日本侵华的战火和日军暴行。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未经战火直接被苏联红军接收。苏联将大连作为其太平洋舰队的军港控制到1955年，此后根据中苏协议归还中国。至此，大连在日俄两国统治下合计达60年之久。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可以认知这些前外国殖民地的部分阶层居民对于前殖民者的好感和客观理解这种情绪的出现。特别是殖民宗主国在当地长期经营的情况下，被殖民民众中的中上阶层和资产阶级得利群体会因此效忠殖民者，甚至在殖民结束后仍然保持亲近感。其实在中国和世界各地，这种想法屡见不鲜，无论是台湾的亲日情结、香港的亲英情结，乃至上海和大连的小资中对宗主国情结都是例证。事实上，在中东、非洲和拉美等国，这种宗主国情结不少见。当年在阿尔及利亚反法独立战争中，也有至少数十万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亲法，并为法国殖民政府当兵和服务。而在当地脱离殖民统治和民族解放后，由于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精英集团的统治无能、腐败和野蛮，也会导致一批前既得利益阶层和部分对历史无知的青年人出于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逻辑，而怀念前殖民统治或对前宗主国存在各种幻想。 不过并不意味着纵容乃至支持这种情绪。如果把这种情绪视为反抗专制统治，甚至是反资本主义的情绪，那就实在是大缪了。因为殖民统治下中上阶层的利益其实是建立在剥削其他更广大劳动人民的基础之上的，无视殖民者的残暴侵略和专制统治，无视受压迫和受剥削劳动人民的抗争，是对进步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的否定。“97前，我们家顿顿都吃鱼翅捞饭......”和“假如还是关东州，我们人均收入4万美元，去美国不用签证”，绝不是什么进步的争取民主权利的劳动人民的呼声。 在钓鱼岛争端问题上，这种对历史的误会在国际主义左派的行文中屡屡出现。例如，即使前日本殖民地台湾的立场并非如同科洛同志说的，是建立在属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基础上，也并不是只有在台上的泛蓝的国民党政府才予以关注。在争端中组织宜兰县当地渔民和议员出海护渔的宜兰县县长恰恰是民进党政客，而且在台湾立法院通过保钓决议时，倾向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投的是赞成票，而主张急独的台联党投的是弃权票，也非反对票。中国政府对钓鱼岛主权逻辑一直是钓鱼岛是台湾附属岛屿，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钓鱼岛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而非相反。所以，是否主张中国主权，并不是台湾当地人民主张钓鱼岛权利的依据。将钓鱼岛问题与统独问题联系起来，其实无视了台湾人民和渔民的历史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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