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忽视的冲绳人民自治诉求和反美情绪 科洛同志在《冲突》一文中为了说明中共当局和军方进行的扩张主义宣传，而特别提出了中共军方和智库主张“琉球地位未定论”，及在反日游行中极端民族主义者“收复琉球”和“鼓吹琉球独立”的主张，其原文如下： “解 放军将军和学院呼吁把现时争议领土的范围从钓鱼岛“扩大”到整个琉球群岛,包括有130万居民(和美国大型军事基地)的冲绳。这些呼吁依据在于一个含糊的主张:琉球王国在成为日本的一部分之 前,是明清两朝的朝贡国。甚至在一些中国的反日游行中,也出现“收复琉球”和“夺回冲绳”的口号。尽管冲绳人由于文化和语言不同而在日本受到歧视,但是几 乎不存在支持该岛独立,亦没有支持中国接管该岛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左派当然绝不支持中共政权和右翼民族分子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 主张，而且更要明确反对中国极端民族主义者所谓“收复琉球“这种无视冲绳人民意愿的扩张主义叫嚣。但是，需要指出的科洛同志的文章在这一点上再次出主观判 断，武断地得出“冲绳当地人民几乎无人支持独立”的结论。这其实恰恰违背了国际主义左派一直以来的主张，未能尊重弱势民族群众自决和现实利益，忽视冲绳人 民反美反日情绪与自治诉求的斗争。 虽然由于历史原因，琉球曾经在文化和语言上更接近中国文化，但“琉球主权未定论”的依据并不是简单的所 谓“在明清时代琉球曾经是中国的朝贡国”的问题。因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朝鲜、韩国、日本、越南、蒙古乃至尼泊尔等在历史上也都是中国的朝贡国，而中国朝 贡体制下这些的藩属国一直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原封建王朝无从干涉其内政。现在确实也有极少数极端中华民族主义者会在网络上提出所谓吞并日本、越南、朝鲜 半岛和蒙古等国的主张，但这从来不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主张，更不用说相信这一说法的人只有绝对的极少数，这也不会成为主张主权诉求的依据。 中国部分国家主义者提出“琉球主权未定论”的真正依据恰恰来自于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和东亚统治秩序。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开罗宣言》和《波 茨坦公告》中，战胜国单方面指定日本领土主权不涉及琉球群岛，琉球群岛主权由签署宣言的战胜国中国（中华民国）、美国、苏联和英国决定。而且，时任美国总 统的罗斯福曾主动向当时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提出由中华民国托管琉球的问题。1947年时中华民国临时立法咨政机构国民参政会曾经也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琉球主 权问题。甚至，台北中华民国政府派驻日本冲绳那霸县的外事机构数十年间一直沿用“中琉经济文化协会”的名称，以示不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直到民进党执政 期间2007年，台北政府才将“中琉经济文化协会”改名为“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那霸分处”。 二战后，美国军事当局管制冲绳时，为了钳 制日本战后当局，曾经推动琉球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自决运动。而当美方确认冷战期间要依靠日本制约中苏力量时才放弃对琉球独立运动的支持，但也只承认日本对 冲绳的“剩余主权”（residual soveregnity)。而在1972年，美国向日本转移的也是冲绳的行政权，而非完全主权。 在1970年代前，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恰恰是一直支持冲绳人民复归日本斗争，反对美军驻扎冲绳，将这一斗争与支持日本进步人民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相联系。这也是当时的中共政权在冷战中争取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对日本资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琉 球并入日本不是普通的“合并”（Incorporation), 而是“武装吞并” （Annex)。日本是在近代资本主义扩张中通过武力强行占领琉球群岛，废除当地王室，改设县治，大举殖民。日本殖民政府禁止琉球当地居民使用琉球语和保 留自己的文化，将琉球改名为“冲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面临战败，日本军国主义者又逼迫冲绳居民自杀或自杀攻击美军。即使今天对冲绳居民和地区，在日本 国内仍然存在体制性和民间的双重歧视。 战后，琉球群岛又成为美国独享的军事托管地，而日本中央政府也乐得将驻日美军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转移给作为“二等公民”的冲绳县。琉球群岛总面积只有日本全国国土面积的0.6%, 但承担约75%的驻日美军基地，超过一半以上美军长期驻扎在冲绳。而由于美军驻扎的影响和日本中央政府的轻视，迄今冲绳当地居民平均收入只有日本本土居民 收入的三分之二。 在冲绳地位问题上，社会主义者和左派需要谨慎地了解冲绳人民自身的真正愿望，才能做出判断。现实状况中是否如科洛同志所 说的冲绳居民中几乎不存在对于琉球群岛独立的支持呢？曾任琉球大学副教授的香港学者林泉忠实在2005年和2007年就琉球独立问题针对1000多名冲绳 居民进行调查，调查显示两成受访者支持冲绳独立，七成反对独立。在族群身份认同上，五成受访者认为自己是琉球人，三成认为自己即是日本人也是琉球人，约二 成认为自己是日本人。在台北政府拒绝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的问题上，半数受访者表示很好或者可以接受，在台北政府仍然将冲绳称为琉球的问题上，七成五受访者 表示很好或者可以接受。在日本对冲绳政策的问题上，七成受访者表示反对日本政府对冲绳的政策。冲绳县知事仲井真弘多曾经公开说过，冲绳是日本国内最亲华的 县，并以本人是琉球华裔后代为荣。这一结论显然与科洛所说的“冲绳人民中几乎不存在支持独立的情绪”相去甚远。 由于《日美安保条约》下的《日美地位协定》规定，美方对美军士兵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即使在日美军在公务以外的犯案，如果美方先行拘留嫌疑人，在日方正式提出起诉前无需将嫌疑人移交日方。这也就在事实上赋予了驻日美军“法外治权”，众多违纪美军可以逃脱法律处罚。据冲绳县议会的决议和意见书中记载，自1972年美国将冲绳“归还”给日本以来，记录在案的美军所犯案件共5747起，平均每隔两三天，美国士兵就会在冲绳制造一起违法事件，而真正能被绳之以法的少之又少。1995年，三名美军士兵轮奸冲绳少女案引发数十万冲绳和日本各地民众抗议，要求美军撤离冲绳和日本。为表示向民众意见妥协，日美政府曾表示将迁移走设置在宜野湾的普天间军用机场。该机场设置在市中心，且占据市区要津，占地面积超过25%， 被称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基地”。但是，由于日本政府屈从美政府要求而未能在达成协议，引发冲绳民众集会抗议，并因此在2010年导致前民主党鸠山内阁垮台。 2005年-2007年，日本扶桑出版社修订历史教科书，美化日本殖民历史和二战罪行，包括否认强迫冲绳居民服役和战时自杀。这一版本教科书得到日本文部省批准许可，不仅在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等地引发大规模群众抗议，而且在冲绳当地也引发包括行政长官县知事参与的11万群众集会抗议，要求日本文部省撤回许可，立即修改教科书中美化日军罪行的描述。 今年美军为增加在亚太地区军力，向普天间机场增派鱼鹰战机，9月曾引发10多万冲绳居民抗议。就在科洛同志文章发布前后的10月16日，驻冲绳美军士兵再次轮奸当地女性，引发十数万冲绳居民和日本民众参与的数十次大规模抗议，冲绳当地议员和政府官员也准备前往首都东京和美国首都华盛顿抗议。 而且，在冲绳民众抗议美军基地的示威和运动中，也出现 “畜生（美国人）滚出冲绳！”（Animal(American), out of Okinawa!)的口号和标语。笔者认为左派不能由此得出所谓冲绳人民反对美军的游行与示威就是一场种族主义游行，虽然其中民族主义的情绪非常强烈。 以上事实说明，在冲绳岛内民众中存在至少强烈的自治情绪。而按照支持冲绳独立自称出身“琉球石垣岛”的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接受媒体采访时警告：琉球人对日本的绝望感正在蔓延，“琉球独立”正在成为一种现实选项。 中国民众中的仇日情绪与未清算的日本世袭右翼政治体制 无庸讳言，在中国的广大民众中存在强烈的仇日情绪，而且这种情绪近年来有增无减，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众受压迫情绪日益激烈有关，正如同中国民众仇富和仇官情绪不断激化一样。而且，近来反日游行中出现不少种族主义的言行也是阶级压迫通过民族主义异化的一种反映。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专制当局无疑会试图利用此加强其统治和转移矛盾注意力。 自由派资产阶级媒体习惯性地将中国民间的仇日情绪称为中共当局官方煽动的结果。陈骏在《反对》一文中声称，正如那些反日口号一样，中共的宣传也是基于本质上是种族主义的观点。国家媒体刻意培养对全体日本人的仇恨，不断声称整个日本社会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早期殖民战争中在亚洲犯下的可怕战争罪行负有责任。 这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误读。在二战后，中国政府（无论是中华民国政府还是此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恰恰放弃了对日的战争赔款要求。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仇恨主流上绝对不是针对日本全体人民的仇恨。而日本政府还以此为理由拒绝向战争中受害的性奴役的“慰安妇”和强迫奴役劳工，以及二战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赔偿。固然这一放弃战争赔款的决定其中有地缘政治的因素（由于美国政府的操作中华民国政府还是此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被单方面排除在1951年同盟国与日本谛约的《旧金山条约》之外），此后中国政府在与日本建交时也是因为不对希望将战争赔偿的责任加诸在普通日本民众身上，将日本军国主义者与普通民众分开而放弃战争赔款。（日本在战后虽然向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政府发展援助，但是其中绝大部分资金都需要偿还的。） 而且环顾亚洲，这种对日本右翼统治阶级的仇恨情绪并不只限于中国大陆人民身上，中共官方的种族主义宣传无从朝鲜、韩国和台湾民众，乃至日本本国民众中也蕴藏对日本资产阶级右翼的愤怒。 在钓鱼岛问题上，恰恰不是因为领土争端的冲突产生民族仇日情绪爆发，而是因为中国民众长期积蓄无法发泄的仇日情绪导致了在钓鱼岛冲突问题上的激烈表现。在今年反日游行前，中国规模最大的反日游行发生在2005年，而当时与钓鱼岛领土冲突无直接关系，主要是日本修改教科书否认历史上的侵略罪行和日本要竞选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当时，不仅在中国和韩国引发反日运动，甚至日本国内和冲绳民众大规模游行，而日本的反战运动不仅在于反对日本美化战争罪行，更是反对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参与海外派兵，包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为美军提供后勤援助和军事扩张。 而这种表现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在于中共专制当局限制民众的基本权利，禁止他们日常发表自己主张的导致的结果。这不同于一般的领土争端引发的民族主义对立情绪，也不同于中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领海争端问题。很难想象由于中国和菲律宾在黄岩礁的主权争端上，在中国能动员起数百万人参与的反菲游行。（事实上，中国与越南等国在领海和领土问题面积上的争端远远大于与中国和日本之间就领海问题的争端） 假如这种民族仇恨不仅是来自中共当局的宣传，而群众运动又不是以民众自发为主的，那是否该关注真正刺激其发生的重要来源呢？ 西方国际主义左派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今天的愤怒只归结于历史上百年和数十年前日本惨绝人寰的战争罪行的不满。他们的文章中都简略地提及了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种种罪行。譬如文森特·科洛的《冲突》一文中提及中国民众中对日本战争时期残暴罪行可以理解的担忧与愤怒。陈骏在《反对》一文中提及野田政权宣布国有化钓鱼岛恰逢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也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梅因的《动员》一文中提及中国反日游行高潮主要是围绕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的“九一八”事件发生的，普劳勃斯登也对中日历史战争背景进行了简略介绍。 但却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这种半个世纪前的历史仇恨之所以能持续积累和发展更重要的是由于日本战后继续的资本主义右翼政治体制所导致的。并且与经济和政治危机下日本资产阶级右翼政治势力得以大规模扩张有关。换而言之，如果当前的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发展的趋势没有得到遏制，那么中国民间的仇日情绪很难得以平复，这是空喊阶级团结和超然中立所能解决的。 实际上在1970到1980年代间，中日两国间民间关系曾经处在相当亲密的关系，这在相当程度是由于中日两国左翼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日本左翼群众二战后反对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的历史贡献。而随着世袭化的体制性右翼政治体制独家掌握大局和对日本工人阶级和左翼群众镇压的结果，导致中日工人阶级和民间关系的恶化。 如果意大利前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孙女亚力山德拉·墨索里尼（Alessandra Mussolini，现为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所属的右翼“自由人民党”的国会议员）当选出任意大利总理，想来这在欧洲必然会引起左派的轩然大波。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包括总理和议会议长在内的政要近几十年来多次在欧洲战争纪念日公开前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墓地悼念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必然会在欧洲和以色列等国引起强烈抗议。假如德国法院总是裁定德国现政府不必赔偿二战德国纳粹遗留毒气弹导致战后他国平民伤亡和战争奴役劳工带来伤亡（非政府间战争赔偿），想来也会引起欧洲左派群起不满与抗议。 但是，类似事件在日本战后历史，尤其是在1970年代以来屡屡发生。10月17日，重新当选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参拜了靖国神社。而安倍晋三当选自民党总裁其实就是日本主流右翼政治势力选择的结果，其个人背景更能说明战后日本世袭化右翼政治体制。安倍晋三出身政治世家，父亲安倍晋太郎曾任中曾根内阁的外相，外祖父岸信介（1957-1960）和外叔祖父佐藤荣作（1964-1972）都是日本战后臭名昭著的右翼首相。日本政界特有的世袭家族政治使岸信与安倍家族垄断山口县半数选票达半世纪之久。外祖父岸信介本身二战期间1940年代曾经担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1930年代曾受日本政府指派出任傀儡国满洲国的工业部长，大量使用中国奴役劳工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曾经名列东京国际法庭的甲级战犯。但是，美国军事当局为扶植日本亲美右翼政权，未对其审判即释放。此后岸信介旋即成为日本民主党（前）和自由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日本政府的外相和首相。在其首相任内，为通过与美国签订《美日安保条约》，罔顾日本国内左翼和数百万群众参与的反对安保斗争，采取强力镇压。其弟佐藤荣作在出任首相期间，为确保到期的《美日安保条约》顺利延期，镇压第二次群众反对安保斗争和70年代左翼抗争运动，分化冲绳人民反对驻日美军斗争，而且在其任内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晋三在2006-2007年上一次首相任期内就将日本自卫队机构从防卫厅提升至防卫省，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曾经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并声称“日本二战战犯不是罪犯”。 除岸信介与安倍晋三家族之外，另外还有与之有联姻关系的吉田与安信家族。日本二战后1946-1947年和1948-1954年两次出任首相吉田茂曾在1920年代出任日本驻中国东北奉天（现沈阳）总领事和外务省次官，并在1927年参与当时首相田中义一组织的东方会议，为入侵和瓜分中国东北及内蒙等地（满蒙）制定战略性计划。吉田茂在美国占领军支持下出任日本首相，并推行“正常化”措施，使18万二战后被禁止从政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重返政界，其本人在首相任内五次参拜靖国神社。吉田茂的外孙麻生太郎在2008-2009年出任日本首相，并积极推动日本天皇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运动。麻生太郎在从政前曾出任家族企业社长，而麻生会社的矿业公司曾经在二战期间非法奴役1万名朝鲜劳工和300名欧美盟国的战俘从事强迫性采矿服役，并导致大量劳工和战俘死亡，迄今未有赔偿。日本战后大半首相之间都存在各种联姻亲戚关系，并且与众多二战战犯有直接关系。 美国二战后出于反对共产主义阵营的冷战和维持帝国主义统治秩序需要，从未完整清算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罪行，带有封建世袭家族制的财阀政阀体系并未得到废除，包括日本天皇裕仁在内的众多日本战犯都未收到惩罚，并在战后继续在日本政治体制内占据高位。根据相关统计，包括岸信介在内的48名甲级战犯嫌疑人未经审讯即行释放，数千名乙级丙级战犯全数释放。如日本黑社会黑龙会头目海军少将儿玉誉义夫身为乙级战犯向美军提供供数亿美元从亚洲战场掠夺来的财富和情报，即被释放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式工作人员，并成为自民党创始人之一。被认定为甲级战犯的重光葵曾在1945年战败前出任日本外务大臣，并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7年监禁出狱后。1954-1956年他再次出任日本外务大臣。而包括东条英机秘书在内的一些日本将领直接成为美国占领军的顾问而免去任何处罚。正是这一世袭性的右翼政治体制决定日本历届政府和自民党在战后一直未能反省战争罪行，并且镇压日本国内反战运动和左翼运动，通过否认侵略、篡改历史、悼念战争罪犯、军事扩张的挑衅东亚各国曾遭受日本军队侵略的人民。 陈骏在《反对》一文中强调，事实上，日本工人和贫苦农民在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下遭受的苦难并不比中国人民少。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和政治反对派都遭残酷镇压，迫使数百万计的年轻人加入军队， 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当炮灰。正由于劳动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敌视之深，即使在今天，政府对于除去该国宪法中的所谓和平条款，仍面临着深刻的困难。而科洛同志在《冲突》一文中则列举了日本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座主要城市行政长官的右翼言论。 两者之间的观点显然发生了冲突。日本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所有的台上政客都是选民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而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地是日本人口排名前五的城市，总计人口近2000万。如果没有相当民意基础支持右翼政客，至少不反感其右翼言论，这些右翼政客又如何可能当选。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主义者要强调不能迷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因为资产阶级民主同样含有“毒素”，也不是解除民族主义情绪的“灵丹妙药”。德国纳粹上台时，恰恰是在所谓民主的魏玛政府体制下通过选举实现的。近来桥本龙太郎和桥下彻积极组建新党参与政治活动更说明在经济危机下日本社会中政治意识右转。科洛在文中列举了民意调查显示有一半人口不支持任何政党，而自民党则有35%的支持率。这并不是说明日本社会中对于右翼的抵制，而是恰恰在于日本左翼的失败，尤其是在1970年代左翼运动和反战运动失败后，普通民众对政治失去兴趣，而使右翼独大的结果。 虽然日本社会极右翼政治团体规模并不大，但其政治主流意识就是右翼思想，并一直有强烈的保守民意基础。这也是主流政客为什么经常有参拜靖国神社和为日本历史战争罪行辨护的言行。譬如，和自民党联系密切的日本遗族会就是一例。日本遗族会是由二战后日本军人的遗属组成的民间协会，其主要目标是表彰为日本战死的英灵，促使政府官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并保护靖国神社；二是要求日本政府提高遗属补助金。日本遗族会核心成员包括前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孙女东条由布子等众多甲级和乙级战犯和其家属，日本多名前首相桥本龙太郎、森喜郎和小渊慧三是遗族会的会长。目前日本遗族会有800多万会员，其中近20万是自民党党员，是自民党最重要的票仓之一。而日本遗族会一直推动官员正式参拜的靖国神社是日本神道重要宗教场所，军国主义的重要象征，1978年，靖国神社将包括被14名甲级战犯在内的近2000名战犯列入供奉供奉名录内，而历届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被普遍认为是应遗族会的要求。 今天的日本。一方面，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其国家体制并不独立与完善，日本受到二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放弃了所谓的国家交战权和拥有核武器的权利。而自二战以来，美军就长期驻扎日本各地，并且不受日本司法管辖，加之日美军事同盟、《日美安保条约》和《美军在日地位协定》等不平等条约约束，美国很大程度上控制与影响日本的政治、外交与军事政策。因此，在日本国内普通民众和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都长期具有受压制感和屈辱感，而与中国的钓鱼岛争端问题则成为这种屈辱感的一个发泄渠道。 另一方面，自从冷战时期以来，日本一直在大力扩充和发展军事力量，日本军力一直雄踞亚洲前三。2011年日本本国军费开支约为550亿美元，总额排名世界第六，但国民人均军事开支世界第一，军队人均军费开支世界第一，军队人均收入世界第一。同时，在技术和规模上，日本拥有亚洲实力第一的海军和第二的空军。加之，日本从1970年代起就长期承担驻日美军多项开支，若加上这部分支出，日本在防务方面的总开支约为1000亿美元左右，与目前排名世界第二的中国的军事开支相当。而且，从上世纪海湾战争开始，日本政府就积极承担美军侵略战争的军费开支。本世纪初更直接派出自卫队参与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后勤援助和索马里沿海巡逻任务，并且据说还派出特种部队接受美军指挥，直接参与阿富汗和非洲等地的秘密任务。日本的资产阶级政府同时又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忠实走狗”。 二战后军事占领琉球群岛的美国单方面决定将琉球群岛和并非是琉球群岛附属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行政权交给日本，罔顾当时斯大林主义的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其军事盟友国民党的台北中华民国政府的抗议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在1960年代，由于对于美军占领冲绳和罔顾法纪不满，冲绳当地屡屡发生农民暴动和市民。迫于大规模群众抗争，美日资产阶级统治阶级同时采取暴力镇压和怀柔安抚以挫败左翼群众运动。1970年，日美需要延续已经10年到期的《日美安保条约》，在日本全国发生了数百万群众参与的激烈反安保斗争，甚至出现占领大学、机场和激进分子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情况，当时日本政府和警方竭力镇压，以维持日美同盟关系。回顾1972年日本获得钓鱼岛”行政管辖权”的背景，美帝国主义之所以决定将琉球群岛与钓鱼岛及附属岛屿交给日本，简单地说就是对于日本资产阶级的“褒奖”和对日本左翼群众斗争的安抚。 同时，美国通过钓鱼岛的主权悬置，在中国大陆、日本和台湾劳动人民间制造不和，进行分化瓦解，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日本民众对于美帝国主义控制与占领日本这一最侵犯日本人民民族权益和主权的关注。而今天日本右翼资产阶级独大的局面很大程度也是美国政府为在亚洲推行自己不公正的帝国主义统治秩序和反对中国、苏联等共产主义阵营，蓄意培植的结果。中国和韩国等东亚国家民众的仇日民族情绪显然很大程度上是这一不公正的帝国主义统治秩序和日本右翼政治体制的产物。 社会主义者和左派对待自发性群众运动的态度 任何群众运动的性质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或者泾谓分明的，总是同时存在着各种进步的和反动的因素。对于社会主义者和左翼力量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判断其中哪些是进步的因素与力量，哪些是反动的因素与力量，哪些是运动的主流，哪些是运动的旁枝末节，而这些运动是否有利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的发展。只有在充分了解和认真分析后，才能选择政治上的立场。 针对中国大陆的群众性反日游行，国际主义左派先验性地判断反日游行一定会把参与群众引向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方向，换而言之，就是群众会通过反日游行支持现中共专制政权。并强调其对亚洲其他地区的群众意识会起到负面效应，把中国群众运动的表现等同于帝国主义宣传的“中国威胁论”，这种“负面印象”的出现与中国和西方的资产阶级媒体的夸大宣传有关。国际主义左派的这一立场显然有所倾向于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 革命共产主义国际趋势（RCIT) 的普劳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提出相关的民众赔偿诉求问题：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诉求立即给予数百万中国、韩国和其他二战受害国的人民合理的赔偿，他们是二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恐怖占领的牺牲品。尤其是涉及到数十万日本军队强征而遭到强奸和折磨的性奴慰安妇女（日本官方迄今仍否认这一事实）。同时，日本应该有必要在外交上完全承认朝鲜，并赔偿由其1910 -1945对朝鲜进行殖民统治的损失（注：日本帝国对朝鲜的正式吞并始于1910年，但其殖民统治开始于1895年）这一赔偿不应由日本工人承担，而通过向超级富裕的日本垄断资本家征税实现。 这一建议固然很好，但如何才能实现要求日本资产阶级支付赔偿的诉求呢？ 难道是依靠普劳勃斯登提议的“革命失败主义”吗？ 如果没有广泛的中、日、韩、朝和台等地群众自发进行的群众运动，包括游行、示威和罢工，而且反对各国统治阶级政府，日本统治阶级如何会屈服而主动赔偿呢？如果要求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民众放弃通过游行、示威和罢工的民主权利方式斗争，普劳勃斯登又有什么建议能实现这一目标呢？ 国际主义左派这一超然中立和双重否定的态度事实上不正是在纵容日本右翼资产阶级政府和军国主义复苏吗？ 国际主义左派在钓鱼岛问题上所犯的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在国际共运历史上并不鲜见。而且那些错误对中国革命曾经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1929年，斯大林主义指挥下的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又极左关门主义地跳到了另一端，在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与东北军阀张学良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中机械地指示中共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国民党利用中东路事件和中国共产党的粗暴宣传将苏联指为“社会帝国主义”，并将中国共产党称为“拿着卢布的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且这在结果上确实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地区工人阶级和中下阶层民众中的形象，对19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无法继续工人阶级斗争而转入农村军事斗争具有一定影响。 正如当时与中共决裂前陈独秀指出的，“武装保卫苏联”口号“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释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的领导”，恰恰帮助了国民党维护狭隘民族主义利益的欺骗。陈独秀当时提出“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误国政策”口号，再辅以如下的宣传：不让帝国主义借中东路事件进攻苏联；不让帝国主义者因争夺中东路而相互战争。（其实陈独秀提出的口号尚不清晰，如能明确提出“保卫社会主义铁路，支持苏联武装托管”的口号更能清楚解释阶级立场和说服中国普通群众） 社会主义者和无产阶级不支持资产阶级政府之间的战争，而且我们也不赞同一些毛派分子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寄望由中共当局的国家机器与军事力量实现这一任务，同样我们也不会为了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而支持中共资产阶级政权的军事扩张行动或为其行动背书。这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当局的扩张主义可能引发牺牲民众为代价的军事冲突，也是因为当局的投降退让可能会最终出卖中国工人阶级和民众利益。 但是无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合理正当的呼声，将游行、示威与罢工的斗争方式和其中出现的种族主义和军事扩张主义混为一谈，不仅无助于解决中国反日游行和群众运动中的出现的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反而在帮助中共当局和右翼民族主义获取支持基础，并使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进一步边缘化，而重蹈历史上左派关门主义的错误。因为普通的工人群众无法通过自己组织活动进行斗争，则只会将希望寄托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身上。 同时，左翼的这种指责也无助于日本工人阶级和左翼的发展与其反抗资产阶级右翼统治的斗争。恰恰正是因为亚洲资本主义和亲资本主义政权，其中也包括1970年代以来中共政权的资本主义复辟，纵容日本右翼势力和他们对日本工人阶级和左翼群众运动的镇压，才导致日本左翼运动和反战运动一蹶不振和工人阶级缺乏自己的组织。自1970年代反战和左翼运动失败后，日本左翼力量极端边缘化。甚至被称为修正主义的日本共产党事实上也处于政治打压中，其普通党员在生活和就业等各方面都遭到严重歧视。在日本资产阶级右翼政治力量垄断日本政坛的情况下，假如没有来自受害国人民的游行示威抗争，以民众意见表达诉求，只会进一步扩张日本国内右翼声望而打击左翼，在事实上帮助了日本的资产阶级政府。正如一名日本资深的反战活动人士对中国调查二战历史真相的活动人士说的，假如你们都忘记了，我们还会记得吗？ 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绝对不能支持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以“保卫钓鱼岛”的名义发动战争，但同时必须强烈谴责日本资产阶级政府和右翼力量在钓鱼岛问题上侵犯中国和台湾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并通过直接参与群众运动，在运动中引导群众从阶级立场出发，反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消极因素，而且通过这些群众运动也可以锻炼群众，发展骨干组织力量，实践真正基本民主权利。 资本主义政府为了追求利益，既可以以“爱国主义”的名义蛊惑民众发动对外战争，工人阶级和底层劳动人民充当炮灰为其火中取栗，但同时也可能为维持统治，而随意牺牲本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整体权益。所以，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劳动人民如果希望和平和真正地实现在钓鱼岛及附属海域的权益，只能诉诸于日本劳动人民，通过与日本工人阶级的联合，才能避免民族冲突和战争，而实现工人阶级的共同权益。
日本工人阶级分享钓鱼岛及其附属海域和东海权益，也不能寄希望于日本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国内的右翼政党与组织，必须诉诸于与中国大陆和台湾工人阶级的联合，并深切认识到中国大陆和台湾劳动人民对于自身权益的认识和切实需求。 只有中日台三方的工人阶级在东亚地区实现真正的团结，共同反对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反对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外部干涉势力和军事存在，那么才可能真正实现和平、民主、环保的共同开发。中日人民要友好，必须建立在客观认识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基础上。 要在东亚地区真正解决包括钓鱼岛、独岛和北方四岛等领土纠纷和实现永久和平，只能通过建立一个真正的东亚社会主义联邦才能实现。
（本文对于国际主义左派的回应，并不意味着本人对于中国毛派和泛左翼在反日群众运动的活动和立场的完全支持。本人如有机会将另外撰文回应中国毛派泛左翼钓鱼岛问题上单极化的民族主义立场，而且不得不说，事实上包括红色中国网和东方红网站等毛左网站在内，在钓鱼岛问题的相关文章中政治立场的严重退步，甚至放弃了冷战期间毛派一直坚持的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立场。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立场，这其中既包括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也包括日本无产阶级的利益，以及他们的共同利益） （责编：而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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