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的连续性看文革的远因和近因 说明：这是计划外增加的文字。现在举国“大喜”，发出计划内的《五洲震荡风雷激》怕与“大喜”气氛不合，可一些朋友，可能正等待着我的更新，就临时“李代桃僵”。《五洲震荡风雷激》将在“大喜”后择时发出。该文继续按“主要是以几个核心人物的政治互动为线索，勾勒出一个文革整体历史画卷”的思路，分上下两篇，上篇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文革中的互动做出评说，刘少奇到底因何而死？下篇以“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为中心，对毛泽东和老干部之间的互动作必要的反思。后人对于毛泽东对待老干部的方法和态度作出了太多不当解释，让毛泽东蒙冤太多，却并没有增加老干部的光彩，这个问题一定要澄清，它对老干部和对毛泽东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的反思中，老干部的光彩将在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底色中，多数是以忠臣良将却不是以社会主义者的人格形象凸现出来，而毛泽东的千古伟人的形象将在现代文化和现代道德的背景中，以独行者的凄凉孤单，更增其色。老干部和毛泽东之间，总体而言是一场传统和现代的对话、一场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一件被庸俗化了伟大的事件，必须还原其历史本色。 ---- 一 文革的起因，我在总论中扼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里只结合毛泽东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的连续性谈谈远因和近因。 就远因而言，文革与五四在思想上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早期革命生涯，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度过，他曾在天安门广场亲听过李大钊歌颂苏联列宁十月革命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后来又是被五四运动的思想先驱之一陈独秀最终领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门，又在几十年后亲自发动了捍卫马列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样的关系链之中，文革和五四思想有传承关系，是不难理解的。 维新领袖之一梁启超曾主张“变化民质”，梁是毛泽东早期的主要思想领路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他是弃医从文，来医治中国人的精神，“改造国民性”，他代表的文化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确定的未来中国新民族文化的方向，在文革中，鲁迅依然是被确立为旗手，是左派文化的第一模范。陈独秀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倡导“对旧思想、旧制度、旧礼教的彻底批判”，说“伦理之觉悟乃吾人最后之觉悟”。这三人对青年毛泽东有很深的影响，例如，毛泽东曾主张请梁启超来做孙中山的外交部长，曾自承陈独秀领他上了马列主义的路，对自己的影响是终生的。青年毛泽东说：“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梁、鲁、陈和青年毛泽东，都没有能力实现各自的理想，他们所共同追求的一切，最后都成为了晚年毛泽东身上的担子，他没有避让，他挺起了胸膛，他伸出了双肩。凡夫俗子，到了中年就取“中道”，“守道”，患得患失生前身后的名声地位，他却是异常的超脱，中年开出事业新篇章，建立了共和国，老年更以一种被凡夫俗子理解为贪权恋栈的超脱，用“大本大源”为号令，“动天下人之心”。 他在青年时代时说，立志就是寻找真理，十年不得真理，十年不算立志，一辈子不得真理，一辈子不算立志；他要自己“立奇志，创奇事，做个奇男子”，他“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他言“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他晚年搞了文革，夙愿已了，所以他才会说，文革是他一生做的第二件大事。“天下之心”是否已动，历史给出了回答，并将继续给出回答。直到今天，我国社会的思想主题、政治选择、经济走向等有关方面的问题，实际上都还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出的，无论是赞成他的，还是反对他的，其实都是因为被他“动了心”。 过去一百多年的国际共产运动，是从马恩列那里相继寻找理论资源，而未来但凡发生国际共产运动，一定会是从毛泽东这里为出发点寻找理论资源。马克思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最彻底最深刻的反思，他反思获得的思想体系却并不为现代西方主流所接纳，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类似的最彻底最深刻的反思，他反思后获得的思想体系，主要体现在文革之中，也不为当代中国主流所接纳。人类不会就此停止，历史不会就此终结，马克思和毛泽东他们二人的思想交汇就在社会主义这个体系之中。现在，东西方都正在努力发掘他们的遗产（西方的发掘更加理智、系统和深刻），东西方又在彼此融合，当经济发展逐渐失速，乃至完全没有动力的时候，社会问题越来越为各自的政治制度承担不起责任的时候，东西方能寻找到的拯救社会的良药，一定是马克思和毛泽东共同代表的思想体系，那时，也许不把它叫社会主义，但其本质是社会主义的。 为了理解毛泽东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的连续性，读者不妨反问一下自己，如果自己在年轻时候，有某个心愿没有实现，到了晚年，有能力和条件实现的时候，是否会去实现呢？许多的父母，总是把自己年轻时候的志向抱负投射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要他们读自己读过的专业、避免犯自己犯过的错误等等，并按照自己当年拥有的后来没有实现的理想，去塑造孩子的未来，这些都是一种自己早年志向在中晚年依然作用于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反映，以此观照，就不难理解毛泽东早年立的奇志和他的文革之间的关系。 二 找出五四和文革的关联，从毛泽东个人的人生理想和寻求真理与实践真理的历程着手，如上是那样的轻而易举，从五四的思想主题着手，其实也不难。 五四的主要口号是“民主与科学”，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五四先贤们，要砸烂孔家店，要以民主与科学取代儒家道统，送中国进现代化。所以，当时，民主和科学口号面对的敌人，不是其他，正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总代表的儒家道统。这个道统是唐朝的韩愈等文人依据孔子的思想建立并命名的，自那时以来，中国政权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就像供奉祖先的牌位一样，把儒家道统供在庙堂上，所谓“政教合一”。 一个十分可笑的事情发生了，讨论三国时期历史，这个牌位该供在吴蜀魏的哪国呢？吴容易排除，蜀和魏，二取一，就犯难了。因为，即使不考虑刘皇叔的头衔很可能是冒牌的，就像现在的人冒称高干子弟欺骗世人一样，刘皇叔的蜀国最后断了香火，三国归晋，也就是归了曹家，蜀国也自然无法安放儒家道统，不然岂不说明儒家道统是灭国道统，至少不是救国道统吧？而曹操的种种行为，是违反了儒家戒律，破坏了礼，是犯上作乱，若说晋国代表儒家道统，就是等于说魏国代表了儒家道统，也就是曹操是代表了儒家道统，这让儒家脸面往哪里放？因此，直到现在，孔子的徒子徒孙们其实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各位看官，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到底都在做什么学问，请看看这个实例吧！现在，这样的学问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又大行其道了，例如“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学问；儒家道统又复活了，如高高连庙堂的季羡林、低低在草根的赵本山，他们收徒，弟子要行三磕九拜大礼，央视播放给全国，还有北大校长回去看老母，弟子或者官方把他涕零跪拜母亲的图片放在网络，号召世人效法，以及带“和”的那个什么，都是标志。 曹操破坏了礼，他的建立晋的后代，不敢继续开罪儒家，就只好在儒家那里找来排序靠后的孝，以孝治国，鲁迅曾为此做过文章，大发议论，说儒家道统的精神控制力是何等的超强。曹操长期都是以奸臣的面目记载在正统历史中的，只有毛泽东1955年，1958年，就不断地为他平反，说他政治、军事在三国政治家中超一流，说他招贤纳士，懂得团结同志，搞五湖四海，懂用人之道。毛泽东说的这些都构成对儒家道统观的直接挑战。林彪事件之后，“批林批孔批周公”。许多人望文生义，把周公和周恩来做关联，借此诋毁江青，抹黑毛泽东，实际上，林彪“克己复礼”，这个礼是孔子的礼，孔子的礼是哪来的，是周公制作的，周文王的“改良”失败，周武王武力革命，把不得人心的商朝推翻了，周公制作一套等级制的维护新的周王朝奴隶制度的治国的法案，就是礼。孔子接受文王的改良，却坚决不接受武王的革命，却又接受周公制作的维护武王革命成果的那套礼。单从这个简单的过程中，不去说礼的本质，也可以看出孔子的假仁假义假道德。所以，批孔，要批周公，是再合理不过的。周公是彼周公，不是此周公，与周恩来毫无关联，知情者王力、朱永嘉等，后来都在回忆录里对这些做过澄清。至于批林该不该批孔，那是另一个问题了。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只批林，拒不批孔，和他一样的人，太多了。今天，这样的人，不是更加遍地皆是吗？其实这正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文革批孔何其重要——不管它和批林是不是挂得上钩，而且也正说明文革本质上就是对着传统文化的，关涉的种种权力斗争，无论什么性质，不过是它的一种外在的表现而已。很多人从批判文革的角度说：“文革是革了文化的命”，此话是对的，就是革了文化的命，可惜因为种种原因，革得还不够到位。何谓革命？说“革（割）了文化的命”的人，其实是不懂的。 很多人一方面维护儒家道统（在我的博客里，都是一些小老百姓，维护儒家道统的却也大有人在，可见其精神控制力之强），另一方面感叹美国出了乔布斯，中国不能出。于是，就胡乱骂一气，最后就骂到毛泽东身上了。这些人，还有其他很多人，是一副什么样的形象呢？正面看西装革履，后面看，两条大“尾巴”，一条从头上耷拉下来，是儒家的那条长辫子（意识形态），一条是从屁股上翘起来的，翘到后脑勺了，是狭隘的“中华帝国主义”的狂妄自大（它也是儒家的变体）。我要问这些人，天天无数人研究“是蜀国还是魏国，才有资格在朝廷供孔子牌位”这样的“学问”，中国怎么能够出乔布斯？毛泽东时代，无名的“乔布斯”，名扬天下的“乔布斯”，还有有名无名的“爱因斯坦”，不知道多少，例如钱学森，合成胰岛素科研集体。你们怎么看不到他们的存在？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了，毛泽东还在正位，就专门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动员知识分子“向现代科学进军”，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同一年八大召开，八大报告做出远景规划，提出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和616个中心问题，并把原子能和平利用、无线电电子新技术、喷气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等12项作为重点项目。“中国的爱因斯坦和乔布斯”们就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开始孕育胚胎。同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导发了波兰和匈牙利的事变，也诱发了我国的社会不安定，进而发展出1957年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演变为反右运动（责任人到底是谁，此处不谈），但由于毛泽东严格区分了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和技术科学知识分子的不同社会功能，区别对待两类不同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不久后，孕育成熟的“爱因斯坦”、“乔布斯”纷纷降生。五四倡导的“科学”，第一次在新制度下的集体中发挥力量，在我国儒家道统统治的封建社会几千年也无法萌芽、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也用了几百年才发展出来的科技成就，纷纷在新生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里登台亮相。 三 1964年2月，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发表如下石破天惊的谈话：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要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建，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建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明朝的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器的大发明家，英国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课程讲得太多，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 当时，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中央不把他的讲话向教师和学生完整转达。同年3月，他对一个中学校长提出的减少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批示：现在的学校课程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的得到发展的。同年8月，再谈教改问题，他就把矛头对准教师了：你们教员就是会灌，天天上课，哪有那么多课讲的？应该让学员自己研究，然后提出问题，讨论讲课。在大学生中，“高分低能”大有人在，这是旧的教学制度造成的，教改的主要问题是教员问题。唐朝的大诗人，有的连举人都没有考取。大学生要了解社会，参加社会实践，尤其是要参加阶级斗争……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学哲学的同志应该下乡去。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书里怎么出哲学？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教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学生统统下去（参见陈明显《晚年毛泽东》） 毛泽东童年少年时代“六年孔夫子”，《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诗经》、《论语》、《左传》什么的，让他就感到苦不堪言，后来一听说韶山外开了“新学”，就投奔新学去了。在省立一中的时候，他感到课堂上的教学实在刻板，学不到什么东西，就决定自修，还定了一个庞大的自修计划，就是在这个自修计划下，他系统读了卢梭《社会契约论》（当时翻译为《民约论》）、达尔文《物种起源》、亚当斯密《国富论》（当时翻译《原富》）、赫胥黎《天演论》等西方近代各大家的著作，接受一次西方文化的洗礼。在湖南一师期间，他就主张读“有字的书”，还要读“无字的书”(即社会)，曾利用暑假，邀请其他已经毕业的同学外出“游学”，后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哲学思想，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就获得雏形。这时正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后来就是五四对他的全面洗礼。他在自己第一篇获得社会声誉的文章《体育之研究》里，高屋建瓴提出了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思想（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这些，对比于上面他关于教改的思想，不难看到他青少年时期如何看待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的思想复活了，并希望把自己的经验提供给社会参照，让他以自己和众多历史人物的经验为基础，后来更融入了几十年对于教育和人材培养的关系的进一步思考获得的认识，来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文革中刘邓退出权力中枢，他的教改设想再没有阻力了，在全国得到实践。这些再次揭示出了文革和毛泽东早年所立“奇志”的关系。我就是文革教改的受益者，我想，很多人也是受益者，不像文革以前和今天的孩子，被书包压的透不过气来、被刻板的课堂教学，窒息了创造力。在这样的教学体制下？怎么出“爱因斯坦”、出“乔布斯”？出不了，就该骂毛泽东吗？现在，举国谈论或者倡导学西方的素质教育，且又不敢真学人家，其实西方的“素质教育”，无非是对毛泽东的上述设想的完善，有些基本上一样。我曾不知道在哪里读到过文章说，现在西方的教学方法，确实是改造中国文革教学体制的结果。我曾在西方中小学看到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和我们当年小学、中学经历的是有极高的相似度。所谓“素质教育”，毛泽东早就给出了完整的答案和全面的社会实践，后人无知，又不敢面对历史，还要骂毛泽东，实在就没有办法了。 四 思想界大腕李泽厚曾经提出过著名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对于五四发起的“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运动，因为抗战爆发、民族救亡而中断，表达过惋惜。随着改开深入，文革和它的发起人毛泽东，逐渐被主流知识界否定得越来越彻底，文革连着五四的思想脐带就被割断了。1990年代，还是这个思想界的大人物李泽厚，伙同刘再复“告别革命”，跟随者如云，五四渐渐的就开始有罪了。相应地，官方谈五四的味道也变了（由于党的创立和伴随五四而来的马列主义思想启蒙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官方不能彻底抛开五四不谈）。五四精神，除了民主和科学的核心思想倡导，学生运动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学生运动本身意味着“造反有理”，毛泽东本人就是在五四期间，组织了湖南的“驱张敬尧”运动，获得成功，张的继任者谭延闿后来也被毛泽东组织的学生和工人运动，搞的焦头烂额，说“再来一个毛泽东，我就在湖南待不下去了”。所以，五四精神，一个方面理解，也就是文革中的造反精神，所以，一直是毛泽东时代左翼思想界高举的又一旗帜，它和社会主义民主自由追求是相辅相成的。文革前期50天，工作组打击迫害学生，毛泽东气愤不已说，镇压学生运动的，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都没有好下场。在改开时代，五四和文革，共患难，同沉浮，如同鲁迅和毛泽东的关系，这个极具政治色彩的事实，正好反证了文革和五四之间的思想传承关系。 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在我看来，应该具体化为“救亡压倒了马列主义的启蒙”，这个被压倒的启蒙，在1966年被毛泽东的大手扶起来了。当代青年，如果还认同五四，认同民主与科学，却拒绝文革，拒绝毛泽东，拒绝社会主义，把民主与科学和马列毛对立，和社会主义对立，认为民主与科学是资本主义的专利，那么，毫无疑问，将遭遇一个思想上的短路，思维系统可能会被短路造成的非正常思想流所摧毁。 文革非常明显的关涉现代政治的公开性、透明性等重大问题，只是其表现非常非不同寻常。西方的广场辩论民主，是自古希腊时期就具有的，而且历经数千年不衰退，一方面它移到了室内，成为西方议会辩论的民主形式，一方面又突出表现在了法国大革命的街头民主之中。美国式的选举和两院制是这两种发展途径的综合。将美国民众在选举中表现出的真真假假的政治狂热，和文革中的无处不在的大辩论与所谓的“毛泽东个人崇拜”对比，在表现形式上它们是不是很类似？ 五 文革近因落实到具体的政治事件上，根是扎在了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的土壤里，是自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同年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以来，多个政治事件构成的事件链不断延长后的一个终极链，所有“前链”，包括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波匈事件、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1958年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1962年7千人大会、“西楼会议”、“黑暗风”、“单干风”、“右倾翻案风”、1963开始的社教运动，等等，以及1956年以来其他诸多国际事件，尤其是与苏联有关的各种事件，都对这个终极链作出了贡献，提供了能量和动力。它综合性地体现在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1958年大跃进中创刊时陈伯达任第一任总编辑）发表的自1963年以来评苏共中央的第九篇长文《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简称《九评》）。该文主题旗帜鲜明，就是反修防修，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系统化理论，做了全面表述，合计15点，对“如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问题作出了系统回答。兹列前三点的部分内容在这里供读者参考：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对反动阶级，反对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现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结合毛泽东时代的全部历史事件，对该文认真加以分析，不难看出，它一方面是1964下半年的毛泽东对此前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中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的综合思考后，把经验教训上升为指导性理论的产物，另一方面，是毛泽东文革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论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和升华。简而言之，文革既不是毛泽东一时间头脑发热的产物，也不是一般愚者而言“是毛泽东晚年犯糊涂”的结果，而是一系列影响当时中国社会政治走向，两条道路选择的重大事件，作用于他青年时代的“奇志”而催生出来的。孙悟空从石头缝里蹦出来，是有500年前的“前缘”的。 六 近因，就人事因素而言，当然就与刘少奇有关。刘少奇在1949年建国以来的表现，尤其是1962年到1965年初这一个时间段上的表现，加速了文革的爆发。但是，刘少奇的表现，即使在“23条”上和毛泽东的争论，也不是导致文革爆发的内在的必然因素。内在的必然因素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就产生的、一直保存到晚年的的“动天下之心”，而求“国家富强幸福”的抱负。明白这一点，就告别了“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打倒刘少奇，为自己争权夺利”的“庸俗文革史观”。 毛泽东和刘少奇之争是社资之争，这在上一篇里已经交代过。政治路线是由人来组织、执行和贯彻的，终止一条路线，先需要撤换代表和执行这条路线的核心人物。因此，不必讳言，毛泽东发动文革，包含有撤换接班人的明确含义，他要撤换的不光是刘少奇一个人，而是他的路线上的各路把关人马。在导致他们两人爆发公开冲突的“23条”中，毛泽东非常明确且严厉说了，要换掉各级政权位置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516通知”里，他说得更加明白和严厉，甚至用了“清洗这些人，有的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样的说法。也不必讳言，毛泽东和刘少奇是争权，他争的不是私权，而是公权，即为工人农民阶级争权，为他们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权。 1963年5月9日，在给浙江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批示中，毛泽东说：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三大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一起跑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蚀，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景象啊”。（1996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转引自陈明显《晚年毛泽东》） 毛泽东从刘少奇那里争来了带领工人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权，毛泽东担忧的“多么危险的景象啊”，在毛泽东时代没有出现，今天，这幅景象是不是出现了呢？不同的阶级的人，有不同的回答。 七 1956年的毛泽东，看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的那么顺利，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曾充满了乐观：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为此，在当年的“八大”上，他还主动要求，只提马列主义，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以免让人觉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两套不同的思想体系，造成思想上不必要的混乱（关于八大上不再提毛泽东思想的说法，有说是刘少奇“去毛”的自作主张。我这里采用的是2011《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说法。根据毛泽东自己一贯坚持的谦虚谨慎的做事态度、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当时他和刘少奇的关系还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刘少奇的地位远没有达到敢于“去毛”的高度，以及其他依据综合判断，《党史》的这个说法值得采信），甚至还退到“二线”，放手让刘少奇去全面主持中央工作，自己当哲学家、诗人去。毛泽东在八大上的判断和抉择，事后证明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是不当的，让社会主义事业，在别人的领导下，一度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走了很多弯路，如果他没有离开第一线，这些损失和弯路，是可以避免的。在这一点上，我看林彪的说法，最具有合理性，虽然他的语言很感性。 事实上，社会主义探索进行到1964年底直到毛刘公开争论，虽然已经有七八个年头了，经济上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已经建立，但是基础很不牢固，还需要进行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深刻革命，建立起真正的符合马列主义要求的无产阶级专政，来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加以巩固，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之后，还需需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类似的声音，在最近几年我们也能听到：“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30年来经济改革的成果，就有失去的危险性”。它表达的意思实际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重新建立起来了，必须重新建立起相应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加以巩固，否则就会有社会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两个时代，两种呐喊，是为不同的制度，但它们遵循的内在的方法论逻辑是一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建立之后，一定要建立相配套的上层建筑来保护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可以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实现。 文革从这个方面讲，就是毛泽东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建立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一致的上层建筑的一次努力。这一努力后来与多种反抗力量相遇而大起冲突，包括与许多是忠臣良将却不是社会主义者的老干部和他们代表的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相遇而大起冲突。这样看来，无论从那个角度去探索，文革终极指向还是落实在了文化上。因此，清晰的场景就是：文革从政治上讲是建设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尝试（这一点大家容易理解），从文化上讲，就是要改造国民性，改造落后的传统文化，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化（这一点很多人不能理解或者不愿理解）。这是同一个事件在两个高度不同的层面的展开，因为，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里，是上层建筑的顶端的东西（因此，改造起来也最艰难）。（任何阶级的方法论都可以为其他的阶级使用，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许多人分不清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以为用了马克思的某个方法，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按照这个逻辑，现在喊政治改革最响亮的人，就是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了。类似的，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实事求是，许多人只看到实事求是的确是毛泽思想的内容，就以为这样说的人也是完整的、本质的毛泽东思想的坚持者，其实他们说的只是任何阶级都可以借用的毛泽东思想中工作方法上的东西，却不是本质的东西，本质的东西是毛泽东一再强调过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八 许多人说，毛泽东要是在1956年真的完全退下去了，那么他就成为“中国的华盛顿”，而远比美国的华盛顿伟大了。这一说法，是假设毛泽东那时退下，中国一定会迅速成为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昌明、民主自由法制的现代化强国。可是，毛泽东自1976年到现在已经“退下”三十多年了，“政治昌明”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民主法制自由”了吗？经济方面，如果没有毛泽东主持的快速工业化建立的经济体系为基础，没有他的国防现代化保驾护航（没有可靠依据证明，没有毛泽东，这个工业化体系和国防体系也会在当时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顺利建设起来），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会是什么样？那是谁也无法假设的，西方人租界和治外法权，早已再现于上海，也未可知。毛泽东1962年以后 “有限的返回”至1966年“完全的返回”，不但确保了我国现代化基础的奠定，也实际加快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而不是相反。那些茶余饭后的信口开河，是经不起理论驳斥和实践证明的，不可信以为真。遗憾的是，现在到处是这样的信口开河，许多年轻人还是信以为真。这些人，共同的依据之一是：你看，中国现在普通家庭，都有汽车了，毛泽东时代，自行车还是奢侈品。在他们看来，一个人10岁哪怕20岁的时候，一穷二白是无法容忍的，而40岁后的大富大贵与此前的一切奋斗和财富积累都是没有关系的。这些人，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就是贫穷、就是法西斯主义、就是独裁专制”的僵死的教条的思想，不再有兴趣去全面认识真实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这些人中，已经处在社会高端位置的或者已经成为所谓的中产阶级者，无比感谢资本主义给自己带来的种种好处，处在社会底端的（是绝大多数），则宁愿相信自身所遭遇的一切是社会主义造成的，而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对于这些底端的人群，我要问的是，如果你们确信，毛泽东建立的制度的确不好，那么伴随那个制度的瓦解，或者说流产，你们所在的阶级，快速下沉到社会的底端，而“新的生机勃勃的”制度，并没有给作为你们阶级中个体分子的你们自己提供必要的政治和经济庇护，使你们走向社会高端，哪怕获得踏进中产阶级门槛的机会，这到底是为什么？ 要用联系的、发展的、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方法看待事物、看待历史，这话谁都会说，做起来却不是容易的事。我在阅读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书籍、文章的时候，很少看到这样的方法确实在历史叙事中得到了合理的运用，越是政治权威高的著作，越是运用得差，越是走向这个方法的反面，即走向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走向了“个人意志确定的政治正确性”，甚至走向了低劣的、站在伪道德上的情感发泄。在一般的日常交谈中，类似的东西就更加的数不胜数了。 什么是联系的、发展的、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方法呢？以1开始，以3为级差，列一等差数列，得到的结果是：1，4，7，10，13，16，19，22……，这是“真”；2，3，5，6，8，9……这些数字，对于这个数列来说，都是伪，都不能加塞进去，进去了，也要被发现，被去掉。如果谁列出1，3，6，9，12……，或者类似的其他数列，那也是伪，虽然这个伪数列中，只有1和3之间，出现一次级差为2。这就是“联系的、发展的、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方法。关于毛泽东、毛泽东时代，尤其关于文革，现在的历史叙事，有多少个“加塞的数字”呢？又有多少个“1，3，6，9，12……”这样的看上去很真的伪数列呢？换句话说，有多少不符合实际、误导后人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呢? 一切尊重历史的人，无论你是否热爱毛泽东和社会主义，都有义务去把这些“加塞的数字”（私货之类），“伪数列”（无逻辑的胡乱堆砌真真假假的所谓事实）。 法国大革命爆发30多年后（正好相当于文革离我们现在的时间距离）米涅用阶级的眼光，写出了不朽的著作《法国革命史》，这一著作，是恩格斯最爱之一，对于恩格斯有重大影响。米涅同时代的托克维尔，用“超阶级”视野，写出《旧制度与大革命》，在20世界下半叶，在社会主义大潮退去的时候，这一著作被“再发现”，简直成为西方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圣经，在我国也成为阅读法国大革命的指导性版本。这里，阶级意识、阶级立场所取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缺一部米涅高度的《文化大革命史》，就是要“超阶级”写历史，我们也缺一部托克维尔高度的《旧制度和文化大革命》。 2012-1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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