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贾文娟之文“大跃进与劳动热情”

最近《开放时代》上刊登了几篇关于毛时期国营企业生产组织的文章，笔者感到字里行间掩藏着的对“国家”的时刻警觉，这种警觉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以批判为主，随时反抗国家的介入，而对好的东西反而不敢赞扬。以下是贾文娟的文章——《从热情劳动到弄虚作假：“大跃进”前后日常生产中的国家控制与基层实践——以对广州市TY厂的考察为例（1956～1965）》，以及笔者的评论。

作者从大跃进前后工厂干部和工人的变化分析弄虚作假的产生，认为干部为了生产目标而对生产进行的强压和控制，导致工人以弄虚作假和消极工作来应对，所以建国初期的劳动热情没有了。有些地方笔者并不赞同。

其一，作者的出发点是大跃进后群众的参与热情出现明显的衰退。作者所引用的两个证据，一是国外学者费尔德的一篇关于50-80年代工业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的文章，二是华尔德的书——《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

以下是工业劳动生产率（按1980年价格）的增长情况

试问：如果大跃进之后群众的参与热情下降，那么为什么1962-66年劳动生产率反而增长很快？（1962年职工精简基本完成）

华尔德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工人依附于单位，所以私人关系在工厂生活中变得很重要。他的材料来自于逃港的大陆职工。可以想象，他们对工厂的看法难以客观。

其二，贾的文章认为从大跃进开始，国家和干部变得“极端现代化”，就是为了国家发展而不顾工人的生活水平。这个判断并不能成立。

固然，干部为了工厂发展而不顾工人生活的事情的确发生过，但他们并非为所欲为，工人生活主要是国家政策决定的。大跃进时期，我国第一次消灭了失业，城镇人口大幅增加，全国工资总额也相应增加。三年自然灾害使国家在招工、工资、工业化、城市化方面迅速谨慎起来，不仅大幅精简了职工，而且限制工资增长。工人工资到底定多高，大概有三个限制条件，一是工资增长必须以劳动生产率增长为前提，二是工人的生活水平不能下降，三是工农的生活水平不能相差太大。考虑到三年自然灾害和有限制的城市化，很难说国家为了发展而不顾工人生活。

其三，作者有三个分论点：

1.“官员个人强压与应付式生产”，是指大跃进时期的现象，这个应该是真实发生的。

2.“指标化生产管理与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的兴起”，是指大跃进及大跃进之后，地方干部、工厂干部、工人一起虚报数据，弄虚作假。作者的三个材料分别来自《TY厂在干部中检查揭发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情况的小结》、《党委黄书记在二月八日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三级干部联合大会上的报告》和《关于反浪费斗争工作小结》，看来都是反思、反省、批评、纠正这种弄虚作假现象的材料，那么大跃进之后弄虚作假究竟是愈演愈烈还是受到了限制？

3.“政治运动的压力与消极态度的蔓延”，是指56-65年政治运动太多了，乃至人人自危，工人只求少犯错，干部不愿多惹事。作者认为三种人日子不好过，一是犯过错误的，二是出身不好的，三是干部。这个应该比较真实，但是占大多数的出身好的普通工人有多少会感到自危，感到自危之后会在什么程度上影响生产乃至“消极”，作者没有涉及。退一步讲，消极的态度本身不是更容易使工人成为被批评的对象吗？

最后，贾的文章和华尔德的书很像，对一系列政治运动抱怀疑态度，不考虑政治运动发生的背景、动机、过程和结果，有时甚至好像这些政治运动都没有发生过。可能是这个原因，他们的研究中不免有一些穿越，比如把大跃进后期的情况当作是80年代的情况的根源，比如把80年代的情况当作整个毛时期的情况（华尔德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