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贾文娟之文“大跃进与劳动热情”

从热情劳动到弄虚作假：“大跃进”前后日常生产中的国家控制与基层实践*

——以对广州市TY厂的考察为例（1956～1965）

贾文娟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得到明显提高，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改善，人们呈现出了很高的劳动热情。然而，国家逐渐走向对现代化项目的偏执，通过官员强压、指标管理和政治运动等方式对工业企业的生产进行了严格的控制，直接生产者的需要却被忽视了。直接生产者亦通过各种策略来应对国家的控制和保障自身利益。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曾经的劳动热情逐渐为弄虚作假、舞弊营私、消极不安所替代。极端现代化项目的规划者往往将自己看得比实际上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这却反而损害了他们预期的受益者并阻碍了发展。

【关键词】工业生产“大跃进”劳动热情弄虚作假

一、引言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次政治运动和生产运动中，在党的情感动员下，普通群众呈现出很高的参与热情与奉献精神①，这实际上成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得以成功完成的极其重要的原因，而在随后的“大跃进”中，党试图通过对群众热情的动员以达到既定的经济目标。在那时，人们似乎都被社会主义狂热的信仰紧紧地攫住了。每个人都坚信不疑共产主义的目标能够被实现。②然而，“大跃进”后群众的参与热情呈现出明显的衰退。尽管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大量资金被投入到工业企业中，但劳动生产率却停滞不前。③华尔德认为在“文革”时期，中国社会朝着庇护主义的模式与实用性私人关系亚文化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④，在生产上，工人明显缺乏积极性，劳动纪律松弛，管理者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⑤可见，学者们观察到计划经济初期工人的劳动热情，亦观察到其后期的热情衰退，但缺乏对中间时期（1956～1965年）的考察和分析。

本文认为，对这一时期的生产进行分析是非常重要的。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1966年“文革”开始，中间这十年左右的时间是较为常态的生产时期——正是在这段时期，直接生产者的行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人们的生产参与是怎样从热情劳动转变为弄虚作假的？这种变化具有怎样的理论和政治意涵？

周雪光发现，中国80年代末存在着“集体懈怠”现象，其表现是人们对政治运动缺乏热情，生产中缺乏效率和擅自离岗，以及逃避公共责任等。他指出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结构下，集体懈怠具有特殊的政治意涵：当国家控制变得紧张，公开的反对过于危险时，集体懈怠就会出现。像是看不见的静坐，这种“懈怠”会因其“集体性”给予国家政治压力，对其合法性构成挑战，并阻碍其政策推行能力。⑥本文发现，“集体懈怠”并非突然产生，而是开始于生产之中——“大跃进”之后，“弄虚作假”等现象已经在生产场所隐蔽地发展和扩散了。

布洛维认为生产不仅是经济性的，还是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这意味着人们在生产产品的同时再生产出了特定的社会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的体验。劳动不仅是个体性的行为，还是政治性的，能够反映权力关系的微观运作。⑦通过对广州市一家中央直属的大型机器制造企业劳动情况的分析，我们得以发觉直接生产者行为变化背后的政治意涵，即国家对生产的控制以及直接生产者的灵活应对。

二、社会地位与经验生活：TY厂直接生产者劳动热情的兴起

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一机部”）成立，主管民用机械、电信、船舶制造业。1953年，位于广州的三家钢铁机械厂合并组成南中国最大的通用机械制造企业TY厂，⑧并划归一机部第一机器工业管理局管理，成为全国六个通用机器厂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TY厂仅生产简单的通用机械，1955年，TY厂开始研发和生产制糖机械，并成为国家定点生产制糖机械的企业。⑨1958年TY厂下放给广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随着“大跃进”的展开，TY厂主要产品拓展为钢铁设备、化肥设备、水泥设备、炼油设备等，并成为全国生产离心机的骨干厂，其产品曾在德国莱比锡博览会上展出。⑩1962年TY厂重新收归一机部管理。因TY厂在全国工业布局和生产中的重要性，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多名中央领导人曾亲自视察生产，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于1961年、1964年两次进厂蹲点。11

在TY厂建设初期，工人和干部都呈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1956年，该厂确定生产制糖机械的专业路线后，在缺乏厂房的情况下，工人和管理者在烈日暴雨下进行露天生产，为了产品不暴露在外，人们一致同意将饭堂腾出来做装配车间。支援建设的苏联专家见到后说：“条件不是不够好，而是很糟糕。”然而在该年的劳动竞赛中，科室和车间每天都出现新纪录，据统计，该年2～11月共有12057人次突破定额、创新纪录，全厂先进生产者1044人次，平均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先进生产工作者，共节约160481工时。12

从工人的口述史中，笔者也听到了类似的故事。1950年8月份入厂的LGQ，清楚地记着当时的情况：

我们车间有个王师傅，他有9个小孩，到底哪个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但是，哪个零件在什么地方，加工到了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他清楚得很！他把精力全放到了工作上。（2011年5月1日）

王师傅并非个别现象，SYY于1958年进厂，2000年退休，在TY厂做了一辈子的工人，他对自己刚入厂的那段时间记忆犹新：

那时候刚刚“大跃进”，工人一天8小时之外，还要加班加点、义务劳动，连周六周日都要干活。那时候的人都很老实的，说加班就加班。上面说今天什么任务还没有完成，晚上要加班干完，大家都没话说的（不会抱怨）。（2011年2月20日）

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者的劳动热情来自何处呢？不同于以往观点，本文发现，直接生产者的劳动热情既非直接源自人们对社会主义事业所怀有的崇高信念，也非源自精细的动员技术，而是源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直接经验与感受。

其一，在生产劳动和生活中，直接生产者获得了尊重，认识到自身价值，感受到社会地位的提高，进而产生了报恩心理。

新中国成立前，TY厂的很多职工都曾经历过工头制并吃了不少苦头。如新中国成立前CX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做过三年小徒，按照他的亲身述说，在旧社会，工人讲话要是不守规矩，就会被工头或老板打，一点情面都不会留。而民主改革后，干部听取工人意见、亲身参加劳动，这使工人明显感受到新社会的不同，SYY说：

安排工作任务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发号施令。有的时候领导说：“这个工作要20号以前完成”，很多工人都说：“那怎么行啊？”我们有什么困难都敢跟他说，敢不买他的账。如果平时你对生产或者其他方面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可以通过生产会议、班组会议、车间大会等说出来，如果大家觉得你讲得对，就按你说的做。（2011年2月20日）

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尊重使他们感受到了主人翁地位，加之在八级工资制的情况下，工人与干部工资相差无几。在上级部门主导的调资升级中，工人的调升比率和速度还要高于干部。在当时，该厂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办公室的干部去见女朋友的时候还需要特地找工人借用工作装。13

生产之余，干部还主动帮助工人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如在1956年，TY厂二机车间后勤工段的核心小组曾冒着狂风大雨到一名居住在危房的工人家中进行探访，并承诺帮助他解决住房问题，这名工人当即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从此他不但在工作中更为积极负责，而且在组内职工有困难时，也会主动帮助。14

无论意识形态多么吸引人、动员技术多么高超，如果缺乏生活经验的支撑，人们也难以积极地参与到生产中。正如LYM所说：

绝大多数老工人在解放前日子是比较苦的，解放后很多工人都是很高兴的——跟旧社会一比较，觉得真是当家作主了。有地位了，就很积极生产，那时的风气很好——特别是解放初期那几年。（工人）政治地位很高的，大家都觉得很光荣嘛，作为主人翁。所以那时候用口号就能动员工人。后来再讲政治就没有那么管用。（2010年12月23日）

其二，生产劳动与单位福利和个人生活水平休戚相关。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需求与个人对生活水平提高的需求是一致的，努力生产是利国利己的事情。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具有“公私嵌入性”的特征，即个人的生活领域是与单位的生产领域是嵌套在一起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嵌套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所有职工的福利与工厂的生产状况是联系在一起的。15在这个意义上，单位对职工而言是与自身荣辱相关的“家”，单位生产发展上去了，自己的生活才会好。

TY厂中，每个人都清楚，若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工厂就能够从上级部门获得奖金或利润分成，这些资源会直接用于单位福利的建设，以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16虽然利润留成政策经历了复杂的变化，17但多数被访者坚持认为利润的5％要用于单位福利建设。他们愿意为本单位福利基金的增加而努力工作。曾在铸钢车间工作的CX回忆：

利润的5％必须用于福利，这是固定的，这个谁都知道啦！福利用来干什么呢？用来看病啊、伙房啊、厨具啊、制服啊，5％嘛！到个人手里的少，但是对厂而言就多了，利润大，个个积极性都很高。因为福利是牵涉到每个机构的利益问题，住房啊、医疗啊、伙食啊，都是在那里的。一般工人都知道生产上去才有希望。今年一百万块钱有五万，如果两百万呢，就有十万了。……那个时候比较自觉的。大家都是希望厂、希望国家发展得快一点。生产上去了，福利也就跟着好了。（2011年7月9日）

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TY厂生产成绩出色，1957年为止，TY厂的福利设施已经有：宿舍19988平方公尺、饭堂3所、营养食堂1所、职工子弟学校、职工业余学校、礼堂、浴室、托婴所、女工卫生室、医疗所、职工疗养所（别墅一栋）、理发室、招待所、三班休息室、职工俱乐部、图书馆、灯光篮球场、足球场及运动场、排球场、游泳池等。18除了福利设施，TY厂还使用这些费用开办合作社，向职工供应物美价廉的食物；工作之余，组织职工跳舞或与纺织厂工人进行联谊。这些福利待遇使人们认识到，为国家、为社会主义而劳动就是为自身利益而劳动。如同CX说：“干社会主义啊，希望给社会搞好了，以后就幸福了，作为一个目标。”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急需建立在工厂中的地位，以全面控制工业生产，为了获得职工的支持，生产民主和职工福利受到了高度重视。这一时期，“劳动”将个人需要与国家需要整合在一起：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劳动者获得了尊重，感受到地位的提高和生活的好转；另一方面，他们将自己的劳动贡献给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然而，生产组织日趋完善后，国家政策逐渐侧重现代化建设事业，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生产者的需要，这对后来的基层生产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下文将对该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展开分析。

三、工业生产：国家主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是国家对前一时期工作的总结和对未来发展的规划。通过对1954～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分析，本文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国家对发展工业的目的、对企业的要求和对劳动者的态度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提高直接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曾经被确定为所有工作的核心，也是新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目的所在。1954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现代工业的发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19

在国家规划与政策支持下，单位社区与直接生产者能够从工业发展中获益。生产与生活相互促进，这构成了人们热情劳动的重要原因。

在接下来的国家规划中，工业化本身成为核心，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退居其次。195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讲：

在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必须逐步地改善工人的生活；也只有这样，才能鼓励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使生产继续迅速地发展。

但即便如此，国家仍然保持着对工人福利情况相应的关注，并提出：

各企业的行政负责人应该为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和消费品供应状况、保障工人的安全而积极努力。20

“大跃进”标志着国家主导的、以高速工业化和全面改造社会为目标的“极端现代主义”（HighModernism）项目在中国的开展。21在冷战形势下，中国开始与西方国家进行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竞赛，并以此衡量本土现代化项目的实施成效。1959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地显示出这一点：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是不可能有的。……在钢产量上，英国走了五十多年的路，我们只花了六年。……经过了五十多年的时间，到一九○七年，英国的煤产量才增加到二亿七千万吨，而我国也只花了六年的时间，就在一九五八年达到了这个水平。……在我们的生产资料工业跃进的时候，生活资料工业的产值在一九五八年一年中间也增长了34％，这样的增长速度难道是资本主义世界有过的吗？22

然而，在国家对数字增长和宏大目标的追求下，人们的真实劳动、生活情况退居到了次要的位置，对基层生活状况的汇报与规划逐渐从政府工作报告中隐去，这一点在1960年的报告中已经变得很明显。在鼓励各地建设公共食堂时，报告是如下进行宣传的：

应当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密切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劳逸结合。公共食堂问题是现在抓生活的一个中心问题。……办好这些福利事业，把社员的生活安排好，就更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23

这意味着生产的发展才是国家事业核心，人们的生活退到了辅助性的位置。

1964年，本已非常快的工业化速度仍然无法满足新秩序的设计者和规划者的要求，中国已然无法忍受“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极端现代主义的目标在60年代得到了延续和加强，规划者要求“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4在生活福利方面，关于要求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福利状况的话语已经从报告中消失，相反地，“艰苦朴素”得到大力倡导：

勤俭朴素，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铺张浪费，追求享受，是资产阶级的腐败作风。我们发扬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使这种作风形成社会风气，就可以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这无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全国人民都应当为积累每一元建设资金并加以有效地使用而斗争。25

不难发现，一个依靠人民革命获取胜利并建设了新国家的政党，曾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社会地位与生活福祉，现代化则是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成为了核心与主导。在冷战的动荡环境下，非工业世界的后独立时代领袖痛恨殖民统治的过去和停滞的经济，他们试图创造一群值得骄傲的“人民”，并逐渐遵循了发展逻辑——一种由科学和技术进步、生产能力提高、对自然的改造所构成的整体性图景。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与西方进行的现代化与工业竞赛，26不同于西方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改造方案规模和国家机器使用的工具都更为庞大，这些国家能够沿着“极端现代主义”（HighModernism）的道路走得更远。27

在这幅整体性规划中，重型工业企业始终处于极为核心的位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作为资源分配“单位”，它是国家对城市社会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工具，28更重要的是，工业企业担负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国家需要动员一切力量提高其生产效率、增加其产量，以完成给定的生产任务和指标。

基于这个需要，从制度设计上，单位中有关生产的一切也是在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的。这种控制通过三种策略加以施行29：第一，官员个人的强压。向上负责是中国官僚制度的特征之一，对于国家重点推行的项目，都会有相应的官员进行督促。这些官员通常具有相当的权力，并以其权力向直接生产者施压以保证上级下达的指令能够在底层得到执行。第二，指标化的生产管理。通过将生产情况指标化、全局化、简单化，不仅方便国家对工业产量和发展速度进行控制，也更容易同西方国家发展情况进行比较。第三，通过政治运动促进生产。尽管政治运动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与生产相互矛盾的，然而实际上在工业企业中，政治运动是围绕生产展开的，目的在于以动员的方式促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