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贾文娟之文“大跃进与劳动热情”

四、弄虚作假的兴起：国家的生产控制策略与直接生产者的应对策略

“大跃进”以后，旨在促进生产的国家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却逐步地削弱了直接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直接生产者热情衰退的表现是弄虚作假、舞弊行为与消极情绪在TY厂日常生产中的逐渐兴起。“在这些问题中，有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也有奖金挂帅、物质刺激搞小包工的，有瞒上瞒下、无政府状态的，也有伸手要钱、漫天要价的。总之五花八门，无所不有。”30本文认为，国家的生产控制策略在基层实践中损害了直接生产者的利益，上述各种舞弊行为实际上是后者对控制的灵活应对。下文将呈现国家的三种生产控制策略，以及直接生产者的应对方式。

（一）官员个人的强压与应付式生产

1958年，“大跃进”在TY厂开展之后，直接生产者所承受的最大压力既非来自生产计划指标，亦非来自频繁的政治运动，而是来自上级官员。大多数情况下，极端现代主义者是有权力的国家官员或首脑，极端现代主义与他们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31在中国的情境下，政治体制中的“向上负责逻辑”使得拥有权力的官员为其壮志得以舒展，32而将工业企业作为工具，并将这种压力转嫁到直接生产者身上。来自官员个人的强压使得直接生产者不得不服从于超长的劳动时间与很高的劳动强度，人们的体力完全透支。工人在各色命令下毫无讨价还价能力，其“主人翁”地位也无从谈起。

1959年以后，TY厂下放至广州市机电局管理，作为重型装备机械制造大厂，国家、省、市各级各部门领导统统将自己负责的生产任务转嫁给TY厂。负责水利工程设备生产的副省长要求TY厂尽快生产出水利设施，因为“这是牵涉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大事！”负责轧钢的省长要求“一定要把轧钢搞好！以钢为纲！”而市委工业部长则要求TY厂尽快推广“超声波发生器”，谁敢阻挡就“开除党籍，通报全市”。33“大跃进”期间在车间实习的LYM说：

省市领导一人抓一项工作，各个都说自己抓的工作重要——你也重要、他也重要，都是第一。我们工厂呢，工人就只有这么多，个个都要第一，那不是很难了吗？（2010年12月23日）

在这样的生产强度下，TY厂职工工作时间过长、休息严重不足，人们正常的生活与工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大炼钢铁期间，在“敞开肚皮吃饭”的口号下，一筐筐包点放在转炉车间，然而工人因为过于劳累完全不愿予以问津，导致大量变质食品被丢入珠江。有人抱怨“大跃进带来了大紧张”，有人说自己“满肚子是气”，有人说“领导沙沙滚，为了完成任务，把人民财产当儿戏”。34“部分工人……产生埋怨情况，生产中表现得干劲不足，劳动纪律松懈，因而生产效率不高。……有形的浪费和无形的浪费亦大有存在。”35人们普遍认为问题出在上级领导对工厂的过分要求上。为了使生产和人们生活受到的损失降低，TY厂的直接生产者想出了应对官员的“推、拖、退”三部曲——对来自上级官员的任务能推的则推，推不掉的则拖，拖不了的则退，而送到车间的生产任务则由工人发挥才智进行应付式生产。

“大跃进”初期，广东省对大炼钢铁并不积极，中央有人打电话催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为什么广东大炼钢铁你放不出卫星”，于是广东省在1958年11月开始大放钢铁卫星。361959年初某日，广东省省长陈郁风风火火地来到TY厂，亲自下达生产大炼钢铁用3吨自由锻锤的任务。该产品的锤砧重50吨，远超出TY厂的生产能力。时任生产科副科长的LZL说：“不行呀，省长同志，这个锻锤的锤砧就要50吨，我们厂根本没有这么大的炼炉，这个我们做不了啊。”陈郁很着急，接着去找到设备动力科工程师，但工程师仍然摇头表示TY厂无法生产该产品。这些拒绝合作的技术人员被一通训斥：“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典型保守右倾！工人，人家干活的，都说行！让你写个字、做个计划、下个命令，你就不敢！你们这些人，不怕共产主义建不成！不怕修正主义！最怕就是群众发动起来！”

陈郁走向车间，将命令直接下达至工人。在官员的强大压力下，工人们点头说行，随即展开生产。讽刺的是，铸件生产的正规程序是把熔化的铁水注入沙模，使铸件成为一个坚固的整体。然而，工人的应对方法则是先把生铁锭横七竖八地堆在沙模里，再把铁水浇淋上去。上级要求的铸件看似完成，然而由于铁锭并未被铁水融化，铸件内部仍然是空的，如同一个空壳，该产品仅仅用以应付上级。37

时任生产科副科长的LZL说：

工人为什么说行呢？不是工人品质不好，你硬逼着他没办法的，不能说不行！很多工人都不表态——他们看不惯，但又不能说话。省长亲自下来下指标了，有什么办法？机械工人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对付你的。工人觉得你这样命令我，我就这样耍你。他们就想出来了这种浇注方法应对。（2010年11月26日）

在这样的应付式生产下，1959年废品重达1280.885吨。38最终，1964年陶铸在TY厂蹲点时清算出，TY厂在“大跃进”期间造成了价值超过18万两黄金的浪费。39

（二）指标化生产管理与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的兴起

“计划经济是一种高度依赖指标进行管理的经济制度，没有指标来引导和控制经济，这一体制就无法运行”，40国家向企业直接下达的指令性生产指标涵盖了企业生产管理的方方面面。41实际上，任何制度下企业的生产管理都需要一定的指导性指标，但是计划经济时期工业企业的指标设定并非依据客观的生产能力和运营情况，而是基于国家对发展速度的期待而对地方提出的要求。伴随着国家总体的工业规划，企业需要完成的指标往往逐年上升，并与其承接的生产任务或其实际生产能力不相符合。这种指标化管理减少了官员所必须考虑的变量，同时也提高了行政的规范性，是生产简单化的一种体现。

TY厂以计划指标来指导产品生产始于1953年。因为全国各工业生产企业仍处于建设初期，国家在计划指标制定上也处于尝试期，所以这时的生产指标仍较为宽松。尽管指标与实践难以完全契合，但TY厂通过自接任务、不断修订计划、调整生产组织，以及组织劳动竞赛，最终都能够予以完成。

实际上在计划经济时期，令工业企业真正担忧的是计划指标过高，而生产任务不足。“大跃进”时期，尽管计划指标飙升，但是在生产任务足够多的情况下，通过应付式生产，TY厂仍然可以完成计划。指标化生产的问题真正变得严肃起来是在“大跃进”之后。60年代初期，随着经济方针的改变，国家大量撤资、生产大规模压缩，许多企业都陷入了财政困难。1961年7月底，TY厂银行贷款2604万元，月息15万元，生产任务严重不足、成本大幅上升、不合格产品大量积压，并于9月份出现了一次大停产，10月份生产下降到几年来最低水平，11月份企业出现亏本。421962年，计划生产指标仍是“大跃进”时期的一半，而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仅是厂生产能力的28％。在这种情况下，TY厂决定揽活打杂，组织自接农业机械、轻化工业产品的订货任务——这些自接任务占其商品产值的66％。43

尽管人们努力地投入到生产中，两班顶三班夜以继日地工作，生产指标的完成仍是未知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同直接生产者经验生活的需要的矛盾在于，如果不能达到国家的生产指标，单位便无法获得奖金，职工整年的努力劳动会付诸东流，人们“生产涨一寸，福利涨一分”的愿望不会实现。企业整体地位若因此下滑，从上级部门获取资源将更为困难。这样，TY厂使用以下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和投机取巧的策略。

一方面，因为“上面下达指标，是秀才闭门造舟。……订计划是凑产值”，所以TY厂的统计都是“用假的编出来，从质量、计划、成本都是浮夸”。44LZL给笔者讲了当时情况：

有些人的月历是有40天的！下个月10号以前能完成的产品都计入本月。把没有完成的产量报完成，这样工作就推到了下个月，每个月都这样往后推，到了年底任务就堆积得很多。年度任务完不成怎么办？就弄虚作假了！实际上年计划没有完成就报做完成！……这里头有很多种完工方式，有的是缺件完工——产品零件未全就报完工，有的是质量未通过检测就报完工，有的是实际工作量还没有完成，就报完工。生产总值更糟糕了！生产总值怎么算出来？商品产值加上在制品，在制品就是还没有装配成商品的。在制品是靠估算的，黑幕很多了！一算，完不成计划了，那就给在制品估计多一些，以前只完成50％，那就加到60％、70％，那个产值不就完成了！所以，我们从来都是完成计划的。你（在档案上）看到那时候的生产总值全都是估算的，很少有是真正算出来的！（2011年5月1日）

这种弄虚作假是否部门或领导的个人行为？工人对此持怎样的态度呢？LZL说：

关于这个，厂里面谁都知道，但是一机部根本查不出来——有很多方法蒙他们的！而且工人也支持这个，为什么呢？要是没有完成计划，整个厂就拿不到奖金，厂拿不到奖金你就没有好处，所以工人也参与其中，宁愿弄虚作假，没做完报做完。（2010年11月26日）

另一方面，对订货厂家隐瞒因赶工而导致的质量问题。例如，为了赶商品、抢吨位指标，铆焊车间的工人焊接锅体洗涤塔时不够细致，导致该产品第一圈试水的时候存在轻微的渗漏情况，但是为了避免拖延交货期，以及将该产品计入生产指标内，质检科科长看见后并没有提出检查该产品出问题的原因，而是叫车间赶快把把缝隙焊好，不要让订货方知道了。又如1961年，黑龙江轻工业厅向TY厂订制3台1250离心机，在部分仪表还没有生产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发货并收了货款，直至3年之后，该厂仓库里还积存了一批漏欠客方的产品附件，这些附件的价值超过3万元。1964年11月，TY厂铆焊车间承制105超速离心机的出水管与盖，生产完毕后因不符合图纸尺寸要求，一直没有入成品库，然而，生产工人和车间领导都不愿意返工。该零件拿到二机车间以后，经过检验员的研究，认为产品能用就可以，便入了成品库。45弄虚作假的情况并不是突然产生，“这情况很早就存在了，未引起我们注意克服，未完成就报入库，缺外购件也报入库，赶产值时忽视质量，特别是赶节日献礼……”。46

这种弄虚作假并不是某个部门或领导的个人行为，在单位利益的统合下，厂级领导、中层领导、工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其中：厂级领导的参与主要在于直接的指标作假，以及对上级部门予以应付、对下游订货厂家假以威胁；中层领导的参与在于进行厂内协调，沟通不同级别、不同部门的信息，使得职工的口径和目标保持一致；而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基层工人，则是开动脑筋、想方设法加速生产，同时，支持并隐瞒上层领导的作假行为。在这种情况下，1961～1965年间，TY厂浪费损失达1700多万元，积压物资700多万元，约占其固定资产的60％。47此后，弄虚作假的情况受到了批评，但并未中断，反而愈演愈烈。

国家的视角在于要求单位发动一切力量以达到由指标定义的结果，然而，这些计划的始作俑者往往将自己看得远比实际上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这却反而损害了他们预期的受益者。48以指标促进生产固然是为了达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想，但当指标化管理不顾及工厂劳动过程实际并因此损害了直接生产者的实际利益时，他们使用各种计谋予以应对，对于生产中的弄虚作假的行为，最终埋单者仍然是国家。

（三）政治运动的压力与消极态度的蔓延

与指标管理并存的是动员式生产方式。作为生产简单化的极端，这种以政治促生产的策略注重人们的情感，而不是具体的生产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从“反右”斗争到“文革”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将人们的热情动员起来并转移到生产中去。1956～1964年间，TY厂先后经历了“肃反”、“整风”、“反右”、“三反”、“整风整厂”、“五反”等运动，这些政治运动中，有些是由本厂党委进行组织，有些则由市委工作队进行组织，前者组织的运动相对和缓，后者组织的运动斗争性极强。然而，一轮接一轮的政治运动不仅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生产，更造就了直接生产者得过且过、谨慎多疑的消极态度，并消解了人们的热情。

那些在生产中犯错误的工人会被怀疑成阶级敌人，并受到重点审查。1964年7月“肃反运动”期间，有工人因怀疑组织对他的不信任而自杀。1961年，该工人的弟弟在农村死亡后，他曾在车间说过弟弟是饿死的，并表达了对棉布供应的不满，从此便开始担心领导对他不信任。“五反运动”后，该人向支部交待自己当工会小组长时忘记登记几毛钱，思想顾虑加重。1963年在生产上出过两次质量事故并受到工段长与车间主任的批评，该工人更加害怕，担心被说成故意的。1964年，为了照顾其身体，车间安排他做钳工并停上夜班，并告知其他工人少接近他，有些会议亦没有通知他。然而，在“肃反运动”的背景下，该工人过度紧张，竟然在厕所上吊自杀。49

出身不好的工人在运动中容易成为斗争对象。1958年，因为所属的地下组织暴露了，阿荣从香港回到大陆。她刚到广州时，很多人在火车站欢迎她，令其非常感动。在进厂初期，阿荣满怀热情，工作非常积极。1961年，她申请回香港探亲，因提前3天回厂，被怀疑与特务有联系，至此便成为了“运动员”——但凡有政治运动，被批斗的总是她。若是香港的亲戚寄来食品，她就被说成与特务进行联络，若是找医生开病假单，就被说成无病装病。加之难以获得工资升级的机会，她非常生气，工作时也毫无心情，同他人的配合也成了问题。改革开放之后，阿荣马上申请回了香港。50

在政治运动中，除了犯过错误的工人与背景有问题的工人忧心忡忡外，普通工人也存在四怕：“怕说错话，怕犯错误，怕戴帽子，怕送农场”，不安全感与消极情绪在车间中蔓延开来。51然而，在运动中最不安的实际上是干部。LYM说：

干部一个星期要学习很多次的嘛，学习完了还要发言，你不发言就不行，说你不积极，发言的话又怕讲错话——这个讲话很难说的嘛！工人学习就简单了，班后很短时间，工人本身就是没有文化的人，不可能弄得太清楚。干部责任就重了，历次运动干部都要检讨的，要过关，有的工人说当了干部，笔比铁锤还要重，写几个晚上都写不出来，过不了关。加上干部的工资待遇比工人低，人们都不愿做干部。（2010年12月23日）

1960年“整风运动“中，600名一般干部中，有170人不愿意当干部。在工人提拔上来当干部的人之间普遍有“当干部不如当工人”的思想。在TY厂58个科级干部中，不安于位的有22人，其中要求回车间做工人的有17人，这17人中，从工人提拔出的占12名。机装车间9个工段长中，8个是不愿意当干部，铆工车间5个工段长中皆有不愿当干部的想法。主要原因是“认为当干部开会多、责任重、批评多、上压下顶，工资升级慢，又无奖金和加班费，不如当工人好”。其中，铸铁车间副主任认为自己文化低、能力低、理论水平低、身体不大好，不愿当车间副主任，要求当普通干部。总务科科长（党员）为了达到调科室的目的，曾准备犯个不大不小的错误撤职降两级。机装车间工段长（党员）说：“当干部受气，升级慢”，工具科梁耀华说：“做干部一点好处都没有，开会多，苦战多，加班毛都没有一条，准我离职，让我倒贴一百几十元我都愿意，一离职，我就去劳动局登记当工人。”52甚至有人说：“用机枪对准我，我也要说‘当干部吃亏’！”53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变得小心多疑、谨慎处事、劳动态度愈加消极，而干部对于管理亦缺乏动力，因担心在运动中被工人批判，而不愿意得罪工人，他们对日常生产中的营私舞弊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工作不求有功、只求无过，进一步助长了生产中的消极态度。政治运动，这种旨在激发直接生产者愤怒、感动、兴奋等情感进而促进其生产积极性的策略在实践中逐渐丧失了效果，并将人们的情绪导向了相反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