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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在他的政治报告里，向全党8000多万党员和全国人民宣称他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那么，我们这里公布的《蒋经国暗助邓小平改革开放》一文，根据台湾当局解密的资料，正确的揭示了一个本质和事实，就是特色早已经在本质上改旗易帜了，保留形式上的旗帜，只不过是害怕没有了这个伪装而露出本来的面目而已。可悲的是，那些糊涂的人还在阻止其不要改旗易帜。对于这些人，这篇文章不是一剂清醒剂吗？看看他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还没有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时候，偷偷摸摸在干什么？在给改革开放设计一条什么道路？这样的道路是不是改旗易帜？
文章说，1978年到1979年，邓小平就物色财政部长王丙乾的秘书到日本和蒋经国的经济学者刘建仁秘密联系，结果一拍即合。蒋经国和邓小平为什么会这样心心相印？两个人都说他们是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莫非在那个年月他们就有秘密私交，虽然后来各自在对立的国共两党。
刘建仁这个神秘人物在蒋经国的授意下，把有关台湾经济方面的资料整理了6个行李箱，于1980年4月，跑到中国大陆；一到北京，立即与邓会面；接见他的还有邓颖超、王丙乾等中央领导人。这样迅即、这样隆重，使刘建仁受宠若惊。
邓要和刘建仁单独谈话，把一块儿接见的邓颖超也排除在外。邓开门见山说的一句话是：“你我都做过地下工作。地下工作的规矩我们都清楚……”刘当即回答：“出了这个门，我就没见过你。”随即，两人哈哈大笑。这当然是会心的笑。
当刘问：你想听真的还是假的？邓说：“我想听真实的。”他们的真实是什么？自然是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之类的谰言。刘自然要说邓爱听的话：“如果不改革开放，中国只有死路一条。”文章里没有公布邓对刘讲的话，但我们可以想见，邓对这样一位同学蒋经国的密使能不吐真言吗？他的真言自然是贬斥大陆的社会主义是穷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亦即胡锦涛说的“封闭僵化的老路”。
经过30多年的对比，人们已经明白，邓小平和他的徒子徒孙们这套攻击诬蔑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是天下最无耻的谰言。人们只要看看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照片，再看看邓小平会见卡特的照片，把富有引力的强大污蔑为“封闭”，把低三下四的卖国吹捧为“开放”，颠倒是非能蒙骗人们的双眼么？否！至于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以及要斗私批修的社会主义革命诬蔑为“僵化”，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改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把按劳分配改变为按资分配以及无限制地诱发人的私心美化为“改革”，那更是亘古未有的社会主义大叛徒的行径。铁的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过毛泽东的探索、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给广大工农劳苦大众带来的幸福感，深深埋在他们世代人的心中，岂是叛徒一句“封闭僵化”所能诬蔑掉的。
11月14日这一天，我到医院看病。挂号排队的时候，一位素不相识的病友说，电视台问：你幸福吗？她要问到我，我就说，自打邓小平改革开放那一天起，我就一天也没有幸福过。毛主席给我们工人的福利，都给他们七改八改改掉了，现在连病都看不起。诊室里一位病友说，还开会哩，（指十八大）主席台那帮人哪个不挨骂？净一帮抬桥子，不管老百姓死活。群众的这些发自内心的议论，难道不是冲着你们“改旗易帜”的罪恶吗？
邓在他尚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时候，就如此急切地从台湾蒋经国那儿请来高参，为他心目中的改革开放设置蓝图，就说明这个被毛主席定为走资派的内鬼，早就下定决心要走资了。蒋经国给他送来的走资药方，他的爱资病吃了不但很见效，而且他还让这位高参在他主持的一个会上宣讲。第10天，按规定高参要回台湾了，突然，邓的秘书告他，再多呆几天。这位特使吓坏了，以为邓小平要翻脸算他的旧账，不曾想是请他到中共中央党校给省部级官员宣讲。共产党的干部听走资本主义的课，这就是邓小平改革伊始导演的一场闹剧。
邓小平对这样的历史会见，当然是很看重的，但是，做贼心虚，不敢留有文字，只好以几张照片为证，送给特使回去交差。有了台湾国民党蒋经国的支持，有了新加坡李光耀的支持，有了美国总统卡特的支持，有了内外反动派的支持，邓小平改旗易帜的胆子就一天天大起来了。
这份和蒋经国暗自交往的材料，经过台湾方面保密30多年后，“征求国内同意的前提下”，才于今公布出来。这和卡特的保密是多么相像。这些内外反动派深知邓小平改旗易帜的决心，是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他们心心相印，全力支持，把毛主席一生创建的世界革命的红色根据地，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的最大附庸国。其罪恶之大，沧海难容！
这份材料最后说：“将来人们写历史的时候，不要以为中国国民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旁观者。中国国民党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是参与者，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参与了决策。”“蒋经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所做的动作，是把民族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的。”前一句话，揭开了邓、蒋勾结的实质，揭开了改革开放就是改旗易帜，后一句话，则是资产阶级惯用的手法——用民族利益掩盖阶级利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就下过这样的断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邓小平和蒋经国在改革开放一开始的勾结，证明了毛主席的论断多么准确，多么富有预见性。
邓小平的继任者一方面同意公布这份材料，企图说明他们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定好了方向；一方面却在十八大装模作样地宣布：“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不是自打嘴巴吗？其实并不奇怪。他们是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就是自相矛盾的制造者。不厚事件，他们大叫“路线斗争”，指责薄是“文革余孽”，大有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告别的气概。不曾想，全国人民从中受到一次很大的教育。修正主义者的倒行逆施，从反面教育群众重新认识毛泽东，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这两个“重新认识”，把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保钓游行示威，吓坏了统治者。他们企图用新的决议来压制群众。但是，这样一来，不但会造成新的危机，而且修正主义党因十八大召开而出现的裂痕也难以弥合。于是，离退休的元老们在养尊处优的位置上也饮食不安了，纷纷出笼，做平衡、弥合的工作。本来，彻底否定文革，重评毛泽东，是邓小平的遗嘱，是修正主义集团几代接班人都想完成的任务。新一代交接班人因群众而激怒的行为，是符合邓的遗嘱的。但是元老们毕竟比他们狡猾，他们审时度势，说动了新一代交接班人，在十八大的文件上继续保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词句，并且不触及文革这个地雷。他们用心良苦，只在抬高他们的黑货如“科学发展观”的地方，露一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达到安抚一些人的企盼。
但是，群众的觉悟使他们的新欺骗难以得逞。首先，群众有了历史经验，对这种修正主义换届有了精神准备。当有人散布幻想时，就有人提醒：那个上西柏坡的人如何？其次，听其言观其行是多数人看问题的角度，连在国外的中国人都指责胡的政治报告说，谁要你口头上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人们要的是行动上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三，有了从路线上看问题的新觉悟。一位女将在看了习的就职演说，批判说，习只讲术，不讲道。就是只讲人民，不讲路线。路线不变，把人民讲得再好，也只是欺骗。
魏巍曾感慨地说：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换一届领导，都要乔妆打扮，欺骗一番，革命者就要向人民揭露一番。他老人家要活到现在，看到人民这种觉悟，该有多高兴啊！我们应该换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在看穿了修正主义这一套把戏以后，“粪土当年万户侯”，把我们的眼光移向人民，把自己的希望移向人民，做人民需要的工作，像毛泽东晚年那样，坚定地相信人民总有一天会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新一届修正主义领导，新的骗术还会出台的，诸如申报家产。但是，只要人民有了路线觉悟，这些花招都会成为镜中花、水中月。修正主义前面的路，如一位网友说的：“中国的情况目前还是会继续加速向下，很快就会开始进入另一个状态，一进入只能朝代更替。自下而上相对于自上而下更彻底，虽然死的人更多。”“不知他比崇祯如何，反正历史已经走到这个时候。”（路路边人《历史已经走到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有这个共识。
蒋经国暗助邓小平改革开放
国民党以这种方式参与国家重大决策
中国大陆热火朝天搞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宝岛台湾在热火朝天地搞经济建设。经济成果颇丰的台湾，当时位居亚洲四小龙之首。中国大陆1976年结束文革动荡，又徘徊了两年之后，在百废待兴的经济困境中，再次复出政坛的中共领袖邓小平毅然主导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工程。邓小平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已使这个饱经风霜的亚洲穷国、大国逐渐变成经济上小康的具有一定综合实力的强国。实践证明了邓小平果断地主导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在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的初期，身在台湾的蒋经国已经知道他这位与自己曾经留苏的同学以及昔日好友在几经政治沉浮之后下决心为中国的未来掌舵，并将中国扭转到正确发展的轨道上。蒋经国对此不仅乐见其成，还在暗中相助。
当时的海峡两岸尚延续国共斗争的惯性，台湾还没有解严，也没有开放党禁和报禁，就连开放老兵回乡探亲也是后几年的事。在那时的封闭和对立的条件下，蒋经国是怎样得知邓小平的心思，以及怎样配合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并在暗中助其一臂之力的呢？曾经在东北领导国民党系统领导地下抗日组织以及指导地下抗日工作的纪刚（赵岳山）先生在保守这个秘密将近30年后，透露了其中一段详情。
在1978年和1979年，正当邓小平再次在中国政坛上复出并主导国家政策的时候已经下决心进行改革开放。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坦途还是沟壑？当时对改革开放的前景尚不明朗，邓小平由此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主张、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虽然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已定，但怎样打这场经济战役，还需在战术上细细研拟。
时任中国财政部部长的王炳乾从他派到日本研究经济学的秘书那里得知台湾知名经济学家刘建仁也在日本，并与王炳乾的秘书有同窗之交。
刘建仁年轻的时候在东北是地下抗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其工作范围在黑龙江省，据点在哈尔滨。新中国成立前，刘建仁随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撤退台湾并参与了台湾的经济建设，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被李国鼎、严家淦视为不可多得的经济人才。
曾为东北伪满洲国抗日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的刘建仁先生与当时另一位领导人纪刚（本名赵岳山）先生结下生死之交，互称生死兄弟。纪刚先生在东北地下抗日组织的长春及沈阳总部工作，受罗大愚、张宝慈、高士嘉领导。地下抗日工作进入半公开时期之后，地下抗日组织被日满军警破坏得很严重。纪刚先生随即在地下抗日组织中被认定为第四负责人。长年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尤其是自己阵营的同生死兄弟，彼此无话不说，但都约定不到时机成熟时绝不对第三人透露谈话内容。
如今，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成果已举世瞩目，邓小平、邓颖超均已去世，刘建仁先生也于3年前病故。2009年9月，已经90高龄的纪刚先生约笔者畅叙，拿出了珍藏近30年的一份资料，嘱附我在征求国内同意的前提下，将这段秘辛整理成文字或留存或公之于世。
1979年，王炳乾的秘书奉中央之命在日本找到了刘建仁，谈起中国大陆在经济领域推行改革开放的设想，还试探着问刘建仁可否秘密去大陆一趟，同时还为他提供来往进出大陆的方便条件。刘建仁虽然是位经济学家，但当时海峡两岸的政治对立还没有结束，尤其是美国已决意与中国大陆建交，同时结束了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使台湾在国际舞台上遭受沉重打击。刘建仁表示个人有这个兴趣，但不便立即做出决定。
随后，刘建仁回到台湾即向蒋经国报告此事。他当时也有两种心理准备，一是蒋经国闻之大怒，彻底否决，二是勉强同意，以不声张也不阻拦的方式默认。没想到的是蒋经国听到这件事，沉思片刻之后，心情复杂地说：“我们的同胞也要吃饭啊！”
刘建仁知道这是蒋经国同意了。不但同意了，还指示刘建仁搜集台湾这些年来搞经济建设的资料，由刘建仁筛选出认为能切实帮助中国大陆进行改革开放的资料和数据。刘建仁得此指示后，心情愉快并紧张地进行赴大陆的准备工作，并与王炳乾在日本的代表商定赴大陆的具体行程安排。
刘建仁在动身去大陆之前，特意找到了当时在台湾开儿科诊所的纪刚先生，兴奋地告诉了纪刚有关这次赴大陆之行的历史使命。刘建仁说，蒋经国想在暗中向邓小平提供帮助，有关台湾经济方面的资料就整理了6个行李箱，要刘建仁去大陆时带给邓小平。但这件事不能公布，只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5月份，刘建仁回到台湾，除了向蒋经国汇报与邓小平、邓颖超、王炳乾等中共要员见面以及在中共的中央党校开会发言的情形之后，也与纪刚先生详述了整个过程。
刘建仁于1980年4月以经济学家的个人身份秘密抵达中国大陆的北京，并被立即安排与邓小平见面。按刘建仁的想象，进入会客厅后，邓小平见到他，从座椅上站起来打个招呼就已经是不得了的礼遇了，因为当时的邓小平在中国可谓位于九五之尊，是中国未来的实际掌舵人。令他感动的是到了人民大会堂的时候，邓小平与邓颖超两人亲自在玄关迎接刘建仁（见照片1）。在热情的寒暄之后，随即进入正题。邓小平安排与刘建仁单独见面详谈。邓小平的机要秘书为他们拍照留证之后，也走出会议室。这时，在会议室内，只有邓小平和刘建仁（见照片3）。邓小平开言道：你我都做过地下工作。地下工作的规矩我们都清楚……刘建仁接下话茬：出了这个门，我没见过你。 随即，两人哈哈大笑。
刘建仁回忆说，邓小平非常诚恳也非常客气地与他交谈，开诚布公地介绍中国前几十年的经历，以及当时要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邓小平还简述了他准备推动的经济改革计划。刘建仁问：您是只想听好听的？还是不拒绝听难听的话？邓小平答道：要是听好听的，我们的人民日报可以天天讲我爱听的，那就不需要你来了。“我想听真实的。”这是邓小平的原话。
刘建仁说：那我就没有什么顾忌了。说了难听的话，您也不要生气。
刘建仁表示，中国大陆前几十年走过的路，已经是过去的事了。邓先生推动改革开放，以经济为先，确是必须走的路。虽然前景如何不好一一预测，但总体上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一定有危险，但也有生机。邓先生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想法，就是一种一边摸索一边前进的想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定会出现预测不到的事。出了事，再说出事的解决办法，但如果不改革开放，中国只有死路一条。
刘建仁向邓小平透露了蒋经国对此的态度，乐见大陆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并表示将台湾这些年的经济建设资料提供给邓小平做参考。这次带来了6个行李箱的资料。如果大陆方面需要更多的资料，可以再由刘建仁回到台湾之后整理出来向大陆提供。刘建仁在与邓小平的单独会谈中还特别提及政治改革的问题。这也是蒋经国的意思。刘建仁说，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先行，但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滞后太久，因为两者既有别，又有关联性。即便两者不能平行地同时改革，也要考虑到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和谐性与适应性。
与邓小平单独会谈之后，邓小平又安排邓颖超和时任财政部长的王炳乾一起与刘建仁合影留念（见照片3）。刘建仁又被邀请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第一次经济改革会议”，并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在会上发言。在发言中，刘建仁讲了两个主题，一是台湾经济发展成功过程及策略，并建议大陆在经济改革中采行台湾经济建设模式。二是阐述自由市场的经济功能，并建议在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时期后，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刘建仁原计划在北京停留10天。 就在刘建仁准备次日启程离开北京的时候，邓小平的机要秘书来到了刘建仁住的宾馆，请他延长在北京的逗留时间。
刘建仁当时心里没底。心想是不是共产党要算我的老帐？因为国共斗争时期，尤其是三大战役中的东北战役时期，刘建仁若是不混在逃难的人群里，一定会被林彪当成革命对象来处理。多留几天意味着什么？确实没有答案。但这个疑问又不好直接问邓小平的机要秘书。然而，邓小平的机要秘书似乎懂得刘建仁的心思，向他说：多在北京留几天不是他个人能做主的，这是邓先生的意思。
刘建仁问，多留几天做什么呢？邓小平机要秘书答，邓先生希望刘建仁在省级干部会议上再讲一讲同样的内容。
由此，刘建仁在北京期间，除了单独与邓小平密谈之外，还参加了邓小平主持的第一次经济改革会议，并参加了中共中央党校、省级干部的经济改革会议。<SPAN sty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