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列宁和列宁主义

最近世界上的抗议运动包含了返回关于政治经济和不平等的讨论，这种讨论致使人们回到了马克思所分析的那种状况。社会主义将是他们的政治计划吗？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定义。

  在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高级研究员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与《国际思想评论》（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英文季刊编辑高静宇进行了有关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对话，对话以英语进行，原文刊载于《国际思想评论》2012年第1期。在对话中，沃勒斯坦以当今的视角重新审视列宁和列宁主义，并回答了有关苏联解体的原因及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等问题。对话由高静宇本人翻译成中文。

    ○20年前，以马列主义（Marxism-Leninism）为基础的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终结了，现在您如何看待今天的马列主义呢？

    ●马列主义终结了，决不可能再出现。但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没有终结。列宁主义本身就是一条俄国通向历史复兴之路。但不幸的是，人们普遍没有对这些不同的概念加以区分，以至于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世界任何地方，人们都不能对此进行清晰的思考。

    马列主义是1923年后苏联高层领导人的发明。它被强加于世界各国共产党身上，成为一件紧身衣，各国共产党在其中进行活动，否则就被斥责为反革命。我们逐渐称之为马列主义的理论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无限重复的说教，但只要苏联高层领导人决定改变地缘政治策略，那么其具体内容也会改变。它是一种僵化的教条，但实际上却非常具有可塑性，只不过仅有苏联高层领导人能够对其进行塑造。马列主义并没有固定的理论界定。坚持马列主义过时的界定与对其最新通过的版本进行严肃讨论，同样是严重的罪过。

    只要斯大林还活着，马列主义就是一个可靠的理论，能够通过对苏共的不断肃反而在苏联境内以及苏联强制机构所及的范围内得到执行。当斯大林去世时，立即出现的政治问题是，能否有人继续控制这个强制机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代表着苏联干部对斯大林主义强制机构的反抗。但是，赫鲁晓夫并没有为稳定该政体发明另一个版本的马列主义，这或许是赫鲁晓夫的本意。相反，正如许多党内外人士所公开观察到的，他的报告不可挽回地削弱了马列主义的合法性。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严格意义上仍然是马列主义者。

    但是，马列主义的终结并没有长时间地抑制作为思想和政治创见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持续生命力。相反，马列主义的终结给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带来了新生。马列主义的终结解放了作为分析模式和给予世界上各类左翼政治灵感的马克思主义。首先，它使有关马克思自己的思想的讨论重新合法化。人们实际上开始阅读马克思的原著，而非依赖于由马列主义发言人所浓缩的宣传版本。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思想也并非局限于政治左翼人士。过去几十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特别最近几年的经济危机，使最保守的学者都从马克思的分析中寻找有用的、有时甚至是雄辩的思想。在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新闻在线调查请英国的受访者提名千禧年最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名列前茅。

    但是，比马克思自身思想的复兴更有趣的是列宁主义作为一种理念的延续。如果马列主义终结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什么是列宁主义。马克思的名言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也有充分的理由说：“我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

  ○那么您认为什么是列宁主义呢？

    ●正如列宁在不同著作中所表述的，列宁主义实际上并不是列宁自己思想的概括总结，也不是他作为苏共和苏联领导人的实践总结，而是一种治理国家的策略。于是，列宁主义以其他名目，或根本没有名目，在许多国家得到实践。列宁主义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复合战略，它结合了六个特征。

    1.列宁主义是一个政党或运动认为其必须以某种方式获取国家政权，并且一旦掌权，就以某种方式维持掌权的实践。如果没有国家政权，这个政党或运动就认为不能取得任何成就。列宁主义于是反对任何及所有的无政府主义策略，后者曾在马列主义终结时重新出现。

    2.一旦该政党或运动掌握了政权，其最紧迫的目标是加强国家机构。

    为实现此目标，国家机构在两个方面遭到“隔离”：一是反对内部的异见者和各种离心力量（“内部隔离”——译者注）；二是反对各种阻碍国家实现其目标的外部力量（“外部隔离”——译者注）。这可以被称为增加了国家主权的程度，但并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上的。

    3.该政党或运动组织成为一个等级结构，以从上至下掌控整个体系的运行。因此，它试图阻止任何以及所有地方和中间层级机构之间的水平联系，即使这些机构是该政党或运动内部的。这是一个关键特征，导致某些分析家们批评列宁主义为非民主的、或至少是不能满足有执政党轮替的多党选举制度的标准程序。

    4.正如该政党所宣称的，其主要的政策目标并不是政权统治者为了权力本身而维持权力，而是以世界比较尺度来衡量的全面经济增长。其他所有目标都从属于经济增长。这就是说，虽然还有其他关注重点——例如实施明智的环境政策，但是这样的关注在优先级别上是处于第二位的。

    5.在意识形态上，该政党或运动把自己描述为，实际上也自认为是反帝国主义的堡垒。这就是它们对自己的国民所使用的言辞，至少大部分时间内是这样的。当它们面对世界其他地区时，也会使用在外交上十分有用的反帝国主义的言辞。但是，由于反帝国主义的言辞是列宁主义复合架构中不可或缺的主题，所以列宁主义不可能存在于世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核心国家中。

    6.该政党或运动执政的实践本质上注重实效而非教条。只要有利于维持该政党或运动的权力，该政党或运动就会修改其实践，甚至在其公开宣称注重实效更有用、还是否认注重实效更有用这一问题上都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

    只有当所有六个特征都满足时，我才把这类政党或运动称为列宁主义。正是这六个特征的结合才使列宁主义成为一种有效的政权维持模式。有时，在军事政变之后，新政权的统治等同于这类政党或运动的统治。的确，新政权或许试图创建其控制的一个新政党或运动，但是这种形式似乎没有惯常的列宁主义政党或运动所能获得的合法性多。当然，在这类政党或运动中，也存在着军队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并且肩负着重要经济职能的情况。

  ○您认为列宁主义对世界体系意味着什么？

    ●正如人们今天所见，在许多国家中，执政群体根据这些包含了所有六个特征的规则行事。它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使用列宁主义一词来描述自己。当然，我们也不必把这种国家统治方式称为列宁主义的统治方式。至于苏联，我们确实不知道，如果列宁再多活10年，该政权会如何演变。值得强调的是，我所描述的列宁主义并不必然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自己的思想相关联。

    当苏联解体以及苏联共产党随之解体时，俄罗斯联邦的新政权面临着如何对待列宁这个历史象征和历史记忆的问题。他们似乎发现，得出确定的结论并不太容易。一方面，作为一种说教的马列主义不仅终结了，而且俄罗斯大多数人似乎非常乐见于此。尽管宣扬共产主义的运动继续存在，但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一词的使用却普遍受到厌恶。但是，新政权并没有决定消除所有有关列宁的积极隐喻。某些雕像和画像拿下了，但其他一些却没有。列宁墓仍然在红场，当时被关闭以作某些修缮，但似乎将会重新开放。我想我可能会再次参观列宁墓。

    当我最近访问莫斯科时，我对有如此多与列宁有关的产品——T恤、小复制品等——在市场上售卖感到惊奇。这些东西仅仅是由外国游客购买吗？或者年轻的俄罗斯人也购买一些？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呢？这种现象的重要性会在未来10年或20年中不断增加吗？它难道仅仅是怀旧之情或工艺品吗？

    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一般原则，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无论这些历史人物是如何有争议，各国似乎绝不会把其重要的历史人物从历史记忆和怀念中抹去。200年之后，法国人似乎最终客观地理解了这样的思想，即1789年革命应该被视为其历史遗产中积极的部分。他们这样做的一个方式就是提出了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实际上，不同的群体怀念不同的事情。但是，今天只有一小部分人完全否定法国大革命。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对拿破仑的怀念中。

    当然，列宁今天在俄罗斯仍然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政治人物，观点分化十分严重。在这一意义上，列宁此时还不是一个统一的人物。国家的历史记忆似乎需要统一各种英雄人物，而且总是在寻找英雄人物。我们所需要考虑的是俄罗斯的教科书在2050年将如何向学生们描述列宁。我猜想他们会认为列宁是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核心人物，并强调有关他的四件事。

    首先，我认为他将被描述为一个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把俄国从旧制度的无能——军事失败、社会混乱和政治失序——所导致的崩溃中解救出来。据说，他在面对外国干涉和分离主义运动时维持了俄国的统一，他使俄国有可能重建武装力量。列宁自己可能会因被标示为一个俄国民族主义者而感到惊骇，但这无关紧要。在2050年，没有人会关注列宁如何看待自己及其作用。他们将决定他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其次，我认为他将因实施了冯•维特所倡导的、却在政治上不能进行的改革而受到特别的赞扬。记住他的口号：社会主义=苏维埃+电气化。在2050年，人们可能只会注意到这个口号的后半句：电气化。这些改革应该说使俄罗斯的工业化即“现代化”成为可能，并因此造就了俄国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急剧增长的基础。这一评价相当于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托克维尔把法国大革命视为柯尔贝尔主义（重商主义）者强力推行的法国现代化的继续，这一现代化进程在18世纪因受到旧制度拥护者的抵抗而终止。

    第三，我认为他会因同时是一个“西化者”（电气化及追赶西方）和第三世界主义者而受到称赞。1920年的巴库大会可以被视为俄国接受了作为“东方各民族”实际领导人的角色。或许在2050年，“东方各民族”——我们今天称之为南方——并不愿意在这一方面给予俄国太多的信任。但2050年的俄国人完全有理由自认为取得了这种成就，并把它归功于列宁。

    更加细心的分析家会说，列宁是通过同时兼具西化者和反西化者的身份而解决了俄国西化者与反西化者之间争论的第一人。这就是通常解决这类永恒的文化争论的方式。此外，这些分析家们还注意到，列宁以强调支持非西方国家革命的方式，悄悄而有效地结束了以往对西欧国家没有希望的起义的支持。学校教科书或许并不会这样叙述，但大学里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根据这些线索来编写教科书，当他们这样做时，信息会渗透到人民的意识之中，并使他们感到骄傲。

    最后，列宁将被视为一个果断的领袖。他乘火车到芬兰火车站；他劝说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捡起“丢在大街上的”权力；甚至新经济政策都被视为果断的象征。他知道何时以重要的方式突然换挡。民族英雄必须是果断的领袖。列宁可能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但他无疑是果断的。

    在2050年，列宁或许是俄国20世纪的民族英雄。这并没有说明2050年俄国或其他地区任何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的命运。我要重申，唯一确定的事是马列主义不仅从真实的世界中消失了，而且还非常可能从人民真实的记忆中消失。

    ○您提到斯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延续，其强制机构维持了列宁主义政体。那么谁应为该政体的解体负责呢，是列宁和斯大林，还是削弱了马列主义合法性的人，如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呢？

    ●我从未使用斯大林主义一词。我提到斯大林，是因为他强化了马列主义。记住，我说列宁并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却是。苏联政体的解体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政体就没有解体。

    的确，赫鲁晓夫严重削弱了马列主义的合法性，这是立竿见影的。俄国人仍然没有对这是他的伟大功绩还是他的严重错误作出决断。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个人的决定，赫鲁晓夫（的行动）反映了干部阶层的强大压力，对他们而言，肃反变成了一种不可忍受的个人威胁。至于说戈尔巴乔夫，他最终会被视为使每个人想要的变革在不流血或不镇压的情况下成为可能的人。他试图挽救苏联而非俄罗斯，他几乎要成功了，但是在最后阶段犯了一些错误，因此，我们才有了今天的一切。

    ○某些学者在比较了列宁主义政党和法西斯政党的结构后，认为它们是同一类型的政党。两类政党的特征都是反议会制度，这就是它们没有建立赋予公民权利的民主制度的主要原因。用罗宾•布莱克本的话来说是民主赤字问题。列宁和毛泽东都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都失败了。在这一意义上，该政体注定无法避免民主赤字问题吗？这是该政体的致命之处吗？

    ●我并不认为法西斯政党或纳粹党与列宁主义政党是同一类型的政党。因为，前者在其纲领或行动中绝不可能被认为是反帝国主义的。在我的讨论中，我坚持认为列宁主义具有六个组成部分，而且我认为，一个政体只有体现了所有六个组成部分的特征，才能被称为列宁主义政体。

    当然，列宁主义政体存在民主赤字。但是在我看来，议会多党制政体也是如此。当今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是民主的，民主制是我们还未建立的某种制度。

    ○列宁与马克思之间是什么关系？这让我想起巴迪乌把列宁与马克思的关系比作保罗与耶稣的关系。

    ●我并不喜欢这个类比。马克思并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个思想家和战士。在追求前进的适当政治策略时，存在各种可能性。有两个策略分别由列宁和伯恩施坦所支持。列宁的策略在诸如俄国等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伯恩施坦的策略则在诸如德国等国家取得了巨大成效。长远来看，没有一个策略是真正有效的。今天我们大家之所以重新思考社会转变的策略，就是因为这两种策略都失败了。

  ○为什么落后国家倾向于采纳列宁主义政体？

    ●为了实现议会策略，我们需要一种条件，即至少半数人口是世界标准的“中产阶级”。这完全不是欠发达地区的状况，所以列宁主义似乎更可靠。

  ○苏联解体摧毁了作为政治事业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但是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仅在学术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在阶级话语和集体代表权非法化以及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关注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不再像20世纪那样是左翼共同的理想。主要的左翼力量——社会民主主义，正如您所说，在新自由主义化后，已经堕落为一种文化偏好。而其他的抗议运动则陷入了无政府主义或极端主义之中。分裂的左翼力量相互不信任。马克思主义似乎不再是一种激进运动的理论。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只有民主的话语能够使现存制度非法化，并链接起不同的抗议力量。民主有可能担负起这个任务吗？马克思主义将在未来的运动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最近阿拉伯地区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是否是这种预兆？

    ●我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仅限于学术圈。我认为最近世界上的抗议运动包含了返回关于政治经济和不平等的讨论，这种讨论致使人们回到了马克思所分析的那种状况。社会主义将是他们的政治计划吗？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定义。我们正处于混乱之中，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上。对于预测未来20—30年将发生什么，我会保持更加谨慎和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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