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品格

毛主席的品格
发表于 2012-9-27 09:04  展如画

毛主席的品格，历来为人民群众所敬服，也为反动分子所诋毁。“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各种敌对势力对毛主席形象的丑化，很多人对他的品格产生了怀疑，还有一些人丧心病狂地把毛主席描画成一个恶魔。最恶毒的攻击来自封建地主阶级——现在是他们的儿子、孙子、重孙子……，极端自私的德性、极端强烈的封建家族观念，或许使得地主阶级的二十代孙，还会因为本家族的土地被剥夺而对毛主席怀恨在心，不管他们的祖上对农民的剥削有多么残酷，不管有多少农民摆脱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命运，不管毛主席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建立了多少丰功伟绩。

文革，是他们揪住不放的一个“死穴”，也是很多人难以明白其性质和关键史实的一个历史年代。

例如文革的起因，多数右派认为是两位主席的个人权力之争（其实改革家们虽然嘴上坚持十一届六中全会所作的结论，内心未必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历史研究并不排斥对历史人物的心理进行揣测，但这种揣测必须建立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之上，所得出的结论必须与研究对象的思想、性格和行为习惯大致相合。

利益关系是道德的核心内容。照毛主席的话说，人有损人利己的，有利己而不损人的，有可以损己而利人的。

一个人只要观察一下自己所接触过的人，或者在利益关系的镜子前把自己的心灵和道德表现认真照一照，就该知道一个自私的人在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会作出何种抉择。

一个人如果是自私的，其低下乃至卑劣的人生观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必然会有一些外在表现，如损人利己、恃强凌弱、结党营私、趋炎附势、助纣为虐、贪赃枉法。这些是缺少道德约束者谋取私利的有效手段。

如果毛主席是出于个人权利之争才发动了文革，他就是一个把个人利益置于他人利益和全民族利益之上的人。这种道德判断与毛主席的思想、品格和一贯行为能够相合么？

从毛主席一生的道德表现看，是不相合的，他的一生不是个人奋斗的一生。

一、毛主席对于个人名利和地位的态度

新民学会早期的主要组织者肖瑜（子升），1927年成了国民党政府农业部和矿业部的高官。不知是否受人之托，他曾到毛主席家里试图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劝说毛主席放弃农民运动。毛主席当时正好不在家，他就对杨开慧展开了攻势：“听说润之现在成为农运大王了。何必呢？你们杨家那么多地，如果没有地租怎么生活？润之带领农民闹腾的抗租减租运动，不是砸你们杨家自己的饭碗吗？”杨开慧反问道：“子升，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有什么必要参加革命？”从毛主席一生的奋斗历程来看，这也正是毛主席的态度。

自私卑鄙者的道德品质与强烈的物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利欲熏心的人，很难接受艰苦的革命生活。当年陈赓看到顾顺章生活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曾忧虑地对一同工作的同志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毛主席的物欲又有多强呢？

秋收起义的基本队伍，有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还有来自湖南和湖北的工人纠察队和农军。其中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是起义的主力部队。秋收起义前，这支部队的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生活水准大大高于士兵。三湾改编后，干部战士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而余洒度（起义军师长）、苏先俊（起义军团长）等投机革命的军官，却留恋旧军队中的“三金”（金牙齿、金戒指、金边眼镜）、“五皮”（皮鞭、皮武装带、皮挎包、皮靴、皮绑带）和四菜一汤等特殊待遇，害怕与战士同甘共苦，因此他们反对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对军队的改造，反对向艰苦的农村进军，最后借口向党中央和省委汇报，离开了部队，以后又叛变了革命。

毛主席在三湾改编中取消了干部的特殊待遇，坚持与起义部队战士同甘共苦，带领部队向偏僻的，因而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同时物资也比较匮乏的罗霄山脉进发。

其实，无论是要追求物质利益，还是个人政治地位，毛主席都具备极好的个人条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一个时期，陈独秀很赏识毛主席的才干，让他担任中央局秘书（相当于后来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但是因为后来与陈独秀意见不合，他被逐出中央，剥夺了在中央会议上的发言权。

孙中山手书国民党“一大”中央执委、候补委员名单

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和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毛主席都当选候补中央执委（国民党“一大”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4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蒋介石在国民党“一大”连党代会代表都不是，只能列席会议，无发言权）。1926年1月，毛主席还被指定为国民党“二大”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五名成员之一。1925年10月，汪精卫推荐毛主席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二大又连任。在国共分裂前后，很多共产党员的高级干部如周佛海、陈公博、邵力子、谭平山、李达、李汉俊等，或脱党做了国民党的高官，或同时脱离两党留在了作为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大城市。毛主席却毅然离开国民党的高位，远离大城市舒适的生活，发动秋收起义，开辟农村根据地，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以后，毛主席还要受中共湘南特委的节制。

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看，毛主席承担这些历史重任是作出了重大个人牺牲的。他不仅放弃了享受国民党高官厚禄的机会，选择了十分艰苦的生活，还承担了巨大的生命危险（土地革命战争中多次遇险，很多人就牺牲在他身边）。另外初上井冈山的时候，他在党内的地位是下降的。

他在瑞金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后，由于粮食紧张，规定红军战士每人每月45斤粮食，政府工作人员每人每月只有30斤。可是，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在此基础上，又把粮食定量减到每月25斤糙米，同时还要节约一些饭给警卫员吃。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工作劳累，加上心情不好，毛主席日渐消瘦。原来很健壮的身体，也生起了大病。

毛主席有夜里工作和看书的习惯，但是敌人对根据地实行了经济封锁，为了让红军战士能多吃一点油，毛主席下令节省灯油，他的油灯和每个连部值班所留的油灯一样，只用一根灯芯。

有一次，总务处的傅处长给毛主席送来一套新棉衣，他恳切地说“往年的棉衣您都不要，今年这套，您就收下吧！”毛主席说：“现在物资供应困难，你们先发给战士穿。这套旧棉衣和我有感情了，还可以对付一冬。” 傅处长望着主席身上那套拆洗得已经变白的棉衣，心里很激动，过了好一会，他才把带来的那套新棉衣拿回去。

所有怀疑、诋毁毛主席人格的人，都该扪心自问：在国民党中央大员和共产党山大王之间，自己会做出何种选择？在美酒佳肴、洋房、汽车和红米饭、南瓜汤、一根灯芯的油灯之间，自己会做出何种选择？在安逸和危险之间，自己会做出何种选择？

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开辟者，中央红军的主要缔造者，当自己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军事指挥权被剥夺，多次被撤职（红四军前委书记一次，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两次，政治局候补委员一次），一度被“开除党籍”，自己的政治权力被架空，军事指挥权被剥夺，自己因为高深的智慧、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正确的政治与军事路线受到错误的批判，自己开辟的革命根据地被葬送，面临着全军覆没的严峻形势下，一个个人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难道不会像韩信、许攸一样考虑“良禽择木而栖”么？而具有坚定革命理想的毛主席选择的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服从组织原则，等待不知何时到来的革命的转机。

二、毛主席对于强者和弱者的态度

道德判断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看一个人是否势利，看他对强者和弱者分别采取什么态度。毛主席有什么样的道德品质，他对强权和弱势群体，分别采取了什么态度，让历史来提供答案吧！

1917年6月，湖南第一师范四百多位学生举行过一次“人物互选”，投票选举各方面杰出的学生。在德育（敦品）和智育（文学、言语、才具、胆识）上得票最多的人就是毛主席。

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他为长沙的工人办了一所夜校。招生广告以白话文写成，通过警察所张贴出去，开始报名的工人只有9个人。毛主席组织一批人带着600份广告，深入工人住区宣传，结果报名者踊跃，三天就有120人报名，很快达到了夜校的容量极限。毛主席在招生广告上写道：“有了文化，我们就能挺直腰杆做人”，还保证“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在这里我忍不住要问一句，那些诋毁毛主席的人，你们会为工人提供义务的服务么？你们会为那没有报酬的服务，搭上另外一些时间、精力和印刷费去扩大宣传么？

张敬尧是皖系军阀，1918年3月率北洋军队进入湖南，任督军。主湘期间，作恶多端。纵兵抢劫、滥发纸币、盗掘矿产、强种鸦片、压制舆论自由，五四运动爆发后，还敌视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封禁了《湘江评论》，解散了湖南省学联。毛主席作为张敬尧治下省会城市一区区小学教师，担当起驱张运动主要领导人的重任。1919年9月中旬，他召集原湖南省学联干部开会，酝酿发起驱张运动。12月，学联发表驱张宣言，发起罢课运动，并派出驱张代表团，分赴省内和全国大城市请愿联络。毛主席亲率代表团赴京，并作为请愿代表，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提出驱张要求。毛主席又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起草发出大量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送各地新闻媒体发表。他还利用不同派系间的军阀矛盾，派出代表与其他派系的军阀联络，终于迫使张敬尧的势力于1920年6月退出了湖南省，取得了驱张运动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主席多次到安源煤矿组织工人运动。他下到又髒又危险的煤井，了解工人的疾苦，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介绍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经验，组织领导他们进行斗争。他还派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同志去安源工作。他们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和工会，组织了大罢工，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取得罢工斗争的胜利，增加了工人的政治权利，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

据安源老工人回忆，毛主席第一次到安源时，西平巷掌子面工人最集中，可是环境最恶劣，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经常发生事故。陪同的工人劝毛主席不要到掌子面去，但他坚持穿过又矮又小的巷道来到掌子面。掌子面通风、排水都很差。一头热得出不了气，烫得脚起泡，一头淋水似雨，积水成河。毛主席在井下呆了五、六个小时。在那里，毛主席告诉煤矿工人，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他打了个比方，路上有块石子，大老板一脚就踢开了，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搬也搬不动了。工人们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同心协力，就能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打倒，建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世界。

1922年，毛主席组织了长沙泥木工人罢工。

经过创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人小型组织和工会等基础工作，毛主席发动工人组织了一些小规模的斗争。1922年10月6日，为确保工人基本的生活条件，毛主席发动了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10月23日，毛主席身着工人服装，带着口哨，和四千多泥木工人冒着滂沱大雨举行示威游行。长沙县署门口，刀枪林立，戒备森严，正门中间摆着一张方桌，桌上插着两张杀人的大令牌。但毛主席和工人们浩浩荡荡开进了县衙门的围墙里。示威第一天，8名代表与反动官僚进行谈判时，当局发现毛主席是领头的，两个穿便衣的家伙贼头贼脑地要来抓捕他，工人们保护了他。

24日，毛主席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出任泥木工人的首席代表，率领其他工人代表，与湖南省政务厅官僚进行谈判。作为一个29岁的青年，毛主席充分利用合法手段，挫败了厅长吴景鸿的一切伎俩，把他斗得狼狈不堪，迫使反动当局答应了工人提出的罢工条件，但是他们又借故拖延，妄图寻找机会反扑。但是此前，毛主席已经在湖南建立了很多工人组织，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5日，他发动各行各业两万多人，向省政务厅涌去。反动当局见势不妙，赶紧在批文上签字盖章，坚持20多天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终于胜利了。

1925年春，身为国民党高级干部的毛主席回到家乡从事农民运动，那时湖南还处在地方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他培养了一些农民运动骨干，指示他们利用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借用公校和族校所在的祠堂，创办农民夜校，开展秘密农协的活动，发展了当地第一批党员。为了被压迫者的利益，毛主席冒着生命危险殚精竭虑，日夜操劳。

老党员贺尔康在1925年7月12日的日记里记载了毛主席的活动。“下午润之先生邀我同去行人家（到农民家走访）……一点又十五分钟时，会才完毕。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说话又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动，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毛主席深夜回到家，时常顾不得歇，还要看报，写调查笔记，写信给一些党组织和革命同志，往往工作通宵达旦。当时给毛主席送信的农民说，他到银田寺寄信，一寄就是一扎扎的；接回的书报，也是一捆捆的。

毛主席是如何对待普通的红军战士和根据地的农民的呢？毛主席的警卫员吴吉清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感人的故事，这里选摘三个。
1931年4月22日，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把敌人赶到永丰县的中村。

“在攻打敌孙连仲的27师时，敌人依靠修筑在高山上的坚固工事，进行顽固的抵抗。红3军的一个师经过几次冲击，还是没有拿下来。

毛委员和朱总司令当时都在离前沿阵地只有两里路的指挥所里，看看时近中午了，还没有攻下来，就研究了一下，亲自命令红4军第12师从右翼迂回包抄，配合红3军行动，而后命令红3军再次向敌人发起冲锋。我光顾着看战斗情况了，一时没注意，竟不知毛委员朝哪里去了。

我凭着以往的经验断定毛委员准是又利用指挥空隙，帮助运输弹药，或帮炊事员送饭送水，或帮老表抬担架运伤员去了。便急忙往指挥所后方去寻找。谁料，到了后边几处都没有毛委员的身影！我为自己的失职急得都快要哭出来了，正遇上送饭的炊事员。他告诉我：‘毛委员在前沿阵地上。’于是，我又赶紧往前沿跑去。可是到了那里，毛委员又不知哪儿去了！

原来当红3军继续发起攻击时，有一个姓赵的战士负了伤。毛委员看见后，马上跑了过去，扯下自己的衣襟，给他包扎伤口。包好后，,毛委员就背着他往后边的卫生队送去。那个战士觉得背他的这位同志好像在哪里见过，于是就问道：

‘同志，您做什么工作？怪面熟的！’

毛委员怕露了真情不让他背，便含含糊糊地说：‘我们都是红军，经常见面的。’那个战士摇摇头，埋怨自己的记性太差了。当毛委员背出约一里地的时候，我才满头大汗地赶了上去。一见毛委员背着伤员，我几乎是哀求地说：

‘毛委员，您快歇歇，让我来背！’

可毛委员却不停脚，并且吩咐我：

‘你先去找副担架来，我们俩抬他。’

那个战士一听背他的是毛委员，‘哧溜’一下，从毛委员背上滑了下来，横说竖说也不肯让背了。战士两眼含着热泪，紧紧握住毛委员的手不放，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毛委员，谢谢您！我能走，不要您背，也不要您抬。看把您累得……’他说得很吃力，激动得再也说不下去了，鼓着劲从腰上解下毛巾来，想给毛委员擦擦头上的汗水。

毛委员扶着他，接过了毛巾，擦完汗，看了我一眼。我知道这一眼，是对我的批评。幸好这时，担架队上来了，毛委员让留下一副，同我把那个战士轻轻地抬起来，放了上去。那个战士十分激动地握着毛委员的手，恳切地说：

‘毛委员，这里离前沿阵地太近，很危险，您快走吧！我一定争取早日恢复健康，重上火线杀敌立功！’

毛委员背伤员的故事飞快地在部队中传开了，凡是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都非常激动。立时，民情奋发，军心大振。当红12师从右翼包抄过来后，在红3军和红4军南北两面强攻下，没有一个小时，就消灭了敌人一个整旅，结束了战斗。”

第二个故事说的是，红军在长征中通过大小凉山后，在一个雨夜进入了擦罗场的一座大山。总部请示毛主席后，命令部队就地宿营。毛主席把肩上的四根毛竹拿下来，靠在身边的一棵大树上，然后抖了抖他那把有洞的雨伞，招呼他的警卫员抓紧时间围在大树下休息。

“我们都跟着蹲下来，把主席围在中间。这时借着闪电的亮光隐隐看见临近大树下的战士们已经睡着了。过了好一会，一个大风吹来，我浑身觉得一阵冰凉，忽然想到主席。轻轻一摸主席的衣服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不断地往下滴着水。为什么雨水单单往主席身上飘洒呢？我仰起脸一看，啊呀，原来这一大阵功夫，主席不但没有休息，反而不时地随着风向的转变，一会把雨伞这在这个同志头上，一会又把雨伞遮在那个同志头上。主席为了给我们遮雨，把伞的破处对在自己头上。”

第三个说的是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为了有力地抵制和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为了支援战争，发展生产，毛主席去上杭县才溪乡调查时发生的故事。

“当主席调查完第二个村庄来到第三个村庄时，我们遇上了一位有趣的房东老大爷。那天上午，主席走得很疲倦，我们打开行李后，就想请他休息一会。不料主席却发现房东老大爷正蹲在院子里整理稻秧，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就像我们递了个颜色说：‘你们没看见，房东老大爷要考‘劳动状元了’。’

毛主席说罢，只简单地洗了洗脸，就要领着我们下地去给老大爷插秧。

巧的是，房东老大爷真有其意。他把警卫战士领到田里后，问道：‘同志，你们会栽禾么?’

毛主席笑了笑说：‘请你多加指教！’说着，他就脱掉草鞋，挽起了裤脚，又向我们招呼道：‘我们来个竞赛，看谁栽得快、栽得匀、栽得直。’警卫战士一拥下田，劳动竞赛开始了。

这时，房东老大爷见警卫战士们干活都有股子虎劲儿，就笑盈盈地站在地边上看着。看了一会儿，当他发现我们真都是庄稼内行，就急忙回家去了。直到正午叫我们回家吃饭时，他横竖看了看主席插的那一片稻秧，才笑呵呵地伸出了大拇指，夸奖主席说：‘同志，你是这一份的！’

但是到了下午，大概房东老大爷还要考考我们的本领吧！总之，他不让我们插秧了，安排我们去帮他耕田。可是他没想到，主席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我们又发起一场竞赛。主席说：‘这次看谁耕得好，耕得快，耕得直。’房东老大爷一听，主席的话说得句句在理，就跟在我们身后要看个究竟。我们被他这一看，真是露出马脚来了。我们觉得，这些警卫员，哪个都是种田打长工出身，耕个田算得了什么。可是，我们耕过的两三行，和主席正在耕的那两行一比较，就看出好坏来了。这时房东老大爷便故作生气地说开我们了：

‘看你们这些后生子耕的田，歪歪斜斜的，快把我的田变成蚯蚓窝了！’他指着毛主席刚耕过的田说：‘你们看看这位同志耕的田，又好又匀，直得像一条线！你们要好好地学一学！’

“然而在这时，我们又高兴极了，因为房东老大爷一走近主席跟前，就不再让主席耕田了，硬要主席到地头上去和他聊天。很显然，他是要推心置腹地和主席说说心里话了。主席把手上的活计交给我，就和房东老大爷坐在田头聊开了。”

雷锋为什么那么高尚？除了被压迫阶级的本色和翻身农民对共产党的感恩心理外，领导干部的言传身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在湖南望城县作县委公务员（概念与现在的公务员不同，意思是勤务员）时，常陪县委书记张兴玉下乡，张书记在路上看到农民在田里劳作，经常下到田里给农民帮忙。而这个优良的革命传统，正是始自今天被妖魔化的毛泽东！！！

所有怀疑、诋毁毛主席人格的人，都该照一照道德的镜子：自己在上级、富人、强势人物等诸类贵人面前自己是一副什么嘴脸，在下级、工人、农民、维权者等弱势人物面前自己是一副什么嘴脸。在同样的场合，自己能否作出与毛主席相同的道德表现。

三、关于发动文革的动机

如果毛主席发动文革只是为了个人手中的权力，他为何在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主动提出他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从此退出了一线领导岗位，并使刘少奇在次年召开的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如果他发动文革只是为了个人权利，为何他会把实际权力交给刘少奇，人为地制造一个强大的政治对手呢？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一场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的权力，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特权思想和反动学术权威的理论的政治运动，是一场改革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革命。文化大革命不可能不涉及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争夺，但个人权力斗争不是文革的出发点。正如1966年8月8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所指出的：“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据吴法宪回忆，周总理在1967年秋天告诉吴法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对准刘少奇。主席问总理“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周总理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毛主席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这就是周总理在对军内高级干部吹风时所说的“毛主席已经下了决心，要改组常委。”

1966年8月5日，毛主席写出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印发中央全会。

8月6日，毛主席在小范围初步商定了调整后中央领导成员的名单和排列次序。八届十一中全会最后一天（8月12日），选出了11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从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邓小平退到第六位（有的人认为，这时刘少奇已经处于等待被打倒的地位）。

刘少奇在1966年的八、九月还在继续批阅文件（如刘和邓对于成立红卫兵纠察队的批示），1966年9月2日，越南国庆，我国仍以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联名的形式发去电报祝贺，电报也全文登载于人民日报上。从1966年8月到11月，刘继续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份参加毛主席八次检阅红卫兵，其中1966年国庆节那次，做为国家主席的他排名在第三位，仅次于毛主席和林彪。1966年10月18日凌晨，“首都红卫兵三司”上街游行，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十月十八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首都红卫兵“三司”提出的标语口号。同日下午，清华大学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

随着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精神的传达，刘少奇停止了工作，1966年12月6日，刘出席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作了发言，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中央会议。1967年1月中央决定，刘少奇等不再参加会议。

从那以后，刘邓实际上已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是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这时尚未开始。

反毛分子处心积虑地编造谣言，说什么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中不占优势，甚至说什么常委中没有一个人支持毛主席。1966年8月的政治局常委改组，毛主席只动了动小手指头，就把刘少奇、邓小平驱除出政治中心。毛主席改组政治局常委、夺取刘少奇的权力那么简单，难道会为了个人政治权利的巩固而把夺权斗争向下延伸到地、市一级，乃至一些小小的工厂么？难道一个小工厂的走资派的权力也会危及毛主席个人的政治权利么？

右派道德上卑劣固然可耻，他们的历史知识也未免太贫乏，智力也未免太低劣了吧？

每次右派以最恶毒的心理来揣测毛主席的动机时，都无损于毛主席的高大，只表明了他们自己品格的卑劣。

 

（责任编辑：柳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