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我必须再次告诉读者，这个系列只是我反思文革整体内容的一小部分，是专门为那些已经有一些文革史料知识、对文革已经有一些个人见解，却在深入思考的时候对很多重大问题不能释怀的读者所写，“主要是以几个核心人物的政治互动为线索，勾勒出一个文革整体历史画卷”，所建立的是一个扼要的阐释系统。因此，1）内容不会涵盖每个人都可能自以为是重点或者关键历史节点的某些内容，希望某些阅读者，不要说我“以偏概全”（“全”的东西不能都展示在这个系列中）；2）资料的运用是简介式的，以便不占用过大篇幅，削弱文字的韵律和节拍，希望那些想对相关史料有更多了解的人自己去寻找相关史料做展开阅读。此外，材料来源都是严肃出版物，对于早年流传在香港后来进入内地的【京夫子】的伪历史和后来更有名气的出卖良知和良心的【李志绥】的回忆录，以及最近几年吸取他们的教训以严肃学术面貌出现的【张戎】的“学术著作”一类作品和许许多多街头摊贩文学作品、摊贩历史解密，都统统予以拒绝（万一提到将是以反面材料形式）。 ----- 一 我对于文革历史的疑点是从有关记载把“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相提并论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两个“反革命集团”开始的，时间大约是1983年后。那时，我已经大学毕业，单独阅读文革历史，不再受大学老师的诱导，发现有关记载在作出以上结论的时候，展示的材料隐隐约约表明，林彪对江青并不友好，林彪反对毛泽东的证据并不充分，材料和结论之间存在明显的不相容性。随后几年我对林彪事件做了必要的材料收集、整理和分析，明显地发现林彪勾结江青集团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指控不可靠。与此同时，《决议》又全面否定文革，文革成了浩劫，那么，说江青和林彪反对和破坏文革，就等于说是他们反对浩劫，是拨乱反正。这样明显的政治说教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置？由此我对于文革历史开始了全面的研究，更多疑点的发现和对这些疑点作出合理解释的冲动和决心，把我引导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空。我清晰地意识到，对于文革历史乃至毛泽东整个时代的反思，从根本上讲，虽然也还需要资料的补正，但最紧迫的是建立一个能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系统。这个系统必须要尊重历史本身、遵守基本的思维逻辑、依据唯物历史观的基本方法，对严肃出版物中为某些反毛叛毛反社会主义叛社会主义的尊者讳，而故意遗漏某些材料、故意掐头去尾某些背景、故意转移相关事件核心目标，从而故意隐瞒历史真相的“历史解释”进行辨析和整理，通过分析比对不同出版物的材料差异和材料与结论不相吻合甚至根本对立，指出当前主流关于文革的许多关键结论并不可靠。 现在，在我的视野里，抛开文革其他丰富内容不谈，单单关注人事互动，明显存在完全不同的两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明的，就是一般读者现在能够读到的：毛泽东为了个人权力无端地错误地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江青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助纣为虐，伙同毛泽东制造了这场浩劫，使许多革命有功的老干部、许多无辜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遭受打击迫害，甚至失去生命。革命老干部、正义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与江青、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做了坚决的斗争，老干部是抵制文革错误的核心力量，因为他们的抵制，才使文革浩劫造成的损失最小，我国在文革期间依然取得了很多的经济和科学成就。——在这一线索中，江青、林彪早期获得的“破坏文革”的标签被摘除，被确定为文革浩劫制造者毛泽东的帮凶。 第二条线索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暗的，是坚持第一条线索解释历史的人坚决不承认而一般读者不容易读出的，大体是：鉴于建国17年来的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教训，毛泽东认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之所以不稳定，主要原因还在于党的领导干部中很多人搞社会主义的意志不坚定，一有风吹草动，就想走回头路搞资本主义，甚至党内存在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已经占领了各级国家政权的各个关键位置，必须来一次触及全面问题和每个人灵魂深处的大行动，才能解决上层建筑里存在的根本问题，建立起与公有制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为此就发动了文革。但是文革被党内各种政治力量利用了，这些政治力量在不同的时期或团结一致或针锋相对，各自操纵一些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甚至人民军队，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进行干扰和破坏。干扰和破坏势力在1966年的“516通知”到1966年底这个时间段，主要是刘少奇为代表的当权派，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主要是不愿让出权力位置给工农干部接班人的革命功臣当权派，即老干部集团（较早被打散的刘邓残存势力加入其中）。江青最准确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自始至终是文革的最坚决支持者。林彪较为复杂，一方面作为毛泽东最信赖的战友和学生，文革开始时是最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另一方面随着文革的深入，当老干部和毛泽东的冲突发生后，他作为战功赫赫的元帅，对于一些老干部尤其是军内一些老干部又表现出惺惺相惜，对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开始有所保留，此时他既要支持毛泽东，又在很多时候暗自对一些老干部尽力伸出援助之手，对另一些实施打压，并坚决抵制执行毛泽东文革战略思想最坚决的江青团队。他以“新接班人”的身份游走在各种党内力量之间，结果成为各种力量合力攻击的牺牲品。“913事件”之后，老干部被毛泽东解放后“王者归来”，却并没有按毛泽东希望的支持他倚重的江青集团（此时“四人帮”已形成），一同巩固文革成果，而是与他们展开你死我活的搏杀。毛泽东发动文革本来是想铲除党内资本主义意识，至此他却发现，在党内高层包括他后来授予实际掌握国家生死大权的老干部之中，社会主义意识的缺乏和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抵制，比他原来估计的远为严重，自己曾经的战友多数不过是“打江山就要坐江山”的传统军人和士大夫，很少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为了国家稳定和人民安全计，就不得不向老干部作出最后的让步，放弃交班王洪文的想法。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是毛泽东1975年写给周恩来的。很多历史的答案其实就在这一首“诉衷情”词里。老干部集团实际上是干扰和破坏毛泽东文革战略的最关键的、最持久的、最后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力量，而老干部背后的支持者一直是周恩来，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周恩来是组织上站在自己这一边（我理解为传统的“忠君”），路线上是站在老干部一边（将在讨论周恩来的章节里系统讨论）。周恩来是老干部的后盾，（似乎）也是邓小平的坚决支持者，因此在按照邓和老干部意思写出的文革历史中，他是最后的正确者和最完美的文革偶像。这反映出的是一种成王败寇的简单的、线性的、封建的历史观，在这样的历史观下，1949年的毛泽东对于蒋介石和自己内部战友都是最后的赢家，所以毛泽东是民族英雄，1949年后（蒋介石在区区小岛）毛泽东因为文革成为党内最后的输家，所以毛泽东就是法西斯主义者，是制造浩劫的人。 老干部集团和刘少奇自延安整风开始就矛盾很多，他们的矛盾在文革初期，通过老干部参与打倒刘少奇得以了结。邓被毛泽东做了区别于刘的对待，又被毛留下来整合各种力量。这样一来就看到，现在见到的文革历史，是邓和老干部共同意志的产物。根据邓的意志，刘是一定要平反的，否则他无法启动自己需要的改革；实现自己多年以来走资的理想，如果单单只是由老干部来写文革历史，刘少奇未必能平反，至少不会那么快平反。所以，现在的文革史，是邓和老干部共同意志的混合物，也是他们政治妥协的产物。在这样的妥协产物中，老干部在文革初期倒刘中的关键作用一笔勾销了，留给初级文革阅读者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 以上明的线索，人人皆知，几句话就够了，暗的线索即使多用了一些笔墨，也不见得人人都能明了。现在最正统的说法，也承认文革中有干扰者和破坏者，谁是干扰者和破坏者？怎么干扰和破坏的？没有交代。但显然可以推知。既然江青、林彪都已经“鉴别”出来是文革的积极支持者，是打击迫害刘邓和革命老干部的妖孽，那么干扰和破坏者还能是谁呢？发言者的位置坐标不一样（就是立场不一样），结论是不一样的。 二 以上的长篇交代决非无关紧要，读者有了第二条线索在心里，阅读和理解本系列就容易很多了。 系列2对毛泽东和刘少奇文革前的互动作出了必要交代，并指出了两人的关键性分歧表现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社教二十三条”讨论中（系列3对相关历史背景有补充的说明）。“二十三条之争”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演变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对于最初级的阅读者来说，都不难理解。这一事件在不同的出版物里侧重是不一样的。例如，1998年陈明显的《晚年毛泽东》用了将近八页的篇幅进行讨论，却对毛泽东拿出《宪法》和《党章》为自己维权是避而不谈，2011年的《党史》，只有不到两页半的篇幅，对两人的分歧轻描淡写，更没有提毛泽东拿出《宪法》和《党章》的事；2003年的《毛泽东传1949-1976》用了19页的篇幅表述了很多细节，谈到了毛泽东用《宪法》和《党章》维权的举动，但是，对两人的争吵写的温文尔雅，不像是什么大事，又专门提到刘少奇事后做了自我批评，给毛泽东道了歉，并在结尾的时候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中央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运动实际上不了了之”。 这些表述很难让人认可毛泽东在这次争吵之后，萌生“废黜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想法具有足够理由和正当性，若不是毛泽东自己在1970年12月会见斯诺的时候，说自己“废黜接班人”想法是这个时候产生的，一般读者会觉得这不过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甚至还会感到毛泽东个人的“面子问题”主导了他的“废黜接班人”抉择，刘少奇是知错就改的开明君子，毛泽东小题大做、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好面子而不顾国家生死存亡（类似的历史解读，还有更早的梁漱溟和毛泽东的争论，好事者后来还一再强调梁漱溟晚年后悔当时不该不给毛泽东这个一国之主“面子”，以至于毛泽东丢了“面子”才大发脾气批判梁漱溟——这都是在掩盖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大是大非的“主义问题”变成了毛泽东个人的“面子问题”。这大概就是所谓春秋笔法吧。 事实上，“二十三条之争”是此前几年在多个重大事件上两人分歧的集中爆发，与毛泽东的“面子问题”毫无关系，是完完全全的主义之争（参见本系列2&3）。毛泽东认为，自社教运动以来，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所代表的搞法，是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打击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搞得基层干部和群众人人自危，是根本错误的，不能再那样搞了。这等于是说，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兵团化的工作组，简直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扭转了社教运动方向，改变了社教运动的性质。可是，刘少奇对于毛泽东的批评不予接纳，还粗暴打断毛泽东发言（导致毛泽东第二天拿出《宪法》和《党章》维权），反复强调“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或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他这样做，第一，是用“四不清”和“矛盾交叉”做借口为自己扭转“社教运动”方向的原则性错误做辩护；第二，是用“玩政治太极”的手法，间接拒绝继续进行毛泽东坚决要继续进行的“社教运动”。这类手法，瞒骗一般党内干部，包括某些高级干部，可能成功，要想瞒过毛泽东，只能是适得其反，更加强化毛泽东此前就产生的对他和他所代表的路线的不满。由此，毛泽东最后认定：刘是死心塌地不搞社会主义，要搞成社会主义恐怕需要更换接班人”（后来“社教运动”直接纳入文革之中不单列，也足以支持“文革是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非是要打倒刘少奇”的说法）。 刘少奇抵制“二十三条”核心精神无效，“二十三条”下发后，全国农村基层干部人人自危的局面一扫而去，基层干部和群众积极性大大调动起来，农村形势很快改观。这是有关史家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因而不得不记录在案。它们说明毛泽东是对的，刘少奇是错的。后来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说“联想到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指的就是在“社教运动”中，刘少奇把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当作“地富反坏”打倒，形式上好像是坚持社会主义，是左，实际上是制造基层干部群众冤案，制造基层干部和群众对党的不满，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是右。它的典型代表就是王光美的“桃园经验”（2011《党史》论及“四清”历史时，关涉桃园经验的文字仅有一句【党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绝对是正面意义上的，还把王光美的名字隐去了）。 三 在“二十三条之争”后，毛泽东就开始酝酿“废黜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方案。对相关历史事件系统梳理后不难发现，在最初形势不明朗的时候，毛泽东采取的是“文攻武卫（虚实结合）”的策略。这样的策略很容易被不同立场的人表述为“阴谋诡计”。 先说“文攻” 攻击第一目标选择了吴晗及其1961年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炮弹是由姚文元发表在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批判吴晗的文章，姚文元把吴晗《海瑞罢官》中“退田”和“平冤狱”与1962年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做了联系。由此开始，毛泽东和刘少奇麾下第一大将镇守北京的彭真大起冲突。彭操纵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抵制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北京各报转载（含中央级报纸），毛泽东无奈，让上海出小册子，彭真又授意北京新华书店不订阅，后来是周恩来出面（注意这一细节：周恩来的关键作用），彭真才同意《北京日报》予以转载并由他彭真本人亲自加按语限制其政治影响力，《人民日报》则是由周恩来自己加按语，上海的小册子北京新华书店同意订阅但不发行（严家其《文革十年史》。这就是后来流传很广的毛泽东说的“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舆论控制领域的表现，现在绝对代表官方观点或者为官方宣传的书籍，对此实际情形是不记载的，有的则是单把毛泽东的这句话拿出来说事，给人感觉是毛泽东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为了打倒彭真进而打倒刘少奇就武断指控彭真。 其实彭真代刘少奇出马抵制毛泽东的战略，早在1965年9月就十分明显了。当时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计划工作、财贸工作、党建和分析国内外形势等。会上彭真谈了党建问题，与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大不一致。彭谈话具体内容读不到全文，但从《毛泽东传1949-1976》（页1396）中的片段和毛泽东的插话分析，不难看出，彭认为党里高层没有修正主义，基层党领导也没有官僚主义，毛泽东作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判断根本不成立。这个判断和毛泽东的判断是完全相反的，如果说当时谁也无法辨别谁对谁错，那么几十年后我国社会发生的经济制度和政权性质的质的变化，已经做出了最后的裁决。严家其《文革十年史》里有个记载说，会上毛泽东提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还点了吴晗的名，彭真站出来反对毛泽东，毛就当面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答：“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这一问一答结合党建问题彭毛的看法分歧，不难看出，彭真在玩弄辞藻，在他眼里和心里，毛泽东完完全全是“二线”领导了，毛的话可以不听。王任重记录的毛泽东对彭真讲话的插话中有这样的话： 【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毛传》页1396） 有以上背景在，姚文元批吴晗文章遭遇彭真的坚决抵制就不难理解了。姚文11月10日在上海发表后，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告诉彭真（第一书记）：“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同月22日，彭真还亲自对毛泽东讲：“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玩弄政治手段到如此明目张胆的程度实在难见。毛泽东要批判的是吴晗作品流露出的思想倾向，不是批判或者指控吴晗和彭德怀的什么组织联系，彭真完全是公然偷换概念，转移矛头所指。还有他的 “只问真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既然“只问真理”，还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那又为什么对于姚文元一篇直指刘少奇当年支持的、现在依然支持的党内资本主义思潮的文章那么敏感，那么害怕讨论，要动用组织手段加以阻拦不让转载和争论呢？公开记载的彭的话是如此冠冕堂皇，没有披露的彭的话又如何呢？这在他不久（二月）搞出的《汇报提纲》（简称，以前简称《二月提纲》）中就原形毕露了，《汇报提纲》里没有一点“只问真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只有棍子挥向左派，帽子扣给左派（参见“516通知”对《汇报提纲》的反驳）。 再说武卫 文革前毛泽东到底是否大权旁落？现在众多的出版物（包括不少正式出版物）和坊间流传的说法，一方面直接或者暗示说，毛泽东自1959年以后，就大权旁落给一线的刘少奇了，为了夺回权力，他就发动文革；另一方面又直接或者暗示说，毛泽东自1957年以后就掌握着绝对权力，开始个人专断，结果搞出国家一场浩劫。第一种说法的立论依据是，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罢了彭德怀的官，不得人心，自知没趣，就“让贤”刘少奇，结果刘少奇在党内坐大，他自己大权旁落。后一种说法的立论依据是1957毛泽东“反右”，打击知识分子，此后又用绝对权力在党内发动多次运动，直到最后在文革中搞个人崇拜，绝对权力登峰造极。不难看出，第一种说法依据的是封建制家长的参照系，说毛泽东杀功臣，结果多行不义而自毙，第二种说法则是依据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经济参照系，说毛泽东搞社会主义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参见系列2）。两种关于毛泽东权力是否旁落的对立观点到底为什么同时存在于同一出版物，同一作者头脑中，也被现在许多人同时接受？我感到的是可笑之至。 对于刘少奇权力的夸大其词，即使严肃出版物，如陈明显的《晚年毛泽东》也存在，陈明显就强调刘少奇经过多年的党内经营，已经权力坐大，毛泽东担心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组织手段解除刘少奇的权力，就周游外地深谋远虑，还回了湖南，到“滴水洞”居住几天，最后决定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动，火烧中央，打倒刘少奇。野史如【京夫子】的记载，就更煞有介事，说毛泽东在湖南请算命先生算了命，算命先生说，刘是卯金刀（刘字繁体的构成），要拿掉他的权力就只能出怪招，“飞沙走石”，把卯金刀的杀力化于无形。于是，毛泽东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纯粹的瞎扯淡，但信者很多。关于刘少奇是否达到某种“绝对权力”，党史权威之一李捷根据史料做了澄清：说毛泽东大权旁落，是站不住的脚的（见系列1）。我赞成这个说法。 既然如此，毛泽东是不是就根本不把刘少奇的权力放在眼里呢？显然不是，他一贯是战术上重视对手，战略上藐视对手，对于刘少奇可能采取极端措施应对是有防范预案的。这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印证。 第一，1965年开始抉择到1966年5月正式发动文革，毛泽东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北京，而是游动于杭州、上海、湖北和湖南等地方，1966年7月18日，即文革发动后两个月，回到北京还是不住中南海，先住玉泉山，住一段时间后，觉得太不方便，就挪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这样的细节，官办出版物是不会特别指出的，作为深度反思者，就不能不注意到它们彼此的关联和它们与表面事情的关联，并把它们集中起来做一个点线面的构想）。他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杨尚昆早年就和刘少奇一道多次违反中央纪律（见系列2），还有“窃听器事件”在案。虽然姚文元发表批判吴晗《海瑞罢官》文章同一天，杨尚昆被免职，汪东兴接替杨任中办主任，但毛泽东还是有理由怀疑自己中南海住所不安全，无秘可保——现在说所谓“窃听器”不过是个录音机，安放也是毛泽东同意的，中央批准的，没有违反组织原则；坊间更有无耻之徒，说什么专列上如何如何，毛泽东自作自受，丢了面子，就出尔反尔说人家杨中办不该放置录音机。哈哈，真是好分解。 第二，在形成“516通知”的会议上（当时毛泽东在外地），林彪大谈“政变经”，现在一般记载都说是林彪搞阴谋诡计装神弄鬼，可实际上决非事出无因。官版资料显示，此前林彪是到杭州和毛泽东面议过的，林彪该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发表的讲话（至于给江青的“黑话信”，毛泽东说自己并不赞成朋友的讲话，与此并没有矛盾，留以后谈“913事件”再谈）。而且，根据其他多个材料证实（例如朱永嘉的回忆），会议前夕，北京某军以拉练名义调离北京，林彪直接控制的某部队进驻相关位置（很早就有一份据称是南斯拉夫记者所写的历史见证材料在网上流传，说“23条争论”之后，刘少奇就在谋求中央全会罢免毛泽东权力，并做了相关非常性应急预案，遭到林彪所部的阻挡。这份材料现在还在网上流传，因为不见于正式记载。我不采信。不过，其中也提到后来北京部队换防，则和严肃记载构成互相印证，与林彪会上讲话形成暗合。故此处提到此材料，读者采信与否，自己决定）。我想，毛泽东通过交给收集到的历代宫廷政变材料（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朱永嘉口述回忆《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暗示林彪（应该不是直接授意）在会议上谈政变经，是虚实结合。实的一面是，毛泽东自己在杭州一带，爱将许世友在南京军区，林彪在北京（有材料说，毛泽东叫林彪最好也不要留在北京。如果此为实，那只能解释为毛泽东在测试林彪的忠诚度，林彪过了测试关，毅然留在北京，出席在发出“516文革号令”的关键会议上，监控着会上每个人的举动），这样一摆开，三点一线，首尾相接京内京外联动，任何人都不敢轻举妄动。虚的一面是，让林彪的讲话告诉刘少奇，我是做过一切准备的，按原定计划对彭真等人做出组织处理后，心甘情愿也好，心不甘情不愿也好，如期发出“516文革通知”，不要有任何其他的轻举妄动。此所谓“伐其谋”。如此“兵临城下”，刘少奇就不得不就范，在主持扩大会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之后，一杆子把他们全部拿下（去职）（这次会议得以进行并完成议程，周恩来也起了关键性作用，见此系列以后相关论述）。当初毛泽东为了保刘少奇这个接班人，不得不在1953年拿下高岗又在1959年拿下彭德怀，现在轮到毛泽东迫使刘少奇拿下自己的爱将了。经过此一“武卫”，毛泽东就非常清楚刘少奇在党内的权力是被其“信徒们”喳喳呼呼大大的夸大了，刘在党内实际上没有真正可以抗衡他本人的实力（后来军头为主的老干部集团出来对抗毛林的时候，就完全是另一番情景了。此处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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