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四年前演出过的剧目作为“文攻”发起点？有关历史记载无非是说“欲加之罪”，读者自己随便参考那家的说法都可以，反正基本都大同小异，是站在道德的喜马拉雅山上，搞道德攻击，永远正确，却毫无意义。我在系列3里说，文革是一个连续的历史事件链上的终极链，那么吴晗及其《海瑞罢官》是怎样焊接在这个终极链上的呢？ 吴晗辩称他1961年的《海瑞罢官》中写“退田”、“平冤狱”与1962年的“单干风”和“翻案风”不沾边，理由是，他的历史剧是1961年写成的，而“单干风”和“翻案风”是1962年刮起的。这个理由是否成立呢？不能成立。相关历史材料对1961年全国不少地区农民自发分田单干现象都有记载，我选取最权威的2011《党史》记载为例，《党史》说：【安徽在“大跃进”运动中是一个五风盛行的省份，后果异常严重，为了生产自救，少数人搞起了……责任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形式……到1961年底，安徽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占总数91%。实际上，这时除安徽以外，甘肃、浙江、四川、广西、福建、贵州、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也都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也都是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页611-613）。这一年毛泽东发起了“大兴调查之风”，刘少奇“响应号召”于1961年4月1号到他的湖南老家蹲点调查了44天（《党史》很肉麻吹捧刘的这次调查，至于刘在大跃进之中干过什么，我特别注意到却几乎没有任何记载，仅在不多几次中央会议上出现过他的名字），刘少奇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且在他看来这与他自己无关，进而就是1962年7千人大会之后的“西楼会议”的“一片漆黑论”，否定毛泽东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论”和他自己7千人会议上的定调，随后就是“单干风”伴随“翻案风”。吴晗何许人，北京副市长、市委书记邓拓的杂文搭档（《燕山夜话》主笔之一），老板是彭真，彭真是刘少奇的京畿第一大员。吴晗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和这样一种人事关系链上，写《海瑞罢官》，赞“退田”，赞“平冤狱”，与“单干风”和“翻案风”有无必然联系，七岁儿童也会给出正确答案：迎合刘少奇当时的路线需要，为刘推出“包产到户”先行制造政治舆论。 1962年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三风刮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名批判过历史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那个时候，毛泽东还是认定刘少奇为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刘志丹》和他的作者李建被毛泽东点名，吴晗却是安然无恙。可时过境迁，“23条之争”后，毛泽东已经有意和刘少奇政治上划清界限了，还批评有“两个独立王国”（指刘邓把持的中央书记处和李富春主管的国家计委），还决定要全面发动文革，解决上层建筑的问题，那么，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成为靶子再自然不过了。这样做，从政治上讲，好处还在于，可以给他们两人都留有回旋和缓冲余地。彭真的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吴晗是彭真的副手，拿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开刀，可测试刘少奇和彭真的政治应对，事情发展若朝积极的一面去的话，他可以与刘继续合作，重修旧好，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若朝消极的一面去的话，他可以视具体情况随时调整对刘少奇该当采取的最后策略。刘彭实际应对上面“文攻”已经谈过了，彭真超级敏感，冲锋陷阵，猛冲猛打在前，结果被第一个拿下，北京市委也在“516通知”实施后被改组。 拿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开刀也切合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文化主题需要。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担当着文化传承物质载体的功能，因此，从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可以折射出文化的各种色彩，动天下之心，从正面需要看，要用知识分子的笔，从反面需要看，要拿知识分子做教材，把他们所承载的文化，通过具体的事情展示出来，供民众观瞻，对照检讨与改进自己。鉴于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突出贡献，毛泽东其实是特别器重他们的（参见本博关于知识分子的文字和本系列3）.可是1957年知识分子的表现实在太让毛泽东和他的团队失望了，1957年后，毛泽东越加器重科技知识分子，却对鼓舌摇笔的社科和文艺知识分子特别警惕，不让他们翘尾巴。上面说了，1962年，他们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推波助澜，毛泽东敲打他们写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在1963年，毛泽东就批判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是“外国死人部”（这也是对当时文化界最好的描绘，看看今天现实吧，毛泽东当时批判过打压下去的现象是不是几十年后完全复现出来了？）1964年对他们的敲打从文艺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多方面，哲学界的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孙冶方的“企业利润论”，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都遭到批判，到这个1965年，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吴晗即使没有上面的人事关系牵扯的政治派别原因，成为“文化革命”的靶子也合情合理。 再者，拿吴晗开刀也切合“坚持社会主义”这一现实题材需要。实际上，自1957年以来到1965年，知识分子其实一直都没有真心诚意接受社会主义，总是在做着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梦，并作相应的反抗。《海瑞罢官》的诞生可以说是195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对抗的一种结果，还直接事关毛泽东和刘少奇他们两个人的合作与分歧，通过重提《海瑞罢官》就能提纲挈领把1959年至1965年的全部社会主义探索历史，其实也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从精诚合作到逐渐发生分歧的过程和分歧的本质，再现出来，供党内外一切人作出政治选择，达到教育全党和全社会的目的。毛泽东曾直接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没有直接回答（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毛泽东传1949-1976》）。现在，因为把毛泽东晚年和他的文革全盘否定了，后来的读者当然会觉得姚文元和毛泽东都是诬蔑陷害，和搞社会主义无关，这是自然的。但是，以上论述已经确凿无疑表明，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的奋斗目标的时候，所牵涉到的问题确凿无疑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历史是历史，不能站在现在正确的政治立场去否定当时正确的政治立场。 此外，吴晗还有一个重大的象征意义，象征着刘少奇和他的官僚主义团队与知识分子正在形成政治同盟。这方面的证据实在太多，以上1962年的“三风”就是这个同盟合作的开始，还害死了一个秀才田家英。 2011《党史》页713有这样一段记载： 【（1962年九月）在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前，刘少奇特意提出，鉴于庐山会议后全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妨碍了在实际工作中纠‘左’的教训，这次全会批判彭（德怀）、习（仲勋）、邓（子诙）的情况，只传达到党的中上层干部，不向下传达。全会接受了这一意见】 在710也更有这样一段记载： 【（1962年）9月29日，毛泽东在阅读中宣部《宣教动态》增刊第六十三期时看到，国家机关党委曾确定几个人为右派甄别对象。他在这份材料上批示：“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情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极”。此时八届十中全会已经结束。但这件事情，还是会议开始前的一些情况联系起来了，从而加重了对形势的判断。】 这是两段很容易被忽略的记载，事件顺序和记载页号顺序倒过来了，用来解释的事情表面上没有关联，但是稍微结合前后历史一思考，就不难看出，此时的刘少奇不但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开始政治利用“庐山会议”，拉拢知识界和高层支持彭德怀的力量，积累个人政治资源。 阅读1962-1965这个时期的材料，还可轻松找到许多材料，从中看到，毛泽东在“二线”倡导批判知识分子这个那个，最后都是被“一线”的“独立王国”卡住，大多时候毛泽东“政令不出中南海”，例如系列3中“教改谈话”，就被刘邓封杀，相关例子太多，不一一列举（这不意味着毛泽东的权力的丧失，而是意味着他尊重“一线”的领导，服从组织原则）。知识分子和官僚阶级一旦结成政治同盟，而不是和工农阶级成为兄弟姐妹（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危害是巨大的（这只要看看改开以来知识分子的表现和今天无数人骂知识精英的程度就知道了。参见本博《知识分子：从龙套演员到编剧》，《精英和精英主义》等文字）。对此情形的担心，是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因素。毛泽东早先倡导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后来谈的就是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了。吴晗政治上和刘彭一条线，不知不觉落入了毛泽东文化革命的第一波火力之中。 毛泽东为刘少奇背黑锅罢彭德怀的官，刘少奇自1962年起就反过来还要利用这口黑锅构建自己的权力金字塔，不难看出，毛泽东看出了刘的意图却不让他达到目的，在1962年下半年果断制止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1965年“三线建设”全面铺开，就启用彭德怀。就是说，在彭德怀问题上，毛泽东相比于刘少奇是占着先手的，1965年，毛泽东又将吴晗《海瑞罢官》的解释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既坚持了1959年自己的路线正确性，使历史走向具有鲜明的路线一致性和连续性，又使刘少奇不再有机会利用庐山会议和彭德怀做什么新文章 以上讨论引出一个结论和一个疑问。 结论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想法其实由来已久，只是如何发动、范围多大、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标等等问题，他没有拿定。那时，他的概念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文化大革命”。“23条争论”出来之后，他就觉得不能再等待了，不能再在细枝末叶问题上来来往往，必须来一次大解决把刘的道路问题纳入这个大解决中，“一次大变动顶20年的教育”是当年他推崇的《新民学会》战友何胡子（叔衡）的思想，他该不会忘记。这些也证明，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打倒刘少奇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疑问是：文革正式开始之前的那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个什么组织？什么背景下成立的？工作任务是什么？阅读文革历史时，我一直没太在意这个组织，以为它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预备领导小组。看来不是。2011《党史》说它成立于1964年，具体日期没有给出，成员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全是知识分子和官员，在当时看来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官僚的同盟体，他们掌握了中央的“喉舌”。1964年毛泽东“文化革命”的概念已有，但还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提法。如果这个组织是按毛泽东的意思搞的或者毛泽东事先很清楚，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对它一点影响力都没有？如果不是，那么说明刘少奇已经很早就明白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意图，这个组织就是刘邓“独立王国” （中央书记处）的一个下属机构，是他们先期卡位，试图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图操控文化革命主动权的一个战略步骤。如果是这样，从吴晗开打后，争夺文化革命控制权就必然是要围绕文革五人小组展开，非拿下彭真并解散五人小组不可，进而成立新的文革小组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五 上面我用较大篇幅梳理了吴晗《海瑞罢官》反映出的大历史背景、具体的政治与文化背景，指出：吴晗，无论他自己知道不知道、承认不承认、自觉不自觉，都实际早在1961年开始就已经确凿无疑成为刘少奇路线在文化界、知识界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毛泽东说“吴晗是朝里有人”是点到实质，用他的《海瑞罢官》来拉开文革的序幕，有文化、政治和组织路线等多方面充足的理由，并非是“欲加之罪”。 吴晗1965年遭到批判先是战战兢兢后来自杀了，他的死，抛开一切具体的种种政治原因不谈，传统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斯文不能扫地的意识是重要的个人人格因素，打个不合适的比如，他若是李锐那样的滚刀肉，没有任何尊严和廉耻可言，是不会自杀的（就此也可以说，即使抛开阶级性不谈，无论从传统知识分子还是从现代知识分子的正面人格来看，李锐的存在都是正派知识分子的奇耻大辱）。当年，刚开始批判吴晗的时候，毛泽东说了一句：叫吴晗继续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此话是否画龙点睛？留待后人继续评说吧。吴晗的死让很多人可以事后大发慈悲，大骂毛泽东江青姚文元等人惨无人道，大骂文革没有任何正当性。这些慈悲者继续慈悲吧，我是不奉陪。不过，就我的观察，这样的慈悲者一般是不会对任何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有慈悲的，在他们眼里“浩劫”时代吴晗的命要比盛世里冻死在垃圾箱里的五个孩子的命至少多值两个铜板。先就此暂别吴晗，返回主题，不多时，我们会再见吴晗。 六 《五一六通知》标志文革揭幕战收官正剧开始，长期以来，舆论围绕《五一六通知》所做的最典型的误导，莫过于先说它是文革的纲领文件，再抽出其中含有“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句话的一个或者相邻两个自然段，和刘少奇做直线连接，还特别强调这两段是毛泽东亲自加进去的，暗示“毛泽东发动文革唯一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文革实践检验，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了，所以，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打倒刘少奇——这是以两个非真判断命题为大小前提，用简单“三段论”推理得到一个倒果为因的非真结论，代表的是主流阐释者的思维过程。长期以来，就是这个非真结论，几乎成为“普遍真理”，控制了许多人关于文革的认识。别说是一般的阅读者，即使是对于文革有所了解，对于这样的“普遍真理”已经有很高免疫力的老读者，反反复复读到这样的误导，也不一定完全能抗拒它的力量。这便是意识形态领域舆论控制的作用所在。 《五一六通知》精神实际上是社教“二十三条”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思想的系统化和具体化，与毛泽东自1962年以来就一直坚守的意识形态领域指导精神完全一致，文件中所谓“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即 “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 “不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一批”。《五一六通知》就是要求“一线”的刘少奇清理这些人，否则刘少奇自己将被清理。这就是说，《五一六通知》一方面是全党行动的共同纲领，一方面是毛泽东向刘少奇发出了最后警告，也是最后保护令！刘少奇根本漠视这最后的保护令，继续我行我素，在文革开始后头50多天时间里，故伎重演，试图组织其在党内的山头势力扭转他的先锋官彭真没有替他扭转的运动方向，由此激发了党内党外各种政治力量各怀异心影响文革发展方向，并反作用于刘本人。毛泽东为了控制文革不偏离《五一六通知》要求的大方向，才在8月初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下最后决心，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动员党内力量从组织上终止刘的接班人地位。从形式上讲，《炮打司令部》才是对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死亡判决书（注意是对他的接班人地位，不是对他的肉体）。《炮打司令部》是当时各种政治力量和一系列具体政治事件形成的巨大物质力量作用于毛泽东头脑的结果，绝不是他的感情用事（详见后文）。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五一六通知》精神为标志的文革本来立意高远，切中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遇到的各种问题的要害，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并给新历史条件下民族新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指出了具体方向，提供了具体指导，也就是说，它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主题十分鲜明。由于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后来实际发生的一切，并未完全按照其预定的轨道进行，又牵扯到一些政治人物命运的波澜起伏，更由于后续的红卫兵运动和工人造反夺权运动，搅动了以国民劣根性为重要表现形式的中国深层传统文化，各种深层文化沉渣泛起，不但覆盖了新文化的亮色，摧残了新文化的新枝嫩叶，更导致一些人（尤其那些反对文革者）的严重激进行为和对立派别的反制激进行为，进而发展为社会动态型局部混乱，后来的历史阐释者，就故意把从深层传统文化泛起的沉渣、一些人的过激行为和局部的社会混乱，当作文革的主题和本体来叙说，以至于一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事件，被表述为“浩劫”，被表述为对“文化”的破坏，那些固守传统文化劣根一面的道学先生们则直接说文革是“革了‘文化’的命”。 这些本来是那些仇视毛泽东、仇视一切被压迫者被解放、仇视工农阶级地位快速上升的自利的资产阶级，刻意选择材料搞的断章取义的说教，在当今时代居然有大批的被压迫者、大批的工农阶级子弟无比坚定这些说教。更有甚者（不知其真实地到底是来自哪个阶级），打着热爱毛泽东的旗号、打着“一分为二”看待伟人毛泽东的旗号、打着心系国家前途命运拒绝草菅人命的旗号，说毛泽东是“用理想杀人，杀功臣”和朱元璋杀功臣保他的朱家江山无异。 这些轻信说教的人，不知道说教者的所谓“文化” 与现代文化毫无干系，与一般意义的文化泛指也毫无干系，他们的“文化”就是他们奉为圭臬的传统文化，甚至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中的糟粕，再加上一点佛庙里的泥菩萨什么的——因为红卫兵砍了不少泥菩萨脑袋或者砸了整个泥菩萨；他们的“文化”更与社会主义新文化格格不入，在他们眼里，以“螺丝钉”精神、“钉子”精神、“傻子”精神、雷锋精神、愚公移山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白求恩精神、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毛泽东造反精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民主自由精神等等所代表的正在破土、发芽、成长的新文化，是丑陋无比的贱民文化、落后文化，因此他们听到代表这样文化的歌，看到代表这样文化的诗词、小说、戏曲、电影、舞蹈等等就满身要起鸡皮疙瘩。 列宁说：“旧学校都渗透了阶级精神……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与休闲”（列宁《青年团的任务》。我们今天的各级学校还是毛泽东的新学校吗？看了青年一代中许多人对于工农解放者毛泽东和他的文革的评价，我是高度怀疑的。我在今天许多的学校到处都看到“穿了黑丝袜打扮时髦的于丹在赞美孔夫子”和“穿了地主老财金钱豹纹绸缎袍子的孔庆东在赞美‘代表传统文化’的毛泽东”。从这样的地方出来的青年一代，包括“工农的年轻一代”，是不是列宁嘴里的“资产阶级的奴仆”，恐怕并不需要列宁亲自来给出正确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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