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悖论和风险的失衡

全球化的权力结构以表面上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对成本分担和风险分配做出的安排：首先通过不均衡的发展方式和分配方式将一些国家的大部分人置于贫困的位置，再通过提供“发展机会”的方式将风险转嫁给他们。

对进步和发展的迷信与迷恋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以电子行业为例，能持久地成为关注焦点的是这样一类话题：苹果公司是否在后乔布斯时代失去了创新力?老牌企业柯达破产给了其他企业什么教训?众多厂商拥入智能手机市场，是分享盛宴还是制造泡沫?等等。

至于电子垃圾等相关问题，只有偶尔才会被提及—无论在官方的发展主义话语体系中，还是在大众传媒的社会呈现中。但发展及其后果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其重要性是同等的，对后果的漠视不意味着它的消失。风险只是在悄然堆积。

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让我们想象三个场景：一、富士康的单调、压抑、消磨青春的生产线;二、大都市里一尘不染的苹果商店和穿梭的客流;三、中国的清远，或者尼日利亚、印度的某个拆解废旧电子产品的角落，那燃烧着的火焰、饱含毒素的浓烟以及被伤害的土地与生命。

这些场景的空间存在是分立的，处于相互隔绝的世界;它们所表征的意义也被呈现为分立的，甚至是对立的：第二个场景是消费社会的缩影，它象征着喧嚣的繁荣和无限可能的未来，这被塑造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其余的都被视为发展的代价，是需要在发展中加以克服的“问题”，只是社会政策的对象，就被赋予的重要性而言，恐怕连个支流都算不上。

这一人为的分割和对立是资本积累逻辑支配下的产物，它突出了进步的一面，掩盖了另一面。事实上，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综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工业化过程：电子产品是工业化的结晶，电子垃圾则是工业化的排泄物;有多少电子产品被推向市场，就有多少电子垃圾被制造出来。

有粗略统计称，美国每年废弃3000万台电脑，欧洲每年废弃1亿部手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预测，一些国家产生的电子垃圾量将在10年内呈现5倍的增长，比如印度。中国也已经成为电子垃圾产出的大国。

目前，得到再循环利用的电子垃圾比重仅占总量的15%左右，这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通常的处理方法是填埋和焚烧，电子垃圾中包含的大量的塑料、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由此进入空气、土壤和地下水。对于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而言，他们的神经系统、血液以及肾脏等器官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电子垃圾的高速堆积和相关联的环境后果，正是技术革新推动的电子产品行业的繁荣直接带来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视等革命性进步，大规模淘汰了旧有的产品;为争夺市场，新产品不断推出，加上“计划报废”等策略的纯熟运用，电子垃圾的生产速度大大加快。

电子垃圾只是现代工业所制造的剩余物中的一种。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在现代化制造的光鲜表面下，全世界同时笼罩在现代化带来的阴影之中。从切尔诺贝利到日本的福岛核事故，再到几个世纪以来的工业化所催生的气候反常，在松散的意义上讲，所有人都是发展的反作用力的受害者和潜在受害者。

安东尼·吉登斯和乌尔里希·贝克等社会学者将这种社会形态称之为风险社会。贝克对此的定义是，“一种应对由现代化自身诱发和带来的毒害和不安全的系统性方法”，他认为风险社会的首要危害便是环境问题。如果说前现代社会的风险是由于人类缺乏对自然的控制而发生的，那么在风险社会，风险正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是人通过工业化对自然的控制日趋完美的结果。贝克认为，工业化已经走到违背其自身逻辑，超越了界限的地步，开始了自我消解的过程。

从现代性反思的角度看待电子垃圾及相关议题，我们就得承认，这不是个靠发展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正是现代化的制造物。

不均衡的风险分布

虽然环境风险等是全球性的，是针对每个人的，但风险的承受并非平均分布的。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核心议题之一是权力的分配与风险的分配之间的关系，即谁是决定风险分布的决策者，谁是风险的承受者。

绿色和平的人士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将定位装置放入一台旧电视机，追踪其流通轨迹：在被送到伦敦的一个回收点后，这台电视机先是经过了数十天的等待，然后被装进集装箱运送到非洲，最终，它在加纳的一个二手电器市场上被找到。

如果我们将这个流通过程和电子产品的生产与贸易流程联系起来，就会得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品全生命周期的全球流通路线图：随着西方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原材料生产和加工制造在发展中国家完成，工业制成品通过贸易流向发达国家，随后，废旧产品再流回发展中国家，被直接拆解或在二次利用后拆解。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大体上可以描述为一个“两头(生产和回收处理)在内，中间(消费)在外”的过程。

沃勒斯坦曾指出，资本在进行积累的过程中至少将三项成本外部化了，即自然资源消耗的成本、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废旧产品回收处理的成本。工业品全生命周期的流通过程清晰地展示了全球化的权力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决定的不平衡的成本分担，以及不平衡的风险分布。发展中国家以透支环境和人力为代价，承担了发展的大部分成本和环境风险。

根据巴塞尔公约，部分欧洲国家禁止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电子垃圾;美国由于没有批准该公约，故而可以以“合法的”方式将50%~80%的电子垃圾运送出去。即便在这么做违法的国家，电子垃圾还是得以在二手商品贸易的掩盖下被大量运送至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一些非洲国家。对外转移电子垃圾的动机是明显的，自1990年代起，一些欧洲国家、日本、美国的一些州开始建立电子垃圾循环利用体系，但相对于这样做的成本，将电子垃圾输送到发展中国家进行消化的成本不足1/10。

中国从2000年开始禁止电子垃圾进口，但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在其他电子垃圾接收国，对该问题的本质和严重程度的认识还尚未达到中国的水平。对这些国家从事该行业的人来说，动机也是明显的，从电子垃圾里提炼出的金属和其他部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仅在印度德里，就至少有2.5万人在从事这个行业。

电子垃圾拆解的效益是暂时的，与长期的环境风险相比较，是彻头彻尾的得不偿失。这是全球化的权力结构以表面上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对成本分担和风险分配做出的安排：首先通过不均衡的发展方式和分配方式将一些国家的大部分人置于贫困的位置，再通过提供“发展机会”的方式将风险转嫁给他们。

未来的可能性

贝克认为，面对风险社会，有三种选择：否认、漠视、转型。他期待的是第三种，他将风险社会称为第二现代性，呼吁整合性的反思，呼吁对民主进行改造，让民众和政府、专家一起参与决策。但是，对风险社会的反应非常有可能是这三种选择之外的：即某种程度的直面，不过是以喜剧化的方式。

垃圾与现代艺术的关系密切。垃圾是现代艺术常见的创作材质，在很多现代艺术场馆，都有用垃圾制作的艺术品，究其创作初衷，大概也都是对现代性的反思。现代艺术的最大推动者正是西方的财团资本。摇滚乐以现代的批判者姿态出现，何勇有一首歌名为《垃圾场》。但是，看看歌曲的光怪陆离的MV和演出现场，便知这种批判事实上被纳入了生产垃圾的现代工业体系。

正是这种戏谑性的直面，消解人类所面临的危机的严肃性，将现代化内生的风险化约为一个可以一笑而过的“问题”，为资本积累的继续扫除障碍。

这是有害的。从电子垃圾问题及其所昭示的风险出发，我们应该引入革命性的思考方式，至少应该反思两个问题：一、现代化本身，是否能够开辟另一条不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目标的发展方式;二、既有的全球化格局，不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全球权力关系，就无法扭转不合理的成本和风险的分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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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龙塘镇定安村。露天货场中，杂乱地堆积着如山的电子垃圾，电源线、缆线、线路板、充电器、电钻、马达、压缩机……冷雨淅淅沥沥地下，货场主窝在房间里，无所事事地喝茶，看电视。

　　沿着损坏严重的水泥公路两旁，是三三两两的加工场，来自外乡的工人在冲洗、挑拣电子元器件，什线则被倒进破碎机，塑料和铜被分离，经水淘后再沥出铜粉，简陋的厂房中，机器轰鸣，污水满地。

　　比货场和工场更多的，是村庄里分散的拆解户，红砖墙，红漆铁门，或紧闭，或半启，庭院中央是成堆的电子垃圾，家家户户在用锤、剪刀等拆解杂线和电路板，有人在用小火炉灼烧，提取金子。

　　从龙塘镇到石角镇，大大小小的电子垃圾货场、工场、拆解户多达几千家，这里是目前中国的电子垃圾拆解中心之一，几万人依附于这个产业链上，做着发财致富的梦。

　　这一产业在广东省清远市已存在二三十年的历史，这个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屡居全省首位的地级市，因电子垃圾拆解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不容忽视，维系数万人生计的产业，可能也给更多的人带来沉重的环境代价。

　　清远也不过是电子垃圾全球化旅程中的一个站点，从汕头贵屿，到清远龙塘、石角，再到浙江台州、河北黄骅，电子垃圾拆解业的兴起、淘金、污染、管制、转移，在全球化的路径上，这样的模式被一再地简单重复。

　　掘金

　　“几年前发财的人多，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个产业萧条了很多。”张敬辉坐在自己的本田轿车里，看着窗外的雨对本刊记者说。他的家庭，在石角镇从事电子垃圾拆解业已有10来年。

　　清远被称为“再生铜都”，再生铜，即从电子垃圾中再回收提炼出来的铜。在清远，再生铜的生产主要集中于龙塘、石角两镇。根据清远市统计局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2010年清远市再生资源产业创值518.2亿元，占市工业总产值的25.6%；处理电子垃圾250多万吨，生产再生铜80万吨，占全国再生铜产量的40%，占全国铜总产量的13.8%。

　　“能不能赚钱，赚多赚少，主要凭眼力。”张敬辉说。在一堆电子垃圾中，经验独到的人能看出来1吨垃圾中含有多少个铜（即含铜量），1吨有50个铜，就按40个铜的价格跟卖家买下来，再转手以45个铜到50个铜的价格转卖出去，一个铜的差价就能赚2万块钱。

　　从货源的控制，到眼力的功夫，就演化出了大货场场主、小货场场主，层层赚差价，而一般的拆解户，只能从货场拿货进行拆散和金属提炼工作，再卖给加工厂加工成铜锭，这是最低端的一环。

　　大货场场主在早年多是台湾人和江浙人、福建人，都是对货源有控制力者。所谓货源，则几乎全来自国外，美国、欧洲、日本的电子垃圾，在拆解人看来，这些地方的电子垃圾再回收的质量比国内电子产品的高。这些“洋垃圾”经由香港、佛山南海港、广州黄埔港、广西梧州港等地进来，再分散至各地。清远的货源，多来自南海。

　　80年代末，台湾地区禁止废五金进口，台湾的电子垃圾拆解业逐步往大陆转移，那些与国外电子垃圾售卖方有着合作关系和丰富经验的台湾人也就成为大陆产业链上游的淘金者。在南海，由于拆解历史比较久，又靠近海关，也成为清远的货源主要基地，那里只进行一级拆解，利润比二级拆解高得多。

　　在中国的版图上，电子垃圾的集散地还包括如浙江台州、河北黄骅以及江西、湖南、天津等地。

　　早年利润的丰厚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外来者，龙塘一地，现有14个村委会和1个居委会，常住人口5.7万人，外来人口就有5.5万多人，现时从事电子垃圾拆解业的人比本地人还多。

　　对一般拆解户而言，投入10来万元，一年也有10来万的收入，“如果眼力好，运气好，提出金子什么的，一年赚几十万也有。”龙塘人许荣对记者说。

　　时至今日，龙塘已有超过1000家拆解场，几万人的拆解队伍每天在不停地劳作，每年拆解的电子洋垃圾近百万吨之巨。

　　红火的时候，许荣的一个中学同学经常在下雨的夜色中去偷盗拆解出来的贵重金属，“一晚上就能偷到价值几千块的货，有一次几个人甚至偷了一大货车”。

　　萧条

　　2005年到2007年是拆解业的黄金发展期，当时很多拆解户都赚到了可观的收入，但产业在2008年发生了转折，铜价的大跌让往日红火的局面不再。“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买了10多吨的铜回来，当时6万每吨，20万投入就用了18万买货，2万的流动资金，结果金融危机一天跌几千，最后掉到2万每吨，周转不灵全亏了。”定安村一位货场场主说。

　　此后几年中，铜价虽有波动，但难复高位，2009年下半年后又一直在低位徘徊。现在，从龙塘镇到石角镇，随处可见关闭或转租的货场，即使开业，也生意冷清。

　　其实，铜价的波动只是因素之一，“上游出货的人现在也很精，他们也学会了看垃圾中的含铜量，差价越来越难赚了。”张敬辉说。

　　有人说清远的铜价参考沪铜和伦敦铜，如果产业链上的信息化更发达一些，对于清远的电子垃圾拆解产业是一个转型的方向，不过张敬辉对此不以为然，那是做期货买卖，套期保值，就不是做垃圾拆解了。

　　更为重要的是，货源越来越紧张了，2001年，中国政府加入了《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随后又出台了诸多法律法规，规范电子垃圾的回收，这几年国家环保总局也要求严格控制电子垃圾的进口，海关严查废旧电脑、显示器、复印机等整机进口。“现在很多都是拆散夹在其他东西里进来，另外其他国家和中国其他一些地方也在做。分散了货源。”张敬辉说。

　　进口电子垃圾的关税也在不断提高，从2010年起，电子垃圾产业的增值税优惠已经取消了，税收成本又成为一个拆解户需要深入考虑的问题。如今，以前去佛山南海一带能随时找到货源的光景已经不再了，现在在南海只有几个很隐秘的点才可以不定时拿到货源，这些点只对熟知的大场开放，需要资格的审核，而且拿货采用投标拍卖的形式，竞争异常激烈。

　　在国内，政府的监管日趋严格，自2003年汕头贵屿的电子垃圾污染成为国际性环保新闻之后，清远的环保污染问题也因其严重性被曝光。在电子垃圾拆解成为地方的一个大产业，成为几千家庭致富的途径之时，这种环境污染带来的破坏也将是影响深远的。

　　因为行情不好，龙塘镇东家铺村的拆解作坊主唐先生对未来有些迷茫，“心里没底，”他说，“现在不知怎么做。”这些年东家铺一带有人来到做得好了，就会留下；也有做得不好的，这些人就回去了。

　　在环保和国际金属价格波动的双重压力之下，清远电子垃圾拆解业面临着急迫的转型。

　　转型

　　随着问题的出现，清远市委、市政府开始调整思路,采取了“疏而不堵”的办法。2010年清远市领导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后来,我们就将‘封杀’改为引导,创办了循环经济区,让这些分散的拆解户都进园区,集中拆解。”

　　今日在龙塘和石角，多处仍可看见墙壁上粉刷的“坚决在2010年底完成入园经营任务”的标语。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如不搬入园区，将会追查经营执照，被划入“非法拆解”。

　　时间长、涉及面广的“支柱产业”，并非一时一刻即可取缔和完全禁止，为降低环境污染，同时又保持产业优势，当地政府采取了让零散拆解户搬进产业园的方式，以便形成交易信息、拆解规模、集中治污的优势，“以疏代堵”。

　　华清园，是位于石角镇的一个大型工业园，由中华供销合作总社直属企业—中国再生资源开发公司投资兴建，规划占地4030亩，目前第一二期工程也已建成，正在计划建设第三期工程。

　　产业园覆盖了再生资源回收、拆解、初加工和深加工，包括废杂有色金属分类、回收、分选和拆解，废旧物资储存和运输、污水处理、有毒有害及危险品处理处置等方面。产业园希望将原本小散乱的拆解户进行集中生产，对环境污染进行集中治理。

　　再生资源公司也提供货源，据称，物流区的原料大多为进口，具体是由华清园驻美国、欧洲及东南亚各地的办事处联系进口，进口原料每年遵守国家规定的配额，一年可进口14吨，这是国家从宏观计划出发规定的，但对国内原料无限制。

　　据该产业园工作人员介绍，华清园在进行规划的时候，就已经为联检大厅和海关的建设做好准备，因为华清园有自行接受国外进口垃圾的资格，因此，公司规划在园内建设海关和联检大厅，方便货物直接从口岸运到华清园。

　　不过，6年过去了，宽敞明亮的工业园区，政府的有力引导尚未彻底改变小散乱的局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园区厂房租金成本和税收成本。在目前园区的运作方式上，并不干预拆解户的经营，只提供场地出租、信息服务和固废处理，据园区管理人员介绍，园区厂房最小在1000平方米以上，多数在2000平方米以上，现在一年的租金为50元/平方米。这意味着一年的租金需要5万元以上。

　　这相对于那些家庭拆解户来说，并不愿意承担，在龙塘和石角，小规模的拆解户利用自己家的庭院和空地进行拆解，就算是利用当地建的小厂房，租金也一般只有8000元/年。

　　目前，有200多户拆解户入园。“进驻的一些是规模比较大的拆解户，但大部分都是几家联合一起去租场地。”张敬辉说。

　　除了正当经营和规模经济的吸引力之外，华清园比较受入园拆解户推崇的是它的安保系统。由于拆解业产品多是一些贵金属，价值很高，也经常会发生偷盗事件。家庭作坊下只有靠老板看守和几条看门犬守护，偷窃行为屡禁不止。

　　“租金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一年10几万，把利润都交没了，这两年行业也不景气，很多人都不愿意搬。”定安村一位作坊主说。

　　这意味着，在未来的一段时期，产业园区内和产业园区外的两种运作模式依然会并行存在。对此，龙塘镇一位政府官员解释，这里还有很多需要考虑的因素，强制性执行会适得其反，需要慢慢做群众工作，维持社会稳定。

　　不过，现在看来，清远的电子垃圾拆解业已然告别淘金时代，“10几20年了，就只是拆解和粗加工，南海和汕头贵屿也是做电子垃圾，南海是货源地，做的一次拆解主要用于以旧换新，贵屿人家还能制造很多塑料桶卖到别的地方去，能卖个高价，我们这边连个成品都生产不出来，转型势在必行。”张敬辉说。 

（责任编辑：玉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