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月，从一位男性共产党员口中说出了8个轻蔑的字，让刘平在去年3月下了决心，她打算竞选成为当地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加入女性参政的世界浪潮。他说，“今年不行，明年再说。”刘女士回忆道，“但明年根本没有选举！我决定立刻参加。”
刘女士通过网桥的扩音器和微博的竞选，引得数百位中国独立竞选者争相效仿，但最后几乎全军覆没。
刘女士，47岁，早期钢铁厂工人，如今的江西贫困退休人员，却取得了一些更令政府警惕的成就：她成为了一名国际妇女权益捍卫者。
中国，这个女性人口占了世界女性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是少数经历了妇女翻身大解放运动的国家之一。通过男女平等主义者、来自全国妇联的调查以及数据反馈，妇女权益在政府的授意和运作下得到展现。
20世纪50年代，这里的妇女享受了被共产党赋予的最高权益：“男人能做的事，妇女都能做。”然而，最近35年令人炫目的经济增长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中国妇女也从中获益时，她们实际上也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和男性相比，妇女的收入正在下降；传统观念是让妇女待在家里；而妇女的净资产可能正在萎缩。女性妇联代表增多时，妇女在中国国家立法机构和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比例却在10年间就降低了20%。
当然，中国妇女比她们在阿富汗和沙特阿拉伯的姐妹们拥有着更多的权利。埃及女性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女性认为她们的权益已濒临消亡，或已被始于阿拉伯之春的伊斯兰教力量全部抑制。
但是中国——这支在世界各领域都冉冉升起的力量，却赶不上印度、欧洲、拉丁美洲和一些诸如南非和卢旺达这样的非洲国家对推动妇女权益所做出的努力。尽管中国明文规定妇女权益受到了保护，但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实质行动来保护像刘女士这样的女性，也没有整体上扩大妇女的权益。
冯媛，一位学院派的女性主义者和北京一家反家庭暴力网站的负责人说道：“中国没有任何独立的社会运动。”妇联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她说，“他们是官僚机构，不得不折中解决。”她提示了一些最近的活动。在2月14号，北京情人节那天，3位年轻女性穿着白色婚纱，上面涂满了反对家庭暴力的红色油漆。几天后，在广州，女学生占领了男厕所，以抗议女性设施的缺少和她们低下的社会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的政治地位没有提高。“中国的政策由一个极小的男性团体制定，他们不会把妇女权益当成一个重要问题。”一位帮助组织过礼服抗议活动的研究生，27岁的惠金小姐说道。
同样的，妇女缺乏经济影响力。一个经常被吹捧的事实是中国女性在去年福布斯排行榜中14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中就占据了7位。然而，贺萧（GailHershatter），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妇女的加利福利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说：“他们仅仅告诉你这7位妇女的故事罢了。”
在政府2010年的妇女境遇调查，即《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第三次调查》中，将近62%的男性和55%的妇女说：“应该男性主外，女性主内。”与2000年相比，这2个数据分别上升了7.7%和4.4%。收入差距正在拉大，调查发现，在城市，妇女的平均年收入是男性的63.7%，在乡村，是男性的56%，和1990年相比分别降低了10.2%和23%。2010年的高等教育人才调查中，有81%的女性有大学学位，超过男性7%，但是更多的男性却在工作中拥有更高的职位。
同时，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美国之音前记者，经调查也发现，女性的财富正在萎缩。她发现，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让男性在结婚时买房子，女性承担家具装修。这意味着较少有女性拥有自己的房子。甚至连女性承担房屋购买费用和贷款时，为了让男性保全“面子”，房屋也可能写上男性的名字。结果就是许多女性失去了在过去十年里房屋价格飙升的财富增长机会。
许多女性被一个或许是历史上房地产财富最多的时代所抛弃。根据汇丰银行的报告，中国2010年房地产行业资产超过了17万亿美元。8月份一个极具争议的离婚案提到，房子属于法律上的名字持有人，让许多无法证明她们对房子贡献的女人们两手空空，她说。2010年，全国妇联的数据显示，仅有37.9%的女性和67.1%的男性拥有自己的房子，其中还包括共同所有权的情况。
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为过去20年世界妇女权益奠定了基础：希拉里在这次大会上声明，“是时候让我们在北京说、并让全世界听到，我们不能再接受把妇女权益和人权割裂开来的行为。”这次会议上发布的《北京宣言》的第14条说：“女性权益就是人权。”女性无论是在家还是政府部门都可以享有它。
吴青，一位74岁退休英语教授，参加了1995年的会议。在她北京海淀大学区的小公寓里，到处是摞得高高的、摇摇欲坠的书和报纸。她从一个塑料袋里拿出一份破旧的中文版会议声明。此外，还有中国宪法、劳动法、教育法、教师法、废除一切形式歧视妇女行为公约。“我到哪儿都带着它们。”吴女士说。这位1987年帮助组建了北外女性学习小组的坚定的女性权益拥护者认为，如果中国女性想要取得进步的话，参政自由是绝不可少的。
27年来，吴女士都是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 表，负责选拔独立候选人进入人民代表大会，就像刘女士渴望的那样。“我去过非洲、巴西和印度，”她补充道，“感到那儿的体系不一样。印度民主而中国集权。 在印度，如果妇女决定用民主的方式一起工作，她们是可以做成一些事情的。但在中国，这要取决于当地政府官员的优劣。”
学院女性主义者冯女士认为，“性别模式的过渡期将会非常，非常漫长。”“它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革命，”她说，“与之相比，所有其他革命都显得那么简单和短暂。”
(责任编辑 玉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