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和文革的一个粗略的总结
阳和平 传统的列宁主义理论強调的是党的领导，认为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是革命成功的基本条件。这是因为所有的工人群众组织在无产阶级还未掌权的情况下，必须在其政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才有可能战胜资本的势力获取政权。这一理论的正确性被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所验证了。 同样的，无产阶级在掌权后如果没有一批献身于维护本阶级的长远和总体利益的群体，也就是自己的政党，其政权很快就会被推翻。这里有个人利益和全体利益的关系问题。无产阶级的政党是维护本阶级的全局利益的组织。 但是列宁的建党理论主要的是在与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中形成的，而不是在与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进行的斗争中形成的。问题在于掌权后，无产阶级政党的地位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在这种情情况下，原先只强调群众路线，没有強调群众监督的建党理论就显得力不从心。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在掌权后先后基本上都变质了，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为压迫工人阶级的“党-国”官僚资产阶级政党。 在这一历史现实下，像邓小平的“四个坚持”那样光强调党的领导，否定群众的监督，那么这一领导很有可能像毛主席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预测的那样会变成镇压工人阶级的法西斯的领导。 要解答为什么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在掌权后先后基本上都变质了的问题，我们马列毛主义[3]者不应当仅仅从马列毛的原著出发去寻找答案，而是应当按照马列毛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从分析中国当前现实政权的资本主义性质出发，追溯这一政权的起因和由来，从这一分析中去寻找答案。这才是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途径。 从中国政权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党内走资派的成长、壮大直至篡党夺权。 至于什么是走资派，我们完全可以从对邓小平这一“优秀”的反面教员上台前后30年的中国历史进行分析来断定。原来走资派的定义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当时人们往往是看不清楚的。现在看来，政权为哪个阶级服务，为哪个阶级的利益而奋斗是两条道路的根本区别。捍卫官僚特权和反对群众监督是资本主义道路的最根本的特征。因此，特权的出现是官僚掠夺剩余价值的起点，群众丧失监督的权力进而是资产阶级上台的标志。走资派就是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捍卫官僚特权，反对群众监督的当权者。这一结论我在后面会进一步的论证。 毛主席对走资派的认识是在与走资派的斗争中形成的。自从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他就敏锐的意识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及时的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然后用他剩余的近20年的时间去探索这一问题的答案。 到他认识到走资派的危险性时，走资派已经相当巩固了。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他不得不浴血奋战，舍命一搏的产物。如何避免无产阶级的政党走向自己的反面是毛主席在文革中通过观察和引导群众运动，挖掘其客观规律试图来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由于他忙于处理文革中出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斗争，他没有能够来的及做一个系统的总结，这一任务就落在后代人的肩上。 就像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头一次打长沙失败后，他们那时完全可以分析具体的打法有哪些可改正的地方，但是毛主席的总结不在这些细节上，毛主席看到了力量对比的悬殊差距，很快地改变了武装斗争的方向，放弃了进攻大城市的计划，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同样的，对文革的总结我们不要局限于期间的一些具体问题上，而是要像毛主席那样，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对文革的一个重要的总结就是斗争方法的本身就反映了阶级斗争。要么是以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要么是以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出人头地、争当人上人的世界观出发，通过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等等不择手段的方法击败对手，达到以我为中心的目的。前者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后者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毛主席的一个重要的总结就是“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因为只有马列主义才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局利益，那些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只能是从个人和小集团利益出发的人。 有些人一谈起文革期间这个被打倒，那个被打倒就很反感，其实这都是叶公好龙的表现。民主权利之一的罢免权不就是打倒权吗？不爱听打倒，换成罢免不就行了吗？文革中很多群众犯了左派幼稚病，像小孩子刚学会说话时爱说“不”一样，让他干什么都是一个“不”字。文革中的打倒一切就是一些群众刚刚学会可以管理国家后的一个劲地说“不”的表现罢了。 在群众运动中冲锋陷阵，打头阵的人往往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他们往往很快的像清华批判刘少奇的勇士蒯大富或像韩丁在《翻身》一书中描述的张庄土改中涌现出的批斗地主的急先锋王雨来那样从历史的功臣转为历史的罪人。蒯大富成为学生领袖后个人主义膨胀、小集团利益至上，执迷不悟搞武斗，比他所指控的走资派更快地走向自己的反面，造就了群众运动中最让人悲痛的一段历史[4]。王雨来上台后横行霸道，滥用职权，假公济私，成为村里的新恶霸。由于上千年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压迫和反压迫的历史，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还只被很少的人所掌握，这种现象就很普遍的了。这也是为什么群众运动不能代替党的领导的一个根本原因。 但是，人们所说的革命者和造反派在文革中所犯的种种错误我看都是枝节问题，不是根本性的错误，不是文革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革命从来都是由不完美的人来承担的。要有群众运动，蒯大富一类的人物就一定要表演，其他当权者（像武汉7－20事件那样[5]）也一定要想尽心思来维护自己的权力。 这都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我们要先认识客观规律才能利用它来改造世界。在没有把官僚特权和资产阶级法权严格地区分开来前，在没有一个理论上对社会主义阶段党的领导与群众监督这一矛盾的明确认识前，在未从制度上保障人民群众如何监督前，其它问题都是小问题。 现在看来文革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革命派对走资派的认识来的太晚了，把他们的问题原先仅仅看成是认识问题，以为通过整党整风是可以克服的问题，没有认识到党内官僚资本集团在文革前已经初见规模了。 文革因此犯了两个不可避免的“错误”。首先由于党内官僚资本集团的存在，它不得不以“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形式来进行，否则群众就发动不起来。但是它的结果造就了权力的真空。由于派性的原因，很多地方形成了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推行巴黎公社的普选制是没有意义的，只会加深派仗的力度。文革中的第二个“错误”是在革委会成立和党组织恢复以后取消那些自发的半独立的群众组织。这在当时可能是不得已的，防止全面内战的一个措施，但是它也同时剥夺了人民群众对当权者进行有效监督的权力，为走资派上台埋了伏笔。 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光有几个人具有正确的认识还不行，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必须同时认可才行。这就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工人在自己与走资派的斗争中认识走资派的本性。他们没有这一实践就不容易有这一认识。文革是工人阶级掌权后与走资派头一次全面的较量。这期间有的人认识的非常快，多数人认识的慢，它的失败就像小孩子头次学走路要摔跤那样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可也是无产阶级最后胜利不可缺少的一步。 总结十月革命以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看出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时期党—群关系必须回归马克思所总结的巴黎公社的两个原则，既废除官僚特权和坚持无产阶级对其政权的民主监督。我将对这些在后面做进一步的论证。现在我们需要回答的是既然文革失败了，那么我们能不能从资产阶级那里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资本主义的政体是不是能解决一些无产阶级政权所面临的问题？ （责任编辑 玉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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