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王希哲

2012-12-15 02:34| 发布者: 而东| 查看: 5744| 评论: 2|原作者: 王希哲自传《走向黑暗》

摘要: 王希哲按：这是王希哲自传《走向黑暗》中，有关习仲勋1979年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主持“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平反的几章，及平反后，与李一哲等人和广州民主墙运动（包括刘国凯）的互动。历历一年。十八大前，《明镜》何频先生就请希哲对习仲勋当年与李一哲的交往作一个回顾，既有史料价值也有现实意义。希哲考虑良久，就将这个自传的有关章节摘取以代吧。因习近平新任总书记的缘故，今天要回顾习仲勋写点什么，无论落笔浓淡轻 ...

二十、习仲勋的阳光

还是那么巧。十二月三十日中午，我午寐不成，，信手翻开唐诗便读：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回环诵读，兴犹未尽。所长开门来了，要我收拾行李准备走。

“走？出监了么？”我不意外。
好，走吧，也该走了！

我和李正天一车，送到了东湖公园的省委招待所。一会，郭鸿志、陈一阳也到了。
省委安排工作人员王大力住进招待所，负责我们的生活和联络。新华社记者雷力行也住进来负责进行追踪采访。

王宁到了。他不是召我们立即开会，而是坐在一边闲聊；美院院长胡一川、我厂政办潘主任、广播事业局局长李超、省委宣传部原宣集文负责人林江等，也都来了。
终于，省委书记吴南生走了进来，他矮矮的个子，布鞋，一身十分朴素的旧中山装，态度和气，说话带着显然的潮汕味。他满脸带笑地与我们握了手，问了姓名，便带我们进入了一间小会议室。服务员送上茶和香烟。

吴南生先看看我们，说了点笑话：“我是在河南的时候，看到李一哲大字报的，那时想，不知写这些东西的又是何方神圣。想不到，现在亲自来处理这件事。”
他宣布，省委研究决定，为李一哲和李一哲大字报平反。

吴南生一条条地列举了李一哲大字报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议论。
他还特别地提到了宣集文指责李一哲“为海瑞（彭德怀）落实政策”的要求。

他说：“现在我们不是为海瑞落实政策了吗？……你们宣集文打不过李一哲。”
他对林江说。

我忍不住插话说：“南生书记，我们感谢省委为我们平反。但我们从来不认为我们的大字报是没有缺点错误的。我们反对四人帮，但也不可避免也会受到四人帮的影响。我们从大字报的一开始就宣布我们愿意听取任何人对我们的批评甚至批判。我们反对的，仅仅是用行政强制的力量，不让人说话，把人打成反革命，甚至把人抓起来。现在我们平反了，但我认为宣集文仍可以坚持他们的观点，我们可以继续平等地辩论。”

吴南生点头赞许。他说：“对，共产党的耳朵应该听到不同的声音。可怕的不是群众有不同意见，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我那时还不知道这原来是邓小平的名言）。“
吴南生继续说下去。

他解释了当初省委对李一哲性质作出错误判断的若干原因。我不满意的是听他说，批判李一哲是为了稳住广东。这显然是焦林义一帮的托词，先姑妄听之。

他特别提到国民党方面曾企图介入李一哲问题，曾派人来广州联络陈一阳相机策反，逃亡香港，转送台湾。

我闻之大骇（那时，这是杀头之罪），惊异地望着吴南生和王宁，说：“有这样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王宁不动声色。吴南生说：“你是不知道，所以说你们的情况不同。如果你们是知道的，我们今天也就不可能坐在这里了！”
陈一阳默然不语。
这事，十几年后我才从叶振光那里知道真相：

国民党方面确曾通过1968年大镇压后逃亡香港的一些造反派人物，在1976年企图把我们李一哲接出去，作为“敌后代表”列席他们的第十一次大会。他们派叶振光的一个朋友到广州，在长堤的大公餐厅约叶振光会面，以同情我们遭遇为由，动员叶振光去探听一下我们是否愿意偷渡去港。但并没有把他们的真实背景告诉叶振光。
叶首先找到陈一阳。陈没有拒绝，说还需考虑一下。要求叶振光暂不要将此事告诉我和李正天。
安全部门获知情报，紧急收审了叶振光，然后逮捕。但我和李正天一直蒙在鼓里。甚至李一哲平反时，还有叶振光因我们事系狱，尚未获释，也不知道。
李正天曾说，在广船殴打最厉害的那次批斗会上，有人前所未有地发言说，李一哲阴谋逃港投敌。李正天大怒，斥其造谣，与之争辩。但现在看来，此人发言，并非空穴来风。

吴南生说，现在正在搞右派摘帽，地富摘帽，很忙，下一步，准备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平反大会，问我们的意见。
我说，省委是为李一哲平反还是为李一哲集团平反？焦林义在省革委报告中把我们定为“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是一个集团，必定牵连很多人。因此，我主张平反的名义必须是“集团”。至于平反形式倒是其次。太忙，开个记者招待会，发布个新闻，让我们讲讲话，都是可以的。
吴南生肯定这个意见，表示平反名义应该是“反革命集团”。

我又说，我不明白，焦林义在省人代会上把我们李一哲说成反革命集团，为什么下面的人大代表就通通举手，没有一个怀疑的，没有一个要求焦林义对李一哲为什么是反革命集团作出解释的。这样的草菅人命，他们是怎么作人大代表的。现在我们平反，他们同不同意？我想问问他们。

吴南生笑了，说：“王希哲，你怎么这么认真。那时的报告一读完，什么时候不是一窝蜂举手拥护的？谁还会去问个为什么！”
我固执地说：“这就是个教训。不然，以后还是这样么！”（果然40年后的共产党18大，对薄熙来案仍是如此！---王希哲注）

吴南生一时语塞，打量我一眼，说：“王希哲，《水浒》上有个没遮拦穆弘，看来，你也是个‘没遮拦’！”
他要求我们暂时不要出去走动，以保证安全。
晚饭后，我们遵命没有出去，便相约到湖边走走。

东湖就象广州的“北海”，是一个向市民开放的公园，碧波一泓，垂柳习习。斜阳映下，九曲桥蜿蜒生姿。它的“中南海”则在东湖的东端，与二沙岛隔涌相望，广东省委、广州军区就驻节在那里。

我们兴奋地议论着狱中过去的两年，商量着平反后下一步可能的情况。我发现陈一阳一直默默无言，显得萎靡不振，这才想起他刚从精神病院出来。我问陈一阳，为什么在见到了曙光的情况下，才精神失常。他说：
“搞政治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下决心洗手不干了！‘

我一听颇为生气，责备说：“难道搞政治的可怕你是现在才知道的吗？难道你不是早已有了精神准备的吗？《民主与法制》里，‘林彪体系在威慑着他们’，‘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等待着他们’，这些话不都是你亲笔写的吗？你洗什么手？难道我们的手是脏的吗？“

他仍是一声不吭，站在一边，裹了一件旧棉袄，可怜巴巴。
我感到心痛。想不到他会变成这样。我知道，从此，我再也见不到当年在同学们面前，永远表现得少年倜傥，意气鹰扬，长歌当哭的陈一阳了！
为永远纪念那个少年热血的陈一阳，特录其一九七零年给我的《月下歌》以志之：

“少时与尔两人行，滔滔长言漫无间。几次沿江露大志，一夜沙面谈此生。话里都是热和血，心中最耻小人诀。
尔曾握我手，道是同向天下走；我曾扶尔肩，意欲革命齐向前。谁知风雨里，哪里曾相识？珠海本来无大潮，
湿身何必怕淹死！漫天任由风长吹，群山怎阻云横行？山号白云有几高？跌倒如何不爬起？我辈总在斗中乐，
一步一步坚向前。雄心勃勃欲何为？红旗之下一代人。昨夜梦中大笑醒，一片月色几颗星。”

第二天一大早，我决定还是应该出去走一趟，不然，根本不了解外面同志们的情况，怎么与省委谈判。
郭、陈尚未醒，我约李正天一起出行。前面说过，自我儿子船船出生，苏江便住回了娘家。她娘家在大东门，著名的农讲所对面。我直向大东门奔去。李正天跟在后面非常吃力。我“腾腾”上了楼，敲门，报姓名。
门一开，苏江扑过来，我们拥抱在一起。二岁的船船在一边，睁大了眼睛惊诧地望着这个闯进来的陌生人。

内室一瘸一瘸地走出一个病态的胖女人，面孔苍白，浮肿，向我傻傻地笑着，看得出非常快乐。这是什么人呢？我正疑惑，苏老太太在旁催她说：“快叫王哥哥啦！”我毛骨悚然。这一惊，决不亚于柯木朗初见郭鸿志。原来她是苏江的妹妹苏红。

苏红二十刚过。两年前是一个留着长辫，苗条美丽的女孩，中山五路百货商店的售货员。遭家不造，天降横祸。姐夫入狱，姐姐“办班”，不但即刻牵连她不能入团，还不时地上面来人逼迫她揭发姐夫和姐姐。她生性胆小，不禁风浪，怎受得起这般惊吓。不久便告精神分裂，日夜癫躁。家人忍痛将其送进了芳村精神病院。　禁闭捆绑，服药打针。直如霜雪摧花，两年一过，美少女即成疯癫妇矣！熟悉苏家的亲朋都叹道，此事本应苏江当之，孰料桃代李僵，疯者竟是无辜的苏红。
事尚未止此。数年后，我再度入狱，苏红病又大发，痛苦不堪，遂仰药死。我已在《春寒》“祭红妹”中记其事，不赘。
我和李正天向苏家略介绍了情况，李正天便回东湖，我骑车到莲花井去。李大姐见了我非常高兴，说是已估计我们近日要出来了。她告诉我，因直接受李一哲牵连入狱的除陈锦禄外，又有杨万翔、郑庆和、黄铭新（后来知道，还有梁志泉）等。受审查的则有数十人。我让李大姐通知大家下午到东湖去。

我回来经中山五路时，看到满街的大字报。推车浏览一下，大多为要求平反冤案的。只有一份署名“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的要求发展民主的讨论纪事，引起我特别的注意--怎么，广州已经有了这样的学会，并敢于公开发布自己的活动了么？他们又是“何方神圣”？形势发展真快啊！

下午，吴南生第二次与我们商谈时，“李一哲集团”远远近近数十人在外面已挤满了东湖招待所二楼。
我向吴南生描述了苏红的遭遇和惨状，他大为不忍，即表示回去指示商业局关心苏红，尽力为其治疗。
我进而说，受李一哲牵连遭到迫害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有些可能比苏红更惨，请省委务必作好平反善后工作。还有杨万翔等尚没有释放，请省委立即释放。吴爽快地答应了。出来，吴南生握着杨万翔妹妹的手说：“你回家准备一下吧，你哥哥马上出来了。”

当晚，“李一哲集团”欢欢喜喜大聚餐于东湖招待所。饭费记在公家帐上。

我们以为春节前不会有什么动静了。不料，一天晚饭后，省委办公厅主任陈仲旋、秘书居立铭来东湖通知我们晚上不要出去，有首长要接见我们。
陈仲旋亲自前来通知而不是通知王大力，郭鸿志感觉很不寻常，

他甚至猜测是否邓小平本人。在他看来邓小平在此气氛下出来见见我们，也未必是不可想象的。但我想还是习仲勋的多。
对习仲勋，我已是心向往之的了。

不仅这次平反显然是他“解放”了我们，而且，他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的文章《红太阳照亮了陕甘高原》我在狱中看到，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他有这样一个观点：不要轻易把人民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不满言论打成反革命。相反，要从这些不满中，把握人民的情绪和愿望，以改进工作。这样高级的领导人，在中共党报上主张这样的观点，是我所未闻的。读罢这篇文章，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是位和彭德怀一样的少有的正派的共产党人。

在文中，他引了陕甘宁边区的一个故事：一次，子长县打雷把县长打死了。农民可高兴了，但又惋惜：“怎么雷没把毛主席打死！”。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此话的“反动”、“反革命‘是百死莫赎的了。
但习仲勋提到，毛主席正是从这些不满言论中，发现了共产党政策的偏差 ---公粮征得过重。予以纠正，才重新赢得了人民的拥护。
其实这是习仲勋借毛泽东的口讲他自己的话。因为毛无论当时是怎么说，怎么处理的，但他一直对此事是耿耿于怀的。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合作化，他还好几次从负面提到陕甘宁农民对征公粮“哇哇叫”，要求“施仁政”的往事。他的意思，农民是不应该“哇哇叫”的，更是不应该咀咒让雷把他劈死的。
但习仲勋记住了这个故事，乐于提起这个故事，说明他心里是有人民的。所以我非常喜欢习仲勋，非常盼望习仲勋的阳光也能照亮一下南粤大地。现在，他的阳光就在新河浦那边，马上就要照过来了，我怎能不喜出望外呢！

进来了。
习仲勋满脸堆笑，一个一个和我们握手。一身银灰色的中山装，显得体格硕壮宽大。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了，陈仲旋才把我们带到了这个省委东门外会议厅。但习仲勋仍然精神爽朗，红光满面。

吴南生向他介绍了我们。习高兴地说：“怎么说你们是反革命呢？我看你们都是好同志嘛！”
郭鸿志一笑说：“习书记，你看我们的模样像好同志，可别人怎么看我们都像反革命呢！”

郭鸿志见到习仲勋显得有些激动。令我惊诧的是，他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个大孩子。他几乎是抽泣地向习申诉了省委宣传部和广播事业局某些人近年来对他的迫害。
他恨恨骂到：“刻骨仇恨。是的，我对他们就是刻骨仇恨！”
习只得以自己因《刘志丹》小说，遭迫害事来开导他。

习很健谈，而且似乎很愿意炫耀自己的过去。他很高兴我们的年轻。他提到，他也是十七岁时，就担任了陕甘边苏维埃的主席。
我向他提到了那篇《红太阳》的文章，提到了那个“雷打毛主席”的典故和李一哲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中，提出反对“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口号。他更高兴了，
说，“是嘛，是嘛，怎么好随便把人说成是反革命呢？过去国民党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我们共产党应该反过来，宁可放过一千，不可冤枉一个！”

他又说，“最近区庄那里有人贴反动标语，要打倒共产党。我说，把它撕下来就行了，不必去追查。贴这么个标语就能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啦？共产党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
我听得津津有味。

我和李正天向他谈到了一九七五年的“批李运动”。我说，赵紫阳同志实际是保护我们的。我们打算在正式平反前给紫阳同志写封信，表达我们的谢意。
习非常赞同。说，“紫阳同志那时真的是保护你们的啊！”。他告诉我们，平反李一哲，他已经征询过赵紫阳意见。但我们得知，赵紫阳还是有疑虑的。
这次接见愉快地结束了。

对于省、市委中必然存在着一种抵制我们平反的势力，这是我们预料到的。我故意避开焦林义向习仲勋赞扬赵紫阳，实际也是一种试图减轻这种抵制的努力。但也许是郭鸿志的哭诉还是激怒了他们罢，他们不高兴了。另外，一种新出现的形势也在促使反对派们极力压低和限制李一哲平反的范围和影响，就是“李一哲集团”的内含在滚雪球般地无限扩大了。它不但事实上在清查中牵连了全省成千上万的人，而且批林批黄和批李时，那些极力和李一哲划清界限，大骂李一哲，声言跟江青、王洪文走的人，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中翻了筋斗，挨了整的人，现在也极力向李一哲靠拢，声言自己是受李一哲牵连的了。

这也确是有些搞不清。焦林义的报告里，不是把梁锦棠、刘继发等都说成是与李一哲“勾结”的么？邓小平倒霉时，不是连一切“地、富、反、坏”和劳改犯都被说成是与之勾结的”社会基础“了么？
于是，在释放了陈锦禄、杨万翔之后，我们被告知，郑庆和还不能放；接着我们又被告知，原定平反大会在中山纪念堂开的计划被取消，改在友谊剧场开。
消息传出，“李一哲集团”分子议论纷纷：

“庄辛辛平反都在中山纪念堂开，李一哲案的影响是庄案不能比的，为什么反要降在小小的友谊剧场开？”显然是蓄意压低平反规格。给出这样的信号，这样一来，李一哲平反，还能落实到基层么？
“李一哲分子”们强烈要求我们抵制改变会场的决定，他们甚至提出了直接见习仲勋的要求。他们最耽心的是我们几人只顾自己在上面平反，不去尽量地照顾他们的利益。
过去，他们因为跟着我们或受我们的牵连吃了苦，现在他们觉得有直接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

我认为他们的意见是对的，李正天也坚决主张必须释放郑庆和。郑庆和的太太吴枚抱着儿子小星星天天来东湖找我们，非常着急。
我们决定应该向省委反映意见（是否有书面意见，已记不清）我们表示，如果不释放郑庆和，不恢复在中山纪念堂开会，我们就拒绝参加平反大会。

春节已经来临。吴南生吩咐王大力给我们一人发了二斤猪肉，先回家过年。我告诉吴南生，我已无家可归。珠影因“李一哲案”没分房子给我父亲，使我三口住到了苏江娘家，为此牵连苏红被逼疯。丈母娘已明令不许我再回去住了。吴南生思考再三，让居立铭打电话告诉梁湘，请梁湘帮我解决。

东湖招待所每天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值得记的是香港《争鸣》杂志主编温辉和记者邢泓远。
这是我第一次的“外事活动”。温先生为了解除我们的疑虑，介绍自己说，他原也是《文汇报》系统的，只因不满原《文汇报》唱四人帮的调子，才离开了它另起炉灶。他对我们“李一哲”四人原籍都不是广东人颇有遗憾。这其实也没什么，因为我们大字报的思想，毕竟是广东的水土养育出来的。
我特别向他提起了一件事情。

原来，上次习仲勋接见时，我曾向他提出了与我们这代人息息相关的偷渡知青问题。
我说：
“习老，香港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偷渡知青和其他工人、农民，他们都是爱国的，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只是因为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造成的贫困和政治运动的迫害，才迫使他们逃港谋生。他们是很悲惨的，以为一辈子离乡别井永远也不能再见到父母亲人和兄弟姐妹了。现在打倒四人帮，人民第二次解放了，希望省委能否考虑一下调整政策，允许他们回来探亲。只要没有做过危害国家的事情，就不再追究逃港行为了，行不行？”
习仲勋一听便赞成说：“好啊，你写个报告来，我来批。”

我不懂党的机关工作程序。误解了习的意思，以为他要我对偷渡人员回国探亲事搞一个调查报告。我把上述情况告诉了温辉，委托他在香港宣传一下，收集一点各方面对此事的意见，供我写出报告上呈。温辉先生懂得此事重要。真的照办了。香港同胞得知这一消息，如蒙大赦，奔走相告。适逢春节节期到了，原偷渡人士回乡大增，政府果然未予干预。从此才放下心来，自由来往。
后来，习老再接见，责备我说：“王希哲，这话我是说过。但我还没批，你怎么就捅出去了？”
我这才明白，他是要我写一个呈批的报告。但习也并未深责。

春节几天，我们四人到处拜年，美院胡一川家、关山月家也没漏过。但烦恼的是二岁半的船船不愿跟我，一不见母亲便嚎啕大哭，软硬不吃，令我束手无策。
春节一过，二月三日，习仲勋又把我们召了去。这一回，又是深夜。他一身戎装，深帮黑色军皮靴，领章红得耀眼。显然刚刚开完军事会议。对越作战的部署正在紧张进行，他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
他握我的手，劈头就问：“王希哲，怎么春节也不到我家来给我拜个年呵？”
我一想，糟糕，还真没想到这一点。只好答道：“军区你家门卫森严，我们不敢随便打扰。”
习说：“你们就说来给我拜年，能不让你进么？”
坐定，习略问春节各人家庭、父母情况以示关心。便说：

“你们平反的事还要抓紧。我们过几天准备开一个几十万人大会批斗武传斌。主会场在中山纪念堂。武传斌这个人很坏，做了许多坏事，我有材料！“他拍了拍桌上的皮包，然后又转向李正天：
“李正天，那个什么八。五‘特急通令’是你写的吧？你怎么也写这些东西？”
李正天脸涨得通红，局促不安，说不出话来。
这是习仲勋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指责李正天。

我心里“扑腾”了一下。这是为什么？习仲勋对我们提这些干什么？是颠倒过来，像过去批李一哲时让武传斌们表态划清界限一样，现在要我们表态与他们划清界限么？或者，意在提醒我们，虽然我们获平反，但须记得自己在文革中仍有错误么？无论如何，我们要表明自己的看法。我说：

“习老，我不同意这样批斗武传斌。武传斌是贫农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文革中的错误是受中央文革影响的问题。但他和我们一样，在认清了江青、四人帮的面目后，就没有再跟他们走了。武传斌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对周总理是有感情的，从未反过周总理。不看当时的历史情况，非要算红卫兵文革时的帐，是不能服人的……。”

习仲勋并不熟悉广东文革情况，听我这么一辩，也无话可说。总之，这场计划几十万人的批武大会终于没开。（事后，武传斌告诉我，原定这场批斗会后，便执行逮捕的。除了我们的力争外，中大党委的反对，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习又告诉我们，海南方面不同意放郑庆和。
他们坚持郑庆和有许多问题，郑自己也写了“认罪书”认了罪。
我和李正天一起反对，力辩郑庆和搞海南屠杀调查材料是针对黄永胜的。我们希望习能亲自看看那些材料，那是惊心动魄的。海南的态度，说明那里还有人在保林、黄路线。至于郑庆和的“认罪书”，更是无稽，在残酷的拘押、审讯下，写这些东西，何足为奇。不足为证。

习仲勋听罢问李正天：“好，放郑庆和出来，你来担保？”
李答：“可以，我来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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